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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林紓在1919:新舊世界的夾縫
    來源:文匯報 | 張治  2019年01月25日07:51

    誠然,白話文學(xué)需要更“進化”的形態(tài),外國文學(xué)需要更高明的譯才;可是處在新舊過渡的時代,難道求新就需要以“損舊”為必然代價嗎,一蹴而就的新真會很新嗎?林紓此前從未覺得自己是守舊派,但在后輩更為激進態(tài)度的對照下,他感覺自己好像難免也被迫墜入腐朽的老頑固隊伍中了。1919年,歲次己未。這一年

    1922年的林紓,時年71歲,刊《人間世》第14期(1934.10.20)

    對于68歲的林紓來說頗不平靜。去年春天,北大那批青年教師辦的刊物上,一個叫“王敬軒”的讀者來信推崇“林先生”是“譯筆健雅”的“當代文豪”,居然被雜志編者反斥一頓,說“林先生”翻譯的都是“半點兒文學(xué)的意味也沒有”的“閑書”。毫不奇怪,兩年前他在天津《大公報》發(fā)表《論古文之不宜廢》后,就被“新青年”盯上了,錢玄同、劉半農(nóng)、陳獨秀都陸續(xù)對之進行譏刺嘲諷。更早的恩怨,也許是錢基博所分析的那樣,為桐城人物被“章門之徒”逐出北大而不平;還有一筆賬,即陳獨秀《文學(xué)革命論》里排出的“十八妖魔”,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師。

    今年2、3月里,林紓給學(xué)生張厚載替他在《新申報》張羅的專欄上發(fā)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又刊出兩封公開信,《致蔡鶴卿書》(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再答蔡鶴卿書》(1919年3月25日《大公報》,次日又在《新申報》刊出)。小說引起的波動比公開信更大,《妖夢》咒罵“鬼中三杰”,影射的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從長相上進行挖苦和羞辱,實在顯得很低級;更為人不齒的是《荊生》里動用武力來解決爭端,被敏感的新文化人物認定這似乎是要召喚軍閥來鎮(zhèn)壓他們。于是,林紓被確認為無能的反對者,大家忘記他在公開信里說了什么話還值得思考了。各家報刊媒體紛紛轉(zhuǎn)載的就是這兩篇小說,有時還加上了特別的按語,比如“想用強權(quán)壓倒公理”云云,今天的話說來,就是故意要“曬”林紓。而到了4月,陳衍主編的《文藝叢報》第一期上,還刊出林琴南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的文章,學(xué)理思想如何,也就都不那么受人重視了。《新申報》的主筆張厚載被北京大學(xué)開除了,林紓為他送行,贈《序》里說“張生”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若無所戚戚于其中者”。

    平心而論,林紓本來并不反對白話文學(xué),他在世紀之初就為杭州《白話日報》撰寫《白話道情》了;1919年3、4月他還在《公言報》連續(xù)發(fā)表他的《勸世白話新樂府》和《勸孝白話道情》。至于提倡新文學(xué),引入外國文學(xué),他翻譯的《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等,這些后生誰沒讀過?誠然,白話文學(xué)需要更“進化”的形態(tài),外國文學(xué)需要更高明的譯才;可是處在新舊過渡的時代,難道求新就需要以“損舊”為必然代價嗎,一蹴而就的新真會很新嗎?《公言報》上發(fā)表的《腐解》,提到自己的“七十之年,去死已近”,林紓此前從未覺得自己是守舊派,但在后輩更為激進態(tài)度的對照下,他感覺自己好像難免也被迫墜入腐朽的老頑固隊伍中了。他生氣地在《新申報》那個文言筆記小說的專欄里寫道:

    吾年七十,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懸殊。我即老悖顛狂,亦不至偏衷狹量至此。……我老廉頗頑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懼也。來!來!來!

    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林紓譯《茶花女遺事》

    由此看來,文言小說里的那種近乎謾罵的方式,在老邁卻易怒的林紓這里,頂多算是不注意修養(yǎng)和分寸的一種失態(tài)表現(xiàn);老年人認死理,覺得后輩晚生不懂事,發(fā)脾氣下來,大概就是這樣吧——后來“新青年”們變老了,也未嘗不曾有類似的表現(xiàn)。這年林紓和唐文治議論廢經(jīng)、與族侄林懌論師道的文章,實則也都是在宣泄他對新文化運動激進姿態(tài)的不滿。《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里說過“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這樣無可奈何的話;然而,“新青年”們沒有放過他,從此之后毀謗之言不絕于耳。甚至連這一年他第五個女兒出生,后來都被魯迅捉弄了一番,稱“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謝丸藥的功效”(《論照相之類》)云云;事實上林紓甚至根本沒有小老婆。

    在 已經(jīng)經(jīng)營了二十年的文

    學(xué)翻譯“作坊”里,至少從產(chǎn)量上看,這種衰老退化的感受還并不明顯。1919年,林紓和他的合作者們又譯出了十來種外國小說,五花八門的,很出風(fēng)頭。這一年,北京上海的市民讀者打開《小說月報》第十卷,會發(fā)現(xiàn)每一期開篇依然都是他們熟悉的林琴南:起初有從西方歌劇情節(jié)編譯的《泰西古劇》,之后又加進來一部西方中世紀故事集《妄言妄聽》。還出現(xiàn)過一部中短篇的哈葛德《豪士述獵》,講述的還是英國人在黑非洲的冒險經(jīng)歷。這種風(fēng)光的氣勢已經(jīng)維持不了太久了,下一年的《小說月報》目錄里會出現(xiàn)一個新欄目“小說新潮”,主持人是沈雁冰;此人很快會切斷手里這個雜志與“林紓公司”的固定關(guān)系,并即將不再刊發(fā)“林譯小說”。沈雁冰對林紓的反感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后者所被塑造的形象,他對“林譯小說”本身也許并不太了解。很多年后,已經(jīng)成為著名小說家茅盾的沈雁冰撰寫了一部《漢譯西洋文學(xué)名著》,選目中排在荷馬史詩之后的中古文學(xué)作品《屋卡珊與尼各萊特》,就是《妄言妄聽》里的《阿卡西》。

    然而“林譯小說”也的確是魚龍混雜。這一年的《小說月報》,除了上述三種,就還有一部偵探小說集《焦頭爛額》,原作者“美國尼克拉司”,其實就是“Nicholas Carter”,是一個共用的化名,涉及十多位小說家

    (并非張俊才先生《林紓評傳》附錄里所說的五作家共同之筆名)。這些人一起創(chuàng)造出一位著名的偵探人物尼克·卡特,多達一千多部小說。清末民初很多書局都推出了大套中譯本,以小說林社的十六冊《聶格卡脫偵探案》最為顯赫。林紓譯了三個故事,連續(xù)在1919年的《小說月報》上出現(xiàn)了十期。偵探小說會是未來中國文學(xué)的主流或出路嗎?至少從新文學(xué)家立場看,他們是視為洪水猛獸的。

    “新文化”的人物們不光要在《小說月報》上忍受林琴南,打開其他幾個刊物也都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東方雜志》本年出到第十六卷,最后幾個月有一部《戎馬書生》開了頭,而前九期的文學(xué)版面都是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賂史》,那原是英國作家寫的一部涉及潛水艇事件的間諜小說。不知為何誤作法國作家;而更糟糕的是,里面有一個病句用法,被“新青年”們揪住不放,鬧得沸沸揚揚。這是指《東方雜志》本年第七號《賂史》第二十一章里的“有出人意表之外者”。陳獨秀、周作人隨即先后在《每周評論》都有意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獨特發(fā)明,錢玄同、劉半農(nóng)、魯迅、李大釗此后均明里暗里地有所譏刺。即便是九十年后日本學(xué)者樽本照雄想要為之平反辯護,也被評定為“翻案文字究未能成立”(常方舟《遲到卻不應(yīng)缺席的正名》)。何況是當時,這番連珠炮一樣的攻擊足夠讓身為文章宗師的林紓好受的了。

    此外,《學(xué)生雜志》在連載他和陳家麟翻譯的《鹯巢記》,原作即瑞士作家Johann David Wyss所撰《瑞士家庭魯濱孫》(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當系由英譯本轉(zhuǎn)譯而成。這時的“翻譯公司”,很不在乎翻譯的書會不會和別人“撞車”。實際上,商務(wù)印書館的“說部叢書”里早就有一部《小仙源》,初刊于《繡像小說》時,曾署“戈特爾芬美蘭女士著”,由此考知應(yīng)該是根據(jù)Mary Godolphin英文改寫本譯出的。小說寫的是一家瑞士人(夫婦,四子,兩犬,其他動物,一個收養(yǎng)的英國女兒)在東南亞去往澳洲途中遇海難,登陸荒島長達十年的歷險故事。也許在林紓心中,既然他譯過完整的《魯濱孫漂流記》和《續(xù)記》(翻檢整個漢譯史,這兩部都譯過的人也只還有汪原放),那么這部仿效之作他也應(yīng)該有資格來譯譯的。正如作為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 翻 譯專業(yè)戶,不久之后他還會翻譯一部《世界的欲望》(TheWorld'sDesire),題作《金梭神

    女再生緣》;這個小說卻早就有中譯本,則題為《紅星佚史》,譯者正是紹興周氏兄弟,也就是《新青年》上駁斥“王敬軒”來信時所舉出的優(yōu)秀翻譯家。周作人說:“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diào),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瓜豆集·關(guān)于魯迅之二》)丙丁之際,即1906、1907年間;《紅星佚史》的翻譯,正好就處于這個變化的開端上。哈葛德這部小說請了神話學(xué)與人類學(xué)名家安得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合作,帶有濃厚的西方古典學(xué)趣味,寫奧德修斯的第三次遠航,正是周作人關(guān)注的學(xué)問。魯迅譯的長詩古意盎然,明麗奇幻。林紓對于這些詩歌,多數(shù)忽略不譯,少數(shù)以三兩句的騷體詩譯出一個大意來,就顯現(xiàn)出他的“老態(tài)”來了。

    而《婦女雜志》全年連載他和王慶通翻譯的小仲馬《九原可作》,這個小說譯得非常完整通順,在此頗值得詳細說說。小說合譯者王慶通,其叔父就是第一個與林紓合作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曉齋主人”王壽昌。受父輩影響,王慶通向林紓口譯了六部小仲馬作品。在外國文學(xué)翻譯繁榮發(fā)達的今天,我們熟悉的小仲馬小說主要還是一部《茶花女》,偶爾才會知道還有一部《克萊孟梭事件》(林紓譯作《血華鴛鴦?wù)怼罚渌秃苌贂岬搅恕!毒旁勺鳌吩}為《塞爾萬大夫》(Le Docteur Servans,1849),故事情節(jié)離奇,講述一位“弗蘭肯斯坦”式老醫(yī)師試圖通過電流實驗使死者復(fù)生,為的是探求生命更新的奧秘。這位濟世名醫(yī)“塞恩”,年邁七十,平生好救護貧苦百姓而不求回報,老來貧病交加。老醫(yī)師對于自己的命運毫不在意,他感覺自己對世人的愛就像母親對于罹患重病的孩子那樣。林紓筆下,這位老醫(yī)師與眾不同之處在于:

    如尋常之醫(yī)生,視生人為一骷髏,為一筋骨之機器,恃靈魂旋轉(zhuǎn)血脈之氣而已。塞恩獨以剖解學(xué)之精,脈理之熟,因曾療盡疽癱之癥,而藉其深奧之學(xué)問,精明之理解,尤能醫(yī)人之心疾,去人靈魂之病。

    他遇到一位母親絕望地哀悼病榻上死去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受其悲痛所觸,突發(fā)奇想,先以藥使尸身不腐,同時開始研究起死回生之術(shù)。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試驗中,死去數(shù)月的少女慢慢站立起來,隨即又倒下了。小仲馬小說里描述了此時死者母親心理所受的沉重打擊,對于原本死去的生命的哀痛,是常人都會體會的感受,而聽信老醫(yī)師的話激發(fā)了一絲希望,終于還是更為徹底地被撲滅。如同“垂枯之樹”,人母抱憾而終。此后,醫(yī)生又收容多具華年早逝的尸首。他為了驗證自己的科學(xué)研究成果,先服毒而死,與眾人約好三日后將在助手的救護下重生人間,這次他成功了。然后他聲稱接下來要救活那幾位死者。可有意思的是,喪失親戚愛侶的人們都向醫(yī)生表示,他們并不真的需要死者復(fù)生的。葬禮過后,醫(yī)生才告知眾人,他之前是假死,目的在于探察一旦人們堅信他能死而復(fù)生,還有誰會不顧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想要某個死者復(fù)活。

    也許這部林譯小說恰好隱喻了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時代在加速前進,沒有人會反對垂死掙扎的那部分世界可以趕快去死。小說里惟一真心想要死者復(fù)生的,即出于慈母之愛。或許可以說,林紓就像那么一個母親,“林譯小說”的命運,即將像不幸短命的兒童,席卷在垂死的世界里一同而去,而再無其他人對此感到遺憾。

    1919年,商務(wù)印書館還推出了幾部林譯小說的單行本。4月出版的《恨縷情絲》是前一年在《小說月報》連載的托爾斯泰兩個短篇小說合成,分別是《克魯采奏鳴曲》(題作 “波子西佛殺妻”)和《家庭幸福》(題作“馬莎自述生平”)。難以揣測合作者陳家麟的文學(xué)口味是如何使他選定這兩篇的,他顯然不能向林紓傳達出托爾斯泰的深刻構(gòu)思之妙。從基本情節(jié)來看,《克魯采奏鳴曲》似乎是第一部林譯小說《茶花女》的變奏:公子哥兒娶了貌美的平民女子,卻仍在猜忌與狂怒的情緒里殺死了愛人。6月出版的《鬼窟藏嬌》《西樓鬼語》這兩部小說目前還不確知原作為何。8月,《蓮心藕縷錄》出版,譯自美國作家查爾斯·梅杰(Charles Major)的 處 女 作(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1898),寫的是都鐸王室里的法國王后瑪麗婚前與平民男子的愛情故事。幾年之后,這部小說被搬上了無聲的銀幕,瑪麗恩·戴維斯因在其中成功扮演瑪麗公主而樹立了她在電影史上的地位。7月的《鐵匣頭顱》與10月的《鐵匣頭顱續(xù)編》應(yīng)該是今年的重頭戲,林紓和陳家麟譯得格外仔細,這是哈葛德的最早定型的作品(TheWitch'sHead,1885)。引起洛陽紙貴的林譯哈葛德,都在這部小說之后問世。然而,再也不是從前《埃及金塔剖尸記》《斐城煙水愁城錄》的那個年代了,但關(guān)鍵的原因可能還是他老了。俞平伯晚年寫信給葉圣陶,謂“民十左右”之林琴南,可稱 “新林譯”,文筆不佳,“頗疑未必盡出于畏翁之筆”,舉出的代表就是《鐵匣頭顱》與后來的一部《矐目英雄》。連肯為林紓講好話的錢鍾書也說:“說也奇怪,同一個哈葛德的作品,后期譯的《鐵匣頭顱》之類,也比前期所譯他的任何一部書讀起來沉悶。”

    這年9月,商務(wù)印書館還出版了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情天異彩》。這部小說署“法國周魯倭”原著,據(jù)古二德考證底本系儒勒·凡爾納《一張彩票》(Un billet de loterie,1886)的某個英譯本。“林紓公司”原本對于科幻小說缺乏興趣,這部凡爾納全無科技想象,只是以一張巨額中獎彩票為線索寫挪威海軍與其情侶的真摯愛情。幾年后,林紓與毛文鐘又譯《矐目英雄》,也是凡爾納小說,今日譯作《沙皇的信使》(Michael Strogoff,1876),寫187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派往西伯利亞地區(qū)偵查南部叛亂并傳送消息的軍官與烏茲別克女間諜周旋的故事,也不涉及科幻。其實,林紓還和陳家麟譯出了一部《五丁開山記》,譯稿交給商務(wù)印書館后毀于戰(zhàn)火之中。作者署名“法國文魯倭”,馬泰來即認為與“周魯倭”同,古二德則根據(jù)題名斷定就是凡爾納的《神秘島》,因為那部小說正是寫五個美國內(nèi)戰(zhàn)中的北軍戰(zhàn)俘流亡在一個火山島上的故事。

    林紓喜愛翻譯筆述勇于冒險、歷經(jīng)磨難的外國故事,喜愛表現(xiàn)情感深摯、理想忠貞的人物。這一年,在他給兒子林琮的信中,林紓說:

    做人須得一個“勇”字,又須得一個“忍”字。不勇無以趨事業(yè),不忍無以就事業(yè)。蓋能勇則猛進不畏難,能忍則耐性不避難。

    鼓勵其勇猛進取,堅忍刻苦,不要選擇依傍他人的道路。林紓自號偏偏是“畏廬”,這早在清末即已用之。宣統(tǒng)初年,他在京師大學(xué)堂教過的兩個弟子,黃秋岳與梁眾異,曾因?qū)蠋煈延胁粷M,為表示與他脫離關(guān)系,各自起號為“無畏”、“非廬”。林紓在給他人的信里說:“二人者,吾不恕其叛師,而憂其叛道,終憂其叛國也”后來竟一語成讖。《石語》里陳衍曾對錢鍾書說:“琴南最怕人罵,以其中有所不足也”,似并非知人之言。寫于四十歲的《畏廬記》里早就說過,“畏”是取“畏過自治”的意思,以為“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為偽矣”。客觀來看,對自己要求的“畏”,和對愛子要求的“不畏”,一是謹慎于外在物議對真性的干擾,一是不要懼怕阻礙理想追求的困難,兩者也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看的。我想,在1919年的林紓,對于“畏”與“不畏”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了吧。

    十 多年前的《魯濱孫漂流記》和《續(xù)記》,是他最成功的冒險文學(xué)譯作,在“民十前后”還成為北洋政府教育部嘉獎的學(xué)生讀物。《續(xù)記》開篇是一句“百凡皆足引以為喻”的“英諺”:“凡人自骨髓中喂養(yǎng)成長者,必不能脫軀殼而逃”(That what is bred in the bone will not go out of the flesh)。縱然身將老朽死去,縱然往昔的功名和聲望最后都成了累贅,你又能逃避到哪里去呢?這正如傳統(tǒng)與更新的關(guān)系,所謂全然一新,真能掙脫得了軀殼,去除所有舊的骨髓嗎?這也許就是林紓要和“新文化運動”辯論個明白的所在吧?與林紓同屬“譯才并世”的嚴復(fù),本來也是“王敬軒事件”里的打擊對象,他選擇了緘口不言,藏在老家研究《老子》去了。相比之下,林紓的各種反擊文章,連同他高產(chǎn)的翻譯,都在新潮流里被沖擊得一無是處。《魯濱孫漂流續(xù)記》里說:

    凡茲壯往之思,載余腦中。磨練久,宜乎銷衂都盡,歸于平實,縱使雄心猶熱,亦正如爝火之征。

    很可以移來描述當下他那不能安分下來的心情。他壯年時的懷抱,在于引介西方的政治思想小說來教育民眾;他心中本來“富國強兵”的海軍情結(jié),與過半數(shù)合譯者出身于福建船政學(xué)堂大有關(guān)系——這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某種意義上看,林紓就好像是他的時代里的魯濱遜,意外地要在西方文學(xué)海洋里的一個荒島上重建新世界。懂外語的助手們好像是“星期五”,比他更熟悉新世界,卻不能主導(dǎo),也不能全然代勞,而只聊充輔佐之職,打一打下手。然而,這種赤手空拳筑造世界的原始方式,很快在“現(xiàn)代”中國正式開始的時刻被震動得粉身碎骨。他在寫給蔡元培的公開信里提出一個問題:新思想對于“孔孟之道”的反對如此激烈,但“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同樣,我們隔了一百年看過去,也可以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把林紓樹立為反對者將之打倒,視為速死之物,真有利于激勵新思想新文明的產(chǎn)生和繼續(xù)進步嗎?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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