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的軍旅文學在題材、文體、內容、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拓展；尤其是老作家的集體爆發(fā)，不僅貢獻了極富新意的精品力作，更為軍旅文學創(chuàng)造了新的審美范式；聚焦強軍興軍偉大征程，一大批反映部隊現(xiàn)實、塑造英雄形象的寫實佳作接連涌現(xiàn)，彰顯了軍旅文學不竭的創(chuàng)造活力。

農歷己亥年伊始，盤點過去一年的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我們不僅看到了沉甸甸的收成，更收獲了春天萌芽可期的希望。

——編 者

長篇小說：靜水深流，奉獻“現(xiàn)象級”作品

說到2018年的軍旅小說，首先要關注的便是三部“現(xiàn)象級”長篇小說《牽風記》《穹廬》和《太陽升起》的面世。

徐懷中的《牽風記》提煉出一段戰(zhàn)爭史中“三個人和一匹馬”的故事。作家懷著至真至純之情，超越了戰(zhàn)爭文學中人物塑造的一般性手法。冰清玉潔的汪可逾、才華橫溢的首長齊競，帶有人性弱點卻又在關鍵時刻克服弱點的曹水，以及一匹頗通人性的戰(zhàn)馬，“三人一馬”的意象是作家劈開龐大而繁復的戰(zhàn)爭記憶、遵從本心又精挑細選打撈出的文學形象。通過幾個形象之間的互動與勾連，作家用并不算長的篇幅重塑了一段屬于自己的戰(zhàn)爭史，為中國戰(zhàn)爭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嶄新的形象。

彭荊風的長篇小說遺作《太陽升起》通過西盟佤族大頭人窩朗牛一家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遭遇，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生活，描寫了佤族人怎樣從原始部落末期進入新社會的艱難曲折的過程，見證了云南民族團結進步的偉大歷史。透過這部作品，讀者不僅能感受到當?shù)鬲毺氐娘L俗民情，更能領悟到老作家彭荊風扎實細膩、清新動人、熱情濃烈的創(chuàng)作風格。

肖亦農的長篇小說《穹廬》還原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讀者領略到1920年前后布里亞特草原的崢嶸歲月和布里亞特人回歸祖國的波瀾壯闊。作家直面人在具體時代環(huán)境中的迷茫感和宿命感，以極富畫面感的筆觸揭示出感奮人心的個人命運、部族命運與歷史迷霧間的猛烈沖突。小說是對這段隱而不彰的歷史的感人描述，是對蒙古族人民的英雄主義、愛國情懷的熱烈謳歌。

上述三部軍旅題材長篇小說在2018年集中推出，獲得文壇普遍好評：評論家們稱贊《牽風記》開拓了中國戰(zhàn)爭文學書寫的新面向，稱《穹廬》為中國版的《靜靜的頓河》，說《太陽升起》為世界提供了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樣本。戰(zhàn)爭題材作品收獲美譽至此，可謂是2018年度軍旅文學的“現(xiàn)象級”事件。

《牽風記》《太陽升起》與《穹廬》這三部作品有共通之處。首先這幾部長篇小說都是成熟作家經過多年思考、醞釀的成果。無論在文學主題選擇、背景資料消化和文學形象打磨方面都經過了作家的深思熟慮和精耕細作。《牽風記》的作品雛形產生在戰(zhàn)爭年代，《太陽升起》更是構思60余年，寫作20余年，時間的積淀為作品提供了足夠扎實的根基。其次，這幾部作品都是作家在反復的文學嘗試后抵達了個人新的文學高度。《牽風記》延續(xù)了徐懷中上世紀八十年代短篇小說中的空靈，在經歷新世紀寫作的異質性體驗后，開始探尋文學的理想之境。女主角汪可逾就如同理想主義的化身，甚至最后的死亡也寫得浪漫唯美。《穹廬》的寫作則是建立在作家對蒙古部落的歷史、文化、音樂、舞蹈、服飾、飲食等的熟稔基礎上的。從電視劇寫作轉移到小說寫作，作品經過了反復打磨和提升。《太陽升起》亦是如此。彭荊風在60多年前曾作為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的成員，進軍西盟佤山，一手握槍，一手拿筆，經歷了一千多個難忘的日日夜夜。他見證了佤山從原始部落后期步入新社會的巨大變化。他把這段歷史從個人熟悉的非虛構寫作成功地轉換為小說寫作，實現(xiàn)了又一次自我的突破。

以上述三部作品為標志，2018年的軍旅長篇小說達到了新的高度，帶給軍旅作家的啟示仍然是文學本源方面的：沉潛，沉靜，方能寫出厚重之作。

中短篇小說：回歸初心，拓展軍旅文學外延

從近幾年的創(chuàng)作情況來看，曾經被影視劇的熱潮沖散的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又在慢慢歸攏，其中一個明顯的標志是再度回歸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數(shù)量增多。作家們自發(fā)地回歸初心，再度出發(fā)。

2018年的軍旅中短篇小說與前幾年相比，更具精品意識，也呈現(xiàn)出一些新氣象。作家深耕自我熟悉的文學領域的同時，也在拓展新的面向。裘山山的短篇小說《加西亞的石頭》和文清麗的中篇小說《對鏡三人》，皆取材于和平年代軍人的日常生活。《加西亞的石頭》講述退休軍人羅毅陽一段帶有趣味性的“找石頭”經歷；《對鏡三人》觀照到一位女軍人的內心，展示一個普通的女軍人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中平衡自我。兩位女作家的寫作有著共同的細膩入微、溫情脈脈的女性特征。

曾劍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戰(zhàn)斗》寫轉業(yè)成為護林人的李四如何在極端環(huán)境中堅守；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說《在晚云上》延續(xù)了她此前新疆系列的短篇風格，于生活細節(jié)的直述中吐露邊地軍人的生存本相；王凱的《樓頂上的下士》書寫邊疆基地的普通一兵，正如作家多年來始終堅持的，不斷完善他記憶中的小人物形象，“為每個士兵”立傳。

2018年，以改革強軍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軍旅中短篇小說數(shù)量明顯增多。王玉玨的中篇小說《孤芳》中的文工團女歌唱家司馬芳芳熱愛軍裝，留戀舞臺，在走留問題上內心劇烈沖突，由此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集的故事。王棵的中篇小說《從同志到先生》生動描述一名自主擇業(yè)的軍人脫離軍營生活后面臨新的起點，如何調整自我再出發(fā)。西元的中篇小說《胴寺》里，主人公王大心帶著作家本人對戰(zhàn)爭的思考，進入殘酷而真實的戰(zhàn)爭搏斗之中，最終完成了形而上意義上的人生轉變。

當“新生代”軍旅作家以群體面貌涌現(xiàn)并持續(xù)發(fā)力十余年后，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寫作逐漸進入到更為從容的狀態(tài)。一些作家在熟悉的寫作領域不斷深挖，另一些作家書寫范圍更為廣闊，同時試圖追蹤當下部隊熱點，對時代話題作出有力的回應。

當軍旅文學的題材不再局限于和平年代軍人如何生活，而是縱向上深挖歷史富礦，橫向上關注當下熱點時，軍旅文學的“面”就鋪開了。而下一步更為關鍵的是要繼續(xù)扎深、扎實，以出精品力作為目標。軍旅作家需要更多地關注部隊前沿領域的變革，方可書寫出新的時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