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7日上午，在西貢市獨立宮前的廣場上，“西貢-嘉定”軍事管制委員會主席、南部和第6區(qū)（B2前線）總司令陳文茶在數(shù)萬軍民參與的集會上，代表越共政治局和軍管會發(fā)表了一篇講話。這位時年五十八歲、黨齡三十五年的上將，用近乎顫抖的聲音宣講道：“全國終于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和真正的自由……只有美帝國主義是戰(zhàn)敗者，全體越南人民都是勝利者。任何具有越南血統(tǒng)的人，都有權(quán)為全民族的勝利而感到自豪！每一個憂國憂民的越南人不能不對祖國、故鄉(xiāng)的廣闊前景而感到歡欣鼓舞！”

對美國人而言，持續(xù)十年的越南戰(zhàn)爭在一個禮拜以前，就已正式宣告結(jié)束。1975年4月30日早上七點五十八分，美國海軍的“超級種馬”直升機載著最后十一名負責殿后的海軍陸戰(zhàn)隊士兵從美國駐南越大使館的樓頂倉皇起飛，飛往停泊在西貢以東海面東第76特遣艦隊。從29日上午開始，美軍在一天之內(nèi)共計出動各類直升機六百八十二架次，撤離了一千三百七十三名美國人和近六千名越南人。就在最后一批海軍陸戰(zhàn)隊逃離西貢五個小時后，陳文茶麾下的坦克沖進了南越總統(tǒng)府。

與此同時，遠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非常滿意地對記者宣布：“撤離行動順利結(jié)束。所有希望離開的美國人都已安全從西貢撤離了。”在此之后，美國似乎就可以徹底忘了這個遠在東南亞的熱帶國家，把這個糾纏十余年之久的麻煩拋到九霄云外。盡管在越戰(zhàn)結(jié)束后，有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逃往了美國。用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情報官弗蘭克·斯奈普（Frank Snepp）的話來說就是：“大多數(shù)美國民眾極力把這個國家從記憶中徹底抹去……那些政策制定者同樣希望我們能夠忘記戰(zhàn)爭結(jié)束的方式，或者至少忘掉那些與他們所述‘事實’不太一致的部分。”

2016年，美籍越裔小說家阮清越的《同情者》榮獲第一百屆普利策小說獎。這部小說從一位潛伏在美國的越共間諜的獨特視角出發(fā)，重新審視了美國社會的越戰(zhàn)記憶，并嘗試從越南人自己的角度來講述這場漫長戰(zhàn)爭的不幸故事。巧合的是，在《同情者》之前，普利策獎也曾頒給過另一本相似題材的小說。1993年，羅伯特·奧倫·巴特勒憑借短篇小說集《奇山飄香》（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獲獎。

這部以越戰(zhàn)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主要講述戰(zhàn)后越南移民族群在美國的生活經(jīng)歷。與絕大部分美國國內(nèi)的“越戰(zhàn)文學”不同，巴特勒完全以越南人的視角來展開創(chuàng)作，書中主人公全都是越南人，并刻意采用一套東方式的敘述結(jié)構(gòu)并借用了大量越南民間傳說加以描寫。巴特勒之所以會這樣做，除了他自己對越南乃至東方文化品味的偏好外，也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越戰(zhàn)期間，他曾受征召加入美國陸軍在越南當?shù)氐那閳髾C關(guān)，專門負責反間諜、反滲透工作，因此能說一口流利的越南話，對越南的傳統(tǒng)文化、風土人情都有極為深刻的認知。巴特勒的經(jīng)歷與《同情者》中越方情報人員的經(jīng)歷，似乎能夠形成一種奇妙的“呼應”：一位伴隨著大撤退而潛入美國的越共特工，勉為其難地充當一部越戰(zhàn)電影的顧問。一位曾駐扎越南的前情報人員，在伊利諾伊州的老家創(chuàng)作了一部以越南人為主角并從越南人視角出發(fā)的“越戰(zhàn)小說”。

作為一部以歷史、政治為背景，又披上了“間諜小說”外衣的文學作品，《同情者》中的主人公也有其歷史原型。作者阮清越便曾在訪談中指出：越共的著名間諜范春隱（國內(nèi)又譯為范春安）便是他故事的靈感來源，也是小說主人公的真實原型。

范春隱出生于1927年，1953年正式加入越共，越共著名領(lǐng)導人黎德壽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年少時范春隱就積極投身要求獨立的革命運動，接受組織安排從事地下工作。他最早在法國殖民當局新聞檢查部門當差，之后加入了南越軍方的政治作戰(zhàn)部，長期混跡西貢的軍政系統(tǒng)。在那兒，范春隱結(jié)識了美國軍方駐越南的情報顧問、反游擊戰(zhàn)專家愛德華·蘭斯代爾（Edward Lansdale）。蘭斯代爾非常欣賞這位越南青年人的能力與人品，甚至為他爭取到了去美國留學的機會。1957年至1959年，他在舊金山生活了兩年，見識了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學成重返西貢后，他開始為西方新聞媒體工作，成了《時代》周刊在越南最重要的記者之一，為其工作長達十一年。他既與南越軍政高官談笑風生，又與美國記者、外交官乃至軍方打成一片，私下還秘密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服務。然而每天深夜，他會悄悄地將各類南越內(nèi)部動向與美軍行動計劃拍攝成膠卷，通過極為秘密的渠道送往北方。不久后，范春隱就成為越共在西貢最重要的情報人員，使越共政治局可以及時掌握南越當局的一舉一動。

顯而易見，《同情者》中主人公的經(jīng)歷與范春隱的故事極為相：都作為“間諜”而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潛伏在敵營，都有在西方生活的經(jīng)歷，對歐美社會都有極為深刻的理解，而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則是，都擁有極好的“人緣”。對他們而言，這種長袖善舞的社交本領(lǐng)不僅是一種間諜的生存技巧，還是一種真情實感的流露。盡管是一名為越共效力的間諜，但范春隱對待南越與美國同事卻極為熱心，以至于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為他們排憂解難。西貢解放前夕，他就曾通過自己在中央情報局的人脈網(wǎng)絡，協(xié)助南越情報機構(gòu)的首腦陳金宣成功逃往美國。越戰(zhàn)結(jié)束數(shù)十年后，當年不少曾跟范春隱共事過的美國人在得知他的真實身份后，仍對他保持好感，甚至稱他是一位“真心愛我們的間諜”。他在《時代》的前同事、普利策獎得主、著名調(diào)查記者大衛(wèi)·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就講過：“我始終喜歡他，沒覺得他背叛了我們或背叛了新聞事業(yè)。”在阮清越的《同情者》里，主人公同樣時常陷入這類矛盾之中，身為間諜的職責與作為人的真實情感之間該如何平衡。例如他如何看待“將軍”、其他南越軍隊中的朋友抑或在中情局的“工作伙伴”？這正是《同情者》作為小說的有趣之處，而阮清越非常成功地描寫出了這種糾結(jié)、彷徨的悲劇感，同時又做到了真實可信。

1975年4月29日，《時代》周刊最后一篇從西貢發(fā)回的新聞報道正是出自范春隱的手筆。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將自己的妻子、孩子送往了美國。起初，越共情報部門認為戰(zhàn)爭雖已結(jié)束，但美國人并不會放棄在越南的顛覆活動，同時也會進行持久的貿(mào)易封鎖。有鑒于此，仍需可靠的耳目在美國搜集相關(guān)信息。毫無疑問，深受美國各方面信任、熟悉美國生活方式的范春隱是最合適的人選。然而，就在范春隱動身前一刻，組織又決定取消了派他潛伏美國的計劃。在小說中，阮清越則安排他的主人公成功前往了美國。

某種意義上，小說主人公在美國遭遇的各種文化沖突、記憶沖突可被視為阮清越一種基于歷史的奇妙想象：如果范春隱又再次來了美國，究竟會發(fā)什么？他是否會嘗試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發(fā)出屬于越南人自己的聲音？正如小說中，主人公吃力不討好地去為某部越戰(zhàn)電影擔任顧問一樣，甚至希望在美國的越戰(zhàn)記憶中，為越南人保留一塊屬于他們自己的位置。在《同情者》這部分章節(jié)里，美國大導演想要盡心力去拍攝所謂“越戰(zhàn)片”，旨在編造一個屬于美國人的東南亞神話，卻與越南人幾無關(guān)系，整個過程近乎一場滑稽的鬧劇，因此等待主人公的結(jié)局，只可能是憤怒與失望。

眾所周知，無論是美國的“越戰(zhàn)電影”，還是“越戰(zhàn)文學”，幾乎都只有美國人的具體形象，孜孜不倦地講述美國人的“越南夢”。越南人，無論越共還是南越，總是被處理為模糊的東方符號又或是時代背景。他們要么等待被拯救，要么活該被殺戮；他們要么是穿著“奧黛”的窈窕少女，要么就是兇神惡煞的施虐狂。如阮清越所說的那樣，“美國人認為，他們保護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就是對美國感恩戴德”。在美國絕大部分以“越戰(zhàn)”為主題的文藝作品中，越南人卻都是缺位的，甚至是非必須的。在《奇山飄香》出版前，也鮮有美國作家會將在美國越南族群納入的自己的視野，更別提將自己帶入越南人的視角了。

在阮清越的故事里，對美國生活倍感失望的主人公最終主動選擇結(jié)束潛伏回到了統(tǒng)一后的越南。不過，等待他的并不是英雄凱旋，而是一輪又一輪的審查與再教育。盡管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間諜，一直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務，但他的生活習慣、處事方式乃至價值觀卻已深受美國的影響。負責審查主人公的越共官員就曾這樣嚴厲教訓他：“你的再教育最后階段將在那里進行。他將親自負責整個過程，讓你脫胎換骨，從美國人變回越南人……這進一步說明，須下更大力氣證明你是同胞。”在現(xiàn)實世界中，范春隱盡管沒有去美國，但也面臨過同樣的境遇。雖然被提拔為將軍，又被授予“人民軍英雄”的榮譽稱號，但他也被送入過教育營。因為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并不討厭美國人，一定程度上認可美國式價值觀，也贊賞當時美國媒體在越南的報道大部分都能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原則。

2003年11月，美國“范德格里夫特”護衛(wèi)艦造訪越南。這是越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軍艦第一次造訪越南。當時已經(jīng)經(jīng)歷多年政治風云變化的范春隱獲準登上美艦參觀。參觀期間，一位越南軍官認出了身穿便裝的范春隱，一群美國軍官正簇擁著他。這位越南軍官上前致意后，半開玩笑地問道：“將軍，你到底是為哪邊效力啊？” 范春隱馬上回答道：“兩邊都效力。”眼見越南軍官面露尷尬的表情，只好又開口：“開個玩笑。”隨后，他對一位身邊的美國記者講道：“你瞧，這就是我為什么統(tǒng)一后不能去美國的原因。他們始終不敢肯定我是哪邊的人。”參觀結(jié)束時，范春隱曾對美方官員說了這么一句話：“現(xiàn)在我已死而無憾了”。

三年后，范春隱在胡志明市因病去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范春隱的一生可被視為越南近代歷史的一種絕妙隱喻，而不僅僅是一段夾在東西文化間“愛國者”與“革命者”的傳奇故事。《同情者》讓讀者見識的也不僅僅是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價值觀認同的矛盾與沖突，而是透過身為間諜的主人公，將讀者一道拋入了那一段不知終點的命運航程。

巴特勒在寫完《奇山飄香》接受采訪時曾說過：“我第一天到越南時就能流利地講越南話。我愛越南，愛那里的文化和人民。”與之相對，阮清越與他的家人卻是因為巴特勒參與的這場血腥戰(zhàn)爭，從越南到了美國。正如無數(shù)流落而來的越南家庭一樣，帶來了各自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阮清越或許是第一個將這群人的故事講述給美國主流社會的越南人，如他所言：“我們的越戰(zhàn)永遠不會結(jié)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