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文學批評思潮爭奇斗艷，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其中比較有活力與沖擊力的一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性別意識為核心概念，解構(gòu)男權(quán)話語，挖掘由于經(jīng)濟、政治、階級、教育與性別等因素所導致的性別角色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探討男女兩性文學審美表達方式的差異與特殊的精神底蘊，構(gòu)建新的女性及男性文學形象，突出文學的“性別性”和兩性平等價值，構(gòu)成了文學批評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中國女性主義批評比起西方同類批評起步較晚，但是由于面臨男權(quán)社會的共同性，有著與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相同或相通的話題，同時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也暴露出了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本文擬就此做一番考察。

一、向內(nèi)轉(zhuǎn)：譯介、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互動與錯位

1979年，《上海文學》發(fā)表了《為文藝正名》的評論員文章，呼吁把文藝從“階級斗爭的工具”的桎梏下解救出來，文藝界迎來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我國學界大規(guī)模引進西方現(xiàn)代各種批評方法，其中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jié)構(gòu)主義、敘事學等備受青睞。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了或重視形式實驗，或走向心理經(jīng)驗的趨勢，1986年魯樞元將文學發(fā)展的這個趨向命名為“向內(nèi)轉(zhuǎn)。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起，幾乎是和新時期文學的“向內(nèi)轉(zhuǎn)”同步進行的，并和女性寫作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

在西方文學批評大潮中涌入并本土化的女性主義批評，首先以其女性意識、女性書寫的倡導為中國學界和女性作家所矚目。1981年，朱虹在為《美國女作家作品選》的序中率先介紹了美國婦女文學的現(xiàn)狀及女性主義思潮。1983年，她在《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的前言對西方婦女文學及美國的女權(quán)運動、女性主義思想和婦女研究現(xiàn)狀做了比較全面的評述，特別分析了貝蒂佛里丹的《女性的奧秘》和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84年，霍夫曼主編的《美國當代文學》出版，其中《婦女文學》一章系統(tǒng)地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了當代美國婦女文學的特點。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譯介方面形成了一個高峰，《外國文學》在1986年第12期開辟“婦女專號，介紹了德國、美國、日本及印度等國家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并于1988年設置了“婦女文學專欄，以影響較大的女性主義作家為對象，如多利絲·萊辛、愛麗絲·沃克、托尼·莫里森等。由于相關內(nèi)容主要是圍繞著婦女意識、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等主題展開，影響并決定了當時及其后一段時間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傾向和方法。1986年和1989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瑪麗·伊格爾頓的《女權(quán)主義文學理論》中譯本依次出版。1992年，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出版，該書介紹了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閱讀、寫作理論，使人們第一次讀到了代表露絲·伊利格瑞、海倫娜·西蘇、雅格布斯等主要觀點的論文，是當時比較全面的一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文集。80年代中后期，一些報刊出現(xiàn)了評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論文，如王逢振《關于女權(quán)主義批評的思索》（1986）、朱虹《女權(quán)主義批評一瞥》（1987）、康正果《女權(quán)主義文學批評述評》（1988）等。1988年，《外國文學》推出“婦女文學專欄，《上海文論》1989年第2期的“女權(quán)主義批評專輯”則發(fā)表了外國文學、西方理論及中國文學批評者的論文，嘗試將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運用于文學批評的實踐。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以中國文學為研究對象。其中1989年李小江出版《性溝》一書，借用了作家張潔基于男女兩性經(jīng)驗的差異提出的“性溝”概念，從生理性與社會性的差異入手，剖析被凸顯的社會性對女性生理性、自然性的忽視，反思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偏頗。康正果的《女權(quán)主義與文學》（1994）介紹了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主要觀點，如“性政治和文學“厭女癥和理想化“婦女寫作”等，對文學批評和女性寫作起到了借鑒作用。1997年李銀河編選的《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則從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與其他學科、跨文化的女性主義幾個方面拓展了國內(nèi)學界對女性主義的了解。新世紀以來，隨著米利特《性政治》、巴特勒《性別麻煩》、塞吉維克《男人之間》等名著的陸續(xù)出版，女性問題被置入政治、解構(gòu)以及同性戀等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但是如何本土化，尚須做進一步的研究。

觀察這段歷程時不難發(fā)現(xiàn)，“向內(nèi)轉(zhuǎn)”產(chǎn)生的“純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固然抵制了文學的政治化，但是諸如先鋒派文學由于其實驗性越來越小眾化、邊緣化，這就導致了向內(nèi)轉(zhuǎn)的另外一種傾向，即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向“私人寫作”的轉(zhuǎn)變，90年代出現(xiàn)了林白、陳染、海男的“私人小說，世紀之交又有衛(wèi)慧、棉棉等人的“美女寫作“身體寫作。私人小說對女性身體的描寫，美女寫作對身體的自戀，無疑與女性主義批評家如海倫娜·西蘇、蘇珊·格巴等人關于身體寫作的倡導有關。西蘇認為女性寫作與女性覺醒、女性解放息息相關。這是一種反叛的寫作，接近女性本原的力量，使婦女解除了對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關系。蘇珊·格巴則把女性的身體與女性的創(chuàng)造力聯(lián)系起來。即便是在與通常的女性寫作保持距離的徐小斌身上，我們也能感受到蘇珊·格巴所說的女性“以血寫墨”的深度生命體驗。近年來出現(xiàn)的由女性創(chuàng)作的耽美文學則在體現(xiàn)同性戀理論影響的同時，把女性自我他者化，進而建構(gòu)并豐富女性自身。

但是女性主義批評譯介、本土開展、女性寫作三者的關系一開始并不同步，發(fā)展也不平坦，一方面，女性寫作對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有一個接受、評判與吸納的過程，因此女性寫作比之女性主義批評的譯介及本土展開帶有一定的滯后性；另一方面，90年代興起的私人寫作、身體寫作固然表達了女性體驗與女性意識，但顯然包含了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誤讀，例如袒露身體的自傳式寫作對西蘇所看重的語言的解構(gòu)與批判力量有所忽視，又有意無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窺視欲望，與新興的市場化潮流合謀，成了消費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說這算是一種錯位的話，那么更大的錯位還在于，明明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興起與繁榮，與后殖民批評、同性戀批評等等一道，構(gòu)成了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擺脫形式主義批評的封閉性，走向社會文化歷史批評這個大的轉(zhuǎn)向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國很大程度上卻成了逃避社會，回歸女性經(jīng)驗與女性意識自身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運動。這就背離了女性寫作爭取女性解放與女性權(quán)益的初衷，從而引起了部分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警覺與反省，接下來又影響到后來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超性別訴求。由此可見，表達女性意識和超越男女性別的平等對話是中國女性主義批評和女性寫作的兩個階段。

二、女性意識的覺醒和超越男女性別的平等對話

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呼喚是新時期女性主義批評的主導旋律。女性主義批評家張揚女性的自我意識，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幾千年來的父權(quán)制結(jié)構(gòu)及其表現(xiàn)形態(tài)。我們知道，中國“五四”之后，特別是20世紀

30-40年代曾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批由女性批評家撰寫的研究婦女生活或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著作，如譚正璧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1930）、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1937）等，但是上述研究盡管注意到女性文學與外部社會生活的關系，卻忽視了女性文學的內(nèi)在構(gòu)成及其機制，未能上升到自覺的女性主義批評的高度，將女性創(chuàng)作視為一個有獨特價值和自身特色的文學系統(tǒng)進行觀照。戴錦華與孟悅是較早把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資源運用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批評家。她們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初版于1989年）圍繞著女性、女性體驗、女性立場與主導話語的關系這個中心展開，從女性主義立場重構(gòu)了中國現(xiàn)代女作家的寫作傳統(tǒng)，探討了中國女性被壓迫、受壓抑的歷史原因，認為根深蒂固的父權(quán)制結(jié)構(gòu)對女性的角色要求和塑造與封建統(tǒng)治的架構(gòu)及其延續(xù)相關，婦女的解放、女性個性的張揚與五四時期科學、民主、個性主義的主導話語相一致，因而婦女問題的提出是“轟毀父系文化大廈的第一批引爆點。正如李小江所說：與西方女權(quán)運動不同的是，中國婦女寧可‘一無所有’，也要堅守‘社會權(quán)力這塊最后的領地，她們不是向社會、向政權(quán)，也不是向男人、向家庭要權(quán)力，而是向傳統(tǒng)。”劉慧英《走出男權(quán)傳統(tǒng)的藩籬——文學中男權(quán)意識的批判》（1995）以女性主義視角反思了我國的文學傳統(tǒng)，認為才子佳人、誘奸故事和社會解放三種文學模式都體現(xiàn)出男權(quán)意識。即便到了當下，仍然有一些女作家囿于實用功利目的犧牲自己的女性體驗，追逐所謂的重大題材。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批評家們對女性的私人寫作、身體寫作給予了相當程度的肯定，如有論者認為，《私人生活》《一個人的戰(zhàn)爭》《同性愛者不能分手》等作品書寫了以往被深深封閉、壓抑甚至不被承認的女性經(jīng)驗，“以童年記憶、成長期性意識以及同性之戀和自戀作為文本的主要結(jié)構(gòu)。這種個人化寫作無疑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她們超越女性的一般歷史處境和現(xiàn)實處境，深入女性生命的本體，書寫她們的身體與欲望。戴錦華進而指出：“一個人從頗為個人的視點切入的敘事，可能構(gòu)成對權(quán)威話語和主流敘事的消解、顛覆，至少可能成為一道完整的想象圖景上的裂隙。個人化寫作有著自傳的意義。在我們當前的語境中，它具體為女作家寫作個人生活，披露個人隱私，以構(gòu)成對男性社會、道德話語的攻擊，取得驚世駭俗的效果。因為女性個人經(jīng)驗的直接書寫，可能構(gòu)成對男權(quán)社會的權(quán)威話語、男性規(guī)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顛覆。”批判歷史上男權(quán)制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和主導話語對女作家的壓迫和改造，肯定女作家的女性化、個性化傾向及其私人化寫作對主導話語的對抗和否定，已成為這一時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顯著特點。

這里面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主義批評家對女性寫作與政治關系的思考。陳順馨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中，大量分析了中國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敘述中女性意識、個體意識的缺乏或隱蔽表現(xiàn)，指出部分女作家對男性話語的認同，如《青春之歌》的故事情節(jié)敘述的就是女性林道靜如何不斷被男性所拯救和引導，并最終走向成熟的過程。不少批評家指出，無論是“文革”時期推崇的“鐵姑娘”形象，還是當下盛行的所謂“女強人”形象，都是在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的外衣下，隱含著對女性的無性別、非性別塑造。這種反思自然很有必要，但是女性寫作也不能由此走向把性別和政治相對立、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相隔絕的誤區(qū)。王侃在《當代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研究批判》一文中表示：女性寫作的政治文本和性別文本一直是中國女性文學的雙刃劍，而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者傾向于貶抑政治文本并將其“逐出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遭受前所未有的話語暴力的清洗，而將超越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純?nèi)慌曰奈膶W書寫“奉上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和永恒價值的經(jīng)典性坐標，“反映了價值尺度的紊亂，反映了學術(shù)態(tài)度中非科學非歷史動機的干擾，并且更為重要地反映了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確定批評的主體位置和女性意識再認識上的新的迷誤”。這個說法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新世紀以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邁入發(fā)展深化期。2007年，全國統(tǒng)編教材《女性文學教材》已經(jīng)問世，這表明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進入了現(xiàn)代教育體制和知識系統(tǒng)。截至2016年，有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著作多達800多部，“文學中的性別研究”的相關文章多達27000篇。女性寫作與女性主義批評開始了自我反思與調(diào)整。一部分女性作家也在經(jīng)歷了“私人化”寫作后，從理性反思中走向超越“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書寫。如張潔在新世紀初出版的三卷本《無字》，用理性的批判代替20世紀末期女性寫作中的極端情緒，以瑣碎解構(gòu)崇高，將男性與女性在歷史和文化中的結(jié)構(gòu)和意義放置在四代女人的生命歷史中訴說。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塑造了兩位理想時代的男性英雄形象，與鐵凝《笨花》中舊傳統(tǒng)中典型男子形象相得益彰，在重新探索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的意義中，發(fā)現(xiàn)性別平等與對話的可能性。張抗抗的《作女》展現(xiàn)了卓爾在女性外衣包裹下的男性特質(zhì)，將男女兩性繞過顯與隱的性別文化陷阱，特立獨行地展現(xiàn)了自我實現(xiàn)的可能性。嚴歌苓的《白蛇》，在營造自己文學世界的時候具有或隱或顯的女性意識和女性立場，但思考的面和涉足領域往往具有人類的共同性，常常超越了性別范疇。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將承繼歷史文化的性別重新排序，從被時空塵埃掩蓋的歷史中發(fā)現(xiàn)女性生命的價值。這已不僅是單一的女性或性別研究，而是呼吁構(gòu)建自然與人類平等的倫理關系。在徐小斌那里，女性寫作進一步超出女性個體的性別訴求本身，把女性的命運納入中國現(xiàn)代性進程這個大的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

與此同時，女性主義批評的關鍵詞正在由“女性”轉(zhuǎn)向“性別，試圖建立一種超越男女二分的“性別詩學。批評界如葉舒憲、林樹明、喬以鋼、劉思謙、任一鳴等同時提出應站在男女兩性的立場，在美學領域抓住“性別”這一關鍵詞，以性別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角度創(chuàng)建“性別詩學。任一鳴指出，“性別詩學”旨在打破性別的等級秩序，走向雙性和諧。李玲提出“男性作家自我多重的心理需求”問題，認為茅盾的《蝕》三部曲、曹禺《雷雨》、巴金《寒夜》等作品中塑造的惠女士、繁漪、曾樹生等追求自我獨立的女性形象，體現(xiàn)了“男作家在相當程度上采取女性視角寫作、弘揚女性主體意識，在思想價值上是對性別等級秩序的否定，在藝術(shù)成就上是小說復調(diào)性對小說獨調(diào)性的沖擊。近年來圍繞耽美文化的討論，也體現(xiàn)了女性主義批評的深化。耽美小說是由女性作者創(chuàng)作的男同性戀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認為，耽美文化的男色消費表現(xiàn)了部分女性對純愛和男女平等的追求，也顛覆了通常的愛情模式和情感話語。

三、問題與展望：關于跨性別社會共同體的思考

毋庸諱言，新時期女性主義批評表現(xiàn)出明顯的單一化傾向。無論是對男性作家進行的女性主義閱讀，還是對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或?qū)φ麄€女性文學史所進行的宏觀論述，都是圍繞著女性意識這一中心命題展開的。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大部分論著與論文往往著眼于對20世紀女性文學發(fā)展流變及其審美特征的審視與梳理，從接受美學、精神分析學、闡釋學、文學語言等角度闡述女性作家作品，但很少從文學的角度聚焦并深究社會歷史演進中凸現(xiàn)的女性解放問題，如女性與歷史主體問題、女性與社會革命問題、女性與欲望表達問題、真解放與“假”解放問題、“被解放”與解放問題、兩性沖突與兩性和諧問題等。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男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基本上未能進入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的深度關注層面。任何學科僅有一種性別的研究者支撐是不健全的，在女性文學研究事業(yè)中，男性既不是旁觀者、局外人，也不應是居高臨下的引領者，而應當是平等的參與者。男性作家如何塑造婦女形象？女性在男作家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中起了什么作用，這些作用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他對婦女的觀念和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作為個體，男性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父權(quán)意識？男性作家在塑造婦女形象的過程中，宣揚什么、虛構(gòu)什么、否定什么、回避什么……事實上，我國不少男性作家像畢飛宇、蘇童等在創(chuàng)作中對女性的關注、書寫和問題闡釋的深廣度都超越了部分女性的思考。但我們目前的研究大都漠視了這一事實，或者過多地、簡單化地對男性文本進行討伐和批判，宣揚了對男人世界的仇恨以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對立。這些都使得近四十年的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處于曖昧和尷尬的狀態(tài)，與國外女性主義批評同行相疏離。

從更大的范圍看，女性寫作也制約了女性主義批評。相當一部分女性作家對社會問題不太感興趣。她們并不愿意將女性的社會問題納入文學范疇，由文學去提問和解決。性別的非社會性在文學中表現(xiàn)為私人生活的描寫。而性別理論為不同學科所選擇，造成了其本身的斷裂，即社會性別論和自然性別論成為兩種不同的理論，被處理成帶有對立意味的不同陣營，而非性別理論的兩個方面。由于社會性別論致力于性別問題的社會解決，而自然性別論致力于性別問題的文化解決，因此置于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語境中，就造成了其既不愿接受性別的社會政治觀念的滲透，同時在傾向保守的中國性別文化傳統(tǒng)背景下，無論是張揚生育的性還是關乎欲望的性，都是難以接受的。李小江承認，無法去判定是否宏大敘事就該讓位于女人的個人體驗，女性作家的生活本就是私人化的。如果女性文學僅僅滿足于描述生活本來的樣子，缺少一種改變現(xiàn)有生活的夢想，那么女性文學的積極意義又在哪里呢？連被批評界定義為性別寫作的林白和陳染都對這種指認不予認可。而此后在大眾文學層面活躍的衛(wèi)慧、棉棉等人的身體寫作實踐，在客觀上貶低了身體寫作的聲譽，成為后來李潔非等人所謂的“下半身”寫作的代名詞。不管是對社會性別的過度詮釋，還是對自然性別的過度理解，這種單一側(cè)面的強調(diào)都是對性別所做的扁平化和簡單化的處理，抹殺了性別理論的多元性和豐富性。與“向內(nèi)轉(zhuǎn)”的女性寫作一樣，我國女性主義批評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政治化傾向，性別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未得到應有的關注與研究。

從社會性別和自然性別對立的源頭來看，“性別”這一概括性的術(shù)語掩蓋了批評實踐中存在的困局。在當代重要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著作中，如林樹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林丹婭《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劉慧英《走出男權(quán)統(tǒng)治的藩籬——文學中男權(quán)意識的批判》等，相當多的性別批評，本身都是社會性別分析的批評文本，批評本身還是文學社會學的分析思路，知識批評對象是自然性別有關的內(nèi)容。西蘇式的張揚性的欲望的解構(gòu)主義批評文本可以說從來沒有出現(xiàn)，性別話語的解構(gòu)作用也從未被認真對待。從這一認識出發(fā)，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有必要調(diào)整自己的策略，應該打破對女性文學寫作制定的框架，寫作的社會關懷和私人關懷應該得到同樣的鼓勵，女性寫作和男性作家對女性的書寫應該得到同等的對待，特別是體現(xiàn)女性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的女性創(chuàng)作應該得到女性批評的關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應排斥文本的性別意義探究。意識形態(tài)批評和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應該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并行不悖的兩個方面，而性別的文化分析和定位探究，不應該被功利地看作性別問題解決的途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任務是闡發(fā)女性文學理論的文化基礎和現(xiàn)實依據(jù)，揭示性別多側(cè)面、多層次和性別關系的多樣可能性。性別關系的矯正，很難靠文學獨立完成，它最終的實現(xiàn)，注定是一種社會的政治實現(xiàn)。也可以說，性別是外在地賦予文學的一種意義，而不是文學本身的意義，而性別問題的解決和理想性別關系的實現(xiàn)，也不一定依靠文學實現(xiàn)。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政治色彩和學理色彩，可以說是它的多側(cè)面表現(xiàn)。

顯然，女性主義批評既要從性別入手，又要跨越性別，形成一個包容男女作家、批評家的跨性別的社會共同體。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引用一個性別為男性的女性主義批評家林樹明的說法，“女性主義批評的定義應該是：把社會性別因素（gender）作為社會身份（identity）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性差異（sexdifference）作為文學研究的基本坐標，用各種方法對性別歧視話語或父權(quán)文化進行解構(gòu)，建立新型的女性及男性文學形象，表達女性的獨特視界”。性別問題不能從社會語境中剝離，它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并且是復雜的、建構(gòu)性的，而女性主義批評方法更是沒有性別之分，應當與其他批評模式相兼容，并且多元化。

這樣看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必然是一個“去分化”的過程：女性對男權(quán)敵對和仇視的消退，女性內(nèi)部矛盾壁壘的消退，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之間界限的消解，在一次次“漫長的革命”中逐漸走向跨性別的社會共同體。克里斯蒂娃曾說過：女性主義的實踐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經(jīng)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協(xié)，我們可以說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女性主義批評的理想并不意味著將它的內(nèi)涵固定化或本質(zhì)化，而是試圖將它歷史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固然是一種彰顯差異、持續(xù)不斷暴露社會問題的解構(gòu)力量，同時也應該是一種向往性別和諧、走向跨性別社會共同體的建構(gòu)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