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一年來林林總總的文學敘事，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精簡為一次小說家面對閱讀者充分調動個人才華的懇切的長談。長談以“人”為主題，在論及人是怎樣的，人何以至此，以及人還可以怎樣的過程中，小說家從共情、沉思和想象的向度上，展示出了異于常人的能力。

大約在200年前，華茲華斯這樣概括詩人所應具有的能力：觀察和描繪的能力、強烈的感受能力、沉思的能力、想象和幻想的能力、判斷的能力（《抒情歌謠集》1815年版序言）。那時，小說正在興起，小說相對于韻文體敘事文的優(yōu)勢還未能充分施展開來。因此，華茲華斯對詩人的要求，更像是幾則帶有普遍性的描述，適用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諸多門類。今天，在更復雜的情節(jié)形式、更廣闊的環(huán)境展現(xiàn)、對人物性格及其動機更持續(xù)的探究等領域里，小說家們已經(jīng)完成了無數(shù)輪革命性的深耕，但從根本的能力要求上看，華茲華斯的路徑描述，非但沒有過時，反而依然能夠提供參考。具體到2018年的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如果暫時放下對不同題材、不同形式、不同渠道上各美其美的整理爬梳，將眾多流動的身影重疊為一個，將音調各異的段落小節(jié)合并為一章，或許，這一年來林林總總的文學敘事，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精簡為一次小說家面對閱讀者充分調動個人才華的懇切的長談。長談以“人”為主題，在論及人是怎樣的，人何以至此，以及人還可以怎樣的過程中，小說家從共情、沉思和想象的向度上，展示出了異于常人的能力。

共情的能力

事實上，當“人”作為主題被確定下來時，就已經(jīng)標識出這一年中短篇寫作異于以往的重要特征。通常認為，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并非中短篇小說的首要任務。小說家們傾向于在萬字計的篇幅里，求索迷宮、微妙的情緒、轉瞬即逝的偶然，編輯人類偉大進程闡釋的注腳，錘煉剪裁功夫甚至玩賞語言的游戲，但具體到一次長談中，情況卻變得不大一樣了：如若忽略人的因素，一味強調故事或瞬間感受，長談之長恐怕難以為繼。此外，既然是談，小說家首先要做的，是讓自己的表達充滿魅力，將對方牢牢地吸附在椅子上，并時刻保有回應的沖動。這對長談發(fā)起者敏銳的感受力、對生活的熱情以及開闊自由的靈魂都提出了考驗，當然，更重要的是對共情能力的考驗。在2018年的中短篇寫作中，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留了下來，他們沒有隨著故事的結束淡出，或者干脆直接被拋到長篇小說的院墻內。小說家們在有限的時空里，耐下心來與筆下的人物共情，并讓閱讀者一并擁有投射的機會，與人物的經(jīng)歷、情感、思維、人格之間建立關聯(lián)。這種關乎人本身的共情的努力，超出了對文體規(guī)則的探討，也超出了人物之于故事的某次勝利，它所指明并彰顯的，是一種更為基本的寫作倫理和文學觀念——無論形式和內容如何角逐，無論現(xiàn)實還是浪漫，講述還是展示，人的樣子、人的重要性，始終應當保持在一個更優(yōu)先的級別上。文學首先是人學，人的要素，才是文學作品的硬核。

如果說在《李海叔叔》之后，還有哪些形象能夠作為尹學蕓寫作實力的例證，《天堂向左》中的千葉可以算作一個。熱情、善良，狡黠、任性，生活善待她時，整個世界在她面前都沒有屏障，沉到谷底，又爆發(fā)出飛蛾撲火般的孤注一擲。這一次，尹學蕓沒有沿用《李海叔叔》言無不盡的寫法，而是讓千葉周圍的幾個人物也各具微妙之處。作者在簡單的人物關系中間構建起片面的正義性：當每個人都代表一種倫理力量，并在相持中形成無可避免的矛盾時，人物性格才具備了持續(xù)生長的土壤，命運的埋伏也才能見出層次和起伏。班宇的《逍遙游》同樣貢獻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想去環(huán)抱卻虛弱無力。作者對生存死亡交界處的人生以及心底暗存希望的生命狀態(tài)傾注了極大耐心，于共情中帶給閱讀者多個層面的震顫。班宇對于女性心理有著精微的把握，手中握滿細節(jié)，一路認真鋪設，最終讓小說在結尾處沸騰。生活的艱辛，在保潔員拉麗（陶麗群《白》）身上亦有回響。一個身患白化病的自閉癥孩子，為拉麗與畫家的愛情畫上句號，也把她的生活變成了一個白色的謊言。陶麗群滿懷同情和善意地描述主人公痛苦粗暴以及女兒冰冷情狀的同時，也寫出了在與生活爭奪愛的能力的過程中，人的艱難與韌性。

面對鈍痛，有人選擇宣泄，自然也就有人選擇沉默，遲子建寫《候鳥的勇敢》寫到張黑臉和德秀師傅相好后求報應、求神靈的審判時，大概就是沉默的。一個癡癡傻傻，一個身在佛門，兩個原本隔山隔水的人，在清醒中動情，情動后又看不到前路在何方。“沒有哪一處人間燈火，可做他們的路標”，這種無可皈依之感，讓人唏噓動容。艾瑪《夾叉》里的金文玲也是這樣一個沉默者，她埋頭伺候手中的花木，任憑醫(yī)務兵“裝殮組”的經(jīng)歷、戰(zhàn)爭留下的自認為不配享受活著好處的負罪感、以及她自己，始終待在那個炸聾她一只耳朵的彈坑里。艾瑪不動聲色地讓對談者看到，理想主義式的執(zhí)拗如何在回憶和生活的“夾叉”中被磨掉光亮。

小花旦（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也沉默，他的綽號里裝滿了眾人的異樣眼光，但他自有一套應對磨損的方式：珍惜并釋放天性，以新的自我不斷轉場，在舊地界閃著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閃著復古的光。王占黑的共情能力顯示出強大的延展性，方言入文，以穩(wěn)健的筆力，繞開獵奇、粗糙的現(xiàn)實主義、虛假的底層等年輕寫作者容易跌入的陷阱，從個人生活史，到個別少數(shù)族群生存狀況，再到城市的文化變遷，將城市景觀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拉伸至新的空間。李軍亮（手指《問李軍亮好》）也執(zhí)著于用自己的方式開墾生活，比如喋喋不休，讓人既心酸又好笑的炫耀，誠意十足的勸誡等等，他的世界雖然可憐但卻自給自足，因此萌生出一種簡單、活潑且耐人尋味的調子。

朱山坡在《深山來客》里描寫病苦中的夫妻之情，撐著小船，從鹿山千辛萬苦來到蛋鎮(zhèn)，只為讓妻子再多看一場電影。小說中，電影既指代愛情，又作為艱難生活中的理想和浪漫質素被銘記。張楚《中年婦女戀愛史》中的茉莉，天真地以為擁有姿色并對浪漫抱以幻想，就能夠跑贏時間，但在張楚看來，時間終會讓茉莉們的奔跑變成“苦熬”。三三的《暴雨如注》短小醇熟，男女間心緒復雜的試探進退被處理得火候剛剛好。劉麗朵《我們的丈夫》以現(xiàn)代人的感情和婚姻問題為敘述對象，作者將丈夫的問題從“你”延伸至“我們”，關于問題的喟嘆因而帶有了普遍性。張?zhí)煲怼兜刂访鎸Φ氖桥畠喝谌肽赣H再婚家庭的重重困難，血寓意著女兒與母親之間最深刻的關聯(lián)，也見證了一個面對面、一步步倒退著走遠的過程。

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形象在這一年走進我們的視野。次仁羅布的《紅塵慈悲》一如既往地被藏地風俗和悲憫情懷所覆蓋，小說超越了一般意義上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作者將有關阿姆的講述，寓于人性觀照和由信仰而生的神性光輝之中，結局處棒喝式的陡轉提示人們，紅塵世界里不缺乏慈悲，只是我們的眼睛被愚癡蒙住了而已。除去阿姆，陳再見《法留》中心有所動的小尼姑，須一瓜《甜蜜點》里因兇殺案而相遇的警察與少女，李查德《墊腳箱》、趙挺《青年旅館》、魏思孝《一份青年作家調查報告》中的迷惘青年等，也分別在各自的面向上豐富了2018年的文學肖像。

楊紅《捉馬筆記》通過少女視角的回憶復活一座居于城鎮(zhèn)邊緣的村落，折射風物人情和時世變遷。作者采用散文的筆法，把對人性的體悟和關懷藏進細節(jié)里，細膩卻不暈染，至性至情又處處留白，人物、故事因晉東南方言的滋養(yǎng)而鮮活水亮，整個村莊也因此具備了更長久的文學生命力。《九重葛》下，郭爽輯錄著身邊轉瞬即逝但又能夠將人與人區(qū)分開來的面孔，情感，散碎的笑聲，錯漏的記憶。在新事物與衰頹之間，總有一些東西指向永恒。兩個從童年深處走出的女孩，順著層層交錯的藤蔓，牽出兩個相識多年的家庭，也牽出那些逝去的時光，牽出歲月的變幻與悠長。

沉思的能力

此處的沉思，約等于華茲華斯“強烈的感受能力”和“沉思的能力”之和，指小說家不被眼前的事物所感動，表達并非直接來自外界刺激的思想和感情。這是一種主動的過濾的能力。它幫助小說家的目光從一己之經(jīng)驗中超拔出來，既看到具體的人，也看到問題中的人、事件中的人，它讓關于人的談論在個體和群體之間流通，掛起浩大強悍的生存真實與精神難局的背景布，它敦促寫作者時刻保持警覺，在靈感撞擊之下于某個狹窄視閾里獲得的經(jīng)驗價值始終有限，只有當人同與人相關聯(lián)的環(huán)境（歷史、現(xiàn)實、社會、階層等）建立起密切聯(lián)系時，我們才有可能在這種綜合性中試著回答人何以至此的問題。與此同時，它還擔負著調節(jié)甚至改變著長談節(jié)奏的重任。如果說共情階段，小說家追求的是共振，那么，到了沉思的階段，更為理想的效果恐怕就變成了停頓、內心一怔，甚至是不同形式的較量——小說家同閱讀者、小說家內部、小說家與自我之間展開殘酷的競技，看看誰想得更深遠，誰更能抵御思想之重之苦。

首先一個話題是歷史·現(xiàn)實·人心。徐皓峰的《彌勒，彌賽亞》是2018年中短篇寫作中不容忽視的存在。小說的局面包含了兩重巧：第一重巧，巧在寫特定歷史時期社會“邊緣人”的角力，不同國籍、享有各自特權的猶太人，一路流亡至此的騾子營村民，硬土區(qū)的安徽、河南富豪構成了小說中交鋒的主要力量，史實、宗教信仰、民間生存邏輯等在特殊的時間、地點和情勢下碰撞出舊我崩壞、新我難成的痛；第二重巧，巧在如此復雜、難以盡述的局面中，作者將著力點放在一個“不靠語言而活”的人身上，刻骨銘心不能折現(xiàn)成話，反而道出了會說者嘴里聽不到的別樣悲喜。從行文來看，全文3萬余字，字字儉省，似在試探依托語言存活的文明，在語言缺位的情況下如何延綿。作者自述，不在小說中完成思想總結，但小說起筆信仰，落筆于人心足矣構成人間，其間的認知與判斷已然自見。莫言的《等待摩西》看似事關信仰，實質上討論的恐怕仍是個體與歷史、現(xiàn)實之間失衡的互動關系。整個文本以“竹節(jié)”樣態(tài)示人，“我”的幾次返鄉(xiāng)，柳衛(wèi)東的幾番更名以及兩人各自的人生起落，被時代更迭中大的歷史節(jié)點分隔開來，莫言老練地將離鄉(xiāng)——回鄉(xiāng)、等待（戈多）、編年記事、文本嵌套等手法融入到拔節(jié)過程中，臨至結尾一刀砍斷，“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留下觀者面對毛茬，笑談這桿竹子原本要長多高。古琴大師曾先生（斯繼東《禁指》）也似從歷史中來，深居老宅，終日撫琴寫字，拒世俗于門外心外。曾先生卻不古板，他尊重并珍惜操嫂帶來的鮮活經(jīng)驗，不為名實禮數(shù)所累，名士風流之外，自有一套素樸自然、四時流轉的生活邏輯。曾先生與操嫂的結合是小說的主線，但如題所述，禁指二字道出了小說的另外一層蘊含，立一禁指，就是告誡世人，要有所為，更要有所不為，這一旨歸同深具江南情致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意趣結合在一起，加深了小說的詩性和升騰能力。城鄉(xiāng)對照是文學創(chuàng)作常見的主題，陳應松在《趙日天終于逮到雞了》中找到了一種對話式的敘事語調，他用漫畫的筆法寫城市人的獵奇矯情，用老實的語言寫村里人的悲涼和狡黠，夸張與白描相遇，喧騰中透著悲涼，令整個小說余韻悠長。《樓頂上的下士》延續(xù)了王凱的軍營日常譜系，這個作品的特殊之處不在于用扎實的筆觸，寫活了有能力的指導員和有個性的下士兩個形象，而在于在既有限度之下，用心地探討自由與紀律、變量與規(guī)則之間的關系，這讓小說跳出了軍旅文學的范疇，在一般文學的意義上獲得了更多的可闡釋性。此外，盛可以富有寓言形式與哲學考量的《偶發(fā)藝術》，周潔茹始終無法成型的自帶荒謬感的《讀書會》，顧湘《燉牛肉》里目睹租屋遭遇火災時漫不經(jīng)心、調侃式的心理活動與人際關系中“無勝于有”的念頭，陳思安《活食》中為接受蛇活食乳鼠所置換的、人換一種活法厭倦套路渴望被世界淘汰的復雜心理，凌嵐用來對抗并釋懷新移民初到異地陌生感的危險的《離岸流》，樊建軍《索他旅館》中人的境遇的奇妙關聯(lián)以及不被世俗理解的理想主義的執(zhí)念等，均從不同角度拆解、剖析著現(xiàn)代人的心靈體驗。

面對被裹挾的人們，小說家該如何抒情，在這一問題上，袁凌和班宇各自給出了回答，并在文本層面構成某種意義上的對話。《世界》是袁凌的首部中篇小說集，用沉靜、細膩的筆法再現(xiàn)生活肌理，凝視貧苦者的生存，描繪人世間厚實的苦與拙。關于抒情問題，袁凌表示：“當你面對真實，是容不得抒情和發(fā)泄的，你需要內心的力量把它接應下來，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質詢生死，才可以繼續(xù)理解別人。”這一點，班宇大約也是認同的，不然他不會在短篇小說中徹底放棄從高潮前夕寫起的做法，轉而盡量延宕高潮，抑制爆發(fā)，最終獲得一種力的對抗。他在小說中有意探索一種浪漫的現(xiàn)實主義抒情方式，在冰冷現(xiàn)實之上鋪陳暖意，在生命的硬與軟之間來回協(xié)調，讓彷徨、傷痛、苦難乃至荒誕，都帶上婉曲和熱鬧的一面。這既是班宇獨特的抒情方式，也是他文學觀念的一種傳達。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去五里河》更能凸顯這位年輕的小說家在文學表達方面所做的嘗試與努力。一座沒落的工業(yè)城市，人們把生活信念寄托在一個足球隊身上。這其中混合了妥協(xié)、同情、扶助、悲憫，還有若有若無的夢想。班宇準確地捕捉住這個時代復雜的氣息，并賦予其希望，在《去五里河》里，我們可以窺見踏踏實實的洞見與愛。

還有一個沉思的話題是自我。如果僅從題材上區(qū)分，《基本美》大致也可以歸入青春迷惘系列，但周嘉寧的寫作優(yōu)長就在于，能夠將一直伴隨寫作者多年的難以言喻的迷惘心緒有力地表現(xiàn)出來，賦予其語言和形式。小說《基本美》即具有不斷自我發(fā)問、在實踐中自我回答并不斷修正答案的勇氣和能力。小說記錄了來自大陸小城青年致遠和香港青年洲之間的友誼，所謂雙城記、不同文化間的碰撞隔閡并沒有成為作者關注的焦點，作者關注的是，重要歷史時段如何與青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建立聯(lián)系。小說中的青年并沒有因為迷惘而走上叛逆放縱的道路，他們保持著熱情和智識上的清醒，在理想生活與現(xiàn)實生活之間努力尋求平衡，他們嘗試著嚴肅地靠近歷史，理解歷史，參與歷史，在現(xiàn)實和由過往現(xiàn)實所構成的歷史中不斷挖掘自己認可的部分，通過與同行者的交流對照，實現(xiàn)自我反思。這種努力，使得青春迷惘掙脫了飄浮在半空中的自我憐憫自我同情的軌道，獲得了更加清晰明確的落腳點，并為自我成長開辟了新的視野和空間。蔡東在《照夜白》中論證了自我打撈的重要性。作為職業(yè)說話人的教師謝夢錦某一天突然厭倦了程式化的生活與日常表演，萌生出與生活的既定秩序斷交的決心，她從假裝失聲開始，漸漸發(fā)展為享受有意的沉默所帶來的樂趣。小說以第三人稱敘述，但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段主人公由試探到放縱的自說自話。蔡東以極個人、極放松的方式，寫出了落在實處的現(xiàn)代人的精神訴求，甚至還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本來的樣子，尤為可圈可點。

想象的能力

既然是長談，總有陷入疲憊或者為思維慣性俘獲的時候。每到這時，想象力便出來救場。文學需要依靠想象的力量來彰顯自身的獨特魅力。當歷史、雜談、詞典或報告，各種性情、各種民族、各種年齡的男人和女人用各種文字縮寫的書全擁擠在架子上時，想象的力量幫助文學脫穎而出，以更新的思路、更加有意思的方式，賦予閱讀者以更深刻、更廣泛的樂趣。它牽引著我們對文學永不盡興，對無限性有所認知，同時也對創(chuàng)造性的讀者提出要求。雙雪濤在《女兒》中想象了一個文本中的文本，一場小說家之間、真實與幻覺之間的較量，較量中間包含著多重期待。大頭馬《賽洛西賓25》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些都是小說家在長談中充分調動想象力的有趣表現(xiàn)。

危險感是關涉想象的長談的重要關鍵詞之一。就像卡佛所描述的那樣，小說家必須讓閱讀者感覺到什么在迫近，在不斷逼來。沈大成的小說就具備這樣的危險氣質。小說集《屢次想起的人》收入作者詭譎卻又合理的15篇小說，描繪了身上帶有遺憾狀態(tài)的、忙于隱藏秘密、脫離現(xiàn)實并用心生存的形形色色的人。《分裂前》是其中格外出色的一篇。沈大成在小說里想象了一個分裂國，因為染色體問題，人們無法實現(xiàn)有性繁殖，新生命需要依靠老生命分裂完成。一個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每次分裂新生命均分老生命的年齡。小說家的一次小小建模，一瞬間將真實世界中所有懸置的、虛幻的、可以想見但并不一定具備討論基礎的問題，無比真實地推到了人們面前：同意分裂，意味著主動選擇死亡。死亡變成了可商討的，有確切時間、但又支持隨意更改并可以被充分準備的事情。那么，一個有獨立思想、意識和情感的人要如何準備死亡？分裂者和新生人兩不相干，當一個人有權決定他人的生命起點時，他將如何割舍自己成全他人？相愛的兩個人怎么辦，約定好未來的某一天同時分裂，還是各自打算，個人意志和感情哪個排名更靠前？上述種種，仿佛一張密實到難以透光的網(wǎng)，覆蓋在人物和閱讀者的身上，令人呼吸困難。沈大成設置了無數(shù)種可能，讓危機感以無數(shù)種方式向你逼近，而她只選取其中最具包孕性的一刻來寫。《分裂前》的主角是一位從未更改過分裂時間的女性。小說對準她48歲生日前夕的那一小段時間，她的準備、安排，如何度過生日派對，和一對一陪伴的客戶專員的簡短聊天，僅此而已。所謂復雜性，往往就寓于這樣的簡短之中。沈大成對她的理想讀者說，這位女士“以前愛讀情節(jié)曲折的長篇小說，最近放棄了，在圖書館，她不做研究地從書架上取走一些短篇小說集”，那么《屢次想起的人》或許也在其中。

談到想象，總繞不開科幻。小說家們通過這種文學形式表達著一個時代對于未來的看法和信念。科幻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不僅僅作為一種文學類型，更作為一種思維模式、一種理念和觀念層面的革新參與到傳統(tǒng)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中，科幻式的表現(xiàn)方法和想象方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所采用。2018年的中短篇科幻并沒有給人留下驚險刺激的印象，小說家們以相對溫和的軟科幻方式，著陸在現(xiàn)實與未來的臨界點上。阿缺的《彼岸花》中，在一個行動自如，擁有正常意識、還不錯的理性思維以及有趣的靈魂的喪尸肩頭，某天長出了一朵花。一組富有意味的對照在這一刻形成，殘破的變異的身體孕育出異質的新生命，被正義拋棄的岌岌可危的覆滅者決心守護一朵花并等待它綻放結果。阿缺在小說中營造出的殘酷頹敗又堅韌的美感，令人久久不能釋懷。梁清散《濟南的風箏》更像是一個幻想和知識考古學的結合體，主人公“我”以1910年山東濟南北部的連續(xù)爆炸案為入口，幾經(jīng)周折挖出了掩埋在歷史塵埃中的機械制造奇聞。這里的主題，不僅僅包括依托超群想象力而進行的艱難的科學索隱，也包括對不同世界觀在不同科學家身上如何推演的深刻反思。陳楸帆《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最具實感，小說通過紀錄片的方式討論科技如何改變人類自然生育過程及其背后的復雜語境，在技術、倫理、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助力下，小說家讓對談者意識到，人類的未來竟然如此撲朔迷離。“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仿佛一道苦笑著的諷喻，這一刻的快樂不夠篤定，下一刻人的樣子更是無從預知。

事實上，將一整年的中短篇創(chuàng)作，縮減為一場關于“人”的長談，本身就是一次想象中的冒險。分散地看待一部部作品，仔細探討哪個更出色，哪個還有提升的空間，并從中提煉出不同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特色，這固然有意義，但假設真的存在這樣一種合并、被視為一體的可能，或許也會幫助我們獲得某些新的發(fā)現(xiàn)。比如在這場長談中，我們注意到，小說家動用共情、沉思、想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私人經(jīng)驗的束縛，將凝視的目光對準了“人”。他們塑造了多個鮮活的形象，積極建立起個體與群體，與更廣泛意義上的環(huán)境之間的深刻關聯(lián)，并對帶有普遍性的人的精神難局，以及整個人類的現(xiàn)狀、未來加以注目。小說家邀請他的理想讀者一道，努力認識和發(fā)現(xiàn)文學，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正在被文學認識和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