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文化建設首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對待傳統文化。回望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發(fā)展歷程，那些彪炳史冊、卓有建樹的大家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tài)度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上無法回避的存在，他所處的中唐時期，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也處于一個關鍵點，在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互相激蕩中，中國文化應該沿著怎樣的道路發(fā)展，韓愈給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選擇的路徑對中國后期的社會文化影響深遠，他在傳統文化基礎上構建新的思想文化體系的努力與過程，對于當代的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韓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開。兩《唐書》的《韓愈傳》都記載了他自幼苦學的情形。他在《進學解》中也談到了自己為學之勤奮：“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韓愈非常注重對經典的研讀，把學習、研究經典作為求道、治學的基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進學解》列出了他認可的經典序列：“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對這些經典的學習與研究，奠定了他知識架構的基礎。在把握儒學思想的精髓與源流，深刻體會古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驗，具有獨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韓愈進一步泛覽百家，“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這使他的視野更加開闊，學養(yǎng)更加深厚，為他的文化創(chuàng)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韓愈接受傳統文化的另外一個特點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經典著作為思想依托，以淵博的四部學問為基礎，常常以審視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傳統文化。他的學習充滿主動性，“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提要、鉤玄的過程其實就是概括、提煉、思考、領會的過程。他對一些古代著作如《論語》《鹖冠子》等，都下過校勘、注釋、疏解的深細功夫。對諸子百家的學說，他也有一個比較、辨析、批判、吸收的過程，其一系列讀書札記，如《讀荀》《讀鹖冠子》《讀儀禮》《讀墨子》等都以深入的比較研究為基礎，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學術見解。如《讀荀》中提出的“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讀墨子》中認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等，皆以壁立千仞的勇毅提出新見，成為建立其道統思想體系的基礎。

在韓愈的時代，傳統文化面臨著嚴重的挑戰(zhàn)，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面臨新的抉擇，這種挑戰(zhàn)來自于佛老二教，特別來自于異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學雖仍以儒家經典為主，但就民間和知識界的信仰與風尚而言，佛教實有風靡之勢，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形有類于戰(zhàn)國時期的“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與孟尚書書》中，韓愈對漢代以來儒學式微、佛老盛行的情形表達了深刻的憂慮和不平：“漢氏已來，群儒區(qū)區(qū)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發(fā)引千鈞，綿綿延延，浸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在這種滄海橫流的大勢下，韓愈“障百川使東之，挽狂瀾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擊異端，護持道統，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理論上，他著《原道》，從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現實出發(fā)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國害民，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論證儒家形成、發(fā)展的必然性和歷史貢獻，提出儒學的道統以與佛教新禪宗“教外別傳”的統緒相抗衡；在實踐上，他逆批龍鱗，諫迎佛骨，反對官方對佛教的宣揚。他以勢大力雄的橫制頹波，為儒學的傳承和發(fā)展爭取了空間。

韓愈雖堅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但他對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卻并不簡單地排斥了事。學術史上關于韓愈與佛教關系的討論出現過多次，談論的問題頗為豐富復雜。韓愈與僧徒的交往是宋代以后學者時常關注的一個話題，先后論及此話題的學者有晁說之、陳善、俞文豹、朱熹、方回、袁枚等。其中陳善的意見更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韓愈贈浮屠諸詩文中，不僅沒有喪失辟佛的儒者立場，而且有著引導佛子改弦更張、歸順儒道的良苦用心。應該說，這種看法是符合韓愈與僧人交往的實際的。

關于韓愈與佛教關系的討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韓愈雖無心于佛學，然時風所尚，他也在有意無意中受到感染。此說盛于宋代，葉夢得、王抃、陳善等皆有此論。國學大師陳寅恪也指出，韓愈《原道》中提出的道統說，實受到新禪宗“教外別傳”的傳法世系的影響；其掃除章句、直指人倫的論述方法，也受到新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的影響。陳先生的看法建立在對唐宋社會文化發(fā)展的宏觀把握之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沿著這條思路，當代學者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饒宗頤先生《韓愈〈南山詩〉與曇無懺譯馬鳴〈佛所行贊〉》、陳允吉《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都揭示了韓愈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佛教文化之間的某些關聯。

在韓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種植根于傳統，但又注目于現實的品質極為突出。在他看來，傳統文化不是一堆毫無生氣的文獻材料，而是先賢的智慧和靈性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富有意義的創(chuàng)造，蘊含著文化精英們的現實關懷和智慧靈光，因而時時可以給人以啟發(fā)。對于傳統文化，韓愈注重融會貫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內容。他立足于當代社會文化的現實，從傳統文化中攝取先賢智慧，將豐富深厚的傳統文化轉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文化資源，因而他對傳統文化往往有新的認知角度，并以此為基礎，進行符合時代要求和歷史發(fā)展趨勢的文化創(chuàng)新。

對于儒學的發(fā)展與傳承，《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說，韓愈為了應對佛老思想的挑戰(zhàn)，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道統”的說法，強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一脈相傳的儒學傳統，成為宋代以降新儒學的開山。其《原道》中“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的思想方法，也與漢代以來直至《五經正義》的經學方法截然不同。漢唐儒學以五經為本，韓愈為了與佛學心性論對抗，對儒家心性學派的思想予以關注，他舉出《禮記·大學》中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以批判“外天下國家于不顧”的佛老學說，從而把儒學從倫理政治的思維路徑，引導到修齊治平由內而外的道路上，對新儒學價值核心的確立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孟子》許行章對社會分工的必要性進行了闡述，韓愈則以此為基礎，通過古今兩種“為民之制”的對比，批判佛老二教的不事生產、于世無益，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在文學方面，蘇軾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清代劉熙載則說他“實集八代之成”，他的很多文學作品都吸收了前代作家在立意、構思、表達上的元素，呈現出來的卻是有著韓愈特色的雄文，如其《進學解》《送窮文》《毛穎傳》等皆如此。

總之，韓愈的傳統文化觀可以概括為，深入汲取傳統文化，體會、把握其精神，并身體力行，踐履終生。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激蕩中，韓愈既堅守民族文化的本位，又從某些方面汲取、融攝外來文化的影響，以此為基礎，建構符合時代社會發(fā)展趨勢的思想文化體系，使傳統文化得到傳承和發(fā)展，更加豐富，更有活力。這是韓愈對傳統文化的巨大貢獻，也是其在當下富有現實意義的所在。

（作者：楊國安，系河南大學教授，河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