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尼·羅塞特是美國著名的獨立出版家之一，1951年他收購了格羅夫出版社，并將其打造成二戰(zhàn)后美國反主流文化的核心力量。

《我的出版人生》是這位出版家的唯一自傳。書中回憶了羅塞特的諸多精彩的出版經歷：是他將貝克特的作品首次引入英語世界，兩人結為終身摯友；他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北回歸線》等“禁書”的“無刪節(jié)”出版，與美國政府展開長年累月的斗爭；他費盡心力尋找切·格瓦拉日記；他將眾多明星作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如貝克特、聶魯達、奧克塔維奧·帕斯、大江健三郎、哈羅德·品特等收入旗下……

1965年，著名翻譯家托馬斯·菲茨西蒙斯來找我，向我推薦年輕詩人兼作家大江健三郎。菲茨西蒙斯建議我聯系約翰·內森，認為此人是翻譯大江作品的不二人選。內森是一名靠獎學金生活在日本的哈佛學生，是日后最偉大的現代日本文學翻譯家之一。

我寫信給內森，他很快便回了信。我請內森聯系大江，詢問他是否同意由格羅夫翻譯、出版，具體的協議條款待定。經過一番通信往來，事情最終敲定。

我完全沒想到大江健三郎最終會放棄克諾夫，轉而選擇格羅夫。簽下大江后，我深知格羅夫的名單上又多了一位偉大的作家，然而，當時我不會想到這位作者會對我個人如此重要，僅次于塞繆爾·貝克特。

大江健三郎的美國之行

1965年，大江受邀來到美國，與時任哈佛國際研討會主任亨利·基辛格一同切磋學習。1999年在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采訪中，大江說：“我曾經與基辛格先生一起參加一個研討會。在送別會上，基辛格先生面帶壞笑說：‘大江先生的壞笑就像漫畫中那只非常壞的兔子笑了笑。’……我不是壞人，不過對決策者，我有時候會露出壞笑。”

研討會期間，大江多次給我寫信：

（1965年）

巴尼·羅塞特先生：

我于周一抵達劍橋。離開前，我與尼森（即約翰·內森）和唐納德·基恩先生共度了幾個美好的夜晚。特別是唐納德·基恩先生，得知我接受您的邀約非常高興，令我備受鼓舞。亨利·米勒全集現在在日本備受推崇。我深受他的影響。我與他在日本的眾多崇拜者一樣，都認為他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散文作家。

您在對抗審查制度方面的所作所為令我十分欽佩。在日本，我們深受審查制度與出版商的內部審查之苦，尤其是在性和天皇的問題上。

從現在起我將在哈佛停留兩個月。而自9月初起，我打算在紐約停留幾周，希望到時能夠拜會您。這樣的計劃真叫人激動……

謹上

大江健三郎

哈佛研討會結束后，大江到紐約市來。我說我想給他錄像，錄像在當時還是新鮮玩意。結果索尼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兼社長盛田昭夫雙手抱著巨沉無比的機器走進位于第九與第十街之間的百老匯的格羅夫辦公室。那便是錄像機的原型，盛田親自搬上樓梯，真是難以置信！后來大江說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怕他。索尼是一家十分反對工會的公司，而大江在日本是出了名的工會組織人。大江叫妻子伊丹緣打電話給索尼，再三要求給我弄臺機器來。我猜他們覺得還是給他好了。

1999年在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采訪中，大江說：

1935年，我出生在日本列島的一個小島。我必須強調，六歲那年，日美戰(zhàn)爭爆發(fā)。到了十歲的時候，戰(zhàn)爭結束。我的童年是在戰(zhàn)爭時期度過的。這點很重要……九歲之前我都沒看過什么書……突然有一天，我母親和祖母兩人商量著什么。第二天早上母親一大早就起來了……穿過林子，到島上的小鎮(zhèn)去，很晚才回來。她給我姐姐一個小洋娃娃，給我弟弟一些蛋糕，然后拿出兩本袖珍書……我一看是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馬克·吐溫、湯姆·索亞、哈克貝利·芬，這些名字我統統不認識，可是母親說——這是我與母親第一次談論文學，也可以算是最后一次。她說：“你父親說這是給小孩子看，也是給大人看的最好的故事書……我給你弄了這本書來，不過拿書跟我換米的那個女人說：‘當心。這個作者是美國人。美國和日本現在在打仗。老師會把你兒子的書沒收的。（告訴他）要是老師問你作者是誰，你得說馬克·吐溫是一個德國作家的筆名。’”

健三郎在一封信中說我是他的“哈克貝利·芬”，后來又多次如是說，叫我喜不自禁。單憑這句話就能讓我永遠愛他。

(1965年12月18日)親愛的巴尼：

想起你和你可愛的家人，我心里就覺得暖洋洋的。我以后不可能再遇到一個跟你一樣真誠以待、善解人意的出版商。在日本，我也算是個備受奉承的作家，可我總覺得跟出版商相處不是很友好。因此，當我在你家里和辦公室里感受到真正的輕松自在和高興開懷，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著你、克麗絲廷（即克里斯蒂娜）和彼得（還有我們的狗蘇基）的照片，總是不禁生出感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華已經逝去的那種悲傷。這個夏天是我度過的最愉快的夏天……

回到日本后，我繼續(xù)一項反對《日韓合并條約》的活動，為此寫了一篇長文，然而我們這些日本左翼人士照例再次遭受挫敗。我為我們和韓國人的未來深感憂心忡忡，但也（自覺得）做了一件好事。我就審查制度寫了一篇短文，

提到你對抗審查制度的事跡……

我與內人熱烈歡迎你們全家來日本……

大江健三郎

1966年3月，我和克里斯蒂娜在東京待了三周，見到三島由紀夫及其妻子杉山洋子，拜訪了大江及其家人。三島向我們介紹了他創(chuàng)作和共同導演的電影短片《愛與死亡的儀式》（即后來的《憂國》）。電影根據他的同名短篇小說改編，講述一名禁衛(wèi)步兵中尉不服從天皇命令去討伐發(fā)動了軍事政變的戰(zhàn)友，而與妻子一起剖腹自殺。這成為三島導演的唯一一部電影。我們在《常青評論》第四十三期（1966年10月刊）上刊登了電影劇照和小說，在第四十五期（1967年2月刊）刊登了大江的短篇小說《飼育》。我還安排出版三島的劇作《薩德侯爵夫人》，由唐納德·基恩翻譯。1966年4月24日三島來信討論項目細節(jié)，結尾說了這樣一句不祥的話：“自你來過之后，我在東京的生活依舊如你想象般忙碌至極。這里的人都是在人吃人。”四年后，他自殺了。

回到紐約兩個月后的5月3日，大江寫信給我說：“你離開后，我十分苦悶，發(fā)現自己逐漸有了日本老人的那種把每次道別看成一種生離死別的心情。不過感謝飛機把你和克莉斯蒂娜平安送回家，我現在復原了。你來日本是這幾年我最開心的事情之一。”

待格羅夫出版大江的小說《個人的體驗》、刊登短篇《空中怪物阿貴》于《常青評論》第五十四期之時，他已經因《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一書榮獲日本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之一谷崎潤一郎獎。1967年，大江與朋友兼同行、小說家安部公房共同獲得這一殊榮。

陪健三郎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

1994年10月14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成為第四位獲此殊榮的格羅夫作家（前三位分別是巴勃羅·聶魯達、奧克塔維奧·帕斯、塞繆爾·貝克特，2005年又多了哈羅德·品特）。健三郎對《紐約時報》說得知這一消息他十分驚訝，而我對此卻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

此時，格羅夫的管理層已經易主，當時的出版人摩根·恩特雷金聽到這一消息后打電話給我，再三感謝我給格羅夫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產，即之前我出版的、現在的格羅夫和大西洋公司仍在印行的大江的三本書。恩特雷金對我向來十分友好。他給了我兩個十分誘人的邀約，一是邀請我參加兩個月后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二是問我有什么尚未翻譯的大江的小說，我們可以一同出版。同年的10月24日，我寫信給大江告知這兩項邀約，并回憶了30年來我們在一起的一些點滴：

收到這項邀約我感慨萬千——我相信你一定理解。其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重拾過去的美好——大江在紐約，大江在東漢普頓，咱倆一起為講述切·格瓦拉之死的電影潸然淚下，在去大阪的火車上用小小的奧林巴斯相機為彼得、阿噗和伊丹緣拍照。那個我喜歡得不得了的迷人的小旅館，可我卻被奇怪的熱水澡給嚇到了。

10月30日大江回信說：“我深深感謝你的感人至深的來信。這是來自地球另一邊的最美好的聲音。假如你能夠再出版約翰·內森翻譯的我的小說，那便是獲得這個獎的最大收獲。期待很快能在斯德哥爾摩見面。”

就這樣，我與妻子阿斯特麗德，還有大江的譯者約翰·內森以及格羅夫的兩名高管恩特雷金和瓊·賓厄姆，于12月6日晚抵達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慶典。

一整周都是各種午宴和聚會。頒獎典禮前兩天，健三郎的瑞典出版商卡爾·奧托·邦尼爾為其舉辦了一場午宴，我終于在午宴上見到健三郎。第二天，我和阿斯特麗德受邀前往健三郎下榻的酒店房間，與其共度更多美好時光。現場還有一支日本的攝制組，我和約翰·內森一同接受了采訪。我們在酒店里度過了愉快的兩個小時，聽健三郎給一群洗耳恭聽的聽眾講故事。

正式的頒獎典禮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大江在獲獎演說中說：“從藝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這一切的依據……”頒獎典禮結束后，所有人乘坐巴士前往宏偉的市政廳參加晚宴，之后是官方舉行的舞會，舞會上有一支35人的大管弦樂隊。真是激動人心的四天。

我與大江的友誼“絕不簡單”，因為其中交織著諸多的共同興趣、互相尊重和發(fā)自內心的慷慨——而且我們的友誼持續(xù)了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