宋 晗：因為“陳探長”系列在二十余國的暢銷，我發(fā)現(xiàn)在不同場合，你已經(jīng)多次回答“為什么寫起小說來”這個問題，因為在國內(nèi)讀者心目中，“師承卞之琳”、“《四個四重奏》《當你老了》的譯者”等這些頭銜將你和詩歌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現(xiàn)代小說的發(fā)展是快速的，中國古代那種詩與小說的“階層分化”已明顯被淘汰，但還是有許多的人，對這種跨文本有巨大的訝異。你是怎么看待這兩種文體的？

裘小龍：你的問題有意思，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回答。我1988年去美國，因種種原因，到了9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回國，滄海桑田，很受震撼，想寫，先寫了首題為《唐吉訶德在中國》的長詩。只是，用詩來描述中國現(xiàn)代社會巨大而復雜的變遷，難免力有不逮，轉(zhuǎn)而試著寫一部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想做詩人，卻陰錯陽差地成了探長，同時卻還試著在寫詩。塑造這樣一個人物的私心，多少是想在通俗的文類中夾帶或“走私”詩歌，使其能有更多的受眾。不過，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tǒng)里，詩確實也與小說共存。如《紅樓夢》《西游記》等古典名著，或更早一些的如《會真記》等，作品的內(nèi)容中都有相當一部分詩。這里不排除某些約定俗成的因素，但我也覺得，小說敘事中的特定場合需要詩的不同抒情強度。我在陳探長小說系列中混合著兩種文體一起寫，也算是以英文創(chuàng)作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傳統(tǒng)吧。

自然，詩的作用不僅僅限于此。我小說的主人公是個圓形人物，他作為警官又是詩人的雙重身份，讓他在辦案時獲得了不同的觀照角度：他不但要勘查誰殺了人，同時更要審視案件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以及人性的種種復雜因素。這樣，詩也在推理小說中加入了另類的思考。

宋 晗：你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寫作的？可以介紹一下自己（跨文化）的寫作歷程嗎？

裘小龍：如果你說的是中文寫作，我在他處也提過，那是因為卞之琳先生給我布置的第一篇作業(yè)。他首先要我寫幾首詩，看看我究竟有沒有詩的悟性和感性，可以跟他修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碩士課程。詩寫了后，居然得到卞先生還不錯的評價，也受到其他導師如朱虹、李文俊等人的鼓勵，我于是還真把“作業(yè)”拿到《詩刊》上去發(fā)表了。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至于英文寫作，最早的一篇則是楊憲益先生安排我寫的。1986年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在洛杉磯參加了第三屆中美作家會議。楊先生當時是英文版《中國文學》的主編，吩咐我寫篇有關(guān)這次會議的報道。按規(guī)定，在《中國文學》上發(fā)文，要先由編輯部的中文編輯把關(guān)選稿，再由外文編輯翻譯，可楊先生卻囑我用英文寫，直接由他本人簽發(fā)。好幾年后，我之所以有信心開始用英文進行創(chuàng)作，應(yīng)該說是與楊先生的期許分不開的。能這樣在眾多前輩的關(guān)照下一路走來，我很幸運了。

宋 晗：我注意到，在《外灘公園》中，你在表達情景時常常很嫻熟地引用古代詩歌，尤其是唐詩；詩集《舞蹈與舞者》中收錄的不少詩歌的意境也是古典的；而且，我還了解到你做了大量古詩詞英譯的工作。古詩詞對你的寫作產(chǎn)生過影響嗎？對于這種難度較大的翻譯，你有怎樣的翻譯理念？國外讀者對翻譯成英文的中國古詩的接受如何？

裘小龍：小時候因為家庭成分的關(guān)系，我父親不許我讀“小紅書”之外的任何“閑書”，唯恐因此遇到麻煩。惟一的例外，我記得是一本《唐詩一百首》。那個下午，紅衛(wèi)兵的歌聲還在街頭嘹亮，父親發(fā)現(xiàn)我躲在陽臺的角落里偷讀唐詩，但他沒有斥責或把那本書沒收，只是把我叫進屋，默許我繼續(xù)讀；到了夜里，我醒來發(fā)現(xiàn)他在燈下悄悄抄這本書——他自己的書在“掃四舊”中全被抄走了。也許，童年時期經(jīng)歷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到了70年代末，我跟卞之琳先生讀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碩士課程，那些日子正值“朦朧詩”流行，他要我去讀李商隱的詩，說當代的“朦朧”與傳統(tǒng)中的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研究生畢業(yè)后，楊憲益先生作了很大努力，要把我留在外文出版社工作，還興致勃勃地跟我談過翻譯中國古典詩詞的計劃。8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王道乾先生的支持下，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關(guān)于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20世紀初意象派詩歌的影響，還翻譯了一本《意象派詩選》。在人生長長的因果鏈中，這些都可以說是因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開始用英文創(chuàng)作陳探長系列小說。因為小說的主人公也喜歡詩，時不時引些艾略特的句子，我曾翻譯過他的詩集《四個四重奏》，可我的引詩給我的美國編輯勞拉刪掉了——“需付的版稅太高”。只不過在小說的敘事中，我已安排了需有抒情強度的段落，刪掉后讀時總覺得少了什么。于是我想到中國古典詩詞，我自己譯，放在小說里也不用擔心版稅問題。關(guān)于譯詩，我為自己定了兩條簡單的準則：一是譯詩在英文中讀起來必須也是詩，二是中國古典詩的譯文必須讓英語讀者讀時沒有“隔”的感覺，不需要去一一加注釋。當然，國外讀者對這些譯詩的接受度，客觀的評價還是要由讀者們來做的。勞拉最初也十分擔心英美讀者對譯詩的接受度，畢竟中國古典詩詞的外文譯本在國內(nèi)出了不少，可在歐美市場上幾乎見不到，現(xiàn)在要把這些譯詩放到犯罪小說的場景中，恐怕更難讓人接受。在我的堅持下，勞拉答應(yīng)先試一本；小說出版后，出乎意料，她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說小說中的這些譯詩給他們印象深刻，也幫助他們更多了解了中國文化背景。接著，其他的出版社也找上門來，要我把譯詩結(jié)集出版，其中有一本還進入了美國富蘭克林獎的短名單。

至于古典詩詞對我自己寫作的影響，你說的是對的，確實存在；放在小說中，有時甚至還提供了一種古今對照的效果。今年6月我會在意大利首發(fā)一本陳探長小說，其中一半篇幅就是以陳探長的名義寫的一個中篇，有關(guān)唐代詩人魚玄機的詩歌、愛情與謀殺，書末附有魚玄機的一組詩，而這一切與陳探長自己在辦的案子是平行展開的，又在相互評注。

宋 晗：詩人永遠在選擇他的詞語。你用兩種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是否是兩種思維或兩種世界觀的碰撞？

裘小龍：用兩種語言創(chuàng)作，意味著兩種語言思維方式及隱含的世界觀的相互碰撞，但同時也可能起到互補、妥協(xié)或顛覆的作用。用后現(xiàn)代的理論說，因為一種語言中特定詞匯的存在，該語言的使用者才會按照這些詞語所指定的那樣思想、行為、生活。舉例來說，“孝”在英文中找不到真正對應(yīng)的詞，英文中的filial piety 其實與“孝”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意義和重要性很不一樣，因此“四世同堂”在歐美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也就難以想象。反過來，我80年代初作英譯中時，英文中其實很常見的一個詞privacy，也很難翻到中文中來，“隱私”那時是個充滿負能量的詞，意指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或形跡可疑的事，因此，家中來個異性的朋友，居民委員會會闖上門來檢查，戴紅袖章的糾察隊晚上會晃著手電突襲樹蔭下的情侶。這些具體的例子或能說明，用兩種語言寫作并不等同于翻譯，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促進跨文化/語言的理解。

宋 晗：閱讀《外灘公園》時，我對“虛構(gòu)批評（Fictocriticism）”這個命名產(chǎn)生了很大興趣。我認為命名者是機敏的，它似乎解決了我閱讀某一類批評文本時對文體產(chǎn)生的困惑。在自序中你寫到，史蒂芬·繆克曾在郵件往來中給虛構(gòu)批評做出過一個簡要定義：在講一個故事的同時，展開一個論點。你寫到閱讀此類批評時的愉悅，對此我深有同感。朱光潛在一篇“編輯后記”里寫道：“書評成為藝術(shù)時，就是沒有讀過所評的文章，還可以把評當做一篇好文章讀”。在我理解，虛構(gòu)批評也是具有獨立閱讀性的批評文本。然而這讓我在閱讀集子中的文章時，也產(chǎn)生了一些疑惑。從命名和釋義來講，虛構(gòu)批評（Fictocriticism）的核心詞在批評（criticism），在我的閱讀體會中，更接近詹姆斯·伍德的批評、艾柯《悠游小說林》等文本，其對象是外部文本，目的是批評。坦率地講，我很喜歡你的隨筆，它們具有縱向與橫向的開闊視野，詩意、抒情而有可讀性。但是，它們又與我理解的“虛構(gòu)批評”有一定的差異。在《外灘公園》中，作者性的主觀表達仍占主導或說主要目的，它們更像是學者隨筆。因為“虛構(gòu)批評”在國內(nèi)尚是一個嶄新的詞匯，還沒有可供參考的文本，對文本屬性存在歧義也許將是普遍的。

裘小龍：我這幾天剛收到史蒂芬·繆克教授發(fā)來的一份電子郵件，他又出了一本新的虛構(gòu)批評專著，要寄給我。其實，我曾把他的虛構(gòu)批評戲稱為“重量級”的，而我的則屬于“輕量級”。我們之間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他更著力于后現(xiàn)代理論“批評”，我則偏重“虛構(gòu)”敘述，fiction在英文中不僅僅有憑空編造的意思，也可以指講故事，或講故事一樣地講真實的經(jīng)歷。其實，我在華盛頓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時，研究重點是西方現(xiàn)當代文學理論，博士論文也是用新歷史主義與解構(gòu)主義的方法來探討、分析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傳統(tǒng)中國文學的愛情作品中，幾乎無例外地包孕著（或公開或隱含地）否定愛情的因子。那篇博士論文的主要觀點，后來放進了陳探長在辦案時所寫的一篇文章里，其中關(guān)于中國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探討恰恰又對他的破案起了一定作用，有興趣的讀者在小說《紅旗袍》中可讀到片段。因為忙于小說的創(chuàng)作，對文學理論的研究只能放下了，可當年在這方面所接受的訓練，下意識中又不舍得就此全都扔下。

2011年，我有一段時間在澳大利亞新西南威爾士大學任特聘教授，接待我的正是史蒂芬·繆克教授。他是虛構(gòu)批評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物，這一新的批評方式很快就讓我產(chǎn)生了興趣，畢竟，這可以讓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多少重新拾起些理論批評。在此之前，新歷史主義批評也往往先從一則歷史軼事開始，再順勢轉(zhuǎn)入理論批評。關(guān)于虛構(gòu)批評，繆克則給了我一個更簡明扼要的定義，“在講一個故事的同時，展開一個論點”。于是我自己也寫了一篇關(guān)于虛構(gòu)批評的書評，更模仿著來了一段自己的虛構(gòu)批評。《外灘公園》中有幾篇文章就是在史蒂芬·繆克教授的影響下寫成的。無需贅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為“虛構(gòu)批評”來寫的。史蒂芬·繆克本人也曾這樣說過，“虛構(gòu)批評自然是個很大的范疇……作家們面對的情形中所特有的問題，會出乎意料地使他們改變寫作方法。”

四川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給這本集子取了個副標題，“裘小龍?zhí)摌?gòu)批評隨筆集”，“隨筆”這個詞是加得很貼切的。

宋 晗：你是否關(guān)注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世界文壇的有機組成，你認為其潛力在哪里？

裘小龍：我關(guān)注中國當代文學，最近幾年常有機會回來，與國內(nèi)的同行也有不少的交流。前兩年，我在《洛杉磯時報》上為當代中國詩人王小龍寫過一篇英文評論。中國當代社會種種難以置信的變化、新的與舊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所有這些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屬罕見，也為中國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資源，讓他們進入世界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里，我覺得中國作家還有個很大的潛力，即中文語言/文化的獨特感性與表達方式。用中文寫作，意味著一種對世界觀照的不同框架和角度。如金宇澄的《繁花》，是用普通讀者都能接受的上海方言寫成的，但就在中文之內(nèi)，他上海話的運用卻令人印象深刻地拓展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方式。我自己這幾年也嘗試著雙語寫作，不僅僅講中國的故事，也努力要把中國語言/文化的獨特感性、風格融合到全球化的語言敘事中去。這或許是中國作家們值得去進一步嘗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