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過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位于州府以南的諾曼小城，住家庭旅社，每間客房有一個詩意的名字，比如我的那間，就叫做“晨曲”（Morning Song）。前臺的女人，顯然是老板娘，老板呢，大約是負責早餐的先生，另有一個或兩個雇工打掃收拾和登記入住，稍事露面就不見了，可見是兼職，包括管理廚事的老板。所以，每日里大半時間，只老板娘一個駐守。這是一座二層的木結(jié)構(gòu)小樓，外形接近影視基地西部片的布景，周圍環(huán)境也和影視基地差不多，荒漠和孤立。外出走一遭，遇不見人，有數(shù)的幾間店鋪半是廢棄，半是關(guān)閉，汽車無聲無息駛過，循信號燈或行或止，順時轉(zhuǎn)換的紅綠燈，透露出生活在依序進行。居住這里免不了是寂寞的，老板娘逮到人就要說話，有幾回撞上，就抓緊詢問有無婚否，兄弟姐妹幾人，父母健不健在，寫小說還是寫詩——這里的客人多從大學介紹，除此還會有什么外鄉(xiāng)人？好比親戚投宿，底細都是清楚的。來回沒幾句搭訕，便交臂而過，留下她一個人。一日早晨，內(nèi)廳擺開四方桌子，一邊一位夫人，手里握著紙牌。她們都有些歲數(shù)了，衣著美麗，妝容精致，灰白的頭發(fā)很有型，很隆重的樣子。因為門前沒有新停的車，我更傾向是近鄰之間定期的聚會。在這無邊的空曠里，其實還是有著人和人的交互往來。

美國腹地的日常狀態(tài)大抵就是這樣，靜謐、安寧、富足，卻是沉悶。就是俄克拉荷馬，上世紀九十年代，州府行政大樓發(fā)生驚天慘案，一輛載滿烈性炸藥的卡車駛進大樓引爆，早上剛過九點，上班的時間，小孩子也隨父母進到公務人員的托兒所，就這么，一鍋端。如今，重建的大樓前，專辟出一池清水，池畔矗立一片大小椅子的模型，大的是大人，小的是孩子。水平如鏡，映著藍天，劃過樹枝的疏影，誰想得到曾經(jīng)生靈涂炭，血流成河？于是，這股寧靜就變得可怕了。

斯蒂芬·金的故事發(fā)生地點遍布美國，新大陸的腹地如此遼闊，即便從甚囂塵上的紐約市出發(fā)，開車二三十分鐘，便望得見地平線球面形的弧線，地上物零星散開，可忽略不計。這土地還有著蠻荒勁，人類的涉及相當有限，密西西比河岸植被肥腴豐饒，仿佛亞馬遜河，馬克·吐溫的汽輪船，就從兩岸間突突穿行。美國的故事都脫不了原始性，斯蒂芬·金的靈異也像來自土著人的部落，借著相對論，跨越時間的維度，進到現(xiàn)代世界。

約翰·威廉斯，1922年生，1994年卒。他的小說《斯通納》，主人公威廉·斯通納出生并長成的密蘇里州，就在俄克拉荷馬左下角，有小小一段接壤；左上方的一角，隔密西西比河最長支流密蘇里河，與內(nèi)布拉斯加州相望，斯蒂芬·金的《1922》，丈夫為圖謀老婆的一百畝良田，在這里犯下了殺人案，再往西去的科羅拉多，則是《危情十日》的案發(fā)地；回到密蘇里州，馬克·吐溫應是斯通納的鄉(xiāng)人，他就在圣·路易斯附近，1891年，斯通納出生的時候，已經(jīng)離開老家，盛名天下，在他去世的1910年，斯通納方才踏入密蘇里大學，就讀農(nóng)科，改換文學專業(yè)，還是以后的事情。作者始終沒有為這兩位舉行同鄉(xiāng)會，通篇來看，也沒有任何跡象，表示出這名文科生對同時代文豪的印象。很自然，學府中人，研習的又是古典文學，和社會實踐中跌打滾爬的小說家，也許終身不得交集。作為一個虛擬人物的傳記，我們既不能將此當作事實看待，也不能視為忽略，而應當納入寫作者的設計的一部分，是從小說指定的目標出發(fā)，來決定取舍材料。

斯通納生在密蘇里中部的莊戶人家，套用我們的俗話，就是土里掘吃的。美國的農(nóng)人不像中國的缺土地，相對于大片的耕田，反顯得勞力嚴重不足。斯通納家又人口單薄，只一對父母和他這一個孩子。小說描寫，超負荷的苦作透支了壽數(shù)，父母過早地衰老；兒子呢，十七歲的年齡，已經(jīng)駝背，這變形的身體將伴隨一生，在生命另一脈機能旺盛發(fā)育的同時，變得越來越累贅，呈現(xiàn)出分裂的狀態(tài)。一家三口在廚房的油燈底下，度過黃昏時刻，結(jié)束一日勞役，再積蓄體力迎接下一日。這幅圖畫令人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暗黑的背景中浮現(xiàn)的人臉。法國米勒的畫面里，陽光底下，莊稼人飽滿結(jié)實的身軀，洋溢著勞動和收獲的滿足，多少寄托了一些藝術(shù)者的田園夢。

1910年春天，算起來威廉·斯通納十九歲，縣里來了一個公務員，動員年輕人去州里新設的農(nóng)學院讀書。鄉(xiāng)下人進城幾可成為敘事文學的一大主題，美國前代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美國的悲劇》，寫的就是這個，但不是求學，而是尋找機會。相比較之下，斯通納的離鄉(xiāng)經(jīng)歷平淡無奇，農(nóng)學院開張，縣里辦事員招募生源，于是，就去了。去的也不是芝加哥紐約倫敦巴黎級別的大城市，甚至不是密蘇里州府杰斐遜，而是哥倫比亞小鎮(zhèn)子。不過，和所有鄉(xiāng)巴佬出遠門一樣，斯通納也穿了新衣服，一套黑色絨面呢正裝，用母親攢下的雞蛋錢置辦的。這隆重開端里是否潛在某種預兆？此時此刻尚不見跡象，情節(jié)的進行幾乎和自然時間同樣速度。沒有任何奇遇發(fā)生，莫說《遠大前程》式的，哪怕德萊塞現(xiàn)實人生的戲劇。本來嘛，知識的生活就缺乏外部的色彩，可供描寫的只有具體的處境，在斯通納，就是食與宿。

他投奔學校附近，親戚家的農(nóng)場，以干活抵吃住。農(nóng)場的日子大致相仿，不外乎耕作和飼養(yǎng)，甚至比家里更窘，因寄人籬下，樣樣都是局促的。不同的是，學業(yè)占去一部分時間，還有，往日里家人枯守的黃昏，《吃土豆的人》的一幕，換作一個人和書本相處，有點中國人“寒窗”的意思。夜以繼日的循環(huán)，又有了缺口，變化的周期仿佛縮短了。第二學年的第一學期，學士學位已可在望，還需兩門基礎課的學分，一門是本專業(yè)的土壤化學，另一門則是通識課程——英國文學概論。事情就在這里起了轉(zhuǎn)折。

我想，作者為什么沒有讓斯通納成為作家，作家的道路要有趣生動得多。斯通納的鄉(xiāng)黨馬克·吐溫，德萊塞，英倫三島上的狄更斯，包括約翰·威廉斯本人，他在二戰(zhàn)中服役空軍，開拔中國、印度、緬甸。他們一無二致地做過電臺、報紙的記者，這份職業(yè)幾乎是那時代小說家共同的文學起點。媒體的特權(quán)是可超脫個人身份，潛入社會各個角落。它耳目靈通，手腳敏捷，閱歷他人的經(jīng)驗，同時豐富自己的。學府的生活卻是另一種，從世俗角度看，不免枯乏和沉悶，尤其是，斯通納被安排在經(jīng)院式的古典領(lǐng)域，還不像現(xiàn)當代文學，至少是動態(tài)型的，這注定他一輩子都與故紙堆打交道，將為小說提供什么條件呢？從講故事的民間活動發(fā)展而來的小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賦予人本精神，經(jīng)由現(xiàn)代知識分子思想提煉，趨向理性主義，然而，終究脫不了俚曲的生性，故事依然是它的本職。斯通納被囚進書齋，是為了完成什么樣的使命呢？

創(chuàng)作者設計人物的職業(yè)身份，尤其傳記體敘事，不會隨機抽樣，必是寄予了對世界的某種想象，帶有隱喻的用意。就像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位音樂家，除去原型和素材所作用，更主要還是作者的自主選擇。斯通納身上被寄予什么樣的想象呢？

第二學年的第一學期，英國文學概論的通識課上，靈光一現(xiàn)，頗似東方哲學里的“頓悟”，他都不能自知。面對老師的提問，只回答了半句：“意思是”——是什么？這是一個麻煩，麻煩在于思想的驟變還沒有搞清楚是什么，莫說還要找到相應的詞語。描寫思想是巨大的挑戰(zhàn)，意味著寫作者和寫作對象將展開一場競技，必須占領(lǐng)上風，方才能夠主宰局面。斯通納終于沒有說出：“意思是”什么，老師放過他，宣布下課。“意思”成了懸念，揭秘被延宕了。這有些類型小說的敘事策略，從約翰·威廉斯履歷看，寫作的同時，還在學院里教授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在美國，創(chuàng)意寫作遍布大學院校，新大陸的新人類，相信凡事都可后天努力，人工合成，他對這套路數(shù)應駕輕就熟，筆到心來。可是，我以為事情在斯通納這里，要嚴肅得多。老師的提問，不是一句話，而是要用一生的教育來回答。心靈悸動僅止霎那之間，很快過去，復又平息下來，回到日常狀態(tài)。然而，質(zhì)變在暗中積蓄能量，表面的征兆是第二學期，斯通納中斷農(nóng)學士的課程，選修古代哲學史的導論課，外加兩門英國文學，一個不切實際的知識系統(tǒng)正吸引著這個莊稼漢。他依然沒有自知，但有兩個新發(fā)現(xiàn)。一是他偶然從鏡子里看見了自己，奇怪自己怎么長成這副不堪的模樣；二是他“平生第一次開始有了孤獨感”。再有一件事情，從時間順序上看，是排在這兩個發(fā)現(xiàn)之前，但是，從全局著眼，仿佛貫穿頭尾，那就是語言。老師，斯隆教授說：“英語你已經(jīng)講了好多年”，他此時注意到英語的構(gòu)詞，構(gòu)音，外延和內(nèi)涵。我想，這就是斯通納被園囿在英文基礎學科里的原因，和啟蒙有關(guān)。

遠在東方中國的鄉(xiāng)下人閏土、阿Q、祥林嫂們，差不多也是在同樣時間進入啟蒙的話題，以被憐憫與被批判的方式，用魯迅的話說，就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將“啟蒙”賦予去舊迎新的歷史任務，個人的覺悟是納入大眾思想革命，共同推動進步。在斯通納，只為自己負責，孤立地完成從暗到明。北美洲遼闊的處女地上，分散著多少懵懂的人，和腳下的土地一樣，沉默地等待再一次被發(fā)現(xiàn)，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歷史在很遠的地方兀自流淌，不定什么時候，倏忽睜開眼睛：原來早已經(jīng)介入其中。

就這樣，斯通納的開蒙更像是出于偶然，偶然的邂逅和際遇，倘不是縣里的辦事員讓他就讀農(nóng)學院；倘不是通識課英國文學；倘不是阿切爾·斯隆教授發(fā)現(xiàn)他的潛質(zhì)——斯隆教授從文學本身出發(fā)，就事論事，因此，他重在古典，溯流而上。斯隆教授建議斯通納從農(nóng)科轉(zhuǎn)文學，這倒和魯迅棄醫(yī)學文不謀而合，魯迅是為民族救贖，斯隆呢？他發(fā)現(xiàn)了斯通納的什么潛質(zhì)，正合乎他的文學理想，“你想當個老師”，他替學生判斷說，然后說出理由：“是因為愛”。

這答案未免太簡單，“愛”是過于寬泛的概念，用來解釋當個老師也許還過得去，但為什么非是文學老師，就需要更多的條件了。不著急，小說還在開頭中，接下去有的是篇幅鋪陳情節(jié)。問題在于，事情又來到那個節(jié)骨點，為什么是文學，并且嚴格限制在學府，而不是像小說，可以去到廣闊的社會領(lǐng)域。相反，斯隆教授刻意回避著現(xiàn)實生活。

斯通納的一生經(jīng)歷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主場在歐洲，美國作為同盟國參戰(zhàn)。第一次在1915年，斯通納取得文學碩士學位的那一年，兼職教學，攻讀博士。他有了少數(shù)幾個勉強可稱作朋友的同事，于是，孤獨感緩解了，也意味著他初步建立人際關(guān)系。宣戰(zhàn)之后，一股民族主義熱潮迅速席卷學校，年輕人，包括他的新結(jié)交的朋友，都報名參軍。斯通納似乎從土地繼承來一種遲鈍的秉性，對外界的刺激反應總是滯后，卻也得以從容。他向斯隆教授征詢意見，我想，斯隆教授對戰(zhàn)事的冷淡肯定是影響，更具決定性的，這種態(tài)度呼應了他的心意。斯隆教授說了一句：“記住你正在從事的東西的重要性”，這句話算什么，可斯通納就聽進去了呢!珍珠港事件發(fā)生的1941年，斯通納早過了服役的年齡，斯隆也已經(jīng)去世，他經(jīng)歷了愛情，婚姻，婚外情，學校政治斗爭，正應付著女兒青春期的叛逆。不同于一次大戰(zhàn)時候，人生還是一張白紙，其時則劃滿橫七豎八的筆觸，他甚至期望戰(zhàn)爭能夠顛覆日常秩序，消弭一切。這軟弱和粗暴的妄想稍縱即逝，現(xiàn)實是，教員和學生越來越少了，校園空寂下來，陣亡的名字代替了某一張具體的面容，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少年荒唐迫入婚姻，逃跑般逃去當兵……這就是1915年斯隆教授眼睛里的景象，此時，變成斯通納自己的。斯通納沒有說，但讀者記得，第一次大戰(zhàn)停戰(zhàn)協(xié)定簽署的那天，歡樂的慶賀的游行隊伍經(jīng)過斯隆教授的辦公室，半開的門里，教授在哭泣。想一想，戰(zhàn)爭，和“你正在從事的東西的重要意義”之間，橫隔著的選擇，如同哈姆雷特王子“生存還是死亡”的處境。再想一想，斯隆教授所以看出斯通納是可教之人，因為“愛”，這個空泛甚至煽情的概念似乎呈現(xiàn)出來一些兒內(nèi)容。

小說末尾，斯通納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死亡總是獨自經(jīng)歷，就像斯隆教授，還有他的父親，一個人倒在他一輩子耕種的土地上。不同的是，斯通納預先為死亡作好準備。作者以癌癥晚期判決死刑，是為給出時間從容以對吧！他向勞曼克思告別，再向妻子伊迪絲告別，兩個他生命中的孽障，剩下的，就是和自己告別了。他已經(jīng)是一個清醒自己存在的人，經(jīng)歷的一切都敏銳地體驗過了，仿佛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他打開自己的書——知識的落實就是這么簡單，一本書。幾近一生的時間和故紙堆打交道，他深明這本書的價值不足為道，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無法否認在其中，而且將永遠在其中。此時此刻，回到小說篇首第一段，預告這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老師去世，幾位同事向?qū)W校圖書館捐贈一部中世紀的文獻，題記寫道：“敬贈密蘇里大學圖書館，以緬懷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納”。具體地說，這本文獻和斯通納一毛錢關(guān)系也沒有，以總量計，卻同在知識長河，流向人類文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