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絲·門羅:她的筆下不只是驚心動魄的女性生活
艾麗絲·門羅住在加拿大的克林頓,一個3000多人的小鎮(zhèn),距離她的出生地安大略省休倫縣溫海姆鎮(zhèn)并不遙遠。溫海姆鎮(zhèn)的郵政編碼是N0G2W0,本地人常常自嘲:“這是因為沒有人要去溫海姆(No One Goes to Wingham,Ontario)。”溫海姆鎮(zhèn)成為門羅的重要素材,在那里她度過了并不幸福的童年。她的父親經營狐貍和貂的養(yǎng)殖,母親是一位患有帕金森綜合征的鄉(xiāng)村教師,他們都是移民。門羅小時候住在一座紅磚房子里,“屬性模糊、位置尷尬”(《巖石堡風景》),由于經濟拮據,她一邊上學,一邊兼職女招待、煙葉采摘工和圖書管理員。多年以后,她成為一位小說家,出版了15部短篇小說集,每三四年一部。在加拿大,她的名字無人不曉,在中國,她因為諾獎而被國人熟知。
門羅希望讀者理解她的作品,可以先從短篇集《親愛的生活》(Dear Life)開始,因為這是她最好的作品。她說:“(《親愛的生活》)十四篇故事里的最后四篇就情感而言具有自傳的性質,說出了她關于自己的生活最初、最后、也最親密的話。”在同名短篇《親愛的生活》中,作為敘述者的她在文末寫道:“我母親快要死的時候,有一天夜里她不知怎么的,從醫(yī)院里出來了,在鎮(zhèn)子里漫無目的地轉悠,直到有一個根本不認識她的人發(fā)現(xiàn)了她,把她送回家。正如我說過的,如果這是小說的話,那也太過分了,可是卻是千真萬確的。”
《親愛的生活》以一種自傳的風格敘述著,這讓小說敘事具有很強的欺騙性,仿佛讀者讀到的不是虛構故事,而是真實的生活。在門羅的小說里,這種欺騙性無處不在,它賦予了門羅小說“擬真”的魅力。
門羅的小說題材平凡,卻總是驚心動魄。她的短篇猶如長篇,讓讀者感受到庸常生活里的巨大張力。她善于白描,少用比喻和排比,驚嘆號和煽情段落更是難以尋覓。她很少以夸張取巧,而是站在一個疏離的視角,冷靜地描繪人物,就如同她和溫哥華的關系。溫哥華是門羅經常書寫的城市之一。在《家人的寬恕》里,嬉皮兄弟住在溫哥華的第四大道;在《紀念》和《留存的記憶》里,溫哥華成為主人公逃不掉的風景;而《科提斯島》則寫道:“溫哥華的冬天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冬天都不一樣。”
這種重復書寫并不意味著門羅多么熱愛溫哥華,《紐約時報》作者大衛(wèi)·拉斯金說:“她從未喜歡過20世紀50年代的那個庸碌而壓抑的溫哥華,據說她也從未對今天這個井然有序的溫哥華產生過什么熱情。......她令自己的形象如此深刻地映入一個城市,但她本人則從未真正地沉浸于其中。”
門羅警惕著井然的秩序,在她的小說中,主人公一直在逃離某種秩序,婚姻的、家庭的、道德的甚至整個社會的,這些女性也許沒做出激烈行動,但內心已是波濤洶涌,沒有一刻停止過反思生活的念頭。在加拿大,人與人顯得如此遙遠而相近,加拿大的許多城市就像一個個大村子,稀少的人口,重復的生活,過于安靜的氛圍,現(xiàn)代性的馴服和熟人社會的關系在這些大村子里有機結合,成為束縛門羅小說主角的沉重枷鎖。在短篇《亮麗家園》中,門羅反思了現(xiàn)代生活對個體的馴服,她罕見地在結尾跳了出來,代替人物說話。她說:“這些人都是成功的人,他們都是良民。他們想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家,遇見困難他們會互相幫助。他們打算成立一個社區(qū)——社區(qū),一說起這個詞,他們仿佛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的某種恰如其分的神奇力量,絲毫沒有犯錯誤的可能性。現(xiàn)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進口袋里,保留一顆不打算服從的心以外。”
門羅能夠熟練地模仿不同人物的腔調,不只是少女和主婦,譬如《空間》和《親愛的生活》的腔調就很不同,《親愛的生活》靜水流深,是平靜地回顧世事的風味,《空間》則充滿了在場的激烈。后一篇的主人公是典型的門羅小說女性,被禁錮在家庭里,有過逃離的念頭。《空間》的故事比簡單的逃離更復雜,丈夫殺死三個孩子、妻子被送往精神病院、妻子翻來翻去說自己沒打算拋棄孩子等,這些看似詭異的情節(jié)被門羅巧妙地串起來,她筆下的女性不是伸張女權的符號,而是在矛盾間游走的人。
熱衷于書寫生活和人的平庸
門羅以她的克制和機敏的諷刺被人欣賞,不似老太太的裹腳布,也沒有書院作者停不下來的說教,她的小說點到為止,這讓她被冠以“加拿大契訶夫”的名頭。然而,門羅的寫作和契訶夫殊為不同,契訶夫并不抗拒抒情,相反他熱愛抒情,門羅則采用了更為冷冽的寫作姿態(tài)。但二者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衷于書寫生活和人的平庸,喚起讀者對日常生活的警覺。
在文學界,門羅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她在處女作《快樂影子之舞》中就表現(xiàn)出非常成熟的語言。在加拿大,她成名已久,她的好友兼作家阿特伍德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加拿大出版小說是很困難的事情,很多加拿大人是從門羅開始閱讀短篇小說。”但在國際上,門羅的寫作遭受過質疑,尤其是在她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后,一批人很驚詫,因為門羅一輩子都寫短篇,沒怎么寫長篇小說,而文學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是認為寫長篇更體現(xiàn)作家的功力。另一個爭議點是,門羅的小說似乎專寫小事,囿于家庭和女性生活。《有時書評》在采訪門羅的報道中就提到:“門羅一度被貼上了‘家庭主婦’的標簽,有評論說她的作品太過家庭化,瑣碎而無趣。一位男作家曾對門羅說:‘你的故事寫得不錯,但我不想跟你上床。’門羅則輕蔑地回擊:‘誰邀請他了?’”
還有人認為門羅幾十年如一日地描寫家庭、婚外戀、小女孩等,作品缺乏格局。在他們看來,大格局的作品是如同《百年孤獨》《戰(zhàn)爭與和平》《白鹿原》一般,時間動輒跨越百年,人物層出不窮,故事情節(jié)囊括家族、戰(zhàn)爭、國家、時代等大詞。然而,以小見大更見功力,家庭并不比國家格局小,女性生活也不比男性生活低等,評論家們熱衷于反映大時代的作品,但門羅這些作家表現(xiàn)出另一種可能,她們在寫作的橫截面上不如托爾斯泰、馬爾克斯等,但在縱深、密度上并不遜色,她們對生活的敏感讓她們更善于捕捉人性的幽微瞬間,而家庭是個合適的容器,在那里,許多人際關系得以緊湊地展現(xiàn)。
對于這種重復寫作的質疑,門羅在2009年參加國際作家節(jié)時說:“(一個故事)更像是所房子,你進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時間……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這所房子—這個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內容。它有一種自身的存在感,一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僅僅為迷惑你或者給你提供落腳之處。”
短篇小說容易因篇幅短小而缺乏厚度,但門羅的短篇卻充滿了生命的質感,她考據般的解剖、精確的觀察、通透的心理描寫和干凈的語言賦予了短篇渾厚的力量,這讓閱讀門羅的小說成為危險之事,我們不能從中得到井噴式的快感,卻會陷入對過往的沉思和對兩性關系乃至整個人生的惶惑。正如裘帕·拉希莉所說:“她的作品證明,人類的關系和心理之謎,就是本質,是文學的動力。”
門羅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寫作者
門羅關注女性困境,但她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寫作者,也不是一個男女絕對平均主義者。從《男孩與女孩》《太多的歡樂》中,讀者都能讀到門羅對男女區(qū)別的思考。在《太多的歡樂》中,她寫道:“要牢牢記住,男人走出房門的時候,他就把一切都丟到了腦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卻把房間中所發(fā)生的一切都帶在了身邊。”
基于男女的差異和背后的社會養(yǎng)成機制,門羅在小說中書寫社會對女性的偏見、丈夫和妻子的微妙關系、男人和女人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從中表現(xiàn)出女性何以成為女性。她的小說為讀者全方面地展現(xiàn)了社會對“女性氣質”的養(yǎng)成,從語言到服裝,從空間到教育機制,譬如以小女孩視角展開的小說《男孩與女孩》,就表現(xiàn)了一個小鎮(zhèn)女孩如何在社會暗示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間搖擺,并最終屈從于社會對一個女性的認知,把自己裝扮為感性、溫柔、同情、注重衣著打扮的女性。
而當小女孩長大成人,婚戀生娃,就成為了門羅小說中普遍的妻子形象。《男孩與女孩》中,“母親總是太累了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和我說話。……我覺得在屋子里的工作實在是無休無止,悶得要命,而且特別壓抑:而那些在屋子外面干的活,幫著父親干的活,則有一種儀式般的重要性”;《辦公室》中,“房子對女人的意義和男人不一樣。她不是走進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個人。她自己就是這房子本身,絕無分離的可能性”;而在《重重想象》中,“身著制服的瑪麗·麥奎德是房間里的另一座孤島。大部分時間,她都一動不動地坐在風扇旁邊,風扇似乎已然筋疲力盡,攪動空氣的模樣仿佛是在攪拌濃湯。......她只是在那兒等著,呼吸,發(fā)出來的聲音如同風扇的聲響,充滿了蒼涼的,一種無法描述的控訴的聲音。”從女孩到母親,門羅的小說形成一個命運的閉環(huán),這是她的文本壓抑的內在原因。門羅解釋了一個女性一生中經歷的種種馴服,以及她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反抗與失敗,這些女性已經不只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小家庭主婦的象征,她們的普遍性超越國界,感染異國女性的心靈。
從門羅的身上,我們能感受到源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自覺,盡管門羅的生活與布盧姆茨伯里派截然不同,但他們都有著強烈的脫離某種教條束縛的意愿,都珍視屬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閃爍光芒,但門羅筆下的女主人公和伍爾夫不同的是,她們的逃離往往不徹底甚至打了退堂鼓。門羅既書寫女性的困局,也書寫房東、丈夫等其他社會角色的困局,使小說里的社會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
門羅反思的單調生活并不局限于小城鎮(zhèn),在她的小說里沒有城市豐富鄉(xiāng)村單調的傳統(tǒng)偏見,她既書寫了小城鎮(zhèn)的單調,也勾勒出大都市人群的同質化生活。后者看似享受著更精致的待遇,出入于喧囂的歌舞廳、酒會、飯局、商場等,但他們的日常生活仍是缺乏細膩的,充滿了陳詞濫調和循規(guī)蹈矩,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婦女,同樣燃起了逃離的渴望。
說到底,門羅的小說對生活的真相負責,或者可以這么說,她說看到的“真”是什么樣的,她筆下的生活就是怎么樣的,門羅不會因為欣賞反抗的女性就給她們安排一個理想的結局,也不會因為質疑過于安靜的村鎮(zhèn),就給大城市披上夢幻的糖衣。平淡的生活蘊藏著驚心動魄,而逃離不是句號,而是恒久的語態(tài)。
所以,閱讀門羅的小說一定要做好準備,她真的不提供輕易的和解,即便是像《逃離》這樣安排了回歸結局的小說,卡拉在與丈夫和好后的心境是:“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進去了一根致命的針,淺一些呼吸時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當她需要深深吸進去一口氣時,她便能覺出那根針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