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當年在日本仙臺醫(yī)專受課教室內(nèi)景

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國，迄今已經(jīng)整整110周年。從東京到仙臺再到東京，魯迅在日本生活了將近7年的時間。正是在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對于文學革命、對于國民性問題的思想框架，并在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做出了“棄醫(yī)從文”的選擇。

在今天的日本，魯迅仍有相當廣泛的影響。《藤野先生》《故鄉(xiāng)》也被選入了日本的語文課本，和魯迅有關的內(nèi)容還被改編為四格漫畫。讓我們循著《藤野先生》，尋訪魯迅在仙臺的故跡，重溫他的留學時光。

“此地頗冷，晌午尚溫。其風景尚佳”。1904年9月，清國留學生周樹人入讀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10月份在給友人蔣抑卮的信中談到對仙臺的初步印象。其實仙臺的風光稱得上旖旎多姿，仙臺的牛舌也很美味，在日本舉國聞名，而且仙臺如今是日本重要的大城市，是日本東北地區(qū)的行政、經(jīng)濟、文化中心。可是提起仙臺，恐怕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是魯迅和他那篇著名的《藤野先生》。假如不是因為《藤野先生》，我可能沒有機會知道日本北陸還有個為藤野嚴九郎立館塑像的蘆原市；假如不是因為《藤野先生》，不是為了去看看和魯迅有關的那些故跡，可能也沒有多少人會為了美景美食而專門跑一趟仙臺。所以把《藤野先生》看作是指引人們在熱門景點之外發(fā)現(xiàn)新景致的人文路書也并不為過。魯迅沒有寫過回憶錄，《藤野先生》直接涉及他在仙臺留學時的部分經(jīng)歷和交往，所以一直備受重視。而以《藤野先生》為原點展開擴展閱讀、梳理線索，不但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有意思的話題，還能充分理解青年魯迅的思想轉(zhuǎn)變。所以說《藤野先生》還是一部體會魯迅、思考魯迅的精神地圖，是雙重意義上的“文學地圖”。

因何要學醫(yī)，何以去仙臺

從東京出發(fā)，坐“新干線”一個半小時左右就能到達仙臺，這個距離差不多相當于從北京到石家莊。出站后直奔日本東北大學。1915年，魯迅曾經(jīng)就讀的仙臺醫(yī)專升格為舊東北帝國大學醫(yī)科大學，2004年魯迅到仙臺留學100周年之際，東北大學決定永久保存魯迅當年讀書時的一間階梯教室，每周二、周四下午對外開放供人參觀，但是要提前預約。教室非常寬敞，四壁似乎都是木質(zhì)，通體白色。教室里面，講臺上有塊可以上下推拉的黑板，講桌左側還有一個洗手池，和講臺正對的前后共有十排座位分作三列，魯迅經(jīng)常是坐在第二三排的中間。就是在這里，周樹人“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又最終棄醫(yī)從文，若干年后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文豪。當天當值的工作人員是位法律專業(yè)的女老師，恭敬又熱情，主動提出為我照相，并且不厭其煩地在教室內(nèi)外從不同角度照了許多。在這個特殊的紀念場所，藤野先生對魯迅的關愛似乎隱隱成為某種強大的磁場，參觀者如同朝拜，而接待者似乎也有義務維護那種跨越國界和時間的師生情誼。或許這也是魯迅及《藤野先生》作為文學地標的意義之所在。

日本漫畫書《內(nèi)山完造的生涯》里的魯迅形象。內(nèi)山完造系魯迅的摯友，曾在中國經(jīng)營內(nèi)山書店

因為有太多的文章被選入語文課本，所以魯迅一生當中的許多事件、片段都成為人所共知的文學常識乃至歷史常識，這其中就包括在仙臺“棄醫(yī)從文”。但不知道是我的語文老師沒有講過，還是時間太久我已經(jīng)忘記了，魯迅為什么要到仙臺來，又為什么要學醫(yī)呢？

我在東京的時候每天都要路過文京區(qū)的“講道館”，那里是柔道的圣地，門口立著一尊嘉納治五郎的塑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不知道這座塑像的本尊和魯迅還有一段師生之誼可論。1902年4月，魯迅抵達日本東京開始留學，他在日本讀的第一所學校就是由嘉納治五郎創(chuàng)辦的弘文學院，那是一所專門面向中國留學生的速成學校。我曾經(jīng)按照原址“牛込區(qū)西五軒町三十四番町地”去看過，校舍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不動產(chǎn)公司的辦公大樓。1904年6月魯迅從弘文學院畢業(yè)，由于是官費生，按照原計劃應該留在東京去舊帝國大學也就是東京大學的前身繼續(xù)深造，讀他在南京時的老本行工學系采礦冶金專業(yè)。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學制體系中，帝國大學居于頂層，醫(yī)專等專門學校、高等學校都是遠遜于帝國大學的，而且如果選擇學醫(yī)的話，當時離東京遠一點的長崎、岡山、金澤，近一點的千葉也都有醫(yī)專。據(jù)說魯迅還曾向金澤醫(yī)專的留學生打聽過，問哪個醫(yī)專沒有中國留學生，得到的答案是仙臺。放棄帝國大學的錦繡前程，離開亞洲先進思想、技術的中心城市，離群索居到不過“是一個市鎮(zhèn)”的仙臺去，很明顯魯迅沒有按常理出牌。

在《藤野先生》里，魯迅沒有解釋自己為什么學醫(yī)。綜合他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因為：其一，他發(fā)現(xiàn)“新的醫(yī)學對于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二，為前途著想，將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其三，他自己自幼飽受牙病之苦，中醫(yī)絲毫未能醫(yī)治；其四，中醫(yī)不但耽誤了父親的病，而且近乎于“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其五，改良人種，等等。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從《藤野先生》來看，魯迅對東京的印象并不見佳，而原因似乎主要出在“清國留學生”群體上。魯迅尤其對他們的辮子極盡嘲諷之能事，盤著辮子的像富士山，解散了的又像小姑娘的發(fā)髻，臨了丟了一句反語“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看來除非剪掉，不然實在沒有辦法了。魯迅自己斷發(fā)是在1903年3月，雖然是在日本，但剪掉辮子仍非無關痛癢之舉，為此魯迅不但受到了“富士山”們的譏笑，而且還受到清政府管理留學生的監(jiān)督的斥責，揚言要停止官費資助并把魯迅遣送回國。

魯迅之所以剪掉辮子，當然是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當時章太炎、孫中山等先后來到日本四處奔走、宣傳革命，魯迅在課余也常常“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剪掉辮子之后，魯迅曾參與了弘文學院留學生的退學風潮，下半年他迎來了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小高潮，又是翻譯又是創(chuàng)作，變換著筆名在《浙江潮》上發(fā)表了6篇文章。無論是行動還是思想上，魯迅都和其他留學生一樣顯得非常積極、迫切，然而細究之下也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高漲的熱情和“革命”之間仍然有不小的距離，魯迅這個階段的著述所體現(xiàn)的主要是進步的科學思維和理性的愛國主義，和同時期章太炎、鄒容式的革命宣講并不一樣。包括回國以后，魯迅在革命歷史的宏闊大戲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多的只是一個同路人。因而離開鬧哄哄的東京，遠離那些盲目的“庸眾”，獨自到“沒有中國的學生”的仙臺去，近乎于自我流放式的選擇之中是不是還包含著這樣一層考慮呢？

為何“退學”

1906年1月，魯迅的課程表上多了一門由中川愛咲先生講授的細菌學，每周三上午連上兩節(jié)，中川先生曾在歐美留學，在教師當中較早開始用幻燈機教學，1932年魯迅還念念不忘地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當時正是日俄戰(zhàn)爭期間，接下來的事情正如人們所熟知的，魯迅遭遇到“幻燈片事件”，思想大受觸動最終決定離開仙臺棄醫(yī)從文。

魯迅在仙臺的第一處居所“伊藤屋”，現(xiàn)存房屋系在原址上改建

回到現(xiàn)實中來，離魯迅上課的教室不遠就是東北大學史料館，一共兩層，二層布置為展廳，常設展為“歷史中的東北大學”和“魯迅與東北大學”，后者占整個展廳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積，所展出的都是魯迅到仙臺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文書、課表、名冊、照片以及那“大名鼎鼎”的幻燈片。雖然大多是復制品，不過做工倒是很精細，尤其是幻燈片，看立體的實物到底和看平面的圖片感覺不同。展廳里唯一略微覺得“礙眼”的就是文字介紹中把《藤野先生》看成是一部“短篇小說”，而非我們所熟悉的“散文”。1934年，魯迅曾和內(nèi)山完造說起“日本人的長處就是不論做什么事情都有像書里說的那樣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認真勁兒”。在《藤野先生》的文體屬性問題上，日本學界似乎也拿出了一股搏命般的勁頭。比如說在關鍵的幻燈片上，1965年夏天，東北大學醫(yī)學部教授石田名香雄在細菌學教室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架舊式的幻燈機和一套反映日俄戰(zhàn)爭的幻燈片，而其中恰好沒有魯迅所描述的場景。又比如在行刑方式問題上，他們強調(diào)1926年的《藤野先生》里說是“槍斃”，而在1922年的《〈吶喊〉自序》、1925年的《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里則說是“砍下頭顱”和“被斬”。1973年日本還成立了一個調(diào)查委員會，圍繞仙臺醫(yī)專、魯迅和藤野先生等做了大量的調(diào)查、采訪和取證，極力用實證去對應《藤野先生》里的講述。圍繞《藤野先生》里的不少細節(jié)問題，中日學界不斷拋出新證據(jù)、新看法，訴訟不已，彼此用的力道都很大。

其實在這些問題之外可能還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比如說也有學生和我聊起過魯迅是如何看待“小說”和“散文”的邊界的；憂郁的《野草》里有一篇插科打諢的《我的失戀》，那《朝花夕拾》里可以不可以有一篇“渾水摸魚”的《藤野先生》？郁達夫的《沉淪》被界定為是“自傳體小說”，蕭紅的《呼蘭河傳》也被視為跨文體寫作的典范，那可不可以把魯迅的《藤野先生》看作是一篇縫合“虛構”與“寫實”的開創(chuàng)性、實驗性作品？再或者，在“棄醫(yī)從文”的問題上，把轉(zhuǎn)變的關鍵完全歸咎于“幻燈片”這個偶然事件，這是否把魯迅簡單化了？在仙臺留學期間，對魯迅造成傷害的還有“泄題風波”，風波固然漸漸平息，然而謠言對魯迅的影響卻可能會以“化學反應”的方式慢慢發(fā)酵，并因為一些預料之外的“添加劑”而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東京弘文學院讀書時，學監(jiān)召集大家去東京御茶水的孔廟里祭孔，魯迅對此的失望一直到1935年還專門在文章里提及，“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么？”可魯迅學醫(yī)第一年的成績里分數(shù)最高的卻正是尊崇孔子的三好愛吉先生講授的倫理學，分數(shù)最低的恰是得到藤野諸多關愛的解剖學。若換作你我，心里會做何感想？1905年9月魯迅開始了二年級的學習，寒假里魯迅又去了趟東京，恰逢日本文部省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guī)則》，協(xié)同清政府壓制革命思想和行動，在東京的留學生遂罷課抗議，在此期間陳天華在東京附近的大森蹈海自殺，人們常常將其視為是一個和罷課相關聯(lián)的醒目事件。留學生當中意見相左，許壽裳、魯迅等選擇繼續(xù)留在日本，秋瑾等許多人則堅決回國。這樣的背景下，對于何去何從，魯迅會不會產(chǎn)生困惑和動搖呢？

無論怎樣定義《藤野先生》其實都無損于魯迅的偉大，魯迅是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的。如今在地鐵仙臺國際中心站外有冰上項目運動員荒川靜香和羽生結弦的影像，東北大學校園里還有不少重要人士的塑像。仙臺不但也為魯迅塑像，而且已經(jīng)有兩座了，一座在東北大學的草坪里，另一座在仙臺市博物館附近，與之并列的還有一塊郭沫若題寫的紀念碑，不知道這在仙臺算不算絕無僅有。顯然，魯迅已經(jīng)成為仙臺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文化地標。

魯迅在仙臺生活得怎樣

在《藤野先生》里，魯迅先是打趣兒說自己就像是北京的白菜運到了浙江、福建的蘆薈運到北京，因為“物以稀為貴”所以受到了優(yōu)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接著寫到“我先是住在監(jiān)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后來“搬到別一家，離監(jiān)獄也很遠”。許多資料里都有魯迅讀書時仙臺醫(yī)專周邊的地圖。這幾年腦子里總裝著“文學地圖”這個想法，魯迅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東京的幾處故居都一一尋訪過了，仙臺的魯迅故居可以算是“魯迅文學地圖”的最后一塊拼圖，自然一定要去找找看。

根據(jù)資料，魯迅到仙臺之后先是寄居在醫(yī)專附近片平54番地的田中里雨（田中リウ）家，不久搬到片平丁52番地由佐藤喜東治經(jīng)營的客店打算長住，日后人們把這里視為魯迅在仙臺的第一處故居，并俗稱“佐藤屋”。和在東京時的住宿條件相比，佐藤屋要遜色很多，用魯迅給蔣抑卮信中的話說那就是“大劣”。佐藤屋現(xiàn)在還在，無論是資料里還是手機導航里都能查得到，距離東北大學正門大概步行5分鐘左右的路程。佐藤屋臨街，大體上面朝東北，背倚斷崖，斷崖下不遠處就是淙淙的廣瀨川，所以魯迅在信中說“人嘩于前，日射于后”。佐藤屋是一幢二層的小樓，面積不大，一個房間八帖榻榻米，一個房間六貼，只是房舍已經(jīng)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原物，而是魯迅離開之后改建的，現(xiàn)在房子的地基明顯下沉，看起來非常危險，因此“仙臺市建設局‘百年之杜’推進部公園課”特地在房子前立了一塊牌子說明情況，并告知將在2019年5月前后將之拆除。魯迅居住時，和佐藤屋隔著馬路的原是監(jiān)獄署，所以佐藤屋的一層租給一家飯店“包辦囚人的飯食”，魯迅住在二層，每月只要八塊日元，這個價錢在當時算中等水平。住在佐藤屋，樓下就是飯店，在《藤野先生》里魯迅說“飯食也不壞”，不過“日日食我者，則例為魚耳”，再美味的珍饈佳肴天天吃也會膩煩吧。

魯迅并不在意這是給犯人的牢飯，不過仙臺醫(yī)專那些為他的食宿操心的職員卻“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建議魯迅搬家，魯迅覺得“好意難卻”，在給蔣抑卮的信中稱“現(xiàn)擬即遷土樋町，此亦非樂鄉(xiāng)，不過距離較近，少免奔波而已”。位于土樋町158番地的公寓為煙草商大泉幸四郎所有，他聘請了宮川信哉來代為管理，1905年改由海老名祖孫經(jīng)營，但是通常人們還是把這一處稱為“宮川家”，另外幾個同學有中國人有日本人也一同住在這里。宮川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了，只能一遍遍地仔細看當年的地圖，找到宮川家周圍諸如鹿子清水、松源寺、米袋、土樋、佐佐木等地名，再通過手機導航拿自己的位置和地圖上宮川家的位置去對比，最終確定一個大致方位了。宮川家和佐藤屋沿著同一條馬路，佐藤屋是東北大學正門往右，宮川家則是往左，兩處正好是南轅北轍，因此魯迅說“離監(jiān)獄也很遠”，但到學校的距離都差不多。佐藤屋對著監(jiān)獄，而宮川家則是位于住宅區(qū)，周圍環(huán)境是更相宜一些。只是魯迅卻對宮川家的飲食卻大為不滿，《藤野先生》里說“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不過搏命般認真的日本人專門采訪了宮川家的后人，獲得的信息是宮川信哉也經(jīng)營過別的旅館，對餐飲是非常用心的，甚至還因為在餐飲方面投入太多而導致經(jīng)營失敗。也許像飲食評價這樣的主觀問題根本就無從考證吧，因為這和個人的口味習慣有關，我到東京之后飲食上也覺得不如在國內(nèi)，日本人的口味偏甜，所以在東京的中華料理店里我還嘗到過帶甜味的麻婆豆腐，讓人哭笑不得。當時魯迅也不過23歲，一個來自富庶江南的年輕人發(fā)幾句牢騷恐怕也并不能說明什么。

藤野為何唯獨給魯迅添改筆記

有意思的倒是《藤野先生》里那位“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建議魯迅搬家的先生，經(jīng)考證，那其實就是藤野先生。圍繞藤野嚴九郎及其他老師的問題也很多，只不過多少都稍稍游離開《藤野先生》這篇文章。1934年、1935年，魯迅曾多次和日本友人提起藤野，可見退學之后雖然并沒有像藤野希望的那樣時時通信保持聯(lián)絡，但他對于藤野卻一直心懷敬重和感念，這自然和藤野給他認真添改筆記密不可分，這段情節(jié)也是文章當中最打動人的地方。

在東北大學史料館我看到了這些筆記的復制版，但是只許翻看，不許拍照。筆記一共6冊，第一冊為解剖學，共305頁；第二冊為脈管學，共334頁；第三冊為組織學，共349頁；第四冊為器官學，共325頁；第五冊為病變學，共193頁；第六冊為有機化學，共296頁。藤野先生“用紅筆添改過”的主要是第二冊，不是一行兩行，也不是一幅圖兩幅圖，幾乎是從頭到尾，添改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僅以大號粗體“注意”兩字領起的批注內(nèi)容就有15處，其中第133、134頁的批注意見合起來差不多寫了整整一頁，紅紅的一片看起來真是蔚為壯觀，這樣認真的添改無論哪個學生看了都會心生敬意。除了第六冊化學以外，其余五冊尤其是第二冊里有許多魯迅親筆畫的骨骼、肌肉、血管等解剖圖，有的只有黑白或黑紅兩色，有的還有綠色，看起來非常生動。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魯迅饒有趣味地回憶了他在書塾里念書時趁先生讀書入神之際用荊川紙描繡像的經(jīng)歷，說“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從他學醫(yī)的筆記來看，此言不虛。魯迅從文之后，在美術方面也很有造詣，或許一定程度上也要歸功于仙臺學醫(yī)期間的“強化訓練”吧。

“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藤野對魯迅筆記的添改涉及專業(yè)內(nèi)容方面的不多，主要側重于措辭、標點等日語表達方面。至于拿到這樣的添改會有什么感受因人而異，日本人、中國人、學生、老師——人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fā)，有人反感也有人感激。藤野先生沒有給其他日本學生添改筆記，何以唯獨給魯迅的筆記做了甚至堪稱過分認真的添改呢？

魯迅在《藤野先生》的結尾對藤野的熱情幫助曾予以闡發(fā)，說：“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y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yī)學傳到中國去。”據(jù)魯迅的同學回憶，這差不多是藤野先生在卷入“泄題風波”時對學生們說的原話，還有的同學說魯迅也在場。當時學生上課沒有統(tǒng)一的教科書，仙臺醫(yī)專的藏書又很少，連同雜志一共不過區(qū)區(qū)2000余冊，學生只能閱覽不得外借。這使我想起來東北大學史料館的諸多館藏里，還有魯迅的學弟小野豐三郎的筆記和他自己購買的《藥理學》和《人體解剖學》等幾本書，或許這些書正是為了彌補學習資料不足而購買的吧，權作猜想。因為資料匱乏，所以學生上課認真做筆記、做好筆記就非常重要。藤野先生正是寄希望于魯迅，想通過當時這唯一的留學生使解剖學在中國得以傳播、普及。而藤野對中國如此友好，是不是以強者自居而對弱者施以憐憫呢？恐怕也不盡然。1937年在得知魯迅去世后，藤野追憶往事時說：“少年時代我向福井藩校畢業(yè)的野坂先生學習過漢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國人的先賢，同時也感到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們。這大概就是我讓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吧。”許壽裳曾經(jīng)提到魯迅的一個小插曲，1905年暑假期間，魯迅由仙臺去東京，途中在水戶下車去悼念朱舜水，晚間在水戶投宿，店主人以為他是日本學生便安排到普通房間，然而在登記時得知魯迅是中國人時，店主人以為是貴客趕緊謝罪，同時安排了寬敞的房間和華貴的寢具給魯迅。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激活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吧。就“添改筆記”而言，出于老師的職業(yè)道德、秉持著“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的理念，再加上日本自古以來對中國的崇敬，這些豐富的情感綜合在一起，可能才促使藤野對魯迅的筆記做了超乎尋常的細致添改。

《藤野先生》《故鄉(xiāng)》，魯迅的這兩篇文章也被選入了日本的語文課本，和魯迅有關的內(nèi)容還被改編為四格漫畫，即便在今天的日本，魯迅仍有相當廣泛的影響。1906年退學之后，魯迅曾在東京本鄉(xiāng)區(qū)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號暫住，2014年東京文京區(qū)教委在這幢房子外掛牌予以明確地標注，東京神保町的內(nèi)山書店一直在醒目位置懸掛著魯迅的照片。而且不光魯迅，名古屋大學的豐田講堂外有郁達夫的紀念碑，東京附近的千葉縣還有一座郭沫若紀念館。當然反過來，還有許多地點和方位有待研究者去核實、尋訪，比如平石淑子教授曾專門去查證過蕭紅1936年在東京的住址，魯迅在東京的故跡也遠不止《藤野先生》里提到的那幾處。如果考慮到民國期間還有許多文人作家都曾客居日本，那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地圖的邊界還可以大大擴展。這即使不能拓寬學術邊界，我想至少可以為全球化時代背包客們的旅行計劃多設定幾個別具人文意義的“打卡”目標吧。

（作者：馮雷，系北方工業(yè)大學中文系教師，日本東京大學訪問學者，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