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報告文學長篇與短制齊備，現實與歷史雙向觀照，既有主旋律的報告，也有介入式的透視，有的作品實現了非虛構與文學的有機生成，顯示出這類寫作的審美性魅力。

對于時代變革主題的書寫，無疑是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收獲。如何在抓住好題材的同時，做到潛心創(chuàng)作、精益求精，切實增強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打造出文學的精品乃至高峰，將始終是擺在作家們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非虛構包含了但不等于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其中的重要存在。但顯然，現在非虛構似乎有一些屏蔽了報告文學。其實，報告文學是無法被遮蔽的。這是一種自有光亮的文體。現實多姿異質的存在，賦予它強勁的動能；真實而文學地報告現實的責任擔當，激揚了報告文學作家的內生活力。2018年，報告文學有著春花夏樹般的躍動與繁盛，更有我們走在豐收的田野上，看到那金秋碩果累累的動人與歡欣。我們有理由向2018年的報告文學，行一個標準的注目禮。

一

丁曉原：2018年的報告文學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超常的活躍度。且不說受人關注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出了《朋友》《西長城》《鄉(xiāng)村國是》《第四極》《大森林》等五部獲獎報告文學；2018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組織評出了第七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獲獎作品《試飛英雄》《圍困長春》《中國老兵安魂曲》《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大寫西域》《第三種權力》《一個記者的長征》《刀尖上的舞者》，長篇與短制齊備，現實與歷史雙向觀照，既有主旋律的報告，也有介入式的透視，其中有的作品實現了非虛構與文學的有機生成，顯示出這類寫作的審美性魅力。

王 暉：的確如此。201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是一個值得記取的年份，對報告文學而言也是如此。這一方面表現在你所說的大事要事，另一方面也表現在，當我們回溯作為改革開放“元年”的1978年的時候，《哥德巴赫猜想》的發(fā)表具有開山和引領中國報告文學40年發(fā)展的里程碑意義。可以說，對現實的關注和直擊、對歷史的回望與反思、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呼喚與助推、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渴求與期盼，是40年來報告文學始終不變、一以貫之的主旋律，成為凝聚于報告文學作家內心的信念和傾注于其筆尖的動力。這次雙獎獲獎作品既是對近幾年來報告文學實績的回眸與總結，同時也是一個指針、一種導向，它們既承接著過去，更指向著未來。

丁曉原：2018年報告文學的活躍，與各級作協組織的支持有關。這一文體的寫作不完全是個人行為，某種程度上它是特殊的社會寫作。從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地域分布看，相對的河北、山東、湖南等這一文體的人氣指數更高，多見優(yōu)秀作品推出。余艷、王杏芬、王麗君、何宇紅4位女作家出版“中國追夢者”系列，她們分別寫作《追夢密碼·何繼善》《大漠游俠屈建軍》《深杉“候鳥”汪思龍》和《珊瑚衛(wèi)士陳償》，這一系列是作者對科學家及其科學精神的深情禮贊。另有反映長江生態(tài)保護的《夢回長江》、報告國家重點工程的《夢圓大瑤山》、展示改革發(fā)展進程的《報春花》等長篇報告文學，受到了關注和好評。河北省作協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邯鄲舉辦報告文學專題論壇，深入礦區(qū)采訪，作品有堯山壁、馮小軍的長篇《綠色奇跡塞罕壩》，短篇有李延青、黃軍峰等的《根脈》等。蘇有郎的《好人喬奎國》以質樸的敘事、尋常的細節(jié)，多角度地寫實了草根好人喬奎國的人性之美。江蘇的報告文學曾有不俗的表現，但近年長勢整體上有所減弱，期待他們春播后的秋收。

王 暉：實際上，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中國報告文學的組織化寫作就已經初見端倪了。近年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和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在培養(yǎng)青年作家、助推重點作品、開展創(chuàng)研活動等方面十分用力，成效明顯。各地方作協和報告文學組織在這些方面也各顯神通，你所說的湖南和江蘇的情況就是如此。與虛構文體更多偏于個人化寫作方式有所不同的是，報告文學所關注、所再現的大多為社會公共事件或人物，因此，它的寫作方式、呈現方式、接受方式、傳播方式等就多有不同。雖然，促使作家成長的原因十分復雜，但我們當然寄希望于通過組織化寫作等方式，盡快促成青年報告文學作家“蔚成大國”，在新時代有新作為。

二

丁曉原：媒體對報告文學的助推，是激活報告文學的要素。媒體對報告文學的熱情，直接營造著這一文體寫作所需的載體和氛圍。《人民日報》的“大地”是報告文學的一塊高地。何建明的《致敬，遠山的扶貧隊員》《那片開始甜了的海》聚焦的是恒大的扶貧和港珠澳大橋建設。李青松《智慧之翼》是報告文學對高科技之鳥無人機領域的首次進入，《科爾沁之綠》則展示了40年“改造大自然的偉大壯舉”三北防護林工程的歷史性成就。李春雷《蜀道閃》站在新時代的高點，回望歷史，以西成高鐵的建設開通，回答了李白的千年之問。《光明日報》給予報告文學特殊“禮遇”，不僅重視發(fā)表報告文學作品，而且能以頭版頭條的方式“隆重”推出。王國平的《美麗鄉(xiāng)村在說話》就是頭條作品。作品記寫浙江踐行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建設思想，15年持續(xù)推進“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美麗鄉(xiāng)村建設所帶來的可喜新變。另外，《光明日報》還發(fā)表了王國平《本固枝榮·晉江之魂》和《織里織里，橋上的風景》等攝取“壯闊東方潮，奮進新時代”特寫的作品，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刊物中，《人民文學》設置“新時代紀事”專欄，刊發(fā)了《看萬山紅遍》《報得三春暉》《夢工場追夢人》等作品。《中國作家》（紀實版）是中國報告文學的一方重鎮(zhèn)，2018年每期都有可觀之作，《守望初心》《圍困長春》《大國重器》《九寨祥云》《家園》等作品題材多樣，敘寫多彩，各具價值。《北京文學·精彩閱讀》的“現實中國”專欄，2018年刊發(fā)《北京遭遇“垃圾圍城”》《我的生命誰做主》《祖國至上》《精神病院采訪實錄》《留守知青，你在他鄉(xiāng)還好嗎》等10部作品，這些作品題材偏重于社會學課題，貼近百姓生活。“現實中國”形成了《北京文學》的特色和優(yōu)勢。此外，《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2018年度也刊發(fā)了一些重要作品。

王 暉：在當下融媒體時代，報告文學借助主流媒體的傳播又有新的氣象。作家何建明、李春雷、李青松在這一年都發(fā)表了有影響力的幾部短篇作品。青年作家王國平則一連發(fā)表《美麗鄉(xiāng)村在說話》等重磅作品，為新時代美麗鄉(xiāng)村建設、地方經濟發(fā)展等鼓與呼。報告文學本來就有著新聞的基因，這使其在時效性、現實性、真實性等方面具有超越虛構文學文體的優(yōu)勢，如今這種優(yōu)勢得以回歸，應當是可喜可賀的事情。

三

丁曉原：2018年可以說是報告文學的豐收之年。這種豐收不僅是指它的產量，我更看重的是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品質和質量。2018年是報告文學具有較高顯示度的一年。這種顯示度既關聯著這一文體的活躍度，同時更在于優(yōu)秀作家對于報告文學所具有的獨特的忠誠度。年逾古稀的張雅文克服種種困難，筆耕不輟，出版了她的《媽媽，快拉我一把》，是一部“獻給天下父母和孩子的書”。資深作家豐收的《珠穆朗瑪的眸子》是一部致敬歷史、致敬守疆烈士的作品，讀來令人肅然起敬。報告文學寫作對于何建明而言，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抑或是生命方式，更是他摯愛的事業(yè)。2018年何建明出版了多部長篇。《山神》的主人公黃大發(fā)是當代中國的新愚公，作品以多種敘事藝術的交融，真實地展示了人物富有傳奇色彩的事跡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生動地再現了中國式硬漢的感人形象。《驚天動地的“兩彈”元勛》記寫的是杰出科學家王淦昌傳奇而精彩的人生。《浦東史詩》是首部報告浦東開發(fā)開放發(fā)展史的紀實作品。這是一部史詩與史詩的對話，作品以歷史的宏闊的視野，選擇歷史進程中具有史意的人物與事件，以客觀而充盈著詩意的筆調，為我們再現中國改革開放經典的畫卷。山東作家唐明華的長篇《大風歌》以“中國民營經濟四十年”作為寫作選題。這是一部真實生動深刻地表達改革開放宏大主題的作品，是一部大寫深掘艱難困苦曲折前行的中國民營經濟發(fā)展史的作品。作者在民營經濟成為一個充滿“歧義”的話題、中央又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的語境中，推出這樣一部作品，是對時代之問的及時回答，體現了報告文學作家可貴的眼光和識見。彭學明的長篇《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是2018年度此類書寫中最可關注的優(yōu)秀之作。湘西十八洞是中央精準扶貧的首倡之地。作者以扎實的采訪、質實而富有激情的敘說，生動地再現了這個精準扶貧的典型發(fā)生的可喜新變。

港珠澳大橋被稱為“新現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是新時代中國工程建設中的重中之重。長江的《天開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橋》以其一貫的“新聞調查”式風格，“真實地看——用自己的眼，真實地聽——用自己的耳，真實地說——用自己的心”，落筆于工程中的不成功，由此凸顯其成功的不易和偉大，謳歌了中國創(chuàng)造中的力量和精神。珠海作家曾平標以其得天獨厚之利撰寫的《中國橋——港珠澳大橋興建始末》，其寫作重點定位在大橋的“興建始末”，作品可謂是一部有關大橋建設的全史。“中國橋”命名精準地揭示了這一超級工程的中國價值和世界意義。

王 暉：如你所說，報告文學以“時代文體”的姿態(tài)呼應了2018年這一特殊時間節(jié)點，表現出這一文體強烈現實性的特質。在這一年有諸多作品呈現改革開放40年的恢弘歷程，何建明的《浦東史詩》、楊黎光的《家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兩部作品聚焦的對象恰恰是改革開放40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上海和深圳，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見證，是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最好說明。因此，對于這兩個城市的書寫，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現實價值和未來啟示就得到了鮮明的彰顯。《浦東史詩》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第一部全景再現浦東新區(qū)建設發(fā)展歷程的報告文學，以生動形象的敘述告知讀者浦東開發(fā)的篳路藍縷之功，也在更為宏闊的背景上凸顯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路徑，以深情的筆觸抒寫勾勒出這片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土地及其人民的奮斗詩篇。《家園》則延續(xù)作者近幾年一直在探索的“思辨體報告文學”的風格，以反思的姿態(tài)回眸以深圳為代表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城鎮(zhèn)化進程”，對這一進程當中的“城市病”如人口膨脹、畸形發(fā)展、生態(tài)危機、交通擁堵、棚戶改造、衛(wèi)生難題等等做出自己的深入思考，并結合世界范圍內代表性城市的治理經驗與教訓，力求提出“城市病”治理的深圳經驗和中國方案。可以說，這兩部作品強化了2018年中國報告文學的現實品格，對于重大事件和題材的敏銳度、反應度和把握度，表現出與這一文體的本質相對應的使命與擔當。

丁曉原：報告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其文學的生成既要遵循文學的基本規(guī)約，同時又要體現非虛構審美的自身特性。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應當做到“報告”與“文學”的相生相成。2018年不少作品在報告文學審美化方面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陳新的《九寨祥云》言說的是2017年九寨溝抗震救援，作者注重通過具體的故事敘說，通過故事中人物的有效再現，以非虛構文學的方式落實作品的主題表達。李發(fā)鎖的《圍困長春》以對歷史本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種種遮蔽歷史真實存在的蒙塵，在宏闊的世局和國情的關聯中，對書寫對象的細部燭幽探微，以厚重的敘事和言說，還原那漸行漸遠的歷史現場。對歷史人物的性格敘事，既反映了具體的歷史真實，又體現出總體性的歷史真實。徐劍《大國重器》副標題是“中國火箭軍的前世今生”，這明示了作品“國家敘事”的宏大構架。報告文學需要多樣化，但無疑對國是國運等的書寫依然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是對于這樣的大題材，報告文學作家應更加注意以非虛構文學的方式加以書寫，在題材的公共性和書寫的個人性之間，在主題的意識形態(tài)化和作品的審美性之間，生成文學的、思想的、信息飽滿的藝術文本。徐劍由對寫作對象的諳熟中，發(fā)現其中本有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性，并且將這種故事性有機地導入到文本中，加以有機地結構。作者以小微進入大歷史，小與大、輕與重、神秘與期待等有機地融合起來，使作品的敘事有了一種富有審美性的表現力。我想，細讀《大國重器》，對主旋律報告文學寫作的優(yōu)化會有不少有益的啟示。

王 暉：非虛構的報告文學也需要審美化的表現形式，這既是報告文學文體自身的建構倫理，亦是讀者接受的文體期待。優(yōu)秀的或者說經典的報告文學無一不是“美”的報告。2018年許多有追求的報告文學作家仍然“不忘初心”，努力構筑報告文學的“美的世界”。除了你提到的作品之外，下面這些報告文學也是值得一說的。傅寧軍的《南京先生》寫的是百年之前一位南京本地的中醫(yī)江允輾轉趕赴臺灣馬祖的北竿島，為當地群眾祛除瘟疫、救民于危難之中的故事。描述視域十分寬闊，歷史與傳說、現實和當下匯聚于此，大陸與臺灣、南京與臺灣的關聯淵源清晰寫出，可謂縱橫捭闔、游刃有余。作者選擇一個民間中醫(yī)來講述南京故事，顯示出一個有別于傳統南京故事講述的新視角，使得南京故事的講述更為多元和個性。朱曉軍與楊麗萍合作的《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以口述實錄方式真實呈現北大荒留守知青“激情燃燒”的昔日歲月和多姿多彩的當下生活，不僅鮮明呈現出非虛構作品所要求的原生態(tài)和現場感，也呈現出作者經過長達20余年的持續(xù)追蹤采訪所帶來的人物再現的連續(xù)性和變化性。在這樣依據事實而不是依據幻想和虛構的描述中，以及以獨具個性的聲音還原歷史、記錄歷史的文學呈現中，將“北大荒”變?yōu)榇髧Z倉“北大倉”的留守知青“偉大寓于平凡、英雄始于普通”的群像傾情寫出。劉晶林的《海魂》以“海魂”喻人物，將守島32年如一日的王繼才夫婦堅毅樸實忠誠樂觀的個性和品質置于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之中來表現，在強烈的對比和映照中完成對人物內在精神品格的藝術再現，寫出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劉國強的《羅布泊新歌》描繪的是國投新疆羅布泊鉀鹽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李守江及其團隊在“千里無人區(qū)”的羅布泊，創(chuàng)造中國鉀肥產業(yè)領軍世界市場的傳奇故事。作品重點表現了李守江們所譜寫的信念“新歌”和科技“新歌”。而作品對這種“傳奇故事”的現實意義和未來影響的描述無疑也是頗具眼光的。

我以為，作為“時代文體”的報告文學不僅需要迅疾再現時代的風云變幻，更需要積極回應時代的潮流與發(fā)展，要“及物”地書寫現實訴求，承擔社會責任，而不是一味在“鉆故紙堆”中迷失作家的責任和文體的個性。當然，這樣的書寫一定要以“直抵人心”的審美方式進行，因為，對報告文學而言，真是基礎，善是目標，美是容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