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作為教育與文化場域，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地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fā)源地之一。

顧頡剛曾回憶道：“我的親身經歷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為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和指揮部，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有密切關系。”而陳獨秀也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正是由于他們的存在，使得新青年們登上了歷史舞臺，新知識、新思想成為社會文化的主要推動力量，為五四運動的發(fā)生進行了文化儲備。

嚴復改革失敗 蔡元培迎難而上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之后改名為“北京大學”。雖已經更名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可初期的北京大學卻名不副實。根據顧頡剛的說法，那時的北京大學實為“官僚養(yǎng)成所”，學生大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教師們則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在顧頡剛的回憶中，像他這樣的窮學生在學校里“簡直沒有地位”，那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著洋車去逛“八大胡同”，抑或是在校園中“結十兄弟”，“鉆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

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許多友人也曾勸阻他莫要去蹚這攤渾水，說若是整頓不力，怕他有損名聲。事實上，在蔡元培之前，嚴復也曾試圖在北京大學實施革新，可卻未能成功。

1912年，北京大學尚是京師大學堂，嚴復任“京師大學堂總辦”。同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5月4日，嚴復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改革中，嚴復歸并了校內的課程科目，精簡了一些機構，裁減了職員，提出大學應該兼收并蓄、廣納眾流，可這樣的校政政策卻收效甚微。處于混亂政局中，北大自身的經費難以為繼不說，教師團隊也極為匱乏，嚴復在主持校務時一度面臨無人可用的尷尬之境。由于經費短缺，教育部也曾有過停辦北京大學的念頭，嚴復為此多方奔走，竭力維持，雖最終保留了北京大學，可卻未能真正扭轉北京大學的困局。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言：“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于同校”。相似的工作經歷讓蔡元培對嚴復的遭遇感同身受，故而赴任之前，他也頗有踟躕，向不少友人征詢了意見。只有極少數的人建議蔡元培赴任，認為北京大學雖頹敗，不過若推行改革，則不妨一試。

關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華新報》有評：“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不過，事情并非如此順理成章，當時北洋政界有許多人不贊成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早在幾年前就有人曾提出建議，力薦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可此意見卻被袁世凱否決，直到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才終于同意。

蔡元培從海外趕來，1917年1月4日就到校內視事。針對北京大學烏煙瘴氣的學術風氣，他甫一到校便提出了改革意見，呼吁本校學生應該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力圖將北京大學打造為學術的淵藪，“純粹研究學術之機關”。

“三請”聘得陳獨秀 學科重組樹新風

蔡元培早在康黨維新之時，就已經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說：“康黨所以失敗，由于不先培養(yǎng)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與嚴復不同的是，蔡元培一進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革新教師隊伍。在馮友蘭的回憶中，蔡校長到校后，未曾開會發(fā)表演說，也沒有發(fā)表什么文告來宣傳他的辦學理念和宗旨方針，僅僅發(fā)了一個通告——“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可只此幾字，學生們就全明白了，“什么話也用不著說了”。一紙通告，基本上表明了蔡元培有意將北京大學打造為新思潮重鎮(zhèn)的決心。

為什么是陳獨秀？事實上，蔡元培與陳獨秀早就相識，對他以一人之力在安徽蕪湖苦心經營《安徽俗話報》“有一種不忘的印象”。不過，決意聘用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實是受到了湯爾和的影響。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前幾日，湯爾和曾建議蔡元培：“文科學長若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蔡元培聽罷，“翻閱《新青年》”，遂決定聘用陳獨秀。

彼時，陳獨秀正在滬上操辦《新青年》，此雜志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亞東圖書館的資助。后來亞東圖書館經營慘淡，陳獨秀和書館負責人汪孟鄒只能北上尋求與群益書社的合并，二人住在北京的前門西河沿中西旅館。為了聘得陳獨秀，蔡元培多次走訪，有時到得早了，陳、汪二人還沒醒，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自己獨自搬著板凳坐在門口等。在汪孟鄒看來，“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唯一之人物也”（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

陳獨秀的到來，很快為北大帶來了新鮮血液。在蔡元培的首肯下，陳獨秀聘用了許多新文化人士，胡適、劉半農、李大釗紛紛來到北京大學，教師隊伍繼續(xù)發(fā)展壯大。為了一改過去聽差上課、學生只聽官僚上課的學術陋習，蔡元培與陳獨秀大力擴充文科，主張將工科轉出北大，而當時熱衷追名逐利的法商二科也被重組并科，商科并入法科。

為了激發(fā)學生們的學習熱情，他們整肅課堂紀律，聘用可為青年導師的熱心教員。他們也鼓勵有益的學生社團活動，如“進德會”、“雄辯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

課堂內新舊交融 課堂外鼓勵辦報

蔡元培與陳獨秀等人在北京大學的文科改革使得校園文化氛圍為之一變。其實，蔡元培不僅重用新文化人士，在“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下，辜鴻銘這類政治保守派亦被延聘，劉師培等舊學大家也被聘用，研究經學的崔適被蔡元培邀請到北大授課，羅振玉、王國維二人也曾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通信導師。

在課程設置方面，北京大學既有這些舊派人士所開設的唐詩宋詞、經學等古典文學課程，亦有歐洲文學、法文演說等新課程。1919年至1929年，只中國文學一系之學生，就可一邊研讀“中國文學史要略”“中國詩文名著選”，一邊學習“歐洲文學史大綱”“法國近世史”，極大地擴充了學生們的知識面。蔡元培說過，“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fā)展，思想自由。”（《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

其時，胡適負責哲學系的課程“中國哲學史”。他一改前人冗長的授課風格，重新編排，直接用“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開篇，以《詩經》來作時代的說明，“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當時的學生嚇得“舌撟而不能下”，不過后來大家逐漸接受了胡適的“新”，覺得他“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顧頡剛《古史辨自序》）。魯迅在北大講“中國小說史”時，結合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內容，講課風格如同他寫“雜感”，譬如講到“神話與傳說”中的“紫姑神”，甚至可以引出中國婦女在封建社會的歷史地位問題，充滿了“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魏建功《憶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如此種種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課堂出現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先進的思想和觀念由此推廣、傳播。

蔡元培任校長期間，還積極鼓勵師生們創(chuàng)辦各類期刊雜志。他特別準許陳獨秀將其《新青年》遷到北京續(xù)辦，北京大學師生成為此雜志的供稿源。他還特別資助了400銀圓予學生雜志《新潮》，雜志的風格、思想與《新青年》保持一致。1918年秋，在蔡元培的提議下，《北京大學月刊》創(chuàng)立，成為師生發(fā)表學術文章的陣地。這些雜志一經刊印，給了青年學生健康的輿論空間，“研究學術的人，才漸有開口之余地”（呂思勉《蔡孑民論》）。

受到北京大學的影響，很多高校亦紛紛創(chuàng)辦刊物。自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發(fā)表講說《國文之將來》后，該校出版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一改風格，積極探討社會問題和女性發(fā)展問題。遠在四川的巴金也曾談到《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雜志對他們這些青年學生的影響。高校的知識革命之風，還吹到了中學校園里，創(chuàng)辦于1906年的廣州梅州平遠中學于1920年創(chuàng)辦了《平遠中學月刊》，積極介紹新思想。

北京各大高校的改革運動以及報刊媒介的傳播，使得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興的智識階層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借助校園教育，改革了青年學生的觀念，使得進步的理論和思想走入課堂，走入學生們的日常生活。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這些青年們的思想為之一蕩，用現代的話語大膽前行，成為時代的主力軍。

（作者單位：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