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特里·伊格爾頓，生于1943年，英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出版著作超過五十本，代表作有《權力的神話》（1975）《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1976）《文學理論：導論》（1983）《批評的功能》（1984）《美學意識形態(tài)》（1990）《理論之后》（2003）《理性，信仰，革命》（2009）《文學事件》（2012）《激進的犧牲》（2018）。

本文系伊格爾頓著《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s）一書三十周年紀念版導言，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她們是反叛者，她們是保守派

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稱為晚期浪漫主義作家，這并不單單是一種年代學劃分。她們以作家身份出現(xiàn)于十八至十九世紀之交，此時偉大的浪漫主義時代已經幾近尾聲，而英國工業(yè)資本主義時代即將開始。這樣她們就成為了轉型式人物，活躍在高浪漫主義（high Romantic）革命戲劇的年代與危機叢生的新型工業(yè)社會誕生的交疊之際。這個社會發(fā)軔于勃朗特姐妹生活的英國北部地區(qū)，從這里的工廠與紡織廠蔓延開來，最終橫掃全球。

由此來看，這三姐妹是名副其實地在全球工業(yè)社會的源頭進行創(chuàng)作的。工業(yè)革命就在她們的門口開展，從教區(qū)牧師寓所的窗口就可以親眼看見。她們其中一本小說，夏洛蒂的《謝莉》（Shirley），便取材于工業(yè)化時期的約克郡。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地點，作為地方作家，她們的寫作卻十分反諷地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在十九世紀中期，即便是遠隔重洋的角落，也有不少人聽說過布拉德福德和曼徹斯特、利茲和利物浦這些如雷貫耳的地名。不過藝術家并非總是應時而生，很難簡單地說一位作家歸屬于哪個時代：他們可能由前一時代而來，身上殘存著輝煌往昔的余跡，又或許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為模糊難辨的未來發(fā)出預言。很多二十世紀初期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家兼具這兩種特質，他們回溯古風素樸、生機勃勃的文明，以期從中窺見新時代的顏容。這便是《呼嘯山莊》的敘事中所體現(xiàn)的復雜的時間循環(huán)。希思克利夫（Heathcliff）和凱瑟琳（Catherine）是浪漫復古派還是革命先驅派？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對于勃朗特姐妹而言，作為晚期浪漫派意味著她們至少同時屬于兩個時代。她們的父親是獨斷專行的托利黨人，從小給她們講述的是英雄事跡和神話人物，教她們敬仰威靈頓公爵，熱愛一切崇高尊貴的事物。這些都充分折射出浪漫主義時期極盡浮華夸飾的革命與反革命潮流。這是很罕見的一個時期，人們親身體驗到歷史的創(chuàng)生過程，從巴黎到波士頓，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腳下的土地正在發(fā)生的劇烈震動，一種全新的革命情懷由此誕生。這是布萊克和羅伯斯庇爾的時代，是黑格爾和杰斐遜的時代，這是令人驚嘆的創(chuàng)新時代，這個時代不僅有拜倫和雪萊的詩篇，也孕育了美國憲法和康德哲學。這也是一個后啟蒙時代，把人類看作理性克制的動物的構想，讓位于把人類視為充滿激情與欲望的造物的觀點，無限性（infinity）是人真正的家。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力得以釋放，與革命政治形成一種怪異的同盟關系。

要在這個時代的黃昏嶄露頭角，勃朗特姐妹首先要做的便是持守一種對往日輝煌的懷舊情愫。就像法國小說家司湯達，這位后拿破侖時代的記錄者，見證了可貴榮光的消逝——不再有暴亂起義的詩篇、武力征服的情節(jié)劇，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的散文，寡然無趣。此時那種創(chuàng)造性或烏托邦式的想象就與世界第一工業(yè)大國的嚴苛規(guī)訓形成了激烈沖突。作為這一轉變的縮影，這三姐妹不得不把神秘浪漫的童年留在身后，投身于維多利亞時代女家庭教師這個嚴苛清苦又折磨靈魂的身份中。

與此同時，對于勃朗特姐妹而言，時勢也有讓人滿意的一面——混亂的革命激流得到了遏制，秩序和等級也基本恢復。十九世紀早期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武力騷亂遭到專制警察國家的殘酷鎮(zhèn)壓。到了三姐妹生活的時代，它開始復興，表現(xiàn)為工人階級大規(guī)模參與的憲章運動。勃朗特姐妹既是充滿自由精神的反叛者，又是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保守派，她們對這些持異見者既同情又恐懼，對當局既心存不滿又滿懷敬仰。本書要展示的便是中產階級下層這種特有的搖擺立場。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三姐妹屬于激進的保守派這個怪異又矛盾的物種，從而屬于一個杰出的文學世系：從約翰·羅斯金、約瑟夫·康拉德，到T. S. 艾略特和D. H. 勞倫斯，莫不如此。

這樣來看，勃朗特姐妹繼承了新時代的兩種特質：既躁動激進，又傳統(tǒng)保守。我想要說的是，她們既是反叛者又是反動派，既是虔誠的國教徒，又是熱切的反國教分子，這些用個人性情來解釋恐怕是遠遠不夠的。由此可以看出，她們不僅身處社會沖突的集結點，而且也歷經了一段矛盾糾結的歷史。這塑造了她們小說的內在結構，這段歷史并不只是社會學事實，對她們的感受方式（sensibility）也產生了決定性的（formative）影響。

新人類新文學

如果說在浪漫主義時期，歷史的形成是可見的（因此這也是歷史小說的偉大時代），那么在工業(yè)革命初期也同樣如此。這并不單純是關乎紡織廠、鄉(xiāng)村圈地運動、饑荒和階級斗爭的問題，而是關乎一種全新感受方式的形成，這種感受方式正適合初步走向全面城市化的英國社會。人們需要學習新的規(guī)訓和感覺習慣，新的時間節(jié)奏和空間組織，新的壓抑、順從和自我形塑的形式。一種全新的人類主體性模式正在形成，他們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小說中發(fā)生自我分裂的主人公一樣，既志向滿滿又挫折不斷，既孤立無著又聰明自立。

正如夏洛蒂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一樣，這種社會新秩序中典型的個體一方面冷靜自利，另一方面又脆弱無助。沒有人比勃朗特姐妹更具代表性了，她們教養(yǎng)良好，卻不得不在壓抑的環(huán)境中工作謀生。這三姐妹踏出約克郡教區(qū)那片文明飛地，進入無人保護的世界，她們被迫成為家庭教師，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為商品兜售。她們身上記錄了文明與粗蠻的沖突、教養(yǎng)與勞作的沖突、自我表達與自我壓抑的沖突，無處不彰顯出社會存在的新形式。

最讓人欽佩的是她們對抗這些沖突的勇氣。對于狄更斯這樣同時代的小說家而言，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他沒有過去的經驗可資借鑒，只有直面現(xiàn)實。不過對于勃朗特姐妹來說，她們得到過珍貴傳統(tǒng)的滋養(yǎng)：包括神話、傳奇、民間傳說和奇幻小說等等。但她們并未采取自我防御姿態(tài)，退縮進隱居世界，也未漫不經心地丟棄傳統(tǒng)，轉而熱情擁抱自己的時代。相反，她們的小說以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綜合了兩個維度：結合了哥特風格和現(xiàn)實主義、童話和社會紀實，從而勾勒出不可思議的新形態(tài)。論到兼具恣肆的想象力和堅定的現(xiàn)實主義，有哪部英語小說能比得過《呼嘯山莊》呢？

其結果便是——至少在夏洛蒂的小說中是如此——不同文學形式的精彩結合。三十年前，在本書的第一版中我曾把夏洛蒂的小說和艾米莉的偉大作品進行了對比，認為前者在統(tǒng)一性方面稍遜一籌。然而，現(xiàn)在我已經不再把統(tǒng)一性看作小說不可或缺的優(yōu)點，而且也意識到夏洛蒂作品的感染力恰恰源自這些表面上的參差乖張之處，所以原來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另外，我也一直刻意弱化對這三姐妹性別方面的關注，其中一個特別過分的例子就是我總是冷漠無情地處理露西·斯諾（Lucy Snowe）的痛苦經歷，把她描述為一個身處異鄉(xiāng)、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形象。在如今這個后女性主義時代，我的那種看法無疑是屬于前女性主義的研究的，隨處可見都是這樣的例子。現(xiàn)在我更想提出這樣一種觀點：性別是本書致力于勾勒的、圍困勃朗特姐妹的所有其他矛盾最深刻集中的地方。

對于左翼分子來說，階級、種族和性別是神圣的三位一體關系。本書的研究不僅擱置了性別問題，而且也把種族和族裔問題放在了一邊。有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值得關注：那些英國文人中的翹楚根本不是英國人，比如斯威夫特、哥爾德斯密斯（Goldsmith）、蕭伯納、王爾德、康拉德、詹姆斯、龐德、葉芝、喬伊斯、貝克特、T. S. 艾略特等。同樣，勃朗特姐妹也并非英國人。正如很多其他為英國文學史做出杰出貢獻的作家一樣，她們是愛爾蘭后裔。數(shù)百年間，愛爾蘭人不僅得向英國人交賦稅、送牛肉，還得把自己最好的文學作品拱手獻給英國人。當然，即便沒有愛爾蘭移民，英國也照樣能上演一些矯情做作的小舞臺喜劇。這些愛爾蘭人漂流到英國海岸時，身無一物，能賴以為生的只有他們的風趣機智、獨特的語言天賦，還有作為外來者的眼光，對本地那些荒誕乖謬的做派冷眼旁觀。

本書雖然未忽略勃朗特姐妹的混合族裔背景，但是也并未細加探究，以我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這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勃朗特姐妹古怪易怒的父親帕特里克（Patrick）是來自唐恩郡（County Down）的愛爾蘭人，直到今日，有的愛爾蘭人提到“勃朗特村”仍然是指他成長的阿爾斯特地區(qū)（Ulster）。她們還有個任性不羈的兄弟，和他父親一樣。他短暫而又悲慘的人生印證了英國人心目中典型的愛爾蘭人形象：懶散，酗酒，好斗，叛逆，放縱，揮霍無度，滿腦子紛亂虛妄的幻想。

正如很多典型形象一樣，對于愛爾蘭人的標準看法很有趣，有點自相矛盾：他們既粗暴放蕩、反叛不羈，同時又熱情熱血、獨具創(chuàng)造力。這種雙重性格在《呼嘯山莊》中的希思克利夫身上得以充分體現(xiàn)。老厄恩肖先生（Old Earnshaw）在利物浦大街上撿到快餓暈的少年希思克利夫時，他還是個“穿得破破爛爛、臟兮兮、黑黝黝的小孩”，“嘴里嘰嘰咕咕地說著沒人能聽懂的話”，后來再出現(xiàn)時被描繪成粗野蠻橫、瘋瘋癲癲、頑劣不羈的樣子——活脫脫是十九世紀英國人心目中凱爾特殖民地居民的形象。艾米莉開始寫這部小說的幾個月前，她的哥哥曾去過利物浦，他很有可能在那里見到了一些講愛爾蘭語的難民兒童，成百上千的窮苦孩子就這樣天天在碼頭附近流浪。一份全國性雜志稱他們衣衫襤褸、黑色毛發(fā)長得跟野獸似的——簡單說，就是小希思克利夫的形象。就像當時幾乎所有的愛爾蘭窮人一樣，他們說的愛爾蘭語在英國人聽來可能真就是嘰里咕嚕、不知所云。

就像很難證明希思克利夫究竟是不是兇手一樣，同樣也很難證明他是不是愛爾蘭人。虛構人物沒有歷史：他們不過是白紙黑字勾勒出的樣子罷了，我們對他們所能做出的正當判斷全都囊括在這些文字當中。世上本無哈姆雷特，直到他登上戲劇舞臺，才有了這個形象，而且他的尸首永遠不會被埋葬。即便如此，希思克利夫這個人物的含混特征仍然至關重要。他和勃朗特姐妹一樣，既是局內人又是旁觀者（insider/outsider）：他兼具創(chuàng)造力和毀滅力；他擁有熱戀者的激情，同時也有復仇者的冷酷；他的愛情固然是超俗絕世的，他的陰謀也是自私殘忍的。《呼嘯山莊》無意消解這些二律背反。和別處一樣，小說只是為我們展示了互不相容的關于現(xiàn)實的敘事或者版本，并未暗示讀者（夏洛蒂必然會那樣做）應該相信哪一個。小說的特殊結構是在有意阻止讀者對男主人公形成某種一貫印象。畫眉田莊（Thrushcross Grange）有它的真相，呼嘯山莊也有自己的真相，但是文本就是不讓我們把兩者順暢地連接起來。

替罪羊：圣潔的天使，污穢的惡魔

用老厄恩肖的話說，希思克利夫可能是上帝的恩賜，卻又和魔鬼一樣惡毒，天使加惡魔的含混形象在整個敘事過程中就這樣伴隨著這個謎一般的外來者。即便是討厭他的內莉·丁恩（Nelly Dean）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呼嘯山莊所受的待遇，足以把圣人變成惡魔。古代社會有一種造物，既神圣又受詛、既潔凈又污穢、既有致命殺傷力又具有孕育生命的力量，這種造物被稱為“pharmakos”或者“替罪羊”。替罪羊具有毒性，又有祛病的功能：它象征著污穢不潔，但如果你敢完全置身于它的矛盾力量之下，它倒有可能帶來不可思議的益處。

如果替罪羊被驅逐出城，城市就無法從其殘暴中看到自己固有的暴力和丑陋。《呼嘯山莊》中的畫眉田莊是一個井然有序、溫文爾雅的地方，然而掩蓋在這些美德背后的是苦役和剝削。與之相對，呼嘯山莊中的侵害與暴行則更為公開地進行。如果古代城市能像雅典最終接納受詛致盲的俄狄浦斯那樣，有勇氣把替罪羊放進城里，那么很有可能會由此激發(fā)出一股再生的活力。從身體上說，呼嘯山莊的確是把希思克利夫放進來了，但是從精神上卻把他驅逐出境，正是這一點把本來可能降臨的祝福變成了詛咒。如果這個陰郁的外來者確實有愛爾蘭血統(tǒng)，那么這就有點寓言的意味了，小說似乎在暗示那個民族與其殖民領主之間那種煩擾糾葛的內外關系。

這個被稱作“pharmakos”的替罪羊似乎在生存與死亡之間不斷猶疑徘徊。它是對人性的一種致命扭曲，同時卻又揭示出某種無比真實的人類生存狀況。它橫穿生與死的無形界線，存在于生命白晝之外某個暮光晦暗的地帶。用弗洛伊德的語言說，在這個地界停留的是受死亡驅力（death drive）操控的那些人，按照他的理論，希思克利夫便是此類人的典型代表。他對凱瑟琳矢志不渝的（absolutism）渴求有一種死亡般的決絕（absolutism）意味。正是這種決絕讓他在戀人窗前木然呆立數(shù)小時之久，把他變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希思克利夫和凱瑟琳對彼此的欲望為傳統(tǒng)社會習俗（mores）所不容，盡管他們誓死守護，但這種欲望最終還是把他們徑直推向死亡的陰谷。只有這個無悲無喜（impersonal）之地，在這個既超凡崇高卻又虛空冥滅之處，他們的“關系”（如果這個稍顯平淡的詞還算應景的話）才能最終達到完滿。

替罪羊是圣潔的，也是污穢的，所以是一種高貴與卑微兼具的現(xiàn)象。浪漫主義的“幻覺”（vision）的觀念同樣如此，它非常接近“幻想”（fantasy）的理念，這會讓人不安，因為后者不那么具有啟示價值。在后弗洛伊德時代，人們不得不面對這個尷尬的局面——我們意識到幻覺想象如此接近白日夢那種退化式的假想。詩人葉芝用“夢”這個字時，他有時是指先知的洞見，有時又指那些天馬行空的臆想。如果某個官能可以幫助你解開現(xiàn)實之謎，那么你也可以借助這一能力逃離現(xiàn)實。這樣的話，既可以把凱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間的“關系”看作烏托邦式愿景與墮落俗世之間的沖突，又可以看作一種返嬰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也就不足為怪了。

施虐／受虐

還有另外一種關于高貴與卑微模棱兩可的立場，在這方面，夏洛蒂的小說比艾米莉的小說表現(xiàn)更為明顯。在這過程中，人物通過轉向更為高尚的目標，得以釋放和消解罪惡欲望，這個轉化過程被稱為“崇高化”（sublimation）。我在本書中提到，勃朗特姐妹的小說里，幾乎所有人際關系在本質上都是權力之爭，而且這種沖突通常表現(xiàn)為一種施虐／受虐模式（夏洛蒂作品中尤其如此）。順從、馴服和掌控，控制的快感和受控的愉悅：這些在《簡·愛》《維萊特》（Villette）《謝莉》和《教師》（The Professor）中都能找到明顯論據。《呼嘯山莊》中也有一種詭異的、無端的暴力出現(xiàn)，但是在這部小說中施虐的成分多過受虐，而夏洛蒂的小說則以非常復雜的方式對兩者進行了融合。她的作品中，人物關系呈現(xiàn)出一種焦灼的、情欲的倒錯，人物的性別角色不斷分裂、融合、顛倒，而這些現(xiàn)象在簡·奧斯丁或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中是無論如何看不到的。既相互吸引又互相敵視，這兩種情感建立一種奇異的同盟關系，形成一股股情感渦流，怨艾、謙卑、好斗、自殘等復雜情緒在敘述過程中交迭回旋。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想通過此書說明，這些并非單純的秉性問題或者個人心理的問題。恰恰相反，這些現(xiàn)象構成了夏洛蒂作品中的所謂政治無意識。它們再現(xiàn)了她所經歷的社會沖突和兩性沖突轉化為小說中某種精神潛文本（psychic subtext）的方式。如果直接加以揭示，這個潛文本就會對可敬的文學構成過度沖擊；因此小說必須借助其正式的故事線把那些不堪的欲望“加以升華”。一種被掌控的受虐之愛變成了一種為社會所接納的情感——對權威的恭敬之情，而掌控他人的欲望則變成了一種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

施虐／受虐包含了一種自我約束和自我懲罰的快感，可以說這便是夏洛蒂版本的死亡驅力，而這一點在她妹妹的偉大小說中已經有了充分體現(xiàn)。兩姐妹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夏洛蒂把死亡看作從屬于生命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說，在簡·愛和露西·斯諾身上，這種自我降卑和蒙羞受辱反而成為她們在世俗上獲得成功的前奏。簡·愛如修女般的溫馴順從最終使她成功當上了羅切斯特太太。在夏洛蒂的作品中，唯命是從具有一種確定無疑的交換價值，能改變人物的社會地位和財產，還能幫助他們實現(xiàn)自我價值。你必須得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犧牲（部分是因為這樣會讓人產生某種變態(tài)的快感），而且與此同時——用簡·愛自己的話來說——必須保持健康爭取不死。

這話并不適用于艾米莉的小說，她的男女主人公都沒做到終享天年，反而都早早殞命。《呼嘯山莊》之所以是悲劇，尤其是由于危機關頭缺乏交換價值，或者說主人公的魯莽消費沒有帶來可觀回報。實際上，即便長眠于地下，他們也未必能安然瞑目。《呼嘯山莊》是一部彼世（other-worldly）小說，并不是說它拿神話和精神象征來說事兒，而是說它對其時盛行的拜物主義——無論是物質進步還是個人的飛黃騰達——一概興趣索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的脫俗讓人覺得煩擾不安，而且具有一種破壞性。其核心在于一種異質的，同時也是執(zhí)拗的力量，是一種拒絕充分表達的需要和激情，一種不論好歹都要破壞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力量。不僅如此，它還要顛覆經典現(xiàn)實主義文本的穩(wěn)定性，顛倒時序，就像中國套盒一樣，敘事套著敘事，拒絕為讀者提供一個省心的畫外音。

勃朗特姐妹是英國特有的古怪現(xiàn)象之一，給人感覺像是從天而降一樣。她們肯定是脫節(jié)錯位的矛盾人物，但是通過此書我想說，充滿悖論地，恰恰是這種漂泊無著和割裂疏離的感覺，使她們成為這一歷史時期最為典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