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這個地球上有誰能決定不死的話，那么非蘇珊·桑塔格莫屬。她的意志是那么強烈，那么堅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運，或者我們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結果。她不是那種任人擺布的人，別人會認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經歷，她并不把這種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蕓蕓眾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誕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頓上東區(qū)的“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病床上，做著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在那些圍在她身旁的人看起來，十分像是大限將至。

醫(yī)生指出了可能出現(xiàn)的最嚴重情況：沒有任何治愈或者緩解的機會。他建議桑塔格什么也別做，用剩下的六個月左右時光好好生活。

在蘇珊的診斷結果出來之后的幾個星期里，女管家蘇基注意到她有時候會說“哇哦，哇哦”，然后閉上雙眼。蘇珊告訴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這次最近的疾病讓人們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癥診斷。當時她四十出頭，被診斷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詢的那些醫(yī)生中，沒有一個認為她有一絲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療法，活了下來。從那以后，對平凡疾病和平凡結局的超越，成為了她身體的部分，生命的絲縷——她就是一個尋求治療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個數(shù)學問題，或者是一個最高等級的邏輯拼圖。“我閃爍著生存的光輝”，她在八十多歲時寫道。與死神的沖突構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態(tài)的一部分。在一篇關于攝影的文章里，她寫過有關“死亡的性吸引力”，這就是她所呈現(xiàn)的一種性吸引力，那種不斷靠近它、吸進它的氣味，然后轉身而去的危險與興奮。

她的乳腺癌是極端兇險的，所以康復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堅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換個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堅定了她對待癌癥的態(tài)度。莎倫說道：“因為她是如此生猛，因為她對權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對抗它。她立即判定醫(yī)生們是錯誤的。在當時，第二意見的想法還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獲得了一個（第二意見），然后活了下來。我認為，這是一種對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確證。她沒有循規(guī)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強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為的那種思想家。那意味著，當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時候，她認為她可以同樣化險為夷。”確實，1998年她被診斷出子宮癌的時候，她竭力追尋各種辛苦的、侵略性的療法，化療、手術，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筆記中，你可以不斷看到她自我神話的行為和努力，她堅持不懈地攝取各種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們整合為一種觀念：自己是非比尋常的。當然，每個人都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比別人多了百萬倍的投入，強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話無所不包，充滿誘惑。她的一個朋友評論道，她有一種“明星氣質”，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尋求關注的欲望，以及對神話的自覺運用。她在日志中斥責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軟弱是一種傳染病。強者理所當然避開弱者。”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她想成為那種人的意志，她不斷地自我修煉，縫縫補補，仿佛這種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歲時寫道：“在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達了自我，這一點在我表達任何其他人的時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僅僅如此：我創(chuàng)造了我自己。”

從少女時期開始，桑塔格的個人神話就通過她對普通事物的鄙視和疏遠而得以預告。她曾經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擁有存款賬戶和醫(yī)療保險，因為那是普通的、中產階級的人們才有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不會擁有存款賬戶或者醫(yī)療保險。

在她乳腺癌康復后的早期訪談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與死神的近距離接觸。她在1978年《紐約時報》那場幾乎令人眩暈的訪談中，是這樣說的：“它給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種兇猛的強度，而那一點一直叫人心曠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讓你認清了事情的輕重緩急，并按序為之。那樣的感覺現(xiàn)在已經有幾分消褪了；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感覺不到彼時的那種迫切性了。某種意義上，我感到遺憾；我寧愿保留住一絲那樣的危機感……我認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聯(lián)系，是件好事。許多人窮其一生讓自己防備生命是一場鬧劇的想法。我認為，最好不要試圖阻礙這些沖突……當你積極而自覺地面對它們的時候，你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能量。對我而言，寫作就是一種盡最大可能去關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療的過程中，她并沒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沒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她記下筆記，為了那本優(yōu)雅的、有影響力的論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這本書中，她反對那些圍繞在疾病周圍的各種各樣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準備迎接治療的艱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頭腦清晰，理性思維，以及醫(yī)學信息，而不是詩歌和充滿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這樣寫道：“我已經變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調查和拒絕的正是這種恐懼。她寫道，我們賦予疾病的那種想象，那層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滿破壞性。

怎樣才能不承認自己即將死亡，假如你身邊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事實，假如你的身體極盡所能地以生動而令人信服的證據展示著這個事實？毋庸置疑，藥物、疼痛、焦慮，還有由于連續(xù)四個月躺在病床上而產生的絕對精神壓力，都會讓人的思維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許事實遠非如此。戴維指出，她母親堅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對自己意志的執(zhí)著，也許已經使她的理解出現(xiàn)混亂，以至于在她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讓你明白，自己終有一死，你依然允許自己認為：不是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絕對性，憑借著這樣的理念：也許還有兩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時光，總之自己不會死于當前的這場病。畢竟，一個四十五歲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覺自己是二十五歲，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實足年齡沒有內在的聯(lián)系，沒有從本質上把握住它；誠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覺自己沒有，至少現(xiàn)在還沒有。

桑塔格也是一個對真理進行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說，她不誠實。她的許多謊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煙問題上撒了謊，她在情人問題上撒了謊，她對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謊。但是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她撒謊是為了保護她為自己建造的神話王國。如果讓她在明白無誤的事實和她的神話之間做出選擇，她一定會選擇后者。這就導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謊。例如，她會在她河濱大道公寓的價格上撒謊，因為她想要人們覺得她是一名知識分子，流浪進一間漂亮的公寓，并沒有像更加布爾喬亞、更加普通的人們那樣在房產上花大筆的錢。這種謊言很有趣，因為它們服務于她一直在意的那個自己創(chuàng)造出的自我形象；換言之，她會扭曲外部世界，以適應她內心為自己人生所設定的強大畫面。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這樣做。此處，人們想象她最大的謊言，就是她正在恢復，同時她迄今為止所設計的最大神話，就是她總能活下去，總能華麗地戰(zhàn)勝死亡，并全身而退。當一個人撒謊是為了保護并且強化他的神話，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騙？

看著自己的母親一日不如一日，戴維內心在掙扎，充滿矛盾：一方面是母親對于疾病的智性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奉邏輯和理性為圭臬，以科學和明晰為準繩；另一方面，則是病房里陰郁的事實。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無法抗拒的純潔和魅力，然而時過境遷，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雙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許早就確信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了。在這次與癌癥的最終對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隱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難得糊涂。最后，桑塔格無法在沒有隱喻的情況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戰(zhàn)斗的理念，即使在戰(zhàn)斗失敗之后。看到她筆記本中有些只言片語被涂掉了，會讓人覺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間，她寫下：“我感覺就像是越南戰(zhàn)爭。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們在我身上使用化學武器。”她把這句涂掉了，因為她決定不用這種方式思考疾病，因為她嚴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態(tài)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這些鋼筆字跡之下，我們還是能夠看到那種運用戰(zhàn)爭和戰(zhàn)役作為隱喻的思維方式，這是她的自然傾向：無法抗拒地想要成為一名戰(zhàn)士的本能。

大家都有一個疑問：該如何告知大眾。有一個官方立場，但是這個官方立場不能表達確切的真實情況，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體健康時在腦中描繪的同疾病的英勇戰(zhàn)役。不斷有人打電話來問情況，例如《紐約書評》四大創(chuàng)始編輯之一的芭芭拉·愛潑斯坦，還有斯蒂芬·科赫，他們說蘇珊更喜歡在紐約接受治療，并且在當下的階段，“斯隆·凱特琳”能夠給予她與西雅圖相同的治療；他們不提移植手術失敗了。事實上，他們給人的印象是移植手術沒有失敗。“也許這無關緊要，”莎倫在給戴維的信中說，“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語，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實的行為是顧慮桑塔格的隱私；有一些也許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觀點的磁力場，或者那些身邊人認為是她的觀點：對樂觀主義瘋狂而不切實際的堅守，對死亡固執(zhí)的蔑視。對外口徑是她處于康復之中，并且這種口徑不能改變。遲早，這會讓她身邊的絕大多數(shù)人感到焦慮不安，因為在該口徑中她的位置不能改變。她卡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像琥珀中的蟲子，不久以后會有一些推測、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寫出那本書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廣大的、永遠可以康復的理論家。

治療確實在繼續(xù)。毫無疑問，僅僅為了讓她舒服點，也得這么做。戴維與醫(yī)生們考慮了試驗性藥物。莎倫在谷歌上搜索兩種被討論過的藥物：法尼基酰轉移酶抑制劑（zarnestra）和氯法拉濱（clofarabine）。她給戴維發(fā)了一封電郵：“它們看上去都比較神奇……要是這東西管用呢？”在某種層面上，他們都還在等待靈丹妙藥，因為當時蘇珊從床上坐了起來，而且情況不錯。在某種層面上，她的意志讓他們深感敬畏，也深受影響。人們無法想象她將會死去，她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那個不死之人。

桑塔格過去一直都在絕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為乳腺癌接受一輪化療之際，她下定決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論攝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癥的整個煉獄過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尋找將該經歷付諸筆端的方法；她不斷揣摩技巧的問題。在治療最緊張的時候，她寫道：“我現(xiàn)在知道該如何應對’我’，拒絕個人色彩、遠離自傳體。”

因而，她在病床上寫下拉克斯內斯作品的導讀：“時間和空間在那個夢小說（dream novel）中變動不居。時間總是能夠被召回。空間是多重的。”臨結束時，她不斷地變換著文字。然而，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當然，對于某一類人而言，導讀一個冰島的實驗小說，將其引入世界，是一種肯定生命的行為。非常年輕的時候，蘇珊在給一位情人的信中寫道：“你務必先知死然后生，艾琳，務必要知道生命臨近終結的腳步急促而緊密。”你可以看到，貫穿她那些隨意寫下的簡短文字中，有一條主線，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們可以選擇。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國編輯：“當我在巴黎時，我沒有給保羅·弗拉芒打電話，不過我當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譯本情況……我依然很難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沒有給弗拉芒打電話的一個原因是，打這樣的電話會讓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實。”這就是標志性的桑塔格（不是寫作《疾病的隱喻》的那個直面堅硬事實的桑塔格，而是寫小說和筆記的更加狡猾的、一廂情愿的桑塔格），有著魔術般的思維：一個人可以撤銷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實”，可以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在被診斷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筆記本中寫道：“幾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個發(fā)現(xiàn)。我意識到，迄今為止我的思維方式同時具有太抽象和太具體的特征。太抽象：死亡。太具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