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卡夫卡總是伴隨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懊惱。他似乎總有本事讓你猝不及防地在第一時間面臨窘迫、面臨危機、面臨緊急狀態(tài)，或是卷入搞不清楚狀況的事件中。你莫名其妙地被拋入一個陌生的、動蕩不安的世界，當你皺緊眉頭想要探個究竟時，卻發(fā)現墜入了一個迷霧重重的迷宮，不合情理、不合邏輯的事情像在夢中一樣接連發(fā)生，難以理喻的人圍繞在周圍，而你已經被迫成為事件的偵探，一個隨著事態(tài)發(fā)展越來越“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偵探；當你高興地辨別出文章中那些清晰、熟悉的部分，想要抓住這些露出的巖石安頓自己時，卻發(fā)現更加神秘而強大的力量洪水一般將你裹挾。你在水下看著那些從波動的水中折射出的鏡像碎片，為不能自我澄明、自我保護的主人公著急，為不知道又會出現什么意外變故的事態(tài)而緊張，在裹著迷霧的動蕩世界里迷失方向；而當你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希望事情能朝著有利的方向前進一步時，主人公卻毫無道理地、倉促地走進了悲劇，留下你愕然、茫然地在水中沉浮，看著兩岸漸漸離你遠去……

正如所有偉大的小說都有一個偉大的開頭，卡夫卡也總能一筆將你帶入他的宇宙。如《審判》的開頭：“一天早上，約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準是有人誣陷了他”；《鄉(xiāng)村醫(yī)生》的開頭：“我的處境十分窘迫：我必須即刻出行”；“當一切已變得難以忍受——在十一月的一個黃昏——”（《不幸狀態(tài)》）；“煤全用完了，桶里空空如也，……我一定得有煤，我不能凍死”（《煤桶騎士》）；“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fā)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變形記》）。不論你抱著怎樣的心態(tài)打開書，總是會猝不及防地被他的句子捕獲，總是會身不由己地繼續(xù)讀下去，抱著獵奇的心理想要一探究竟。然而，并沒有什么激動人心的劇情，也沒有可供理性思維施展拳腳的斷案空間，你只是發(fā)現自己墜入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看到一個孤獨、心事重重、滿懷恐懼的主人公無辜地被宣判有罪。這個敵意世界正如《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中所描繪的那樣：“我們的生活動蕩不安，每天都會出現意外、驚恐、希望和震悚”。甚至在一個自己親手打造的、既能儲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里，主人公都是終日惶惶不安、如臨大敵，它不斷推翻又不斷建立地洞，如鐘擺一樣來回奔忙，矛盾而又恐懼，心靈時刻不得安寧。（《地洞》）

《判決》以一個年輕的商人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悠然自得地給朋友寫信開篇，讓讀者誤以為會有一個輕松的故事發(fā)生。然而事實卻是，這個故事最是讓人不寒而栗。兒子原本那么敬重、愛戴父親，那愛戴猶如亞伯拉罕對上帝的愛；然而轉瞬之間父子倆劍拔弩張，如臨死敵。兒子既要維系著表面上的恭謹，又不可遏制地冒出憤恨的念頭，兩人的心理戰(zhàn)讓人窺探到一個父子關系的深淵。父親突然的死亡判決更是讓人瞪大眼睛，跌掉下巴。聯系著卡夫卡的《致父親》，很自然會聯想到這是卡夫卡對父親、對父權的控訴。然而卡夫卡宇宙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含混神秘特質帶來的多解義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論重讀這個故事，讀者讀到的將是一個自我審判的卡夫卡：《判決》是一個將熟未熟的年輕人站在成人世界門口的猶豫踟躕，是卡夫卡對這種猶豫不決的自我審判。當然，從不同角度還能夠讀到更豐富的涵義。

卡夫卡迷宮般、夢幻般的寫作風格，總讓人疑心他的很多作品是夢醒后起身飛速記下的夢境，比如《鄉(xiāng)村醫(yī)生》《盼望成為印第安人》《招魂會議》《獵人格拉庫斯》。他借此喃喃地咕噥著自己的個人生存感覺（Lebensgefühl），一種被卡在夾縫的感覺，一種兩難之中找不到出路的進退維谷的生存困境，這也許是他作品中那些悖論的根本來源。鄉(xiāng)村醫(yī)生駕著塵世的車，非塵世的馬，赤身裸體，遭受著這最不幸時代的冰雪肆虐，他卡在人世與非人世之間，“永遠回不了家”。《獵人格拉庫斯》說得更明顯，卡夫卡借已經死了但還未進入冥界的獵人格拉庫斯之口道出了這種困境的極致狀態(tài)：“我現在在這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的小船沒有舵，它靠從冥界最深的地方吹來的風行駛。”格拉庫斯生而不得、死亦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任冥界的風把自己吹往不知何處，他像《招魂會議》中的鬼魂一樣卡在了生死的夾縫當中。《盼望成為印第安人》甚至放棄了情節(jié)的鋪陳，直截了當地說出他渴望放棄對客觀世界的依憑，在超越塵世的空間長久飛奔的模糊愿望。

然而，卡夫卡的困境不僅在于卡在塵世與非塵世、日常生活與超越性的存在之間——這種卡住與他的寫作有巨大的關聯，或者說寫作對于他來說就是卡住——還在于他既是女歌手約瑟芬，又是耗子民族。作為一個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在卡夫卡的時代這本身便是一種卡住。作為猶太人，作為強壯專制的父親的兒子，他是耗子民族中的一員，地洞中的偷生者，在敵意世界惶惶不可終日；作為作家，他是面對耗子民族吹口哨的女歌手約瑟芬，是榨干自己的血肉追求完美藝術的饑餓藝術家。在他的擬結集《饑餓藝術家》的幾篇小說中，藝術家們苦于藝術不能脫離觀眾而獨立存在，苦于觀眾不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來理解自己的藝術，苦于觀眾不能置身一個合適的距離來感知自己的藝術。但他們還是像苦修的教徒一般獻身藝術，不惜放棄沉重肉身，不惜使自己永葆苦難，以便能求索真理，求索超越性的存在。當讀到《女歌手約瑟芬與耗子民族》中“殉道者”三個字，一道強光在筆者眼前閃過，這無意中透露出的自我投射或曰自我認知，便是卡夫卡死前拿著校對好的《饑餓藝術家》而流淚的緣由吧。

卡夫卡的這種對自我命運和自我藝術使命的清醒自覺，在他1918年的一則筆記中顯露無疑：“據我所知，生活要求的東西，我身上一樣都沒有，有的只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弱點。因為這個弱點，我大力吸取了我們這個時代消極的一面。如此看來，弱點倒是一個巨大的優(yōu)點。這消極的方面與我非常接近，我沒有權利與之斗爭，只有從某種意義上把它體現出來。為數極少的積極方面和消極到極點、能夠轉化為積極的方面，我身上沒有沾到一點點。基督教之手的力量越來越弱，它曾經把克爾凱郭爾引入生活，卻沒有把我一樣也引入生活。猶太人祈禱用的披巾越飄越遠，猶太復國運動者們抓住了一角，我卻沒有抓住。我是結局吧，或者是開端。”這段話對于理解卡夫卡至關重要，但是也相當難把握。從中當然能讀出卡夫卡的清明與使命自覺，他將自己視作時代的標本，放到手術臺上冷靜地近乎無情地予以解剖，渴望世人從中反觀自身并觀察到這個不幸的時代。那么“我是結局吧，或者是開端”又該作何理解呢？是說不管是世俗生活、殘留的宗教生活，還是國家民族主義，都不能給他提供渴望的救贖？還是說正是因為這一悲慘境遇，因為他自絕于這一切或是被這一切所拋棄，他才獲得了真理？正如位于布拉格的卡夫卡銅像所揭示的那樣，人從能使他顯得顯赫高大、強壯有力的世俗與宗教、文明與主義的外衣中脫殼而出，才能找到赤裸自我，獲得真實的存在；這是否就是德勒茲意義上逃逸的生命線？筆者的理解當然還不夠清楚，但值得指出的是，閱讀卡夫卡的時候不僅要讀到絕望，看到卡夫卡強烈的擺脫沉重肉身的渴望，也應看到他的生機，看到他強烈的救贖渴望。

正像日常生活的某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會引發(fā)“這很卡夫卡”的評論一樣，在某個沉思默想的瞬間，筆者會突然感覺到，這些卡夫卡早已洞察到了呀；或者當陷入猶豫糾結的時刻，筆者也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卡夫卡令人感動的動搖和卡住，也許這正是契訶夫在《大學生》中提出的那條古今鏈條顫動的時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