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馬茲洛夫，詩人，散文家，譯者，1973年生于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出身于一個巴爾干戰(zhàn)爭的難民家庭。18歲時，南斯拉夫解體，文化身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馬茲洛夫的詩歌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出版，《重置的石頭》曾贏得Hubert Burda歐洲詩歌獎，米拉迪諾夫兄弟詩歌獎，還獲得數(shù)個文學(xué)獎金，包括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柏林DAAD文學(xué)獎金、法國瑪格麗特·尤瑟納爾文學(xué)獎金等等。

對于一個詩人來說，語言是一副身體，他在其中感受到所有的愉悅與限制，所有的痛苦與暫時的消失。去思考，便是將渴望翻譯成真實；去記憶，便是將時間從保守的翻譯成個人的；去做夢，便是將我們不曾見過之物翻譯成永不得見之物；去做一個流亡者，便是將來自家園翻譯成永遠的流離失所。

置身于全球化氛圍下、并貫穿于電子網(wǎng)絡(luò)的翻譯，已然改變了與原初方式之間的溝通維度。在自動化互聯(lián)網(wǎng)翻譯工具的海洋中，其實質(zhì)是揭露和預(yù)言了我們對日常秩序循規(guī)蹈矩的隱秘渴望，人類在消極中被淹沒，其最常見的效果便是誤解與簡化。然而，所有暴力中心的首席武器都是誤解與簡化。在對單個的和獨一無二的身份的求索和許諾中，許多自以為是的神祇們都發(fā)展出了誤解的字母表。巴爾干地區(qū)亦是如此——在這片空間里，諸多時代、文化、新歷史與舊未來之風都在被翻譯著。沉默與黑暗是理解的普遍密碼之內(nèi)核的兩半。在沉默中，所有聲音皆平等；在黑暗中，所有物體皆相同。然而，借助詞語和個性的光輝，詩歌打開了嶄新的棲居空間。丹尼洛·契斯，歐洲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曾說道，他寫作是因為他對自己、對世界不滿意。然而假如你對某些東西不夠熟悉，你又怎么可能會對它不滿意呢？為了能夠去寫作，你必須要去游歷，既穿過世界，又穿過你自己。

將你自己從一個地方被翻譯，在那里其他人問候你，將你帶入一個新的地方，而你不理解這里人所講的語言，這是一次真正的逃逸。所到之處你不會感到迷失，而在某個瞬間，你會感到自己被發(fā)現(xiàn)了。這正是新的家園被建造的方式，它砌建在我們的鄉(xiāng)愁與童年的語言的奠基石之上，幾乎不能被日報和電視新聞的語言所翻譯。

切斯拉瓦·米沃什將語言視作一個真正的家園。而我愿意將家園視作一種語言。如今，家園的改變、對丟失存在之基的恐懼，雙重催生了渴求保護語言的急切。有時，詞語迷失在新的語言區(qū)域里，仿佛充滿驚奇的孩童迷失在市郊。不計其數(shù)的充斥著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背景的詩歌都在翻譯中迷失了，它們被揭下了表面的史詩品質(zhì)。因此，翻譯不是占據(jù)新的空間，而是揭開它們。然而，它不是與諸如“谷歌”翻譯之內(nèi)涵相親近的將一種語言記憶成另一種的翻譯方式，而毋寧說是揭開經(jīng)驗語言與在場的嶄新空間，一種情感真實的新的考古學(xué)。

在從一個家園搬向另一個的過程中，我們將我們自己從一種不確定搬向另一種，從一個信任搬向另一個。我所書寫的語言僅僅被200萬人所使用，他們每天遷移著，尋找著一個安全的家園，在家具前，將他們的記憶存放進嶄新的空間。曼德爾施塔姆寫道，被驅(qū)逐出語言等同于被驅(qū)逐出歷史。在對消失的驚慌失措中，巴爾干地區(qū)的許多國家都轉(zhuǎn)向了那提供給它們寬敞而易碎之現(xiàn)實的歷史。詩歌被建造在維希留的消亡美學(xué)之上，并被已經(jīng)說出但尚未寫下的事物之根所喂養(yǎng)。在巴爾干地區(qū)，我們在戰(zhàn)爭中相聚，在詩歌中分離。幽閉恐懼癥已經(jīng)成為生存的主導(dǎo)哲學(xué)——公寓有著小小的陽臺和低矮的天花板，為了更好地保存一個人的不安。進入每一間臥室，都沉睡著記憶的零散碎片。我的祖先們曾是戰(zhàn)爭的流亡者，在徒步跨越邊境和山區(qū)時，他們并不寫詩，當他們逃出家園，并基于物理學(xué)來決定什么樣的重量能夠攜帶時，他們也并未選擇去攜帶書籍。另一方面，有如此之多的書籍是為流離者而寫，我相信它們不能從全世界的廢棄房屋中被收集起來。在這樣的境況下，我將自己視為一個不可見的目擊者，視為一個購買和偷竊舊書的人，而不是從家庭相冊里購買和偷竊歷史或照片的人。

詩歌的神秘化者會說，詩人需要一個籠子以便書寫空間，需要空間以便書寫籠子。在兩種情形下，詩人都看到了兩座律師席之間的空氣。當代的作者們不需要看到任何邊界，即使當海關(guān)官員滿腹狐疑地將他的面孔與護照上的照片相比對之時。語言即是他的城市和家園，當他的祖國是對平靜死亡的惟一幻想時。我有一種感覺，詩歌從未開始，更奢談繼續(xù)，如同戰(zhàn)爭一樣。每一首詩都被歲月擦亮，仿佛遺忘之側(cè)的書架上擺放的石頭。我覺得，一首詩的每一個新譯本都是打破的碎片，如同空蕩蕩的走廊里摔碎的鏡子，隨后再創(chuàng)造成某種不同的完整。在英語中，動詞“巴爾干化”——意味著分裂、拆散——如今被廣泛使用……這一殘忍的地緣社會學(xué)式的翻譯已成為每一個來自巴爾干地區(qū)的人身份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翻譯的記憶，被翻譯的生命，被翻譯的忘卻，被翻譯的諒解……我常常好奇于一個巴爾干作家需要在自己身上整合多少種身份，才能在與全世界視之為一個分裂者這一刻板印象的對抗上獲得一場勝利？我不得不翻譯我自己，從一種偏見進入另一種，從一座家園進入另一間客房。

當我離開我的童年，攜帶著一頭受傷的動物，我曾居住的國家南斯拉夫淪為一座戰(zhàn)爭的家園。突然，學(xué)校里閱讀和翻譯列表上的作家們被宣布為國家與經(jīng)典的雙重敵人，那只可能意味著一件事——不會有人再去閱讀和翻譯他們了。然而遠離家園的恐懼，在我個人的翻譯列表上將永恒存在下去。

（李海鵬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