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原是一種極具難度的文體，其體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擔著更多的閱讀期待和加持，對寫作者智識水平、知識結構、思考力、審美力甚至體力和意志品質都構成相當?shù)奶魬?zhàn)與考驗。

2018年長篇小說中的脫穎而出之作，往往是對這一難度心存敬畏卻也迎難而上的寫作。這些作品共同豐富著當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對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內心的觀照、理解和呈現(xiàn)，以千姿百態(tài)的文本面貌挑戰(zhàn)和回應著長篇小說書寫的難度，而這種寫作本身又參與著難度的構建。

據(jù)說，2018年長篇小說的出版數(shù)量已經破萬，顯然，上世紀90年代開始顯現(xiàn)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蓬勃與繁榮仍在繼續(xù)。身處一個長篇小說空前高產的時代，如此蔚為大觀，讓人似乎有些忽略或忘記了這一文體書寫的難度。長篇小說原是一種極具難度的文體，其體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擔著更多的閱讀期待和加持，“史詩性”、“命運感”、厚重、豐富等等，諸如此類討論長篇小說時經常秉持的標準，對寫作者智識水平、知識結構、思考力、審美力甚至體力和意志品質都構成相當?shù)奶魬?zhàn)與考驗。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來觀察2018年的長篇小說寫作，會發(fā)現(xiàn)那些從海量作品中脫穎而出、分外醒目、引發(fā)讀者與批評界巨大討論熱情的長篇小說，往往是對這一難度心存敬畏卻也迎難而上的寫作。在它們那里，長篇小說的寫作難度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得到了重申。

長篇小說“歷史的天空”

我們有時會期待通過閱讀一部長篇小說，去觸摸一個時代、一段歷史。和歷史學、社會學的記錄相比，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對時代、歷史的打量、記錄和表達是審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個時代的具象和肉身，還原大寫的歷史下每個局部的記憶與經驗、血肉與靈魂。這時，一部關涉歷史的長篇小說書寫的難度在于，隔著歲月的風霜塵埃，如何實現(xiàn)對彼時彼地世相的還原、物質狀態(tài)的還原和心靈狀態(tài)的還原；如何把那些相對遙遠、陌生的經驗和體會，那些遠在寫作者時代背景和人生圖景之外的人和事，有效地變成自己的一部分，有效地說服自己、進而說服和打動讀者；如何進入公共視野、公共經驗中的歷史深處，以小說特有的眼光和方式打撈出新的東西。

《考工記》原為戰(zhàn)國時期的一部手工業(yè)技術文獻，王安憶2018出版的長篇新作以此為名，主人公是上海洋場的小開陳書玉，圍繞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座祖宅的修葺，講述了他歷經民國、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歷史時期的人生和命運。《考工記》被視為《長恨歌》的姐妹篇，小說的封面赫然印有“一唱三嘆，《長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轉的上海別傳”——我們總忍不住要在《長恨歌》濃密的陰影下來閱讀和討論《考工記》。從《長恨歌》到《考工記》，從滬上名媛王琦瑤到世家子弟陳書玉，王安憶對這些“被歷史席卷著向前奔去的凡人”、“熱熱鬧鬧的新時代之外的塵埃和草芥”，對他們在時代主潮高歌猛進過程中的“碾落成泥化作塵”總保持著描摹和探勘的興致。歷史是由無數(shù)卑微的生靈組成的，是由無盡的小事件循環(huán)往復推動著的。但其實歷史又是最不關心和在意卑微的，它的腳步宏闊，每一次邁步，都抹去了太多生命的鮮活。《考工記》勾聯(lián)起散落在歷史縫隙中的人和房屋和他們語焉不詳?shù)乃资廊兆樱俅纬錾卣故玖松钤谏虾＿@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圖景，展示上海近現(xiàn)代都市化進程；而在此次的寫作中，王安憶對她的人物和故事更有耐心，更顯慈悲。

徐則臣長篇小說《北上》的主角是京杭大運河，運河的歷史和當下既是敘事背景又是敘事對象。作者以“知識考古”的耐心和決心，講述著這條曾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大動脈的前世今生，講述著圍繞運河的人文歷史。運河往事中包裹著幾個家族綿亙百年的秘密，更流淌著現(xiàn)代中國100多年來踉蹌而百感交集的演進。經由一對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兄弟的視角，小說打開了理解和審視20世紀中國歷史的某種視角，翻譯謝平遙的人物設置更形成了一種比較視野中東西方的相互打量。小說中，大運河的故事被放置在中國一百多年現(xiàn)代性演進時間流中展開，深刻的文化思索蘊含于幾個家族故事的拼圖和運河歷史的追溯。《北上》為近年來的敘事現(xiàn)場提供了一種“新的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同時也實踐著“70后”作家“把外在于自己的材料轉化成自己內在的生命經驗”的必由路徑。

劉醒龍的《黃岡秘卷》以家族敘事的文本面貌，穿插大量民俗典故的描寫，經由“我們的祖父”、“我們的父親”和“我們”的視角來講述一段家族秘史與革命傳奇。而賈平凹的《山本》講述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秦嶺大山深處一個叫渦鎮(zhèn)的小地方，“城頭變幻大王旗”亂世中的一段情感和幾種命運人生。這兩部小說都可謂作家的歸鄉(xiāng)之作，寫下的是過往里或傳奇或蒼涼的往事，而劉醒龍、賈平凹的敘事著力點或興奮點所在，大概是要呈現(xiàn)歷史深處一方水土的獨特文化氣韻和精氣神。故事即使反復被講述，也終將塵封，而有力量的歷史敘事寫下的是舊時光，生發(fā)的卻是新意蘊。

上述幾部小說關涉其實都不過是剛剛逝去的時光，但我仍然把它們視為歷史書寫，可能因為這些歲月時光都有一種表面的“暫告一段落”，與我們當下生活的聯(lián)系似乎隱秘而微弱。而我們?yōu)槭裁匆浻尚≌f去觸摸某一事件、某段歷史？不是為了更清晰，而是為了更模糊，確切地說是為了模糊之后的更清晰。某種意義上，也許小說比歷史更可靠。

長篇小說“現(xiàn)實一種”

更多時候， 現(xiàn)實主義仍是當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潮，或者說，讀者對長篇小說的期待相當程度上仍落在其關于現(xiàn)實與當下的觀照和表達上，從社會生活到精神狀態(tài)。我們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渴望書寫當下的作品，渴望那些對應著中國當下復雜經驗的敘事，除了窮形盡相地淋漓描摹時代生活，更經由它們打量和探究世道人心，去印證或抵消自己的焦慮疑惑。

而講述一個正在發(fā)生的中國故事，卻是難度巨大的。難度之一在于，所謂現(xiàn)實，一方面對應著當下中國社會生活與時代演進中五光十色、龐雜斑駁的豐富與復雜，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和新狀態(tài)；另一方面，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卻總停留在某種舒適區(qū)里重復著自己的關注與表達慣性，對于真正現(xiàn)實的反映不過是冰山一角。基于此，2018年的長篇小說中，引發(fā)我特別關注的是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作品從一個陪護保姆的視角，以她在“陪護經驗講座”中的講述設置了一種“擬紀實”的筆法，向讀者呈現(xiàn)了一個退休法官老年生活的身體和精神歷程，由此觸及到一個極具普遍性的大命題——每個人進入老年時的心理與生理歷程，其中的無奈與不甘、內心的孤獨恐懼與身體的衰敗荒涼，那些復雜隱秘的心境與心事。盡管文本中局部的敘事邏輯稍嫌粗疏（比如看護員鐘笑漾講述老人生活時的話語方式），但小說最可貴的是對中國逐漸進入老齡社會這一新問題的文學敏銳，作為國內首部全面關注老齡社會的長篇小說，這也是周大新跳出題材慣性場域和創(chuàng)作舒適區(qū)的一種嘗試。引發(fā)我特別關注的還有楊少衡的《鏗然有聲》，主人公遲可東履職縣委書記、副市長、市長過程中，圍繞生態(tài)文明建設這一種重大歷史、政治責任，與周圍人和環(huán)境發(fā)生的復雜關系。小說筆涉官場和官員，卻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官場文學”，作者的關注重心不是傾軋的步步為營和機關算盡，甚至不是腐敗與反腐的激烈斗爭，而更多在試圖呈現(xiàn)新時代基層執(zhí)政者在面臨新任務、新矛盾時管理思維的更新。《鏗然有聲》于生態(tài)建設、環(huán)保問題的沖突和矛盾中展開情節(jié)與塑造人物，以文學的方式回應著當下中國深化改革、經濟發(fā)展和執(zhí)政管理中一個突出的矛盾：長遠利益與當下利益、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以及這其中的官場生態(tài)和世相人心。如果說《天黑得很慢》提出了文學“新問題”，《鏗然有聲》則塑造了文學“新人”——一種新型執(zhí)政人格的錘煉。它們都開拓了當下現(xiàn)實主義敘事的關注圖景與表達視野。

說到“新人”，想起張檸《三城記》和其中的青年形象顧明笛。小說主角“80后”青年顧明笛輾轉上海、北京、廣州三座中心城市工作和生活，歷經自己與外在環(huán)境的相互沖突、對峙和選擇，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xiàn)著對真實自我的不斷尋找和認知，實現(xiàn)著人格的完善和完整。《三城記》貫穿著作者對于當下青年景觀、青年現(xiàn)實生活與精神狀態(tài)的深入觀察和探究，而小說的敘事著力點，不是渲染那些如影相隨的困頓和煩惱，不是對主人公所處環(huán)境的一味喟嘆與抱怨，更多的筆墨是著力于顧明笛與青年伙伴們在這一過程中在想什么、做什么，在以什么樣的靈魂狀態(tài)與身體姿態(tài)確立、彰顯主體性，在被迫與外部世界迎面碰撞之后青年人力量的顯現(xiàn)。

講述一個正在發(fā)生的中國故事，其難度還在于如何與身處其間的現(xiàn)實保持一種審美距離。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比如，在這個資訊如此發(fā)達、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輕松獲得各種新聞和故事的時代，當一個新聞報道中屢見不鮮的案件進入敘事的時候，小說將給予它怎樣的觀察和表達？石一楓《借命而生》中，小說的表層魅力固然來自對一場歷時多年的追捕、一個警察與逃犯長久的對峙和角力的精彩講述，以及氛圍營造、節(jié)奏把控和語言精準。扣人心弦的背后，是直抵人心的拷問，個人與歷史的對峙、時代留在個體上的傷痕或“勛章”，這才是小說的深層張力。

2018恰逢改革開放40年，有關它的紀念和討論在這一年之中更多時候是以會議、新聞、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的形式呈現(xiàn)。李鳳群2018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大野》是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觀察和表達，不同于幾年前出版的反映改革開放長篇小說《大江大河》以幾十年經濟生活中“弄潮兒”為主線的正面強攻，《大野》將兩個普通農村女性——時代主潮的邊緣人的個體成長和個人命運，納入國家改革開放40年間的時代歷程中來講述，作品中的兩個女主人公經由各自不同的話語方式，展開作者關于城與鄉(xiāng)、物質生活與精神欲求、自我與時代等的思考和探索，更由此呈現(xiàn)出“70后”一代人在改革開放時期共同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

長篇小說“不能承受之輕”

長篇小說作為公認的“重文體”，往往背負著“總體性”的期待和要求，癥候性、歷史感，似乎天然地就與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聯(lián)系在一起。相對于細節(jié)的真實、經驗的具體生動、語言的獨特性等等，一部上乘的長篇小說，還需要一種作為筋骨和支撐的內在性的結構，而這種內在性結構的設置，往往暴露的是作者從整體上去考量、思慮和把握書寫對象的能力。那些真正成為經典的長篇小說，那些在漫長歲月中擁有持續(xù)閱讀熱情和價值的作品，往往都是很好地實現(xiàn)了這一期待的作品。

2018年底，李洱出版了長篇小說《應物兄》。作者歷時13年方才完成的寫作，13年的披閱增刪，在長篇小說寫作全面提速的當下敘事現(xiàn)場格外引人注目和期待。被評論家稱為“現(xiàn)象級”的這部小說，中心事件說來并不復雜，圍繞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籌備成立和迎接儒學大師程濟世從海外葉落歸根，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各路人馬摩拳擦掌。古典文學研究泰斗、著名考古學家，校長、系主任、學生、同行，甚至官員、商人……而“我們的應物兄”作為小說的主角，作為儒學院的具體籌建人和程濟世先生歸國的具體聯(lián)絡人，他在這一過程里的境遇和遭遇，他和周遭世界的交流、融合、對峙、沖突，他的所思所感所見所聞，串起了一場熙攘喧鬧的儒學復興大業(yè)，串起了知識界、文化界幾十年來的眾生相，更串起了當代學界、文化人與儒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復雜關聯(lián)。然而，上述這段文字卻不能真正實現(xiàn)對這部作品的復述，是的，這大概是一部太難輕易“復述”的小說，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表層情節(jié)之下包含著太多具有豐富延展性的可供討論的話題，

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與評價而言，《應物兄》作為近幾年來最具分量的長篇小說，之所以被譽為“與當下時代相匹配的一部小說”，除了前面所述的高濃度，更源于小說整體上的那種文化歷史視野，即“總體性”。小說中那些林林總總的人物，那些眾生相與浮世繪，那些鋪陳羅列的百科全書式的細節(jié)和知識，都籠罩在一種關于這個時代紛繁復雜的歷史社會的思慮和考量之下，更始終貫穿著作者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前世今生、從日常人生到靈魂深處的探究之意與悲憫省視之心。小說中，知識不僅作為敘述語言，同時也是作者審美和懷疑的對象本身；敘事語言中或隱或現(xiàn)流露出來的戲謔和俏皮，恰到好處地表達出作者對自己身處其中的那個人群的復雜情感，深刻的批判與深切的理解交錯其中。

當然，強調長篇小說的總體性，并非強調作家要對自己書寫的對象做言之鑿鑿的篤定評判，或強勢的價值判斷。作家并非真理的代言人，長篇小說的寫作也并不負責真理的發(fā)布、問題的解決甚至忠奸善惡的辨別，他要擔當?shù)氖且粋€觀察、探詢、追問的角色。我們現(xiàn)在總是忍不住感慨當下長篇小說中總體性的匱乏和孱弱，其實是在呼喚那些逼真的細節(jié)、光滑的敘事背后，作家關于人、關于時代、關于所書寫對象的一個基本的思考和表達的能力。《應物兄》出版后就引發(fā)了文壇和評論家熱烈的討論，獲得了相當高的評價——“事件性的小說”、“《紅樓夢續(xù)篇》”、“這些年文學界一直在等待的小說”，評論家李敬澤這樣解釋文壇久違的集體興奮：“面對這樣的時代、變化和人，需要想象、建構和創(chuàng)造一種與之匹配的小說，在這個小說中我們也能真正看到這個時代、看到這個時代中的我們自己。近些年來小說家們一直在為此奮斗，但無論是讀者還是批評家，都覺得好像不那么令人滿意。所以我能理解我們的批評家們看到《應物兄》后的興奮，他們終于找到了一個標本，一個對象，一個可以有力地來說一說這個時代的長篇小說。這個時代的巨型敘事應該是什么樣子？正好就和這個時代能夠相匹配。”

文章名曰2018年長篇小說觀察，準確地說，只是我在這一年文學閱讀中的目光之所及，視野和格局之局限自不必說，更攜帶著重重的個人口味與審美偏好。所提及和討論的篇目，有的是我自己中意喜歡的，有的來自身邊同行甚至普通讀者的推薦，但都對應著我近來特定的關切、思考和焦慮，引發(fā)我談論他們的沖動和興致。而討論具體作品時所表達的理解、感悟、評價甚至疑問，是在探討小說在這個時代得以安放自己的合理性與說服力，探詢小說在現(xiàn)實生活加速的過程中對于世事人心的見證與陪伴，更是基于自己對長篇小說的基本認識、期待和長久以來的困惑與不解。一年來，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除了文中提到的，還有徐懷中的《牽風記》、陳彥的《主角》、葉彌的《風流圖卷》、肖亦農的《穹廬》、陳河的《外蘇河之戰(zhàn)》、張平的《重新生活》、劉亮程的《捎話》、韓少功的《修改過程》、宋尾的《完美的七天》、梁曉聲的《人世間》、陳繼明的《七步鎮(zhèn)》、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笛安的《景恒街》……憾于文章篇幅所限而無法逐次展開。作為2018年中國長篇小說重要收獲的組成部分，這些作品共同豐富著當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對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內心的觀照、理解和呈現(xiàn)，以千姿百態(tài)的文本面貌挑戰(zhàn)和回應著長篇小說書寫的難度，而這種寫作本身又參與著難度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