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雙生”為主題的作品中，川端康成的小說《古都》尤為令人印象深刻。它糅合了東方文化的內(nèi)斂性與日本文化的秩序感。《古都》于1962年發(fā)表，故事始于春天花開，終于冬晨一場細(xì)雪，將女主人公千重子與其孿生姐妹苗子相逢的故事編織在京都四季的美景中。對比如今的京都，心中不禁生出這樣的問題：京都到底是誰的呢？

游客的京都

上世紀(jì)60年代，即便外國游客尚未如梭而至，京都也已然是一座遠(yuǎn)近聞名的旅游城市了。川端康成由淺及深地鋪陳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一開始描寫讀者較為熟悉的平安神宮之櫻花、清水寺之舞臺，然后慢慢進(jìn)入關(guān)于西陣織、北山衫、祗園祭等與京都日常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部分。

“游客”出現(xiàn)在前幾章中，如在千重子在平安神宮神苑，看到游客坐在池邊的折凳上“品賞談茶”、“外國游客把櫻樹攝入了鏡頭”，又寫她為避開“嵐山游客正多”，而“喜歡野野宮、二尊院的路，還有仇野”。彼時，城市旅游尚未火爆。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中穿插著一些游客。據(jù)日本國家觀光局統(tǒng)計，2018年，日本入境游客數(shù)量是1964年的88.4倍；而人口不到150萬的京都，共有571萬人次的外國游客（本國游客更多）抵達(dá)。如今，旅游旺季的京都，已是在游客中穿插了一些日常生活。

唯獨在京都，作為游客會感到需要小心翼翼。這座城市的古意太濃，這種古意究其根源來自中國；可在中國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再見到如此密集的“唐風(fēng)”。“唐風(fēng)”固然還在（雖為應(yīng)仁之亂后的復(fù)建），但與半個世紀(jì)前的“古都”已大不相同。所以帶著羨慕和惋嘆的情緒，總覺得自己“侵入”了京都人的生活，和其他游客共謀了一場名為“漸漸消逝的京都”之舞臺劇。

再也不可能出現(xiàn)《古都》中“參觀清水寺舞臺的人，只剩下寥寥三四個女學(xué)生”的情形了。單單沿著松原通往山上走幾步，前方的人頭攢動就讓人望而卻步，更何況身邊還穿梭著眾多租賃來的花哨和服；21世紀(jì)的“千重子”也不會再“到錦市場去看看有什么菜，好準(zhǔn)備晚飯”，那里終日人流如織，恐怕她連一只腳都踏不進(jìn)去了。

游客不斷增加，旅游的“浸入”程度也日益加深。任何一家書店的“旅行”架上，關(guān)于京都的書都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內(nèi)容深入。如舒國治富有詩意的《門外漢的京都》，李清志另類小眾的《美感京都》等。

游客侵入了京都，也侵入了其他游客。寺廟庭園用長長的麻繩圍起了固定的游覽路線，不允許偏離軌道。當(dāng)然，這也可理解為日式“秩序”的體現(xiàn)，但游興自然受到一定影響。在龍安寺，尚可排排座、肩并肩地同陌生人一起，將眼前的石庭一覽無余。去天龍寺就沒那么好運了，寺廟舍不得放棄主殿與曹源池間的小徑作為另一條收費游覽路線，坐在主殿屋檐下看庭園，眼前小徑上走走停停的游客大煞風(fēng)景。

在嘈雜的人群中尋覓京都往昔，恐怕要參考舒國治先生的玩法。舒先生早年學(xué)習(xí)電影，對京都的“場景感”尤其敏感。他在2006年出版的《門外漢的京都》中談到，“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來到京都，嚇著了，我張口咋舌，覺得凡入目皆像是看電影”，所以他在京都從不拘泥于非要看什么，而是隨性走走歇歇，只為感受京都這部“古代”電影的每一幀恍惚即逝的片段。難怪Sofia Coppola的電影明明叫《迷失東京》，卻在影片的后半段沒來由地讓Scarlett Johansson坐著東海道新干線去了趟京都，往南禪寺和平安神宮走了一遭——可能在導(dǎo)演眼里，東京的“場景感”對整部影片豐滿度的貢獻(xiàn)還不夠。

日本人的京都

京都之于日本，不僅是古都，而且是故都。這座城市的首都情結(jié)很是深重。京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名字中的兩個字——“京”和“都”——都意指“首都”的城市。更耐人尋味的是，京都原本只叫“京”，在明治維新遷都東京（江戶）后，“京都”的名字才被鞏固了下來，可見京都人對失去首都地位是如此耿耿于懷。其實也有他們的理由。最有歷史依據(jù)的一點是：天皇從未下過所謂“遷都詔書”。故而，一部分京都人認(rèn)為，名義上此地仍是日本的首都，天皇家族只是出訪了東京——一百多年——罷了。在明仁天皇即將禪位之際，京都人不知會不會又開始幻想“天皇還都”了呢？

同許多大都市一樣，京都人覺得其他人都是“鄉(xiāng)下人”。京都中心主義思想是“溯古”式的，曾經(jīng)作為政治中心的輝煌依然縈繞在心。更極致的是，就連“京都人”這個稱呼也不能隨便落到所有京都府人甚至京都市人頭上。京都大學(xué)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井上章一教授，在其所著的《討厭京都》一書中“憤憤地”談到，居住在“洛中”（平安京時期仿唐兩都制，將都城沿中軸線分為右京長安與左京洛陽；右京地處沼澤低洼地帶，不久便荒廢了，而左京日益繁榮，日本人漸漸便常稱京都為“洛”），即京都市區(qū)的京都人，不認(rèn)為京都其他地方的人是“京都人”。井上教授一次去看職業(yè)摔跤，來自宇治（京都近郊）的YASSHI賽前拿著麥克風(fēng)對場內(nèi)的觀眾說：“身為京都人的自己終于衣錦還鄉(xiāng)了。”觀眾席傳來陣陣噓聲，還有人喝倒彩：“你才不是京都人，分明就是個宇治人！”——也真夠刻薄的。井上教授出生在嵯峨，現(xiàn)居宇治，此二處皆屬“洛外”（大體指京都市郊），所以亦飽受被“洛中”人士鄙視之苦，只愿自稱為“京都府人”。

盡管外地人認(rèn)為京都人高傲虛偽，這座洗盡鉛華的古都，依然是日本人唯一的精神故鄉(xiāng)。作為一個局外人，亦能在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看出，京都至少有兩樣?xùn)|西是無可替代的：櫻花和庭園。谷崎潤一郎講述大阪名門望族四姐妹故事的風(fēng)俗小說《細(xì)雪》中，二姐幸子一到春天就會慫恿丈夫、女兒和兩個妹妹去京都賞櫻。盡管她居住的蘆屋及附近也有櫻花，但對幸子來說，“鯛魚如果不是明石出產(chǎn)的，就不好吃；櫻花如果不是京都的，看了也和不看一樣”。為什么一定要去京都看櫻花呢？在哪兒看不還是那幾個品種？殊不知對日本人來說，賞櫻不只是賞花，更是一種以“短暫而絢爛”為內(nèi)核的情感寄托。櫻花是日本人的性格，京都是日本人的精神家園，此二者最為搭配。幸子和千重子一樣，對平安神宮的櫻花頗為青睞，幸子認(rèn)為“神苑的櫻花是洛中最美的櫻花”，而千重子則感嘆除了神苑的紅色垂櫻，“再沒有什么可以代表京都之春的了”。可見，日本人關(guān)于京都何處去賞櫻也是有默契的。

日本人最引以為傲的京都物事恐怕要數(shù)京都的庭園，其保有的數(shù)量之多及完好程度令人瞠目。電影史上關(guān)于京都庭園最經(jīng)典的鏡頭，出自小津安二郎《晚春》中龍安寺石庭的一場戲。女兒紀(jì)子出嫁前，同父親至京都一游，這場戲是父親周吉和好友小野寺在龍安寺的一段對話，大致是感嘆生女兒“沒嫁的時候擔(dān)心嫁不出去……一旦要出嫁了，又覺得不是滋味……”鏡頭在兩人的對話和石庭景象之間切換，巧妙地映射出父親即將面對的女兒出嫁后的寂寞。京都庭園眾多，不論池泉還是枯山水，都有不少經(jīng)典，而在意境上唯龍安寺石庭最為空寂。小津選擇在這里拍攝《晚春》女兒出嫁前父親心情的一場戲，實在很妙。

普通民居的庭園雖無名家手筆雕琢，卻更貼近生活。小津另一部影片《宗方姐妹》中，有一場戲是父親和小女兒滿里子在住所（日式傳統(tǒng)住宅）的檐下聊天。兩人正對著園子坐著，聊著聊著忽然來了一只黃鶯，父女二人禁不住相繼模仿起黃鶯的叫聲，陽光在墻上映出屋檐，更遠(yuǎn)處樹葉的影子在園墻上美如畫。鏡頭中雖然未出現(xiàn)庭園全景，意境已然蔓延至景框之外。日本人常自詡“上帝創(chuàng)造了自然之美，日本人卻創(chuàng)造了庭園之美”，而日本最美的庭園在京都。

京都人的京都

不論是怎樣的“深度游”，游客的京都還是片段性的，難窺全豹，而京都人的京都是一場一年四季不間斷的“大戲”。讀《古都》，無法不生出這樣的感嘆：京都人不是在過節(jié)，就是在準(zhǔn)備過節(jié)！說到這一點，我想起王元化先生在《京劇札記》中寫到京劇的虛擬性、程式化、寫意型三大基本特征，其中的“程式化”特別適合類比京都的日常生活。京劇的程式化并非是死板，而是對節(jié)奏和秩序的一種高度追求，在“刻意”中生出特殊的美感，這和京都人四季生活有很相似的地方。

林文月女士在上世紀(jì)60年代赴京都大學(xué)研讀比較文學(xué)。因其文筆優(yōu)美又勤寫，讀者有幸讀到她在居留期間寫下的《京都一年》，書中對京都四季重要的“活動”——顏見世、都舞、祗園祭——進(jìn)行了詳細(xì)描寫。京都四條大橋邊上，有一座云巫女阿國的雕像，相傳其為歌舞伎創(chuàng)始人。雕像斜對面就是日本著名的歌舞伎劇場：南座。對傳統(tǒng)的京都人來說，沒有觀賞歲末南座全國名角薈萃的“顏見世”（原指年終歌舞伎班主與演員重新訂立合同后，新班底的介紹性演出，后泛指名角露臉），就不算過了一年。

外國游客在京都看“顏見世”比在北京看“京劇”障礙更多，語言障礙是類似的——古語加上很多特殊用法；更大的障礙來自兩處：一是不像京劇的唱念做打，歌舞伎表演以“說”為主，所以抱著看熱鬧的心態(tài)去看，肯定是一頭霧水；二是高端的服裝要求，吃倒在大阪，穿倒在京都，京都婦女們?yōu)榱诉@年度盛事，會一擲千金華麗登場，穿得不得體是絕對不好意思出現(xiàn)的。為了不失禮，林文月“忍著酷寒，一大早就脫下近日來每天穿的厚毛衣，換上從臺灣帶來的唯一的正式禮服——一件無袖黑旗袍，外罩有紗袖的黑色繡金短外衣”。無袖，紗袖！這聽起來就讓人冷意颼颼。同“顏見世”相比，春天的“都舞”和夏天的“祗園祭”門檻要稍稍低一點，“都舞”好歹視覺觀賞性強一些，而“祗園祭”哪怕只為湊個熱鬧也可以參與其中。

《京都一年》中提到但沒有單篇描寫的秋之“時代祭”可以回到《古都》中尋覓其蹤。和葵祭、祗園祭并稱為京都三大祭的時代祭，是為慶祝京都建都而設(shè)立的節(jié)日，看重“首都”地位的京都人怎能不重視此祭。在《古都》中，川端康成將時代祭作為千重子孿生妹妹苗子與西陣織編織手藝人秀男的戀愛背景，原本愛慕千重子的秀男將苗子誤認(rèn)為千重子，從而移情于她。時代祭的儀仗隊表現(xiàn)古都千年來的風(fēng)俗，展示各朝各代的服飾和人物。秀男邀請苗子到京都御所的廣場觀禮，他看看御所翠綠的松樹，又悄悄看看身邊的苗子——京都人四季“刻意”的節(jié)慶活動，為市民的情感生活搭建了各種美妙的背景，至少《古都》中是這樣，一幕幕情景交融的描寫，制造出了別樣的故事張力。

京都人的生活還有一種城市中的“野趣感”。京都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交通亦特別便利，隨便搭上一趟巴士、電鐵等公共交通工具，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dá)比叡山、嵯峨、宇治等郊外。京都市區(qū)也不像東京、大阪都市感那么強，對“野趣”貢獻(xiàn)最大的要數(shù)鴨川。走在縱穿市中心的鴨川邊上，有意無意保留的樸實無華，讓人感到置身郊野。都說京都的生活成本很高，沿著鴨川往比叡山方向走走，餓了在便利店——運氣好的話碰上自家開的小店——買個飯團(tuán)便當(dāng)什么的，往鴨川岸邊坐一坐，邊看風(fēng)景邊小食一餐，又便宜又愜意。

有貴、有便宜很是重要，各階層人士有容身的余地。對游客也是一樣。想破費的可以享用高級的京料理，想節(jié)儉的在鴨川邊上吃個飯團(tuán)也別有風(fēng)味。關(guān)鍵是在鴨川，試想如果是在上海外灘吃粢飯糕，或者在香港維多利亞灣吃魚蛋，場景會不會很違和？“野趣感”可以讓人放低姿態(tài)且怡然，這才是難能可貴的地方。

誰的京都？

去年歲末到京都，有一天日落從南禪寺出來，沿著仁王門通往平安神宮前的蔦屋書店去，腹中空空，于是在神宮道一家7-ELEVEN買了便當(dāng)坐在門口吃。一位日本老先生走過來，用英語問我和同伴以及斜對面的一位金發(fā)女孩從哪里來。說著說著，發(fā)現(xiàn)大家的行蹤有交集。金發(fā)女孩是烏克蘭人，在迪拜工作，我和同伴恰巧一起去過迪拜；老先生來自名古屋，但早年在上海待過一段時間；而對京都的向往，又把我們同時帶到了這里。

金發(fā)女孩剛從蔦屋書店出來，要往我們來的南禪寺方向去看夜間楓葉燈光秀（京都寺院真的很會經(jīng)營，白天晚上不閑著）。她好心地給我們指蔦屋書店的方向，老先生則努力地讓三方對話不冷場，客氣地一直在串場。這家7-ELEVEN門口空間較大，聚集了很多人坐在那里吃便當(dāng)。過了一會兒，老先生又問旁邊的一個日本女孩從哪兒來。她是京都本地人，客氣地搭著話。鑒于書中常看到的京都人的“傲慢”，我暗自揣測，這位小姐是怎么看外地人和外國人的呢？這個問題恐怕三言兩語回答不了。再說日本人客客氣氣的禮儀，也讓人很難深入其內(nèi)心。

京都的景點多而分散，且常與民居交織，所以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游客。在這樣的情況下，卻依然感受到游客、京都人之間的界限分明。哪怕是在7-ELEVEN門口物理半徑極小范圍內(nèi)的交談，京都人和游客之間的距離感還是那么明顯，彬彬有禮是真的，熱情好客恐怕很難用來形容京都人。個人覺得這樣還不錯，畢竟在發(fā)展旅游和保持城市傳統(tǒng)之間取得平衡，需要恪守一定底線，甚至不能忘記：游客本質(zhì)上具有很強的破壞性，他們是來購買瞬時體驗的，不會真的關(guān)心別人城市的未來。京都首先是京都人的，正如任何一座城市首先屬于它的市民，其他短暫的擁有者都是過客，莫反客為主，方能保存城市性格之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