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不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文學研究都有一個短板，那就是往往更關注那些遙遠甚至玄渺之事，忽略甚至無視與我們最近且息息相關的部分。“母親”這個生命之源就是如此，天底下沒什么比她更親近、更重要、更內(nèi)在、更意味深長；然而，我們的作家和學者對她的研究卻很不夠。作家肖復興說：多年來，他寫過很多普通人，但后來才發(fā)現(xiàn)，自己卻從沒想到、也應該寫寫自己的母親。（1）有人研究過小說中的母親，但與散文家筆下最密不可分的“母親”卻被忽略。中國現(xiàn)代散文中的“母親”受到一些學者關注，但改革開放以來40年中國散文的母愛敘事卻不受重視，這是一個需要不斷開拓和發(fā)現(xiàn)的重要命題。

一、博大的母愛無所不在

有學者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講禮教、重人倫、尊孝道，但頌揚母親和母愛的文學作品并不多見，能成為經(jīng)典的更少。只有到了五四，母親和母愛才隨著人的發(fā)現(xiàn)而被“發(fā)現(xiàn)”。然而，中國現(xiàn)代散文對母愛主題的表現(xiàn)并不充分，更未能展示其無限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2）這樣的認識是有道理的，它既反映了五四文學的發(fā)現(xiàn)，也反映了五四散文及其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局限。這在改革開放后40年的中國散文創(chuàng)作中有所拓展，也有不少新意。

早在1923年，冰心就在《寄小讀者》中高揚母愛，既發(fā)現(xiàn)母愛的本體性，又發(fā)現(xiàn)母愛的普遍性，還發(fā)現(xiàn)母愛的神圣感，所以她才能發(fā)出這樣的感興：“這時宇宙已經(jīng)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后我也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著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著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于我，你的母親對于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于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當我發(fā)覺了這神圣的秘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3）可以說，冰心在發(fā)現(xiàn)母親和母愛時，也發(fā)現(xiàn)一個具有哲學意義的形而上命題，那就是“愛的哲學”。這個愛的哲學將母親和母愛提升和升華了，為包括散文在內(nèi)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打開了天窗，從而實現(xiàn)了現(xiàn)實與天宇的思接千載。不過，也應看到，由于冰心筆下的母愛過于哲學化，有抽象化甚至玄學化傾向，給人不接地氣的飄浮感，難以產(chǎn)生撼動人心的力量。林語堂曾在《我的生活》中這樣寫母親：“我有一個溫柔謙讓天下無雙的母親，她給我的是無限無量恒河沙數(shù)的母愛，永不罵我，只有愛我。這源泉滾滾晝夜不息的愛，無影無蹤，而包羅萬有。說她影響我什么，指不出來，說她沒影響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是像春風化雨。我是在這春風化雨母愛的庇護下長成的。我長成，她衰老，她見背，留下我在世。說沒有什么，是沒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為我，是她培養(yǎng)出來的。我想天下無限量的愛，是沒有的，只有母愛是無限量的。這無限量的愛，一人只有一個，怎么能夠遺忘？”（4）林語堂筆下的母愛雖沒有冰心的哲學抽象，但也是具有普遍性和神圣感，尤其是詩意的提純將母愛變成美好的夢境，可以超度每個兒女的坎坷人生。不過，也正因此，這樣的母愛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空洞，令人只能借助于想象。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散文，在母親和母愛的書寫上，數(shù)量大增，很多作家都自覺不自覺寫到母親。在母愛描寫中，雖然也有一些神圣感，但更多了些現(xiàn)實感、生活化、世俗性，尤其是從天上來到人間，從想象進入現(xiàn)實，由理想歸于平淡，有笑也有淚，一種貼近大地所發(fā)出的歌吟、呼喊、尖叫、悲思。總之，時代的、家庭的、個人的、心靈的震顫，都能從這些散文中找到投影。

回憶過去的歲月，以激起時代的浪花、社會的變動、人世的滄桑，以及生命的短暫，這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關于母愛的散文的鮮明特點。叢維熙在《母親的鼾歌》中寫自己的母親在困苦時從不打鼾，一旦安順下來就會有香甜的鼾歌，新中國成立時是這樣，改革開放后也是如此。所以，作品寫道：“只有母親的鼾聲，對我是安眠劑。盡管她的鼾聲，和別人的沒有任何差別，但我聽起來卻別有韻味；她的鼾聲既是兒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飽經(jīng)滄桑的鼾歌，贊美著這個來自不易的太平盛世。”（5）本文寫于1984年叢維熙51歲生日，那時也正是國家進入改革開放的發(fā)動期，全國上下思想解放、文藝復興、人心思變，所以作者筆下的母愛也就換了人間，充滿時代感和動人的力量。畢淑敏的《抱著你，我走過安西》寫母親隨軍，從尋找、團聚、相伴、分離等描寫，在山東、新疆、北京等地的艱苦跋涉中，展示了母親的堅強不屈、忠誠無悔、脈脈含情，也映襯了共和國在艱辛成長中的堅定步履。肖鳳的《小久尋母記》寫“我”生下來從沒見到生母，50多歲了，才知道母親在臺灣，于是，通過千辛萬苦找到母親，并約定在香港與她見面。這樣的尋母結果，只有在改革開放、兩岸關系轉暖后才有可能。由李小樹口述、王恒績整理的《瘋娘》是一篇感人之作。它寫瘋娘受盡磨難與屈辱，甚至被奶奶、丈夫、兒子剝奪了做母親的基本權利，生下兒子連給他喂奶甚至抱一抱的權利都沒有。然而，她卻像普天之下的母親一樣愛孩子，千方百計為他做事，最后為討兒子歡心竟因到懸崖摘野桃而喪命。所以，作者說：“我明白這就是母愛，即使神志不清，母愛也是清醒的。”“也真是奇跡，凡是為兒子做事，娘一點兒也不瘋。除了母愛，我無法解釋這種現(xiàn)象在醫(yī)學上應該怎么破譯。”作品還寫道，2000年前后，“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難了。民政部將我家列為特困家庭，每月補助四十元錢，我所在的高中也適當減免了我的學雜費，我這才得以繼續(xù)讀下去”。（6）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寫母愛的中國散文實際上是面鏡子，它在回憶歷史時，也映照了我們的時代，尤其是折射出人生和人性的深刻。

母愛更多凝聚于家庭，體現(xiàn)在個人尤其是子女的深切感受中。在此，既有宗璞的《花朝節(jié)的紀念》、王安憶的《風箏》、吳青的《我的媽媽冰心》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之家，也有林非的《記憶的小河》這樣的家庭由富裕轉向困頓，更多的則是莫言的《母親》、韓靜霆的《愛之岸》、和谷的《游子吟》、丁亞平的《悠悠長旅媽媽伴我走》、郭文斌的《布底鞋》、厲彥林的《仰望彎腰駝背的娘》那樣的貧困之家。在這些作品中，都有著母子情深，也有一種來自摯愛的血脈關聯(lián)，還有著更加珍貴的精神傳承。韓靜霆是這樣寫母子情深的復雜意蘊，以及難以言說的愛的水乳交融：“母愛就是這樣。她是人間最無私的，最自私的；最崇高的，最偏狹的；最真摯最熱烈最柔情最慈祥最長久的。母親無私地把生命的一半奉獻給兒子，自私地渴望用情愛的紅繩把兒子系在身邊；母親崇高地含辛茹苦教養(yǎng)兒女，偏狹到夸大兒女的微小的長處，甚至護短。她的愛一直會延展到她離開人世，一直化成兒女骨中的鈣、血中的鹽、汗中的堿。”（7）丁亞平通過母親的病、早逝，以及對于他的關愛寫道：“我常常在想，無論走到哪里，無論何時何地遭遇怎樣的曲折坎坷，無論經(jīng)過怎樣的歧途岔道，領受怎樣的痛苦與歡樂的反復錘打，我都該時時刻刻記著，我的路是媽媽為我設定的，我一生的意義是媽媽創(chuàng)造并給予我的，悠悠長旅，有媽媽引導我，有媽媽的愛心伴我，我要一直往前走。”（8）雖然母親早逝，作者那時年齡尚小，但母親的愛卻是永恒的，具有風向標作用，這是只有兒子才能充分體會的。

與以往相比，改革開放以來寫母親和母愛的散文與時代貼得更緊，更帶著社會體溫，也更重細節(jié)表達，所以透出生活氣息、生命本真和人性光芒，當然也更容易感人。不過，如何將個體、小我融入群體、大我之中，從而顯出天地之寬和博大的仁慈，這恐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散文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我們發(fā)現(xiàn)，此時期，不論是多么個人化的母愛敘事，往往都不沉溺于個人的感官，而是賦予更博大的視野和更高尚的境界。這是一般意義上的散文難以做到的。如蔣新的《娘心高處》寫的是別人的娘，但這個“娘”卻對侄子、外人都懷著同情和關愛，甚至對偷盜者都能做到以德報怨。莫言在獲得諾貝爾獎時發(fā)表感言，其中主要講述了母親博大的愛。一是對當年打過母親一巴掌的那個高大的男人，后來“我”見了，想著施加報復。結果母親卻攔住“我”，并且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另一次，一個乞討的老人來“我”家討飯，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fā)他，卻遭到對方憤恨的質問：“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當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結果，母親訓斥了“我”，將她自己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在此，莫言一下子將母親的“大愛”寫活了。改革開放以來，還有不少散文寫的是繼母、后媽，這在世俗生活中往往充滿殘酷甚至虐待，然而在汪曾祺的《我的母親》、張正隆的《后媽》、肖復興的《母親》等作品中，卻寫出了繼母后媽的“大愛”，這在人世間是難能可貴的。張正隆說：“生母去世時，我10歲，大妹6歲，小妹4歲，小弟1歲多。”然而，這個繼母卻并不嫌棄他們，第一次見面就用“一只手將我拉過，另一只手把小弟攬在懷里，又伸出去摟住兩個妹妹，淚水斷線珠子樣滴落在我的臉上，滴落在妹妹的臉上，滴落在小弟糖汁和淚水模糊的臉上”。以至于“直到今天，我還能感到那手的溫暖，感覺到那淚水是甜的”。（9）另如肖復興筆下的后媽，“寧肯自己穿蘆花做的棉衣，也決不會讓我的弟弟穿的”，當后媽的女兒遠去內(nèi)蒙，她竟讓女兒將唯一的一件像樣的棉大衣留給弟弟——兩個并非親生的兒子。后母的無私奉獻也真正感動了“我”，以至于“我從來不講她是后娘，也絕不允許別人講”。（10）彭學明的《娘》也是有大愛的：娘對非自己所生的“兒子”視如己出、疼愛有加；對陌生人施以仁愛，因為她最見不得窮人、可憐人，所以才能做到給乞討者錢、領他們回家洗澡吃飯；對于曾打罵、欺負甚至污辱過自己的生產(chǎn)隊長，一旦他登門求助，她很快就心軟并原諒了他，還不計前嫌求兒子幫他。作品有一個強烈反差：在娘的一生中，很少得到他人幫助和關愛（“我”的舅舅和舅母例外）；但她卻可憐每個有難處的人，包括那些曾將自己逼上絕路的仇敵。

像陽光灑落大地和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散文中的母親、母愛描寫可謂民胞物與，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天地情懷。母愛不僅扎根于兒女心田，成為前進和奮斗的原動力，更是將愛給予親戚、朋友尤其是非親生的兒女、陌生人，甚至惠及動植物和一沙、一土、一石，從而將更廣大深厚的愛傳達出去。這對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母愛書寫，既有繼承更有超越，這種超越基于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有真情實感，可以觸摸，從而撥動了時代、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心弦。

二、社會問題反思與愛的教育

并不是所有的母愛都在歌頌之列，也不是所有子女都是孝子孝女，而這一切又離不開社會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對于母愛，自五四文學的神圣感和宗教化，到改革開放的現(xiàn)實性與人性化，是一個重要突破；而對之給予進一步的世俗化理解，甚至看到其異化方面，這是另一種深化，從中可見母愛并非純而又純，更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與現(xiàn)實人生處于完全的絕緣狀態(tài)。

首先，不少寫母愛的散文具有社會批判性，也考量著人性深度。葉傾城的《母愛，不能承受之輕》對醫(yī)生、單位領導給予無情鞭撻，以至于感嘆：“這年頭，吃人的并不嘴軟，拿人的亦不手短。”“護士說再不能繳費就要停藥的口吻；那些一扇扇關上的門；那些冷淡的笑容；悶熱塵沙的大道上他越來越疲倦的腳步；他曾經(jīng)昧著良心，把質次價高的器械賣給客戶……”（11）野夫的《江上的母親——母親失蹤十年祭》通過刻畫母親的投江自殺和悲慘命運，反映了特殊年月的不公與荒誕，也折射出兒心的痛苦與嘯叫。梁曉聲的《母親》寫母親的貧窮與無奈，也寫了為兒女生存，作為一個母親所能做到的勤勞、慈愛、屈辱、堅韌，還透露出對于社會、人性的批判和贊揚。文中有個細節(jié)：因為作為孩子的“我”在電影院門口租借小人書賺錢，結果小人書被警察收繳。為此，母親領著我去討要。在警局人的冷漠、當事警察的刁難中，一對母子忍饑挨餓、苦苦等待半天，反映了世道和人心的冷漠。不過，作品最后寫，警察終于將小人書還我。當我檢查少了三本，向警察索要時，“他笑了，從衣兜里掏出3本小人書扔給我，嘟噥道：‘喲哈，還跟我來這一套……’”母子剛要離開，卻又被警察叫住，原來他攔截了一輛小汽車，讓司機將母子送回家，并囑咐：“要一直送到家門口！”這一筆將人性深處的善寫活了。作品還寫改革開放后北影分房，其條例規(guī)定：副處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國獎的藝術人員，可加二分。因為“我”得過三次全國中短篇小說獎，所以填表時填上了。但卻遭到復核人員質疑：“那是指茅盾獎而言，普通的全國獎不算。”于是，作者感嘆：不要說沒獲茅盾獎，就是獲了三次，加在一起也只有六分，比一個副處還少二分。（12）這一細節(jié)非常精彩，一面反映了當時的官本位思想嚴重，另一面反映了改革開放較長一段時間，社會仍不重視教育和文化，致使知識分子處于相當邊緣化的狀態(tài)。

其次，母愛也有失落甚至失誤之時，對比那些純潔美好的母愛，另一些則充滿迷惑、冷漠甚至異化。胡適曾寫過《我的母親》一文，其中寫“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有時竟到了不近人情地步。比如，責備、行罰、罰跪，甚至擰兒子的肉，還不許哭出聲。當兒子去美國留學，母親竟沒來上海送行。在多年的留學生活中，母親不讓兒子回家探親，甚至她去世好長時間，胡適在國外竟渾然不知，一直被母親和家人瞞住。所以，母親去世很長時間，胡適一直能按時接到來信，那是母親提前讓人寫好的。然而，母親又深愛著胡適，最大希望是不耽誤兒子學業(yè)。還有，據(jù)胡適回憶，他小時候得了眼翳，母親竟相信偏方，夜里用舌頭去舔，希望能清除兒子的眼翳。（13）這是一篇外冷內(nèi)熱的母愛散文。改革開放以來，有的散文也用“冷”來處理母愛問題，但往往更注重發(fā)掘母愛的偏向甚至異化，從而展示另一種母愛的情狀。席星荃的《生命深處的痛楚》寫到自己的母親，并說“母親年輕時是一個羞澀的人。那時她不會罵人，不會吵架；那時的母親會唱歌”。然而，經(jīng)歲月磨難，母親卻開始罵人打架，“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沒實行計劃生育，鄉(xiāng)下女人沒有節(jié)育藥具，懷上了，就挑重擔，喝冷水，壓肚子；卻往往是那孩子更頑強，只好生下來。因為實在養(yǎng)不活，就狠狠心掐死或溺死”。母親還跟父親、孩子沒完沒了吵架，還與父親打得你死我活，以至于臨死都得不到父親原諒。作品寫母親讓“我”教訓倔強的侄子，沒得到回應，就大動肝火，立即開罵：“好，你不揍！你不揍！你不揍你就不是我生出來的！……”“母親半瞎的眼里露出惡狠狠的光，青色的火焰在瞳子里跳躍，兩手顫栗，嘴唇直抖。那樣子，如果可能，是會吃掉我的。”“這惡毒而粗鄙的話也激怒了我，我的臉騰地發(fā)燒，感覺就要發(fā)瘋……”作者文末還說，在母親臨死時，父親堅決不去看她一眼，且和別的老人談起此事，仿佛是一大驕傲，“在父親，這是何等的決絕！在母親，這是何等的傷痛！九泉之下，母親的靈魂能夠安息嗎？給我們兒女造成的靈魂的痛楚能夠撫平嗎？”（14）這是一個被異化的母親形象，也是在親人間不知道如何去愛的母親形象。彭學明的《娘》也是一個母愛被異化的文本，母親可以愛天下萬物，愛非自己所生的孩子，愛窮人、仇人，唯獨不會愛自己的兒女、丈夫，結果成為一個備受欺辱和怨恨的棄者。如在娘與妹妹的父親之聚合分離中，就包含了雙方的愛的無知與盲目：在一起不知道珍惜，更不會相愛；分開了卻變得愛憐和珍惜起來，這是一個有著深刻內(nèi)涵的潛在話題，值得深思和研討。還有娘對于兒女的愛，表面看是深厚濃郁，但卻充滿無知甚至溺愛。當兒子在外受氣，娘就奮不顧身與人打架，甚至以命相搏，而不是充滿包容和用智慧解決。面對女兒的婚姻，娘越俎代庖和以死相逼，卻不給她自由。當兒子遇到高考、晉升等難題，娘不是教孩子樹立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反而替他走后門和拉關系。面對兒子的犯渾與無理，娘不是因勢利導，反而是無原則的包容和縱容。所有這些都牽扯到愛的教育問題。在此，作品的娘在愛的方面既無能更無知，還令兒子難堪和無奈。所以，娘這一形象在情感表達上多是逆向，即她的心是好的，但方法和效果卻總是不對，也難達到預期目的。在此，彭學明與席星荃的娘雖有不同，但都暗含了“如何學會去愛”的問題：越該好好相愛的人，為什么越不容易相愛，反而充滿強烈的矛盾、沖突甚至令人絕望的隔膜與仇恨。現(xiàn)實往往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全身心愛護那些寵物，對陌生人彬彬有禮，對同事朋友都保持聯(lián)系和友善；但唯獨忽略親人，特別是至親的父母兒女。因此，我們要學會愛，從最親的人開始，以此為起點和圓點，將對他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于萬事萬物的博大的愛傳達出去。這樣的愛才會有附麗，更有力量，也更加可信可靠。

再次，以自我剖析甚至懺悔意識進行母愛敘事，就成為一種更加深入的愛的教育。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母愛書寫，有一個普遍特點就是，在母愛面前的自責、自嘲、自醒、自我懺悔。如蕭軍的《我的童年：乳娘》最初發(fā)表在40年代末，作品寫乳娘郝媽媽將自己視若己出，但隨著年歲增長，我卻并不領情，甚至有點討厭她的“愛撫”。這是一次關于人間大愛的自白與懺悔。徐懋庸寫于1957年的《母親》也是如此，作品寫“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親，實在是罪無可赦的事”，“能夠見到我的面，能夠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這才是幸福的真諦。但是我，剝奪了她的全部幸福！”（15）不過，在以往的散文中，這樣的剖白和懺悔還不占多少分量，而改革開放以來則變成一種趨勢，且增加了廣度、深度、密度。季羨林一生最后悔的是，很早就離開母親出外求學，甚至在國外讀書十載，沒能在母親身邊盡孝，連母親去世都沒能趕上見她一面，所以他在《賦得永久的悔》中說：“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xiāng)，離開母親。”“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母親。世界上無論什么名譽，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16）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可做多種解讀，但自我剖析和懺悔是不可忽略的。作為兒子，“我”在地壇中，有時母親來找，但“我”看見母親，卻故意不做回應，“這也許是出于長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強或羞澀？但這倔強只留給我痛悔，絲毫也沒有驕傲。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羞澀就更不必，我已經(jīng)懂了可我已經(jīng)來不及了”。“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17）賈平凹的《我不是個好兒子》是對母親的心語：母親養(yǎng)育了兒子，用她那雙滿是老繭的手。兒子像小鳥一樣飛走，離開母親的巢，很少再想到母親。相反，累了、病了、不順了，還要母親惦記，但母親從不求回報，一如既往疼愛著他。于是作者剖析說：“在紙灰飛揚的時候，突然間我會想起鄉(xiāng)下的母親，又是數(shù)日不安，也就必會寄一筆錢到鄉(xiāng)下去。寄走了錢，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沒有母親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都在夸我給母親寄錢，可我心里明白，給母親寄錢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親，完全是為了我的心理平衡。”（18）朱壽桐的《從俗如流》寫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得不在為母親奔喪時，還要遵從當?shù)氐拿孕棚L俗。這里既有無奈也有自剖。

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學明的《娘》，這是一個自我懺悔的文本，其中充滿兒子的深刻反省，以及對母親的深刻自責。首先，《娘》寫“我”對娘不好甚至有罪。有一次，從鄉(xiāng)下跟我進城住的母親，見街上的乞丐，想起自己一生的行乞生涯，就將他們領回家吃喝，還讓他們洗澡，結果被騙，還被順手牽羊把“我”的手表拿走了。于是，作品寫道：“看著被兩個小蟊賊弄得臟兮兮的毛巾、地板，我氣得欲哭無淚，搬起板凳就往地板上砸，甚至，還有了把娘一腳趕出家門的罪惡念頭。”作者還反思自己對母親的兇惡：“兒子的兇面孔，兒子的毒語言，兒子的冷暴力，兒子的鐵心腸，把娘的自豪與尊嚴，把娘的希望和寄托，全都擊得粉碎。娘在兒子面前，就像一個驚恐的小孩和一只膽怯的老鼠，整天提心吊膽、戰(zhàn)戰(zhàn)兢兢，實在可憐！”作品還通過對比寫對母親一向的忽略：“世界上那么多好看的地方，我看了，卻沒帶娘看過。世界上那么多好吃的東西，我吃了，卻沒帶娘吃過。世界上那么多好穿的衣服，我穿了，卻沒帶娘穿過。世界上那么多好聽的語言，我講了，卻一句都沒給娘講過。我算什么孝子呢？我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呢？”這樣的自責和自剖可謂深入骨髓。其次，作者自己雖深愛著母親，但不懂得也不知道如何表達。于是，作者在思考一個重要問題：“最親的人，往往是我們最以為可以無所謂的人。”“可悲的是，我那么關愛他人時，卻從未關愛過娘，無論在北京開全國人代會還是在外地出差，我從沒有想過給娘打一個電話、報一聲平安，更沒想過打一個電話問問娘的冷熱、娘的病痛。有時開完會，我還想著為家鄉(xiāng)和百姓辦點什么好事，可就沒想過給娘辦點什么好事。”“我以我博大的愛心，為貧困山區(qū)蓋起了一棟嶄新的教學大樓，為含冤受屈者撐起了一片天空，卻以我狹小的心腸，把娘的世界變成了一片廢墟。”為此，作者可謂痛心疾首：“為什么我對天下人都好，唯獨對娘不好？一個把娘當作敵人的人，是沒有資格和臉面談自己有一顆‘親民愛民’的菩薩心的；一個成天兇惡地對待娘的人，再善良偉大也是小人。于那些我給予了最大幫助的弱者，我是一頭披著狼皮的羊。于一個我無數(shù)次打擊傷害的娘親，我是一頭披著羊皮的狼。”作者還清醒認識到：“總之，這是我人生一大罪惡。娘的一生，兒女最重，兒女之中，我是全部的重，我卻將娘放在了可有可無甚至完全虛無的境地。”在此，作品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人要學會去愛。”尤其要學會愛自己的母親。這也是為什么，最親的人最易受到傷害，最愛的人最易被忽略。再次，作品還對“孝順”進行闡發(fā)，希望能改變自己，重獲“愛”的真義。作品概括說：“孝順，孝順，既要孝，更要順，順比孝大，先順后孝。順了老人心愿，老人開心快樂了，就是最大的孝。不順老人心愿，老人不開心快樂，就是最大的不孝。”“我從沒替娘想過什么，總是自私地認為娘欠我的，從沒認為我欠娘的。”“偌大的宇宙和世界啊，當娘容納了我和我的一切時，為什么就沒有一處可以容納娘的心？”（19）

常言道：“母子連心。”“知子莫若母。”其實，最能理解母親的也是子女，尤其是能體恤外在世界和子女給母親帶來的傷害。還有，子女在母親面前將放下所有的自尊、驕傲甚至狂妄，回歸為“人之子”，即使像彭學明《娘》中的“我”，對卑微貧賤的母親也懷著一份懺悔、感恩和摯愛。管樺曾寫過《只跪大地只跪母親》，表達的就是這種“只有母親”的情懷。莫言在獲諾貝爾獎時，也將所有的成功與榮譽歸結于“母親”，這個像泥土一樣卑微的人。阿成在《母親》中說：“其實，這個世上，夸獎我的，批評我的，并不算少。但我最在意的，的確是母親的話。”“母親喜歡花，……我也愿意養(yǎng)花——這是母親的力量。花養(yǎng)久了，會對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20）可以說，母親是兒女尤其是當了作家的兒女的神經(jīng)，是最重要的那根生命線。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散文與時代發(fā)展、社會變動、思想解放息息相關，但從本質的意義上離不開母親，這個由“我”的母親、故鄉(xiāng)母親、國家母親、大地母親、人類母親所組成的意象。我們40年的散文緊緊圍繞“母親”這個圓點畫圓，既歌詠母親的無私付出，又批評和反思母親所受的忽略和傷害，以及母愛的變形，散文家則更多從自身找原因，通過自我解剖進行生命和靈魂的鍛造與提升。

三、直達人心和感天動地

在文學的四大門類中，散文最不受重視，人們往往把更多目光集聚在小說、詩歌上。至于價值評估也是如此：由于散文不像小說、詩歌那樣多變和富于創(chuàng)新性，所以對于散文的評價較低，甚至將它視為拖了文學的后腿，是根本不值一觀的日暮黃昏和走向窮途末路。其實，這是一種觀念性錯誤，是預設了“變數(shù)”和“創(chuàng)新”的進化論理念。如站在“常數(shù)”與“繼承”的角度，尤其是以“變與常”、“創(chuàng)新與繼承”的辯證關系來看，散文的價值就會得以凸顯。寫母愛的散文最有代表性，它雖然也有“變數(shù)”和“創(chuàng)新”，但更多的是寫人之常情，是涌動于心的地下泉源，是最為自然真實、樸素動人的美好篇章。讀每篇關于母愛的散文，既沒有寫母愛的小說、詩歌的虛構與夸張，也無先鋒文學的模仿與做作，而是回歸自我、自然、真心、真情，完全呈現(xiàn)出自己的真實面目。

直抵人心和動人心魂是改革開放以來寫母愛中國散文的突出特點。以往寫母親的散文也以情動人，如周作人的《先母事略》、胡適的《先母行述》、冰心的《回憶母親》、老舍的《我的母親》、蕭乾的《我是媽的命根子》等都是如此。不過，那時的情感抒發(fā)仍受到傳統(tǒng)文化限制，往往比較含蓄，難盡情愫，這與放達恣肆歌頌愛情的散文明顯不同。另外，敘述、記事、理性的文體和思維也限制了情感宣泄。如豐子愷的《我的母親》寫得比較理性，整個文章中規(guī)中矩、情感比較平穩(wěn)。作者用母親“眼睛里發(fā)出嚴肅的光輝”和“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在一篇短文中重復竟多達十次，在重復句式中有加強形象塑造的藝術效果，也留下過于理性和刻板的局限。尤其是用“眼睛里發(fā)出嚴肅的光輝”塑造勞動之余正襟危坐于高椅上的母親形象，一下子將母子之情沖淡了。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散文則情深意切，母子之愛有的如火山噴發(fā)不可遏止，有的像深谷的飛瀑用所有重量撞擊大地的胸膛，還有的則似小橋流水、山間云霧般彌漫心田。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題目本身就令人心靈顫動。整個作品充滿自怨、自責的思念與傾訴，給人一種撕心裂肺的沉痛感。盡管母親去世時，張潔已50多歲，但從文本看，她仿佛還是個孩子，是一個需要母親在物質、精神、感情、心靈和靈魂上牽引的童子。因此，那種臍帶斷開后的情感失落與靈魂出竅，令張潔筆下的母女之愛鋪天蓋地和經(jīng)久不散。梅潔以抒情見長，散文尤甚，而在寫母親的《那一脈藍色的山梁》更是血淚之作。作品寫道：“母親活著時，盡管天涯海角盡管十年八年，女兒歸來故鄉(xiāng)偎母親床邊總可以再做一番女兒，此后呢？生之匆匆死之匆匆，苦之楚楚累之楚楚，我到何方再覓母親膝下的這份濃福？誰能再給我這勞頓的心以無邊的撫慰？”“含淚望母親的山梁，山頂?shù)脑滤榱耍鄾鋈缢P一揚手吧，母親。在你高高的山梁上，揚一揚手……”（21）讀這樣的文字，會禁不住淚水長流，我們眼前會出現(xiàn)自己的母親，離別時的千言萬語和萬語千言，以及再無千叮嚀萬囑咐后的不斷地“揚一揚手”，在山梁上、火車旁、渡口上，以及睡夢中。洪燭的《背影留給母親》是寫母子情深的，而所有這些則主要通過“別離”來展現(xiàn)。其中，包含了多少母親的愛意與兒子的思念，像悠悠不盡的滾滾逝水，我們看到作家筆下的情意綿綿。作品中有這樣的句子：“母親簡直就是故鄉(xiāng)的一部分。我炊煙般裊裊升起的鄉(xiāng)愁，最濃郁最無法割舍的一縷是屬于母親的。”“母親是游子精神上的故鄉(xiāng)。而故鄉(xiāng)于我，相當于被放大了的母親的概念。”“而18歲，只是這一次漫長的離別的開始。此后的離別，在重復著母親的痛苦。作為游子的母親，她的體驗的痛苦，注定是常人的許多倍。”“母親的音容笑貌是我流浪生涯中最隱晦最柔韌的寄托。母親無論居住在哪里，哪里都是我的故鄉(xiāng)。游子的心室供奉著一枚隱形的磁針。”作者還寫道：“寫這行字時，我的手在顫抖，我的心在顫抖。”文末，作品進一步寫母子的難分難舍：“陽臺上的母親，你別再流淚了。千里之外的母親，你別再衰老了。請你一定站在原地，別動，等我回來。千萬別動啊。”（22）如此的真情、濃情、深情在別的文體中較難看到，恐怕只有在寫母愛的散文中方能盡顯光彩。余秋雨的《為媽媽致悼詞》表面非常理性，還充滿某些輕松，但卻內(nèi)含深情。文末說：“媽媽，這是我們的山路，我們的山谷。現(xiàn)在，野獸已經(jīng)找不到了，山頂上的涼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見了。剩下的，還是那樣的山風，那樣的月亮，那樣的花樹。媽媽，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繼續(xù)把您留在世間。昨天晚上，我又找出了您年輕時風姿綽約的照片。九十一年的艱難世間，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山里去休息吧，媽媽。謝謝大家，陪我和媽媽說了這么多話。”（23）謝望新的《珍藏起一個名字：母親》寫一個關系錯綜復雜的家庭，母親經(jīng)過多次婚姻，而年輕時就將年幼的兒女送給他人，第三任丈夫還有個重病前妻，于是他們復雜地生活在一起，而“我”則被外婆與舅舅收養(yǎng)。后來，“我”與親生媽媽和姐姐相認，并疏通長久以來被誤解的親情。最重要的是，“我”不僅能理解母親，還與母親第三任丈夫的病妻相識和相諧和。整個作品是由“我”營造了一個克服人生、人性隔膜，進入彼此和解的友愛情境，其敘述方式也是圓融智慧的。這是一個經(jīng)過苦難后實現(xiàn)的精神超越，其真情友愛如水般自由流淌。賈平凹的《我不是個好兒子》結尾充滿辛酸：年邁的母親到醫(yī)院看“我”這個患重病的兒子，“把母親送出醫(yī)院，看著她上車要回去了，我還是掏出身上僅有的錢給她，我說，錢是不能代替了孝順的，但我至今只能這樣啊！母親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錢收了，緊緊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領，摸摸我的臉，說我的胡子長了，用熱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車”。（24）這是人世間最動人的母子之情，兒子再老也是母親的孩子。季羨林曾表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即使是敘事文，也必有一點抒情的意味。（25）以此觀之，寫母親和母愛的散文有真情、濃情和深情自不待言，這是別的文體難以比擬的。

為表達母子情深，改革開放以來的散文往往多用借喻，以物化的方式，用詩的情懷進行表達。而這些物化對象往往具體可感、形象生動，情感表達則或奔放激揚或含蓄內(nèi)在，詩意也像光之閃爍、花之幽香。如張煒的《人生麥茬地》是寫母親的，也是寫大地母親的，但它用“麥茬”這一物象，既寫了母親的艱辛、執(zhí)著，又寫了她的犧牲奉獻，還寫了其孤獨寂寞與希望夢想。這是一首關于母親大地的生命之歌，是用血淚、汗水、光影和夢幻交織的一個母子愛戀圖，其間我們甚至能聽到母親大地的心跳和呼吸。牛漢的《綿綿土》和鮑爾吉·原野的《針》都是寫母親的，寫子女對母親的深厚情感與感恩之情。一個以綿綿土為背景，展示母愛的博大仁慈；一個以針為隱喻，寫母親將辛苦、慈愛、思念縫進被子和衣服，后面跟著長長的線。在此，“綿綿土”和“針”成為母親大地的隱喻，也成為兒女永遠的牽掛。《針》中有這樣的描寫：“針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親藏針的時候最為仔細，不是珍貴，而在它太容易丟失了。這一枚光滑尖銳的利器，并無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個女人，身后總帶著牽掛。那些綿綿的白線，被它縫在被子，包括膝蓋的補丁上，像一串潔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國里，針線與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說關于夜、體溫和火炕的話語。這些話語被水洗過，被陽光曬過。陽光和水的語言被遠行的孩子帶到了異鄉(xiāng)。”（26）這是一種智慧的母愛敘事，它像畫家給畫作打上光，也像玉石和木器被把玩后的光彩照人，沒有深厚的內(nèi)功和純樸的心，很難達到這樣的境界。換言之，寫母愛的散文仿佛是母親和子女的互照：在母親的鏡像中可看到子女的影子，在子女的寫作中映出母親的光輝。而在這樣的雙向互動中，更顯示了搖曳生姿的感動，一如李白筆下營造的“三影共徘徊”意境。

對比、排比、呼喚、感嘆等修辭，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寫母愛的中國散文的另一顯著特點。許多作品喜歡用“母親”與“子女”互相對比和映照的方式進行表達，以增加情感的張力效果和強大的爆發(fā)力。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洪燭的《背影留給母親》、張煒的《人生麥茬地》、賈平凹的《我不是個好兒子》、莫言的《一個講故事的人》、肖鳳的《小久尋母記》、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李小樹的《瘋娘》等都是如此。這樣的互相映照有時是順勢的，更多的則是逆勢的，但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葉傾城的《母愛，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母子沖突，就是緣于雙方的不理解甚至是誤解：父親得了絕癥，醫(yī)療費需要巨款。為了讓母親安心，也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兒子謊稱費用可以報銷，于是他投入了為藥費奔波的艱辛之中；然而，母親見兒子不陪護爸爸，甚至在父親彌留之際都不在身邊，于是不認這個兒子，并再也沒有原諒過他。這種對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強大張力，使母子間形成溝壑般的隔閡，但也增進了兒子深沉的愛。作品寫道：“母親再也沒有原諒過他。而他，寧愿母親恨他薄情寡義，怨他不夠盡心盡力，他不介意母親恨他十惡不赦，只要這樣母親能宣泄老來喪夫的悲苦。他明白，罪，也是責任的一種，必須終生背負。”（27）肖鳳的《小久尋母記》通過一冷一熱的母子之情，讓我們感到了情感的強大張力：母親自小拋棄女兒后再無音信，直到女兒50多了，她才苦盡甘來、如愿以償找到母親。然而，這種苦苦的思母之情，卻在相見母親的平淡中被消解了。留下的是關于母女之愛的強大反差。梅潔的《那一脈藍色的山梁》是一個呼喚母愛的作品，那一聲聲、一句句、一字字的啼血的呼聲，透過遙遠的時空，邁過高高的山梁，進入故鄉(xiāng)和母愛的回音壁中。作品寫“我”從外地奔喪回家，母親已經(jīng)逝去，看著棺木中的母親，這樣喊道：“起來呀，我的母親！這粗糙的、狹小的鬼地方何以能容你的寬厚、你的豪爽、你生生不息的勞苦？我母親宏大的、無邊的、細致的感情原本在滾滾流淌，何以凄涼的寂寞的被堵截在這里？坐起來！坐起來！！坐起來！！！我的母親！你說過了4月5月你到北方去。你起來，我們走。去北方，不去那鬼地方……”（28）在梅潔筆下，有設問、反問、感嘆、排比、復迭、省略，有的地方連續(xù)用三個嘆號，可謂一詠三嘆、千呼萬喚，讀之令人斷腸。這既反映了作者的情真意切，也反映了一腔熱血從心中迸發(fā)而出，還包含了母女情深的難以言喻。這是感天動地的靈魂敘事，這是一般散文或詩歌、小說不能望其項背的。

還有的散文在寫母愛時，手法和風格有所探索。這些作品受到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影響，有跳躍感，有對人生的虛無感，也有某些關于知“不知”的探求。如熊育群的《生命打工的窗口》，以近乎恍惚的眼神、靈魂丟失的情態(tài)、天問般的對答、肯定與否定的遲疑、生死界限的泯滅、得與失的追問、真與假的懷疑、明與暗的閃爍，來寫母親之死。從中可見超現(xiàn)實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復雜斑影，這是一種具有復調敘事的散文風格。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散文母愛敘事既有繼承又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貢獻。看不到創(chuàng)新發(fā)展就會簡單忽略這些散文的新意和價值，不重視繼承就會失去歷史感、文化意蘊、民族情懷和人性深度。從歷史的長河中打撈母愛散文的金質，這既包括立足于創(chuàng)新性又離不開千古流傳下來的文化基因和密碼。像生了銹的農(nóng)具，只要我們的目光清新、觀念鮮活，即使是那些表面看來沒多少創(chuàng)新的母愛作品，依然能擦出生命的亮色與藝術的火星。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能只用新和舊、創(chuàng)新與保守等二元論進行研究，從而得出傳統(tǒng)散文沒多少價值的可怕結論。當然，由于書寫母愛時容易造成情感失控，也容易進入一種無限拔高的誤區(qū)，還容易失去必要的距離感，從而導致散文精品和經(jīng)典作品并不多見。這一情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散文中也同樣存在。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進一步進行研討的。

注釋：

（1）肖復興：《母親》，《夢幻中的藍色》，第329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2）王富仁：《〈芭蕉花〉序》，鄧九平、于海鷹編：《芭蕉花——憶母親》，第3頁，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3）冰心：《三寄小讀者》，第36、38頁，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

（4）劉慧英編：《林語堂自傳》，第272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5）鄧九平、于海鷹編：《芭蕉花——憶母親》，第327頁，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6）張國龍主編：《真情感動中國的36篇至情散文》，第91-92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7）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434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8）林非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三百篇》第3卷，第110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9）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453、455-456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10）肖復興：《母親》，《夢幻中的藍色》，第338、348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11）張國龍主編：《真情感動中國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2、104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2）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332-333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13）林非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三百篇》第1卷，第35-4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4）席星荃：《生命深處的痛楚》，《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1期。

（15）鄧九平、于海鷹編：《芭蕉花——憶母親》，第184-185頁，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16）季羨林：《賦得永久的悔》，《光明日報》1994年3月26日。

（17）史鐵生：《好運設計》，第99-10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

（18）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296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19）彭學明：《娘》，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8。本文引文均出于此。

（20）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495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21）梅潔：《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潔散文選》，第63、64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

（22）兆一、葛正夫編：《我爸我媽》，第497-502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

（23）余秋雨：《為媽媽致悼詞》，《美文》2013年第2期。

（24）賈平凹：《風里嗩吶》，第110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

（25）季羨林：《漫談散文》，《三真之境》，第3頁，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26）鮑爾吉·原野：《掌心化雪》，第101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27）張國龍主編：《真情感動中國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4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8）梅潔：《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潔散文選》，第60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