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白話文學(xué)需要更“進化”的形態(tài)，外國文學(xué)需要更高明的譯才；可是處在新舊過渡的時代，難道求新就需要以“損舊”為必然代價嗎，一蹴而就的新真會很新嗎？林紓此前從未覺得自己是守舊派，但在后輩更為激進態(tài)度的對照下，他感覺自己好像難免也被迫墜入腐朽的老頑固隊伍中了。1919年，歲次己未。這一年

1922年的林紓，時年71歲，刊《人間世》第14期（1934.10.20）

對于68歲的林紓來說頗不平靜。去年春天，北大那批青年教師辦的刊物上，一個叫“王敬軒”的讀者來信推崇“林先生”是“譯筆健雅”的“當代文豪”，居然被雜志編者反斥一頓，說“林先生”翻譯的都是“半點兒文學(xué)的意味也沒有”的“閑書”。毫不奇怪，兩年前他在天津《大公報》發(fā)表《論古文之不宜廢》后，就被“新青年”盯上了，錢玄同、劉半農(nóng)、陳獨秀都陸續(xù)對之進行譏刺嘲諷。更早的恩怨，也許是錢基博所分析的那樣，為桐城人物被“章門之徒”逐出北大而不平；還有一筆賬，即陳獨秀《文學(xué)革命論》里排出的“十八妖魔”，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師。

今年2、3月里，林紓給學(xué)生張厚載替他在《新申報》張羅的專欄上發(fā)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又刊出兩封公開信，《致蔡鶴卿書》（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再答蔡鶴卿書》（1919年3月25日《大公報》，次日又在《新申報》刊出）。小說引起的波動比公開信更大，《妖夢》咒罵“鬼中三杰”，影射的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從長相上進行挖苦和羞辱，實在顯得很低級；更為人不齒的是《荊生》里動用武力來解決爭端，被敏感的新文化人物認定這似乎是要召喚軍閥來鎮(zhèn)壓他們。于是，林紓被確認為無能的反對者，大家忘記他在公開信里說了什么話還值得思考了。各家報刊媒體紛紛轉(zhuǎn)載的就是這兩篇小說，有時還加上了特別的按語，比如“想用強權(quán)壓倒公理”云云，今天的話說來，就是故意要“曬”林紓。而到了4月，陳衍主編的《文藝叢報》第一期上，還刊出林琴南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的文章，學(xué)理思想如何，也就都不那么受人重視了。《新申報》的主筆張厚載被北京大學(xué)開除了，林紓為他送行，贈《序》里說“張生”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若無所戚戚于其中者”。

平心而論，林紓本來并不反對白話文學(xué)，他在世紀之初就為杭州《白話日報》撰寫《白話道情》了；1919年3、4月他還在《公言報》連續(xù)發(fā)表他的《勸世白話新樂府》和《勸孝白話道情》。至于提倡新文學(xué)，引入外國文學(xué)，他翻譯的《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等，這些后生誰沒讀過？誠然，白話文學(xué)需要更“進化”的形態(tài)，外國文學(xué)需要更高明的譯才；可是處在新舊過渡的時代，難道求新就需要以“損舊”為必然代價嗎，一蹴而就的新真會很新嗎？《公言報》上發(fā)表的《腐解》，提到自己的“七十之年，去死已近”，林紓此前從未覺得自己是守舊派，但在后輩更為激進態(tài)度的對照下，他感覺自己好像難免也被迫墜入腐朽的老頑固隊伍中了。他生氣地在《新申報》那個文言筆記小說的專欄里寫道：

吾年七十，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懸殊。我即老悖顛狂，亦不至偏衷狹量至此。……我老廉頗頑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懼也。來！來！來！

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林紓譯《茶花女遺事》

由此看來，文言小說里的那種近乎謾罵的方式，在老邁卻易怒的林紓這里，頂多算是不注意修養(yǎng)和分寸的一種失態(tài)表現(xiàn)；老年人認死理，覺得后輩晚生不懂事，發(fā)脾氣下來，大概就是這樣吧——后來“新青年”們變老了，也未嘗不曾有類似的表現(xiàn)。這年林紓和唐文治議論廢經(jīng)、與族侄林懌論師道的文章，實則也都是在宣泄他對新文化運動激進姿態(tài)的不滿。《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里說過“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這樣無可奈何的話；然而，“新青年”們沒有放過他，從此之后毀謗之言不絕于耳。甚至連這一年他第五個女兒出生，后來都被魯迅捉弄了一番，稱“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謝丸藥的功效”（《論照相之類》）云云；事實上林紓甚至根本沒有小老婆。

在 已經(jīng)經(jīng)營了二十年的文

學(xué)翻譯“作坊”里，至少從產(chǎn)量上看，這種衰老退化的感受還并不明顯。1919年，林紓和他的合作者們又譯出了十來種外國小說，五花八門的，很出風(fēng)頭。這一年，北京上海的市民讀者打開《小說月報》第十卷，會發(fā)現(xiàn)每一期開篇依然都是他們熟悉的林琴南：起初有從西方歌劇情節(jié)編譯的《泰西古劇》，之后又加進來一部西方中世紀故事集《妄言妄聽》。還出現(xiàn)過一部中短篇的哈葛德《豪士述獵》，講述的還是英國人在黑非洲的冒險經(jīng)歷。這種風(fēng)光的氣勢已經(jīng)維持不了太久了，下一年的《小說月報》目錄里會出現(xiàn)一個新欄目“小說新潮”，主持人是沈雁冰；此人很快會切斷手里這個雜志與“林紓公司”的固定關(guān)系，并即將不再刊發(fā)“林譯小說”。沈雁冰對林紓的反感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后者所被塑造的形象，他對“林譯小說”本身也許并不太了解。很多年后，已經(jīng)成為著名小說家茅盾的沈雁冰撰寫了一部《漢譯西洋文學(xué)名著》，選目中排在荷馬史詩之后的中古文學(xué)作品《屋卡珊與尼各萊特》，就是《妄言妄聽》里的《阿卡西》。

然而“林譯小說”也的確是魚龍混雜。這一年的《小說月報》，除了上述三種，就還有一部偵探小說集《焦頭爛額》，原作者“美國尼克拉司”，其實就是“Nicholas Carter”，是一個共用的化名，涉及十多位小說家

（并非張俊才先生《林紓評傳》附錄里所說的五作家共同之筆名）。這些人一起創(chuàng)造出一位著名的偵探人物尼克·卡特，多達一千多部小說。清末民初很多書局都推出了大套中譯本，以小說林社的十六冊《聶格卡脫偵探案》最為顯赫。林紓譯了三個故事，連續(xù)在1919年的《小說月報》上出現(xiàn)了十期。偵探小說會是未來中國文學(xué)的主流或出路嗎？至少從新文學(xué)家立場看，他們是視為洪水猛獸的。

“新文化”的人物們不光要在《小說月報》上忍受林琴南，打開其他幾個刊物也都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東方雜志》本年出到第十六卷，最后幾個月有一部《戎馬書生》開了頭，而前九期的文學(xué)版面都是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賂史》，那原是英國作家寫的一部涉及潛水艇事件的間諜小說。不知為何誤作法國作家；而更糟糕的是，里面有一個病句用法，被“新青年”們揪住不放，鬧得沸沸揚揚。這是指《東方雜志》本年第七號《賂史》第二十一章里的“有出人意表之外者”。陳獨秀、周作人隨即先后在《每周評論》都有意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獨特發(fā)明，錢玄同、劉半農(nóng)、魯迅、李大釗此后均明里暗里地有所譏刺。即便是九十年后日本學(xué)者樽本照雄想要為之平反辯護，也被評定為“翻案文字究未能成立”（常方舟《遲到卻不應(yīng)缺席的正名》）。何況是當時，這番連珠炮一樣的攻擊足夠讓身為文章宗師的林紓好受的了。

此外，《學(xué)生雜志》在連載他和陳家麟翻譯的《鹯巢記》，原作即瑞士作家Johann David Wyss所撰《瑞士家庭魯濱孫》（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當系由英譯本轉(zhuǎn)譯而成。這時的“翻譯公司”，很不在乎翻譯的書會不會和別人“撞車”。實際上，商務(wù)印書館的“說部叢書”里早就有一部《小仙源》，初刊于《繡像小說》時，曾署“戈特爾芬美蘭女士著”，由此考知應(yīng)該是根據(jù)Mary Godolphin英文改寫本譯出的。小說寫的是一家瑞士人（夫婦，四子，兩犬，其他動物，一個收養(yǎng)的英國女兒）在東南亞去往澳洲途中遇海難，登陸荒島長達十年的歷險故事。也許在林紓心中，既然他譯過完整的《魯濱孫漂流記》和《續(xù)記》（翻檢整個漢譯史，這兩部都譯過的人也只還有汪原放），那么這部仿效之作他也應(yīng)該有資格來譯譯的。正如作為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 翻 譯專業(yè)戶，不久之后他還會翻譯一部《世界的欲望》（TheWorld'sDesire），題作《金梭神

女再生緣》；這個小說卻早就有中譯本，則題為《紅星佚史》，譯者正是紹興周氏兄弟，也就是《新青年》上駁斥“王敬軒”來信時所舉出的優(yōu)秀翻譯家。周作人說：“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diào)，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瓜豆集·關(guān)于魯迅之二》）丙丁之際，即1906、1907年間；《紅星佚史》的翻譯，正好就處于這個變化的開端上。哈葛德這部小說請了神話學(xué)與人類學(xué)名家安得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合作，帶有濃厚的西方古典學(xué)趣味，寫奧德修斯的第三次遠航，正是周作人關(guān)注的學(xué)問。魯迅譯的長詩古意盎然，明麗奇幻。林紓對于這些詩歌，多數(shù)忽略不譯，少數(shù)以三兩句的騷體詩譯出一個大意來，就顯現(xiàn)出他的“老態(tài)”來了。

而《婦女雜志》全年連載他和王慶通翻譯的小仲馬《九原可作》，這個小說譯得非常完整通順，在此頗值得詳細說說。小說合譯者王慶通，其叔父就是第一個與林紓合作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曉齋主人”王壽昌。受父輩影響，王慶通向林紓口譯了六部小仲馬作品。在外國文學(xué)翻譯繁榮發(fā)達的今天，我們熟悉的小仲馬小說主要還是一部《茶花女》，偶爾才會知道還有一部《克萊孟梭事件》（林紓譯作《血華鴛鴦?wù)怼罚渌秃苌贂岬搅恕！毒旁勺鳌吩}為《塞爾萬大夫》（Le Docteur Servans，1849），故事情節(jié)離奇，講述一位“弗蘭肯斯坦”式老醫(yī)師試圖通過電流實驗使死者復(fù)生，為的是探求生命更新的奧秘。這位濟世名醫(yī)“塞恩”，年邁七十，平生好救護貧苦百姓而不求回報，老來貧病交加。老醫(yī)師對于自己的命運毫不在意，他感覺自己對世人的愛就像母親對于罹患重病的孩子那樣。林紓筆下，這位老醫(yī)師與眾不同之處在于：

如尋常之醫(yī)生，視生人為一骷髏，為一筋骨之機器，恃靈魂旋轉(zhuǎn)血脈之氣而已。塞恩獨以剖解學(xué)之精，脈理之熟，因曾療盡疽癱之癥，而藉其深奧之學(xué)問，精明之理解，尤能醫(yī)人之心疾，去人靈魂之病。

他遇到一位母親絕望地哀悼病榻上死去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受其悲痛所觸，突發(fā)奇想，先以藥使尸身不腐，同時開始研究起死回生之術(shù)。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試驗中，死去數(shù)月的少女慢慢站立起來，隨即又倒下了。小仲馬小說里描述了此時死者母親心理所受的沉重打擊，對于原本死去的生命的哀痛，是常人都會體會的感受，而聽信老醫(yī)師的話激發(fā)了一絲希望，終于還是更為徹底地被撲滅。如同“垂枯之樹”，人母抱憾而終。此后，醫(yī)生又收容多具華年早逝的尸首。他為了驗證自己的科學(xué)研究成果，先服毒而死，與眾人約好三日后將在助手的救護下重生人間，這次他成功了。然后他聲稱接下來要救活那幾位死者。可有意思的是，喪失親戚愛侶的人們都向醫(yī)生表示，他們并不真的需要死者復(fù)生的。葬禮過后，醫(yī)生才告知眾人，他之前是假死，目的在于探察一旦人們堅信他能死而復(fù)生，還有誰會不顧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想要某個死者復(fù)活。

也許這部林譯小說恰好隱喻了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時代在加速前進，沒有人會反對垂死掙扎的那部分世界可以趕快去死。小說里惟一真心想要死者復(fù)生的，即出于慈母之愛。或許可以說，林紓就像那么一個母親，“林譯小說”的命運，即將像不幸短命的兒童，席卷在垂死的世界里一同而去，而再無其他人對此感到遺憾。

1919年，商務(wù)印書館還推出了幾部林譯小說的單行本。4月出版的《恨縷情絲》是前一年在《小說月報》連載的托爾斯泰兩個短篇小說合成，分別是《克魯采奏鳴曲》（題作 “波子西佛殺妻”）和《家庭幸福》（題作“馬莎自述生平”）。難以揣測合作者陳家麟的文學(xué)口味是如何使他選定這兩篇的，他顯然不能向林紓傳達出托爾斯泰的深刻構(gòu)思之妙。從基本情節(jié)來看，《克魯采奏鳴曲》似乎是第一部林譯小說《茶花女》的變奏：公子哥兒娶了貌美的平民女子，卻仍在猜忌與狂怒的情緒里殺死了愛人。6月出版的《鬼窟藏嬌》《西樓鬼語》這兩部小說目前還不確知原作為何。8月，《蓮心藕縷錄》出版，譯自美國作家查爾斯·梅杰（Charles Major）的 處 女 作（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1898），寫的是都鐸王室里的法國王后瑪麗婚前與平民男子的愛情故事。幾年之后，這部小說被搬上了無聲的銀幕，瑪麗恩·戴維斯因在其中成功扮演瑪麗公主而樹立了她在電影史上的地位。7月的《鐵匣頭顱》與10月的《鐵匣頭顱續(xù)編》應(yīng)該是今年的重頭戲，林紓和陳家麟譯得格外仔細，這是哈葛德的最早定型的作品（TheWitch'sHead，1885）。引起洛陽紙貴的林譯哈葛德，都在這部小說之后問世。然而，再也不是從前《埃及金塔剖尸記》《斐城煙水愁城錄》的那個年代了，但關(guān)鍵的原因可能還是他老了。俞平伯晚年寫信給葉圣陶，謂“民十左右”之林琴南，可稱 “新林譯”，文筆不佳，“頗疑未必盡出于畏翁之筆”，舉出的代表就是《鐵匣頭顱》與后來的一部《矐目英雄》。連肯為林紓講好話的錢鍾書也說：“說也奇怪，同一個哈葛德的作品，后期譯的《鐵匣頭顱》之類，也比前期所譯他的任何一部書讀起來沉悶。”

這年9月，商務(wù)印書館還出版了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情天異彩》。這部小說署“法國周魯倭”原著，據(jù)古二德考證底本系儒勒·凡爾納《一張彩票》（Un billet de loterie，1886）的某個英譯本。“林紓公司”原本對于科幻小說缺乏興趣，這部凡爾納全無科技想象，只是以一張巨額中獎彩票為線索寫挪威海軍與其情侶的真摯愛情。幾年后，林紓與毛文鐘又譯《矐目英雄》，也是凡爾納小說，今日譯作《沙皇的信使》（Michael Strogoff，1876），寫187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派往西伯利亞地區(qū)偵查南部叛亂并傳送消息的軍官與烏茲別克女間諜周旋的故事，也不涉及科幻。其實，林紓還和陳家麟譯出了一部《五丁開山記》，譯稿交給商務(wù)印書館后毀于戰(zhàn)火之中。作者署名“法國文魯倭”，馬泰來即認為與“周魯倭”同，古二德則根據(jù)題名斷定就是凡爾納的《神秘島》，因為那部小說正是寫五個美國內(nèi)戰(zhàn)中的北軍戰(zhàn)俘流亡在一個火山島上的故事。

林紓喜愛翻譯筆述勇于冒險、歷經(jīng)磨難的外國故事，喜愛表現(xiàn)情感深摯、理想忠貞的人物。這一年，在他給兒子林琮的信中，林紓說：

做人須得一個“勇”字，又須得一個“忍”字。不勇無以趨事業(yè)，不忍無以就事業(yè)。蓋能勇則猛進不畏難，能忍則耐性不避難。

鼓勵其勇猛進取，堅忍刻苦，不要選擇依傍他人的道路。林紓自號偏偏是“畏廬”，這早在清末即已用之。宣統(tǒng)初年，他在京師大學(xué)堂教過的兩個弟子，黃秋岳與梁眾異，曾因?qū)蠋煈延胁粷M，為表示與他脫離關(guān)系，各自起號為“無畏”、“非廬”。林紓在給他人的信里說：“二人者，吾不恕其叛師，而憂其叛道，終憂其叛國也”后來竟一語成讖。《石語》里陳衍曾對錢鍾書說：“琴南最怕人罵，以其中有所不足也”，似并非知人之言。寫于四十歲的《畏廬記》里早就說過，“畏”是取“畏過自治”的意思，以為“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為偽矣”。客觀來看，對自己要求的“畏”，和對愛子要求的“不畏”，一是謹慎于外在物議對真性的干擾，一是不要懼怕阻礙理想追求的困難，兩者也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看的。我想，在1919年的林紓，對于“畏”與“不畏”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了吧。

十 多年前的《魯濱孫漂流記》和《續(xù)記》，是他最成功的冒險文學(xué)譯作，在“民十前后”還成為北洋政府教育部嘉獎的學(xué)生讀物。《續(xù)記》開篇是一句“百凡皆足引以為喻”的“英諺”：“凡人自骨髓中喂養(yǎng)成長者，必不能脫軀殼而逃”（That what is bred in the bone will not go out of the flesh）。縱然身將老朽死去，縱然往昔的功名和聲望最后都成了累贅，你又能逃避到哪里去呢？這正如傳統(tǒng)與更新的關(guān)系，所謂全然一新，真能掙脫得了軀殼，去除所有舊的骨髓嗎？這也許就是林紓要和“新文化運動”辯論個明白的所在吧？與林紓同屬“譯才并世”的嚴復(fù)，本來也是“王敬軒事件”里的打擊對象，他選擇了緘口不言，藏在老家研究《老子》去了。相比之下，林紓的各種反擊文章，連同他高產(chǎn)的翻譯，都在新潮流里被沖擊得一無是處。《魯濱孫漂流續(xù)記》里說：

凡茲壯往之思，載余腦中。磨練久，宜乎銷衂都盡，歸于平實，縱使雄心猶熱，亦正如爝火之征。

很可以移來描述當下他那不能安分下來的心情。他壯年時的懷抱，在于引介西方的政治思想小說來教育民眾；他心中本來“富國強兵”的海軍情結(jié)，與過半數(shù)合譯者出身于福建船政學(xué)堂大有關(guān)系——這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某種意義上看，林紓就好像是他的時代里的魯濱遜，意外地要在西方文學(xué)海洋里的一個荒島上重建新世界。懂外語的助手們好像是“星期五”，比他更熟悉新世界，卻不能主導(dǎo)，也不能全然代勞，而只聊充輔佐之職，打一打下手。然而，這種赤手空拳筑造世界的原始方式，很快在“現(xiàn)代”中國正式開始的時刻被震動得粉身碎骨。他在寫給蔡元培的公開信里提出一個問題：新思想對于“孔孟之道”的反對如此激烈，但“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同樣，我們隔了一百年看過去，也可以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把林紓樹立為反對者將之打倒，視為速死之物，真有利于激勵新思想新文明的產(chǎn)生和繼續(xù)進步嗎？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