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鳳凰于飛：家族文書與畬族歷史研究》 作者：劉婷玉

出版單位：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文獻記載中最早將這一群體稱為“畬”的人，是南宋年間時任漳州知州的劉克莊。

劉克莊作為記錄者，很明顯是從“有國者”的角度出發(fā)。在他看來，漳州這個被稱作“畬”的群體，是和蠻、傜、黎、蜑同質的“溪洞種類”，其劃分的標準其實更多在于“畬田不稅”。所以在王朝統(tǒng)治者的眼中，是否為繳納賦稅的“編戶齊民”，才是劃分“畬”與“省民”的根本差別。

即使以是否納入編戶齊民的系統(tǒng)來劃分“省民”與“畬”，也并不代表二者之間的族群界限是清晰的，宋末將樂人吳林清的命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劉克莊記錄了漳州地區(qū)的“畬”僅僅30多年后，南宋朝廷已經無法避免為元軍覆滅的命運。

從宋元時期作為“叛亂者”“化外之民”的“畬”，到明清時期在福建地區(qū)因為特別的風俗而承載了“閩中舊土著”聯(lián)想的“畬”，直到在民族識別中的“革命者”“被壓迫的階級”，很難在這些歷史資料中找到一個穩(wěn)定的“畬”族。如同杜贊奇在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進行研究時所指出的，盡管在近現代的民族主義的語境下宣稱民族具有一種統(tǒng)一的身份認同，但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先于社會和文化表述的原始的民族的“自我” 。從這個具有人類學色彩的分析的角度也可以認為，并不存在一個穩(wěn)定的、先驗的“畬”族，而是在不同的時空中、不同的權力語言的影響下，在許多變化的表述網絡中形成的“畬”的建構。

誠然，在每一個層次的表述網絡中，權力的語言總是占有優(yōu)勢地位，所以在史料中可以看到的，是宋元統(tǒng)治者所謂的“畬寇”，是明清士大夫眼中的“閩中舊土著”，也是民族工作者所識別的“被壓迫的階級”。對于一個歷史學的研究者來說，盡可能地發(fā)掘史料以還原這個“被表述”的歷史主體，才是最終的使命。

畬族族譜中的民族與國族意識

清末民國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并未立刻擺脫傳統(tǒng)宗法社會的影響，“由家族而國族”這一深刻結構在很長時期內仍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質，即使是處于東南邊疆的畬族家族亦不能自外于此。修于民國元年（1912）年的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譜》，收錄的由上杭縣知事所寫的《序》，明確表達出當時對于家族和國族關系的看法：

家族者，國家之何屯；國家者，家族之漲彰。古今之國家皆構成于家族，故社會之論輒推源于血族時代之尊父權、族長，社會之說所由演也。家族之義、之表彰又既如是之，章章較著矣。

福鼎枇杷坑鐘氏家族纂修于民國四年（1915）的《潁川郡鐘氏族譜》，纂修者在《修譜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認知：“切以世界共和，五大洲咸遵一體，君民平等，四百兆合為同胞。顧欲圖強國之謀，合群最要，而欲效保家之策，修譜為先。”

這里將“修譜”“保家”當作在新的世界形勢下“強國”的途徑，恰恰也是“由家族而國族”的一種表達。

纂修于1950年的泉州安溪地區(qū)的《盛富鐘氏族譜》，其《六修盛富鐘氏族譜序》中闡發(fā)此義更為明顯：“今天下竟尚民族主義矣，每以家族為不急之務，甚且有廢棄族姓之說。然而矯枉過正矣。夫物必先有本，未有不愛家族而能愛國族者，亦未有不愛國族而能敦尚民族者。是家族者，民族之權興而國族之階梯也。”

這些例子體現了畬族各宗族通過“宗族”建設這一方式表達的“國民性”。這一“國民性”的存在并不會在“國族”層面對其“族群性”造成威脅，所以在枇杷坑的《潁川郡鐘氏族譜》中，依然堅持了對其盤瓠祖源傳說的信仰。

畬民具有的獨特風俗，雖然會被官員們看作是需要歸化、改變的對象，卻并不會影響到對其本質“國民性”的判斷。這種一定程度上的開放性結構，是畬民在接受現代“民族”觀念時并不會產生政治獨立訴求的重要背景，因為通過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型塑，他們已經牢牢扎根于中國社會之中。

（本文摘自《鳳凰于飛》一書，有刪節(jié)）

推薦理由：

作者用一個極好的題目，再次提起了中國東南民族史研究領域一個古老主題：生活于東南諸省的畬族人群，是如何在過去的數百年中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獨立特征？作者躍出了以往或為百越或為苗瑤的傳統(tǒng)敘述，以廈門大學歷史研究獨擅的族譜研究為根基，為這一領域提出全新觀點：“潮州的這一支畬民家族因為明初軍屯移民的政治原因，來到了一個在文化上的隔離區(qū)——閩東，其族群特征意外地長久保存下來。”盡管這一觀點還有待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的共同修正，但這一發(fā)現至少為我們重新理解中國南方人群的形成原因和進程，提供了難得的視角與思考維度，啟發(fā)我們從理論回歸文獻，尤其要關注地方文獻所留下的人類遷移的蛛絲馬跡。

——推薦人 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