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年4月25日，笛福出版了他第一部長篇小說《魯濱遜·克魯索》。如笛福的傳記作家約翰·摩爾所言，其時除了《圣經(jīng)》，沒有哪本書能像《魯濱遜·克魯索》那樣，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各個階層廣為流傳。它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而且創(chuàng)造了一類新的閱讀公眾。它不僅流行于底層讀者，還得到了諸多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關(guān)注。亞歷山大·蒲柏和約翰遜博士對之贊譽有加；盧梭把它定為愛彌兒人生的第一本書，認為它提供了對自然教育最完整的論述；馬克思更在《資本論》里多處提及魯濱遜，視之為資本主義語境下現(xiàn)代個體的寓言。然而，沒有多少人知道，笛福是在怎樣的人生境遇中創(chuàng)作了這部經(jīng)典之作。

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在激烈的黨派斗爭中，笛福的政治雇主羅伯特·哈里失勢，其領(lǐng)導的托利黨下野，五十四歲的笛福不僅失去了作為雇傭文人的收入來源（為哈里效勞的十年里，他年收入達三百至四百英鎊），還再度面臨煽動誹謗罪的指控。為了免于牢獄之災，笛福不得不投靠輝格黨大臣湯森德，在洶涌狂暴的黨派政治新聞業(yè)，成為輝格黨政府的秘密雇傭文人。即便如此，湯森德并不重視他，他的收入僅為先前的四分之一。龐大的家庭人口和昂貴的生活方式，使笛福不得不想盡辦法，寫一些時人歡迎的家庭行為手冊，獲取額外收入。當時，游記文學和歷險故事頗為流行，窺見商機的笛福在五十九歲那年創(chuàng)作了《魯濱遜·克魯索》。書一經(jīng)出版，立即風靡，四個月內(nèi)再版五次（傳統(tǒng)版本研究認為該書在1719年出版了四次，其實不然，參見希納格爾[Michael Shinagel]為諾頓批評版寫的評注）。這使他在同年便創(chuàng)作出版了《魯濱遜進一步的歷險》，講述商人魯濱遜游歷非洲、印度、中國、西伯利亞，經(jīng)沙俄，返回英格蘭的歷險經(jīng)歷。一年后，他又創(chuàng)作了第三部《宗教沉思錄》，在這一部，老年魯濱遜用沉思的方式反思前半生經(jīng)歷的道德意味。然而，當時的讀者更偏愛充滿冒險情節(jié)的前兩部，對嚴肅反思意味濃厚的第三部無甚興趣。盜版商便刪除了第三部，單獨出售前兩部。笛福對此勃然大怒，表示第三部缺席，前兩部將無法給讀者帶來應有的好處，作者的意思會被完全弄錯，事實無法恰當呈現(xiàn)，道德反思亦將遭到誤用。他寫道：

寓言故事總是為了道德服務，而非道德為了寓言故事服務……這個故事，既是寓言的，也是歷史的。它是對空前的不幸和罕見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的很好呈現(xiàn)，最初的設(shè)計就是為了人類普遍的良善，為了人們可以以最嚴肅的方式使用它。（引自《宗教沉思錄》）

笛福表達這番觀點，并非僅僅為了推銷第三部。如果為銷量計，他大可不必費力不討好地創(chuàng)作《宗教沉思錄》。在《魯濱遜·克魯索》的前言他就指出，一個人的冒險自述值得發(fā)表并且發(fā)表后能被世人接受，原因不只在于這個人的人生比其他人富于變化，更在于，他能像智者那樣，在敘述一些事件時運用宗教的觀點，達到實用的目的，使人們無論處在何種人生境況都承認和敬重上帝的智慧。

換言之，笛福并不想簡單創(chuàng)作一個航海時代的歷險故事，而是希望通過這段動蕩歲月里個人的離奇經(jīng)歷，確證并肯定仍然存在某種必然的、神圣的力量在冥冥中發(fā)揮作用，仍然有只無形的、有力的手關(guān)心并致力于此世的個人的保存和繁榮。在人生的各種境況中，人都要聆聽和注意神意之音，這會對自身的安全、繁榮和一般性的福祉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笛福當然不是舊時代基督教的迷信信徒，汲汲于期盼神跡降臨，而喪失了運用自己力量的能力。他認為，人性有出于自我保存和自愛而為惡的傾向，但恰恰是這些傾向給人性以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沒有完全的善，它們都存在于相應的惡的邊緣。人性的陰暗和光明是適當混合的，正確地運用能使惡的傾向變成善，錯誤地濫用才使它們成為真正的惡。人要理解各種境遇和事件中的神意，理解在神意所提供的特定時機上自己的職責，就更得努力駕馭并最大限度地運用自己的力量，積極進取，擔當神意的工具，在各種不堪之遇中，避免毀滅。笛福的講法滲透著他不服從國教者的精神氣質(zhì)。

笛福生于1660年（有學者認為準確出生年份尚不確定），去世于1731年，親歷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動蕩年代。這一時期的英國社會，剛結(jié)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清教革命引發(fā)的混亂，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但對所有不服從國教者而言，這是亂世。高教會因為在大空位時期飽受恥辱，促成國王頒布了一系列不寬容的法律，數(shù)千名牧師不愿服從王權(quán)而被迫辭去職務。不服從國教者的身份讓大批人被排斥在正統(tǒng)教育和公共生活之外，講道堂被剝奪，一切有學問的職業(yè)——私人禮拜堂牧師、家庭教師、授課教師、律師或醫(yī)藥行業(yè)的職位——都向他們緊閉大門。不過，他們可以涉足貿(mào)易這個為紳士貴族階層不恥的領(lǐng)域，在新興的金融秩序中尋找顯身揚名的機會。

笛福出身于長老會派家庭，父親就是個倫敦商人，處于平民階層的上層。在大清洗中，他的家庭也追隨其牧師脫離圣公會。父母本打算將他培養(yǎng)成一位長老會牧師，他卻投身商海，從鞋襪商、煙酒進口商，到船舶保險人，未及而立之年就在城里和鄉(xiāng)下都擁有房產(chǎn)以及象征身份地位的四輪馬車。但新金融世界的風浪比政治世界的還要猛烈殘酷。時運不濟，英法開戰(zhàn)，笛福承保的客、貨船被法國私掠船奪走，他繼而陷入若干金融詐騙指控，債務高達一萬七千英鎊。債主毫無寬容之心，發(fā)起訴訟，致使他鄉(xiāng)下的房子和剩余資產(chǎn)被全數(shù)沒收，年僅三十二歲便鋃鐺入獄。但笛福并未陷入悲痛，而是積極聯(lián)系債權(quán)人以求達成協(xié)議，甚至在躲避抓捕期間還不斷寫作，并籌劃新的弧形屋頂瓦片工場，意圖東山再起。

出獄后，借助一位廷臣的關(guān)系，笛福成為皇家彩票的管理受托人，進而結(jié)識玻璃稅官員，獲得顧問的職位，得到其庇護與資助。在關(guān)系紐帶下，他通過抵押地產(chǎn)，終于與人合伙創(chuàng)辦了磚瓦工場，獲利不小。在經(jīng)濟上重振旗鼓的同時，他躋身新聞業(yè)，成為出名的小冊子作者，經(jīng)常卷入各種政治和宗教爭論。他辛辣諷刺的文風常常引起政敵，尤其是高教會派的記恨。四十三歲時，因為一篇諷刺高教會的煽動性小冊子《論懲治不服從國教者的捷徑》，笛福被投入倫敦新門監(jiān)獄。牢獄期間，磚瓦廠倒閉，他再度破產(chǎn)。面對絕望的生活，他走投無路，只得投靠托利黨大臣哈里幫他出獄，并由哈里襄助償清部分債務。作為天生的輝格黨人，他被迫與敵對的政治派別合作，淪為依附于政府的政治作家和秘密情報員，完全以寫作為生。在哈里的授意下，他創(chuàng)辦《評論報》，潛入蘇格蘭，制造輿論，促進英蘇聯(lián)合。然而，即便如此，他從未停止發(fā)表自己對于經(jīng)濟、宗教、道德的廣博見識和犀利看法。

所以，一方面，笛福是個野心勃勃的世俗進取者，伺機而動，即使被迫依附權(quán)勢和貴族，也要奮力在現(xiàn)實的世界重新崛起，充滿了世俗實用主義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始終是個不折不扣的不服從國教者，無論得意還是落魄，都毫不掩飾自己尖銳甚至獨斷的文風，以筆為槍，與敵人論戰(zhàn)，啟蒙公眾——即使充當黨派的雇傭文人，也概莫能外。這使他經(jīng)常四面受敵，多次入獄。他創(chuàng)作的《魯濱遜·克魯索》，以及之后的《摩爾·弗蘭德斯》，浸潤了他對轉(zhuǎn)型時代人性和世事的深切體悟。

笛福像極了他筆下的魯濱遜，擁有中間階層的獨斷舉止和復雜個性，在動蕩的世界中一次次瀕臨毀滅，又一次次努力崛起。其時，紳士階層宗教感淡漠，金融業(yè)勃興，投機狂熱，法律嚴苛，這使笛福意識到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人生必定遭遇極大的偶然性。而面對偶然性，個體恰恰需要在凡俗生活中體會神圣的力量。魯濱遜·克魯索亦出身平民階層上層，但他不依靠傳統(tǒng)的由資助和庇護而獲得職業(yè)的方式，而是只身投入海洋世界。這樣一個孤獨的、喪失了上帝和方向感的個體，如何在充滿偶然性的新世界重新找回確定性？在承受了不堪之遇后，他又如何理解人性和現(xiàn)代社會的道德根基？

保拉·貝克沙埃德（Paula Backscheider）、約翰·摩爾（John Robert Moore）、約翰·里凱蒂（John Richetti）的笛福傳記，分別出版于1989年、1958年和2005年。

《魯濱遜·克魯索》的大部分情節(jié)可以概括為三個關(guān)鍵詞：冒險、奇跡和神意。笛福之所以創(chuàng)設(shè)魯濱遜違反常情的出走，就是為了構(gòu)造冒險的開端。冒險的推動力是魯濱遜的天性傾向（inclinations），這是一種無法克制的自由沖動，它使個體沖破命定的階層結(jié)構(gòu)，闖入蒼茫世界。魯濱遜持續(xù)反抗父母，亦是因為他們?nèi)绱朔e極地反對明知是他的傾向推動他去做的事情。他“偶然地（casually）去了赫爾城，當時沒有任何出逃意向（purpose）”，卻碰到一個同伴正要出海去倫敦，他便輕率地登船離鄉(xiāng)，連個口信都沒有帶給父母，一別就是二十八年。

魯濱遜冒險的展開伴隨著一連串機運和偶然事件。船剛駛出亨伯灣口就遭遇大風駭浪，魯濱遜雖然開始懺悔反思，卻并不堅定。在船駛進大雅茅斯港（Yarmouth）再次遭遇罕見風浪的時候，他動了回家的念頭，但因為懾于別人恥笑，加之在倫敦偶遇一位船長，他再次登上了駛往非洲的船。船長的誠實讓這趟冒險收益頗豐，繼而誘發(fā)了魯濱遜狂熱斂財?shù)哪铑^。當他準備再跑一趟，朋友卻意外去世。這使他的這次航行禍事不斷，甚至遭遇海盜，淪為奴隸。兩年后，他抓住機會乘帆船逃到茫茫大海，本來極有可能命喪于此，幸而一艘葡萄牙大船駛過，搭救了他。葡萄牙船長不僅幫他在巴西安頓，還助他成為種植園主。隨著業(yè)務漸多，財富日增，他頭腦里又開始謀劃超出自己能力的計劃。在投機商人和種植園主的慫恿下，他前往非洲私運黑奴。新的航程使他九死一生，受困孤島。

在西方語境里，冒險（Adventure，本文所標英文之大寫均從笛福原文，乃笛福當時寫作習慣，與《圣經(jīng)》學有關(guān)）往往不等于簡單的歷險，而是指人在由機運帶來的意外事故中遭遇神跡的、奇妙的事情。意外事故看似由一系列巧合造成，卻隱含著神意。魯濱遜打算再去幾內(nèi)亞的時候，“倒霉的是（misfortune）我那朋友回國不久便去世了”，這令他“在這次航行中接連大倒其霉”（Fortune的拉丁文詞源fortuna即偶然、命運、運氣）。每一次出海，都會發(fā)生事故，魯濱遜只身在孤島撰寫日記時，終于發(fā)現(xiàn)了這些看似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事件的奧秘：他被薩里人俘虜為奴的那天，恰巧是離開父親家去航海的日子；他從薩里逃走的時候，恰巧又與從雅茅斯（Yarmouth）沉船上逃生是同月同日；更奇妙的是，他誕生之日和被風浪打上孤島奇跡生還的日子也是同一天。

這顯然并非是純粹的偶因在起作用。魯濱遜感到一束光照亮了這些事件的原因，“有一只至高的手在引導它們”（在笛福看來，上天對人的行動傾向的贊同或譴責多可被觀察而知，這種觀點與正統(tǒng)預定論非常不同）。魯濱遜拋棄了上帝，看不到事件之間的巧妙關(guān)聯(lián)，也從不進行嚴肅思考，一旦遇事便輕巧地視為偶然，不知畏懼或感恩，所以他前半生被惡運（evil Fate）擺布，憑機會（Chance）或運氣（Luck）過活，內(nèi)心沒有確定的原則，像一只“僅僅受自然本原支配的野獸”，發(fā)生任何結(jié)果都不是基于自主選擇：遇到正直誠實的英國船長，便頗有收獲，遇到輕率冒進的商人和種植園主，便干起非法勾當，為偶因支配，瀕臨毀滅。

形形色色的冒險構(gòu)成了魯濱遜的一生，但也正是這些新鮮的經(jīng)歷，使他逐漸感知到自然的奇跡（Prodigy of Nature）。奇跡不是神跡（miracle），而是遵循自然因果鏈條發(fā)生的奇妙事件。從魯濱遜通過海浪的助力存身孤島開始，奇跡就不斷發(fā)生。傾覆的船竟然被夜潮沖到近岸，使他在能力范圍內(nèi)獲得生存必需品。從沉船上獲得的面包快要吃完之際，地上突然長出十來個麥穗。感染瘧疾瀕臨死亡之時，他翻箱尋找煙葉，還發(fā)現(xiàn)了從破船上拿來的幾本《圣經(jīng)》。煙葉治愈了他身體的疾病后，他隨手一翻《圣經(jīng)》，首先映入眼簾的竟是：“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魯濱遜“信”的建立就是靠著一連串的奇跡。這些奇跡合乎自然因果律，但卻帶來奇跡般的效果。因為每個自然因果鏈條的環(huán)節(jié)都存在著偶然性，任何條件的變化都可能導致不同的、不可探知的效果。倘若魯濱遜不努力從大船上搬回谷物袋，而后又為自我保存，抖空谷袋，分裝火藥，他就不可能無意間灑落谷粒，得到麥子。但另一方面，他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完全決定這個結(jié)果。假使船上的耗子吃光了谷粒，假使谷粒落在受烈日暴曬的地里，大麥都無法長出。可見，雖然取回谷袋與大麥長出之間存在顯著必然性，但因與果之間又都存在著偶然性。笛福指出，自然因果鏈條內(nèi)的偶然性恰恰體現(xiàn)了上帝的神意（providence），“神意指引事物的發(fā)生和結(jié)果，控制原因，在世界中形成條件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the Connection of Circumstances）”。

笛福在理性宗教和啟示宗教之間做著調(diào)和。純粹的推理能力不能使人建立信念，它在令世界的自然因果律愈加清楚顯明之時，也使人遭遇理性化帶來的神圣感的喪失。當自愛成為人性基本的前提，懺悔、感激、鄰人之愛將變得更加困難，人容易自滿驕傲，虛榮偽善。笛福說，十八世紀紳士階層大多是自然神論者或無神論者。另一方面，啟示宗教的神跡也容易誘導人產(chǎn)生癔癥般的幻覺，剝奪人的理性，削弱人的自主性，最終使人消解怠惰地依賴恩典，被動服從。所以笛福也不允許《舊約》時代的靈的交流方式（如幽靈、異象）還存續(xù)在他的作品里，而代之以地震、暴風雨、雷電、夢、沖動等自然和生理現(xiàn)象——笛福稱它們?yōu)樯褚獾穆曇簟Ｉ系蹮o形的手通過在自然因果律的限制內(nèi)搭建條件，使得事件可以因人的行動改變而發(fā)生各種逆轉(zhuǎn)，從而使人可以與這部分神意的行動相交流。

笛福弱化預定論，加強神意的色彩，就是既要增強上帝自由行動的特權(quán)，也為人的自由意志留有位置。他認為加爾文預定論“將至高無上力量的雙手緊緊綁在事情的一條軌道上（因果律），以至于除了以前確定將來要被實施、被允準的事情外，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被實施、被允準的狀況”。這樣一來，向上帝禱告赦免、寬恕、免除、避免都沒有了效力，人也變成自然神論者或無神論者。因此，他在神圣律令的不可變動性之上，增加了一種日常神意的運作。他說，“這里還留下一只自由的手來指導自然原因和事件的軌道”，“人生普遍的偶然性都被留給一位日常的運作者（Agitator）來處置，也就是神圣的神意來安排和指導這些人生的意外事件（Incidents）”。這種神意的多樣的行動（Actings）正好應和人的自由意志。他寫道：

我們是短視的，只能看到我們前面一點的路，也就是事情的結(jié)果。故我們應該利用所有我們能夠得到的光與幫助。……神意的仁慈安排使用了不計其數(shù)的方式來向我們透露，上帝希望我們在困難的情況中怎么做，并且毫無疑問，它期望我們與此同時能夠注意到那些指引。（引自《宗教沉思錄》）

在笛福的作品里，我們看不到由此世和彼世之間無限絕對的鴻溝帶來的孤獨和有關(guān)救贖事務的緊張。這是他和清教徒班揚的重要區(qū)別。他強調(diào)神意影響、統(tǒng)治和引導此世中那些事物的日常運行，是為了世人現(xiàn)世生活的好處。這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它既致力于打掉現(xiàn)代個體的驕傲，使其承認自身的短視和軟弱，承認在人生重大事務或困難處境里是需要被引領(lǐng)的，又有助于人建立積極的信念，而不至于精神陷入悲苦暗淡的無力狀態(tài)。笛福在信仰和自由之間尋找平衡：信仰不會削弱，反而會加強現(xiàn)代人的道德自主性，人在事務的日常運行中聆聽神意，能夠更加積極地生活。

魯濱遜重返社會后的故事雖然只有十數(shù)頁，但卻極為重要。它是主人公在冒險、奇跡與神意之上建立的道德世界觀，是笛福眼中亂世中的個體應該堅持和踐行的價值倫理。重返現(xiàn)世后魯濱遜的一個重大改變在于，他不再僅憑一己的自然好惡來決斷和行動。在極盡瘋狂的冒險和不堪之遇后，他更加明白，人性不是自足的，無法憑借自身的力量達到絕對的高度。人是一個短視的動物，總是容易被激情、欲念或習俗急流裹挾，投身于各種傻事蠢行之中。另一方面，人又是軟弱不堪的。在極端的必然性中，依靠人性的自然力量，人能對抗的東西其實非常有限。惡劣的環(huán)境、孤獨、饑餓、貧困都能輕易地吞噬人性的所有力量和驕傲。正是冒險導致的各種遭遇，使魯濱遜能超越實定法，從自然性上重新理解罪惡。

在島上，面對被捕的嘩變頭子等人，魯濱遜沒有動用私刑，也沒有將他們帶回文明社會領(lǐng)受絞刑，而是把他們留在島上，給予工具、種子和《圣經(jīng)》，毫無保留地教他們生產(chǎn)生活技能，到第二部中，他還幫助他們劃分土地。顯然，魯濱遜并非從法律，而是從人性自我救贖的意義上理解罪與罰。他希望這些惡棍磨礪于鍬鋤斧斤之間，寓心于福音信仰之中，得到重生。回到社會，魯濱遜找到了早年忠實的管理人和導師——英國孀婦。當年魯濱遜匆匆上船，將大筆錢款交予英國孀婦保管，沒有簽訂任何信托協(xié)議。她在得知魯濱遜落難巴西之后，非但沒有因為自己境況不佳和法律文書的缺失而將錢款占為己有，反而在足額付款后，額外奉送厚禮感謝葡萄牙船長對魯濱遜的照顧，并在船貨里放了三本《圣經(jīng)》，構(gòu)成魯濱遜孤島改造的關(guān)鍵。但就是這樣正派的女人，在經(jīng)歷一次婚姻后再次守寡，已無力奉還魯濱遜的債款。而魯濱遜的救命恩人葡萄牙船長，當年與魯濱遜素不相識，甚至宗教信仰也不同。倘若他漠視陌生人的求救，或者在搭救后接受應屬于他的合法權(quán)益，他并沒有違反法律。但他拒絕了本可以索要的酬謝，因為這會剝奪魯濱遜繼續(xù)生存的條件，還變相為魯濱遜提供了安頓所需的費用，又幫他從英國孀婦那里取回錢款，替他置辦種植園營生的工具。然而如此慷慨之人，因為海船失事，虧損巨大，被迫挪用了魯濱遜種植園的收益。這些真正誠實的人，因為偶然的風浪，在法律上反而統(tǒng)統(tǒng)變成了不誠實的人。正值資財緊張的魯濱遜，固然可以挾法律來脅迫他們，追求嚴格的正義，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給予他們寬慰和接濟。

這里顯露出作者對衡平的極大肯定與強調(diào)。笛福對衡平的表述有兩種，一種是法，即“衡平法”（Chancery Law），另一種是原則（principle），即“衡平/公道”（Equity）。兩者的對立面分別是“普通法”（Common Law）和“正義（Justice）”。笛福認為，正義只是平庸的誠實，衡平才是真誠的誠實。人們運用普通法追求嚴格正義，多著眼于私人利益，其中摻雜著人性的卑鄙、吝嗇、貪婪、自私。只有衡平法才體現(xiàn)人的慷慨寬大，是對律法主義的超越。

在笛福看來，衡平的根本在于寬容。這種寬容來源于抹去了身份地位差異的同類受造物的平等。因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沒有人比別人更有驕傲的資格，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謙卑懺悔，通過對其他同胞的寬容來確認自己的罪，也就是把對上帝的感激化作對同胞真誠的情感。在極端境況中，人們普遍是軟弱的，無法對抗自然之力，“面對一些不幸，人性是無法承受的，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也會吃他鄰居放在他食櫥里的面包而不是餓死”。這時候運用超出人性承受力量的嚴苛法律，是違背良心的，忽略了自己對上帝應償還的債，忽略了對同胞應承擔的責任。笛福寫道：

富人是造物主的自由持有農(nóng)（Free-holders），他們免費地享受造物主給予他們占有的產(chǎn)業(yè)，獲得地租、利潤和報酬，但他們要支付自由保有土地的地租（a fee Farm Rent）給家庭中的幼子，即窮人……通過為別人做善事（all good Offices）以及友善、仁慈、慷慨的行動來不斷清償這筆債務。（引自《宗教沉思錄》)

這是一種總體性的倫理實踐圖景。笛福在優(yōu)渥境況中的人、上帝和糟糕境況中的人之間建立了道德關(guān)聯(lián)。世事無常，優(yōu)渥境況不是人單靠自身力量就能必然達到的，而應被視作造物主給予的恩典。因此富裕境況中的人對造物主負有債務，他應該成為神意的工具，對同胞行善事，使之不至于因不幸而遭到毀滅，通過人道的行動來不斷清償自己對造物主的負債。

英國孀婦和葡萄牙船長就是通過行善事，幫助魯濱遜脫離困境，才會造成后者孤島改造、洗心革面、返回社會、散財報恩的結(jié)局。正因為他們當年沒有限于實定法，秉持衡平原則，履行神意的職責，在他們命運不濟落到同魯濱遜早先同樣處境之時，才不至于身陷囹圄而遭毀滅，反而得到大筆資產(chǎn)，重新崛起于世。也因為社會中的合伙人、受托人、王家土地稅務官、修道院司庫誠實地履行職責，魯濱遜的種植園才能在他在孤島改造時得到看護和保存，成為他日后維生和救濟的根基。所有人都成為了神意因果鏈條中的一環(huán)，得到自己的賞與罰。這個世界的機運如此難以捉摸，每個人都被巨大的偶然性支配，都可能變成犯罪者，只有個體捍衛(wèi)這種價值，主動抓住神意提供的機會，在自身能力最大范圍內(nèi)實施人道，才可能面對偶然的世界。

或許因為笛福本人跌宕沉浮，閱盡世事，他才會如此著力于這個新世界的創(chuàng)造。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摩爾·弗蘭德斯》《羅克珊娜》中，他刻畫的金錢社會充斥著個體的投機、犯罪、慫恿、誘惑和墮落。在那里，貧困是陷阱，財產(chǎn)是人唯一可能過上道德生活的保障。但除了繼承制，想另辟蹊徑獲得財產(chǎn)，無比艱難。女人只能變成理性動物，時刻審慎克制，依靠計算經(jīng)營，方可扭轉(zhuǎn)乾坤，規(guī)避毀滅的風險，過上倫理的生活。相較而言，《魯濱遜·克魯索》是一部充滿烏托邦想象的作品，體現(xiàn)了笛福眼中新世界個體應具有的倫理精神。（笛福的思想和美國建國者頗有關(guān)系，所謂神意是美國自然理論思想中最核心的東西。對于不服從國教者，當時的英國社會已然腐敗，盡管正是他們開啟了英國的商業(yè)化浪潮，但他們也警惕商業(yè)化帶來的罪惡，希望在美洲自由的土地上重新尋找神圣法則。哈佛大學前身、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學院采納了整套不服從國教派學院的教育內(nèi)容，使用的正是笛福的老師查爾斯·莫頓編撰的教材。）

令人扼腕的是，笛福雖然為魯濱遜注入了新世界的靈魂，他自己的晚境卻是魯濱遜故事結(jié)局的反面。他與大兒子本杰明決裂，去世前兩年，老債務人的妻子又把他訴上法庭，逼他償還八百英鎊。為了避免被捕，這位蹣跚老人告別至親，獨自藏身于肯特郡的一個偏遠村莊。出于保障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兒日后生活的考慮，他提前將財產(chǎn)轉(zhuǎn)移給二兒子丹尼爾。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二兒子竟合法地享用了這筆財產(chǎn)，生活富裕，絲毫不憐憫母親和妹妹。在最后一封給貝克爾的信中，笛福絕望地說：“我的心淹沒在了不可承受的巨大折磨里，看看我自己，沒有絲毫慰藉、朋友、親戚（除了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的親戚）。……正是我兒子的不公道、不仁善，我不得不說是不人道的行徑，毀了我的家庭，一句話，讓我心碎。”盡管如此，在信的末尾，他仍然寫道：“我如此臨近我人生旅途的終點，并正在加快腳步到達所有疲憊都會安息之處，在那里，惡人再不會來打擾我。即便這段路程是艱難的，充滿暴風驟雨，但無論以何種方式抵達終點，在所有情況下，我都愿意結(jié)束生命。上帝，我們贊美您。”

傳記作家貝克沙埃德坦言，笛福安心將自身托付給上帝。這種確信來源于他與上帝持續(xù)的、個人性的，甚至親密的關(guān)系。不同于他同時代的大部分人，笛福不斷探究、評論上帝與人和此世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他總是在與上帝的交流之中，并認為上帝就在此世之中。正是這種不服從國教者的真誠而可貴的信仰，使他的《魯濱遜·克魯索》充滿了令人感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