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絲·門羅住在加拿大的克林頓，一個3000多人的小鎮(zhèn)，距離她的出生地安大略省休倫縣溫海姆鎮(zhèn)并不遙遠。溫海姆鎮(zhèn)的郵政編碼是N0G2W0，本地人常常自嘲：“這是因為沒有人要去溫海姆（No One Goes to Wingham，Ontario)。”溫海姆鎮(zhèn)成為門羅的重要素材，在那里她度過了并不幸福的童年。她的父親經營狐貍和貂的養(yǎng)殖，母親是一位患有帕金森綜合征的鄉(xiāng)村教師，他們都是移民。門羅小時候住在一座紅磚房子里，“屬性模糊、位置尷尬”（《巖石堡風景》），由于經濟拮據，她一邊上學，一邊兼職女招待、煙葉采摘工和圖書管理員。多年以后，她成為一位小說家，出版了15部短篇小說集，每三四年一部。在加拿大，她的名字無人不曉，在中國，她因為諾獎而被國人熟知。

門羅希望讀者理解她的作品，可以先從短篇集《親愛的生活》（Dear Life）開始，因為這是她最好的作品。她說：“（《親愛的生活》）十四篇故事里的最后四篇就情感而言具有自傳的性質，說出了她關于自己的生活最初、最后、也最親密的話。”在同名短篇《親愛的生活》中，作為敘述者的她在文末寫道：“我母親快要死的時候，有一天夜里她不知怎么的，從醫(yī)院里出來了，在鎮(zhèn)子里漫無目的地轉悠，直到有一個根本不認識她的人發(fā)現(xiàn)了她，把她送回家。正如我說過的，如果這是小說的話，那也太過分了，可是卻是千真萬確的。”

《親愛的生活》以一種自傳的風格敘述著，這讓小說敘事具有很強的欺騙性，仿佛讀者讀到的不是虛構故事，而是真實的生活。在門羅的小說里，這種欺騙性無處不在，它賦予了門羅小說“擬真”的魅力。

門羅的小說題材平凡，卻總是驚心動魄。她的短篇猶如長篇，讓讀者感受到庸常生活里的巨大張力。她善于白描，少用比喻和排比，驚嘆號和煽情段落更是難以尋覓。她很少以夸張取巧，而是站在一個疏離的視角，冷靜地描繪人物，就如同她和溫哥華的關系。溫哥華是門羅經常書寫的城市之一。在《家人的寬恕》里，嬉皮兄弟住在溫哥華的第四大道；在《紀念》和《留存的記憶》里，溫哥華成為主人公逃不掉的風景；而《科提斯島》則寫道：“溫哥華的冬天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冬天都不一樣。”

這種重復書寫并不意味著門羅多么熱愛溫哥華，《紐約時報》作者大衛(wèi)·拉斯金說：“她從未喜歡過20世紀50年代的那個庸碌而壓抑的溫哥華，據說她也從未對今天這個井然有序的溫哥華產生過什么熱情。......她令自己的形象如此深刻地映入一個城市，但她本人則從未真正地沉浸于其中。”

門羅警惕著井然的秩序，在她的小說中，主人公一直在逃離某種秩序，婚姻的、家庭的、道德的甚至整個社會的，這些女性也許沒做出激烈行動，但內心已是波濤洶涌，沒有一刻停止過反思生活的念頭。在加拿大，人與人顯得如此遙遠而相近，加拿大的許多城市就像一個個大村子，稀少的人口，重復的生活，過于安靜的氛圍，現(xiàn)代性的馴服和熟人社會的關系在這些大村子里有機結合，成為束縛門羅小說主角的沉重枷鎖。在短篇《亮麗家園》中，門羅反思了現(xiàn)代生活對個體的馴服，她罕見地在結尾跳了出來，代替人物說話。她說：“這些人都是成功的人，他們都是良民。他們想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家，遇見困難他們會互相幫助。他們打算成立一個社區(qū)——社區(qū)，一說起這個詞，他們仿佛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的某種恰如其分的神奇力量，絲毫沒有犯錯誤的可能性。現(xiàn)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進口袋里，保留一顆不打算服從的心以外。”

門羅能夠熟練地模仿不同人物的腔調，不只是少女和主婦，譬如《空間》和《親愛的生活》的腔調就很不同，《親愛的生活》靜水流深，是平靜地回顧世事的風味，《空間》則充滿了在場的激烈。后一篇的主人公是典型的門羅小說女性，被禁錮在家庭里，有過逃離的念頭。《空間》的故事比簡單的逃離更復雜，丈夫殺死三個孩子、妻子被送往精神病院、妻子翻來翻去說自己沒打算拋棄孩子等，這些看似詭異的情節(jié)被門羅巧妙地串起來，她筆下的女性不是伸張女權的符號，而是在矛盾間游走的人。

熱衷于書寫生活和人的平庸

門羅以她的克制和機敏的諷刺被人欣賞，不似老太太的裹腳布，也沒有書院作者停不下來的說教，她的小說點到為止，這讓她被冠以“加拿大契訶夫”的名頭。然而，門羅的寫作和契訶夫殊為不同，契訶夫并不抗拒抒情，相反他熱愛抒情，門羅則采用了更為冷冽的寫作姿態(tài)。但二者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衷于書寫生活和人的平庸，喚起讀者對日常生活的警覺。

在文學界，門羅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她在處女作《快樂影子之舞》中就表現(xiàn)出非常成熟的語言。在加拿大，她成名已久，她的好友兼作家阿特伍德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加拿大出版小說是很困難的事情，很多加拿大人是從門羅開始閱讀短篇小說。”但在國際上，門羅的寫作遭受過質疑，尤其是在她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后，一批人很驚詫，因為門羅一輩子都寫短篇，沒怎么寫長篇小說，而文學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是認為寫長篇更體現(xiàn)作家的功力。另一個爭議點是，門羅的小說似乎專寫小事，囿于家庭和女性生活。《有時書評》在采訪門羅的報道中就提到：“門羅一度被貼上了‘家庭主婦’的標簽，有評論說她的作品太過家庭化，瑣碎而無趣。一位男作家曾對門羅說：‘你的故事寫得不錯，但我不想跟你上床。’門羅則輕蔑地回擊：‘誰邀請他了？’”

還有人認為門羅幾十年如一日地描寫家庭、婚外戀、小女孩等，作品缺乏格局。在他們看來，大格局的作品是如同《百年孤獨》《戰(zhàn)爭與和平》《白鹿原》一般，時間動輒跨越百年，人物層出不窮，故事情節(jié)囊括家族、戰(zhàn)爭、國家、時代等大詞。然而，以小見大更見功力，家庭并不比國家格局小，女性生活也不比男性生活低等，評論家們熱衷于反映大時代的作品，但門羅這些作家表現(xiàn)出另一種可能，她們在寫作的橫截面上不如托爾斯泰、馬爾克斯等，但在縱深、密度上并不遜色，她們對生活的敏感讓她們更善于捕捉人性的幽微瞬間，而家庭是個合適的容器，在那里，許多人際關系得以緊湊地展現(xiàn)。

對于這種重復寫作的質疑，門羅在2009年參加國際作家節(jié)時說：“（一個故事）更像是所房子，你進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時間……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這所房子—這個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內容。它有一種自身的存在感，一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僅僅為迷惑你或者給你提供落腳之處。”

短篇小說容易因篇幅短小而缺乏厚度，但門羅的短篇卻充滿了生命的質感，她考據般的解剖、精確的觀察、通透的心理描寫和干凈的語言賦予了短篇渾厚的力量，這讓閱讀門羅的小說成為危險之事，我們不能從中得到井噴式的快感，卻會陷入對過往的沉思和對兩性關系乃至整個人生的惶惑。正如裘帕·拉希莉所說：“她的作品證明，人類的關系和心理之謎，就是本質，是文學的動力。”

門羅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寫作者

門羅關注女性困境，但她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寫作者，也不是一個男女絕對平均主義者。從《男孩與女孩》《太多的歡樂》中，讀者都能讀到門羅對男女區(qū)別的思考。在《太多的歡樂》中，她寫道：“要牢牢記住，男人走出房門的時候，他就把一切都丟到了腦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卻把房間中所發(fā)生的一切都帶在了身邊。”

基于男女的差異和背后的社會養(yǎng)成機制，門羅在小說中書寫社會對女性的偏見、丈夫和妻子的微妙關系、男人和女人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從中表現(xiàn)出女性何以成為女性。她的小說為讀者全方面地展現(xiàn)了社會對“女性氣質”的養(yǎng)成，從語言到服裝，從空間到教育機制，譬如以小女孩視角展開的小說《男孩與女孩》，就表現(xiàn)了一個小鎮(zhèn)女孩如何在社會暗示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間搖擺，并最終屈從于社會對一個女性的認知，把自己裝扮為感性、溫柔、同情、注重衣著打扮的女性。

而當小女孩長大成人，婚戀生娃，就成為了門羅小說中普遍的妻子形象。《男孩與女孩》中，“母親總是太累了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和我說話。……我覺得在屋子里的工作實在是無休無止，悶得要命，而且特別壓抑：而那些在屋子外面干的活，幫著父親干的活，則有一種儀式般的重要性”；《辦公室》中，“房子對女人的意義和男人不一樣。她不是走進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個人。她自己就是這房子本身，絕無分離的可能性”；而在《重重想象》中，“身著制服的瑪麗·麥奎德是房間里的另一座孤島。大部分時間，她都一動不動地坐在風扇旁邊，風扇似乎已然筋疲力盡，攪動空氣的模樣仿佛是在攪拌濃湯。......她只是在那兒等著，呼吸，發(fā)出來的聲音如同風扇的聲響，充滿了蒼涼的，一種無法描述的控訴的聲音。”從女孩到母親，門羅的小說形成一個命運的閉環(huán)，這是她的文本壓抑的內在原因。門羅解釋了一個女性一生中經歷的種種馴服，以及她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反抗與失敗，這些女性已經不只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小家庭主婦的象征，她們的普遍性超越國界，感染異國女性的心靈。

從門羅的身上，我們能感受到源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自覺，盡管門羅的生活與布盧姆茨伯里派截然不同，但他們都有著強烈的脫離某種教條束縛的意愿，都珍視屬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閃爍光芒，但門羅筆下的女主人公和伍爾夫不同的是，她們的逃離往往不徹底甚至打了退堂鼓。門羅既書寫女性的困局，也書寫房東、丈夫等其他社會角色的困局，使小說里的社會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

門羅反思的單調生活并不局限于小城鎮(zhèn)，在她的小說里沒有城市豐富鄉(xiāng)村單調的傳統(tǒng)偏見，她既書寫了小城鎮(zhèn)的單調，也勾勒出大都市人群的同質化生活。后者看似享受著更精致的待遇，出入于喧囂的歌舞廳、酒會、飯局、商場等，但他們的日常生活仍是缺乏細膩的，充滿了陳詞濫調和循規(guī)蹈矩，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婦女，同樣燃起了逃離的渴望。

說到底，門羅的小說對生活的真相負責，或者可以這么說，她說看到的“真”是什么樣的，她筆下的生活就是怎么樣的，門羅不會因為欣賞反抗的女性就給她們安排一個理想的結局，也不會因為質疑過于安靜的村鎮(zhèn)，就給大城市披上夢幻的糖衣。平淡的生活蘊藏著驚心動魄，而逃離不是句號，而是恒久的語態(tài)。

所以，閱讀門羅的小說一定要做好準備，她真的不提供輕易的和解，即便是像《逃離》這樣安排了回歸結局的小說，卡拉在與丈夫和好后的心境是：“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進去了一根致命的針，淺一些呼吸時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當她需要深深吸進去一口氣時，她便能覺出那根針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