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咬文嚼字》熱詞榜里排進了“杠精”這個名詞，圍繞著它的生動表達已經有很多，簡單地說，杠精是一個進行表演性抬杠的行為主體。進一步，人們還討論出了一種無意識抬杠的人格性質：杠精體質。有人總結出杠精的幾種行為模式：愛潑冷水、挑刺成癮、自我感覺爆棚、斷章取義、愛鉆牛角尖、冥頑不靈。作為一名杠精，我認為此事值得唱唱反調。

鑒于杠精常年給周圍人帶來負面情緒，因而人們似乎也總是把“杠精”歸為比較消極的群體。但從歷史上看，“杠精”顯然也起到過積極意義。比如在先秦諸子中，“名”家與“道”家都是抬杠界的精英。“白馬非馬”和“道可道，非常道”這些命題可以讓杠精們不吃不喝地討論上一整天。莊子經常在自己的文章里向孔子發(fā)難，在他設計的對話中，孔子總是被他巧妙的杠精式問題搞得無言以對。儒家學說強調“仁義禮智信”，而在《胠篋》里，莊子問道：“所謂至圣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而后以盜跖為例，說明了盜賊們也講究“仁義禮智信”，對孔子進行了一番解構。最后他得出結論：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同時期的雅典也有一位著名杠精——蘇格拉底。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記錄了蘇格拉底和希庇阿斯討論什么是“美”，希庇阿斯每提出一種可能，蘇格拉底就予以否定，最后他認為美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東西。

這種例證不勝枚舉，可以說幾乎整個“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各個都是杠精，只是在每個時期的稱呼不同，而且在任何時代，他們都不大受人歡迎。中國歷來不缺勇敢的杠精和懦弱的唱反調者，在古代甚至專門有這樣一種高風險、低回報的工作——辯士。不過今天的杠精與古代的辯士相比似乎總是少了些浪漫，因為后者是把腦袋懸在腰上，跨過了刀尖與血污，杠精就顯得只是在耍嘴皮子，在詭辯和狡辯了。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杠精也分三六九等。前面所說的先秦諸子、古希臘智者和舌戰(zhàn)群儒的諸葛亮都是知識分子，而我們生活中更多見到的是各行各業(yè)的普通人。所以就可以分出知識分子杠精和非知識分子杠精兩種。

知識分子的職業(yè)要求他們終生向固化的常識挑戰(zhàn)，所以那些負面的因素在他們身上固然存在，但也可以在積極的方面表現為：批判性、主體意識、掌控細節(jié)、堅持不懈和引譬連類。所謂“真理越辯越明”，換在今天就是“真理越杠越清楚”。中國現代以來第一位出名的知識分子杠精非魯迅莫屬，而后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魯迅精神的追隨者。譬如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開篇就談到了朋友在生活里看到的一個場景：兩個旅客在輪船上聊天，唏噓杭州雷峰塔倒掉的同時又討論著街傳巷議，說是倒掉的原因跟鄉(xiāng)下人挖走塔磚有關系。其中一個旅客就嘆氣了：“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這似乎真的是我們生活中很平凡的事，誰還沒在公共場合見到過幾個閑聊的人呢？哪個閑聊的人不是在唏噓感慨呢？可專門寫文章，說這種閑聊里透露出的思想是一種“病”的人就少有了。今天倘若有人這么做，旁人定要問你一問：跟你有什么關系？咸吃蘿卜淡操心。而知識分子要說了，愛操心正是他們的公德。魯迅先生的意思，是這感嘆的人雖然只是感嘆西湖十景變成九景，卻暴露出中國文化里對“全”的偏愛，以至于任何打破都要受壓制，這就讓傳統文化里的流毒繼續(xù)遺臭，而新文化永不得建立。同時，他也對可能出現的另一種意見，即把新的和顛覆性的東西統統當做是好東西的觀點表示出不屑。他說：“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總而言之，別人說一，他們偏說二。別人要是說了二，他們又會說出三，說出四，說出一萬種可能性來。但這種抬杠有時畢竟還是有意義的，比如魯迅在那篇雜文中不僅僅指出了問題，也給出了方法。他說：“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兩種。這區(qū)別并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這說明，負責任的杠精應該是提出不同意見后，讓讀者和觀眾去明辨是非的，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不負責任的杠精就像魯迅所說的，只是破壞，不事建設。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雖然不喜歡別人抬杠，其實自己卻總是提出無理要求。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童年中是最常見的經歷，經典的例子就是家長和老師不許小孩頂嘴，但他們卻常常給自己的非理性行動找到一個牽強的理由，為此還創(chuàng)造了一句流傳甚廣的俗話：“打死犟嘴的，淹死會水的”。很多人認為，杠精是一種單向度的話語暴力，但據前年在網絡上走紅了一段時間的《東北孩子的媽媽都是魔法師，你想要什么，她就會把你變成什么》等帖子來看，其實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往往是在童年表達時常常受到壓抑的人，在長大后成為杠精的可能性更大。

“杠精”之所以成為熱詞，還并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常見特性，根本來看還是因為《奇葩說》《吐槽大會》等娛樂節(jié)目的視覺包裝。當“杠精”脫離了它的日常屬性，而走進公眾視野，成為一種視覺文化時，它不再是語言和觀點的交鋒，而是交鋒的場景；它動用一切視聽覺的手段，其實是一種以城市生活情緒為載體的消費品。這就回到了開始的描述，“杠精”不光要“杠”，還得會做戲，要能根據任何話題提出自己的偏執(zhí)意見。與知識分子型的杠精和非知識分子型的杠精都不同的地方在于，作為文化現象的“杠精”已經成了一種職業(yè)，它一方面確實部分起到了顛覆偏見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整合和平復情緒，讓觀眾在激烈的表演過后忘記那些經過討論的話題里真正宰制他們生活的核心因素。

最后我想說，杠精固然討厭，但終日接受慣例、習俗和常識恐怕也并不能令人滿意。當人們說“要走出舒適區(qū)”的時候，難道走出“不愛爭辯”的舒適區(qū)不在他們的選項之內嗎？現在我們知道，潑冷水是一種類似于亂扔垃圾的惡習，但不表態(tài)也是另一種類似于不丟垃圾、任由其發(fā)臭的惡習。

對于一個被朋友圈點贊占據了的世界，杠精們無疑是一股清流，他們讓警醒的人警醒，讓沉睡的人睡得不那么踏實，而總有一天，他們也將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