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以來，隨著現(xiàn)實主義文學重歸文壇主流，當代文學重構宏大敘事的沖動和愿望逐漸涌現(xiàn)，主流文壇集中出現(xiàn)了一批帶有強烈“史詩化”追求的長篇創(chuàng)作。在此期間，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史詩性規(guī)模的長篇小說，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可為研究這一敘事類型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文本。

廣闊時空中的科幻精神與理性之美

討論科幻小說的宏大敘事，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作為科幻的宏大，二是作為文學長篇敘事的宏大。先來看前者。作為一種能夠以宇宙為空間尺度、以萬物起源與終結為時間尺度的小說類型，科幻小說天然地具備史詩氣質。“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句出自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中的名言，簡潔形象地概括出了科幻小說擁有的廣闊時空維度。它使科幻小說得以跨越個人、家庭乃至民族、國家的邊界，想象整個人類種族的興亡全景。

相比現(xiàn)實主義小說，科幻小說憑借現(xiàn)代科技的力量，獲得了重述過去與鋪演未來的可能，這使科幻小說在描繪長篇歷史畫卷時，氣勢更為恢宏。此外，由于真實歷史事件被放置在可逆性狀態(tài)下重新認知，或現(xiàn)實有了虛構的未來發(fā)展并結構出動態(tài)的因果關系，科幻小說往往能夠更為深刻地揭示歷史本質。“虛構現(xiàn)實或可能世界，盡管有著種種的移置和偽裝，卻始終反映著特定社會文化階層的隱含受話者的愿夢和夢魘”（達科·蘇恩：《科幻小說面面觀》）。科幻小說一方面將目光投向宇宙或世界的永恒，另一方面也始終牢牢把握著時代的精神。正是這種被達科·蘇恩稱為“現(xiàn)代科幻小說特有的史詩性”，使宏大敘事在長篇科幻小說中屢見不鮮，如艾薩克·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三部曲》、弗諾·文奇的《深淵上的火》、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四部曲》等。

當代中國的科幻小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為現(xiàn)實服務的創(chuàng)作。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直至80年代，我國科幻小說的題材內容多局囿于生活生產中的問題解決，想象一些可預見的應用性小發(fā)明。即使一些將眼光投向太空的幻想，也是出于科學知識普及的目的。進入新時期后，盡管在一些作家的努力下，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與當時文學思潮接軌，文學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科幻小說仍未有效地建立起自身的文學特性，這使得一些小說雖將時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間，卻仍然因為缺少對歷史本質的深入觀照而缺乏宏大感。

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在王晉康、劉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筆下，中國科幻小說的時空維度才真正較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從早期的《亞當回歸》開始，到后來的《水星播種》《百年守望》《天父地母》《逃出母宇宙》等小說，王晉康科幻小說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動輒萬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會，或用星際冬眠的方式抵達遙遠未來，通過這樣的時空穿梭，與當下形成一段跨越千年的歷史時空，從而得以站在人類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術、人工智能、太空開發(fā)等前沿科技對于人類生活可能產生的影響。劉慈欣的《三體》，時間上一直延伸至數(shù)百年后的未來，空間上則拓展至整個宇宙，除此之外，還有下至一維，上至十一維的多重時空維度。在這樣極為復雜的時空里，作家展開一重又一重思想實驗，宇宙文明間的“黑暗森林”法則背后，是對進化論思想的深層思考。

除卻廣闊的時空維度，科幻小說獨具的科學精神與科學美學，也讓這一文學類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質。王晉康說過，宏大、深邃的科學體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學因素。科學所具有的震撼力，使宏大不需要長篇就能達到。但由于文理分科而導致的學科壁壘，使科學之美很難在文學中被表達出來，這就需要小說家兼具文學與科學兩種素養(yǎng)。英國的阿瑟·克拉克就是這樣的代表。他的《2001太空漫游》《與拉瑪相會》等作品，用流暢、極具畫面感的文字為讀者描繪出外太空極致的理性之美。劉慈欣也在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發(fā)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瑪峰還要高的地球發(fā)動機，生動形象地展現(xiàn)了科技鑄就的機器美學。同樣是充滿力量感和驚奇感，但與自然山川河澤的雄渾壯美完全不同，這是一種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邏輯美的“人類世”之美，冰冷、肅穆而崇高。但像劉慈欣這樣，能夠將科學與技術的宏大美學通過文字展現(xiàn)出來，讓讀者被這種人工制品的強勁張力震撼、感動的作家，在目前中國科幻文學界還不多。

文學敘事中的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

科幻小說宏大敘事的第二個層面，即作為文學長篇敘事的宏大，也可以從兩個角度展開分析：一是敘事的宏大，二是宏大的敘事。先來看敘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說家中，王晉康、劉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為內核書寫價值信仰。王晉康的《豹人》《癌人》《類人》等“基因人”系列，既對基因技術、人工智能產生的道德倫理問題展開重新思考，又對這些科技手段保持了樂觀、堅定的信念。同樣，在劉慈欣的《三體》里，我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的科學樂觀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理想主義情懷。

受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影響，當下傳統(tǒng)的人際關系模式、信任模式遭到嚴峻挑戰(zhàn)，生活世界、自然世界發(fā)生異化，而王晉康、劉慈欣等人在科幻小說中對科技信仰的重建，是在嘗試為處于焦慮中的國人尋找新的心靈依靠。但是對科學的堅定信仰并不能夠支撐起人的全部價值理念。科幻既然是一種文學類型，我們就必須按照文學的標準來討論這個問題。時至今日，重視人的尊嚴和個體價值已經成為文學的寶貴傳統(tǒng)，換句話說，今天的文學是建立在堅實的現(xiàn)代人本精神和人性探索的基礎上的。所以，只有有效地將科學精神與現(xiàn)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實現(xiàn)科幻小說的宏大敘事。在這方面，有些作品表現(xiàn)出科學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相形之下，劉慈欣在《三體》中盡管也表現(xiàn)出從科學理性出發(fā)的功利價值觀，但由于故事中程心這個人物的存在，讓這種功利價值觀變得不那么冷酷，從而使文本傳達出的價值追求實現(xiàn)了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合一。

接下來再看宏大的敘事。科幻小說是文學，所以必須強調文學性。場景鋪展得再宏大，精神提得再高遠，如果敘事能力跟不上，那么這個宏大敘事依然是有問題的。很多科幻小說宏大有余，敘事能力不足，可以輕易地把時空范圍延展到星際之間、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節(jié)設置方面，仍然比較單薄、生硬，觀念化的痕跡相對明顯。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說，則是敘事技巧到位，對人性、人情的書寫在某種程度上為主流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比如陳楸帆的《荒潮》，韓松的《地鐵》和《醫(yī)院》系列等。但這些作品因為價值觀念問題方面的原因，又比較難以展開宏大敘事。或許正由于此，劉慈欣的《三體》才始終會讓人覺得難以超越。《三體》中的每一個人物，章北海、程心、云天明都各具個性，尤其是章北海身上體現(xiàn)出的傳統(tǒng)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與為人類獻身的大無畏氣質，給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但是，難以超越并不意味著無法超越。仔細梳理“宏大”與“敘事”難以兩全的原因，比如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發(fā)展的歷史缺陷，作家對科幻文類功能認識的偏頗、自身的科學素養(yǎng)和文學能力的不均衡，以及科幻敘事學批評的落后等，然后去思考如何克服這些難題，都是提升科幻小說宏大敘事水平的可能性路徑。現(xiàn)在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處于發(fā)展的好時機，好好利用這一時機，提高科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質量，是每一位科幻作家和研究者亟待思考的問題。

（本文系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學者項目 “建國初期小說中的城鄉(xiāng)關系書寫研究” （13ZJQN003YB）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