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科爾姆·托賓是愛爾蘭的小說家、散文家、記者。20世紀90年代初，托賓踏上從西歐到東歐的旅程，參觀城鎮(zhèn)的游行和慶典活動，感受各地特有的文化氣息。他在旅行途中接觸到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有神甫，也有從政者，有思想開明的人，也有固執(zhí)己見的人。從波蘭到立陶宛，從克羅地亞到愛爾蘭，從法國到西班牙，托賓用敏銳的筆觸記錄下自己作為旁觀者的思考。這些思考收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出版的《走到世界盡頭》（溫峰寧 譯）中。本文內(nèi)容摘選自科爾姆·托賓《走到世界盡頭》的開篇《土生子》和終章《歷史的終結(jié)》。

我仍記得那個清晨，火車駛進恩尼斯科西站。我母親和舅母從露德回來了。那大概是一九六〇年或是一九六一年，我不是五歲就是六歲。我記得，那時我跑到火車上，發(fā)現(xiàn)遮簾被放了下來。我母親和舅母在睡覺，她們都累了。她們剛經(jīng)由陸路到露德旅游回來呢。

“陸路”這個詞，和“天主教大教堂”“導游”“橫穿法國”這些新詞一樣，在她們講起法國之旅之后，也變得不再新奇。那兒竟沒有橘子汽水，公交車里也熱得夠嗆，每個人都渴得要死。一瓶橙汁得花不少錢，不過也物有所值。畢竟法國太熱了。

印著火炬游行、圣女貝爾納黛特和露德圣母的明信片陸續(xù)寄來。她們還帶了一些有提手的大塑料瓶，也有體積小些、形狀像露德圣母的藍色螺紋蓋瓶子，里面都裝滿了露德圣水。這是我對愛爾蘭之外的世界最早的印象。我的父母、叔叔阿姨們常去露德，有時還會跨越國境到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去。我的阿姨就曾去羅馬和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我家中后屋里的壁爐架上，放著他們帶回來的紀念品——托萊多黃金制成的煙灰缸、套著皮質(zhì)劍鞘的小裝飾劍，還有一尊小圣像。

他們會不斷講起歐洲大陸的奇聞異事。大人們說，露德人用咖啡和卷餅做早餐。法國人不喝茶。我仿佛還能看見自己安靜地坐著、看他們討論的樣子。有人會說，可你就想喝杯茶。其他人會點頭，同時想起自己經(jīng)歷過的折磨、外國經(jīng)歷以及恐懼之物，說也奇怪，它們就是很令人難忘。接著可能還會沉默一陣，有人會接著說，不過露德的確是獨一無二的，想想游行與夜晚的火炬，還有病人被帶到大教堂去的情形。大家都會贊同，沉思著，以憂郁卻又矜持的姿態(tài)點頭。他們會說，你覺得你有麻煩，可你總會碰到更慘的人。

在恩尼斯科西的大教堂里，歷代主教的名字被寫在從祭壇兩旁的高墻掛下的畫卷上。男孩們聚攏后，神甫會開始賜福，他的聲音會回蕩在巨大空寂、幾近昏暗的教堂里，他會說，死亡將會來臨，而審判亦隨之而來，現(xiàn)在，好孩子們，捫心自問，找出自己的罪愆。

我們這座新哥特式大教堂位于主干道的盡頭，是權(quán)力的中心。它是普金的手筆，屹立于我們頭上，比城里那座新教教堂宏偉得多，這可是十九世紀愛爾蘭天主教會富強之勢的象征。但如果我暫時忽略其宏偉威嚴，專心想想我童年時置身此處的樣子——比如耶穌升天日時孩子們的彌撒，或是隨便哪個周日的十點鐘彌撒，我能記起的只有數(shù)小時里都不得安寧的無聊感。

話雖如此，在這里你可以看見所有的人。你會注意到店鋪主人在最后時刻驕傲地走上中心通道，也會注意到商人穿上了他們的新衣服。那時我是祭臺助手，跟在一位腳穿木套鞋分發(fā)圣餐的神甫身后。我因此能近距離地觀察到每個人的舌尖動作。有人會用力伸出舌頭，好像抽皮帶一樣；還有人會小心翼翼地吐出舌頭，仿佛那是不愿示人的身體私處。有的人舌頭很寬，形似鰨魚和比目魚，有的人舌頭卻又窄又厚。人的舌質(zhì)亦各不相同，比方說舌頭表面的小皺褶和細痕，舌頭的顏色亦不同，有人是粉色，而有人的粉色嘴唇上還會有棕色和灰色的渦。

有的人雖然很努力，也還是沒法一直伸著舌頭，只好先縮回去，好像有人要就此攻擊他一樣。神甫會等著他再次伸出舌頭，我也就站在那里看著。

在一本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慶祝教堂百年紀念日的書里，有篇冠以《教堂記錄的分析》這個平凡標題的文章回顧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建教堂時人們的捐贈。“名字列成表格，有些還會注明行業(yè)或?qū)I(yè)，還有捐贈者的地址，他捐贈的數(shù)額——別無他物……這些條目誕生時，大饑荒正橫掃愛爾蘭。不少人捐的錢并不多，卻幫助建起了大教堂。不久后他們會憶起閃閃發(fā)亮的河流淌過綠野之間，還會想到那正對著溪谷的、寂靜的教堂墓地，他們的骸骨永遠不會安葬此處——這只會讓饑餓、死亡和流離失所變得更孤苦。”

文章將舊檔案里的名字列了出來，他們的姓氏伴隨著我長大：拜恩、博格、克利福德、鄧普賽、亨德里克、基歐、羅什、沃爾什、斯塔夫、辛諾特、卡倫。到了一九四六年，歷經(jīng)一個世紀的時移事往，文章的作者還是能數(shù)出城中好幾個捐贈者的親戚：“史蘭尼街上的客棧老板戴維·拜恩，他的兩個姐妹拜恩小姐和肯尼迪太太，前幾年死在恩尼斯科西。丹尼斯·拜恩是奧特拉塔德的M.恩尼斯太太的兄弟，他被逐出了巴里奧利。這事讓這一帶的人深感不悅。住在香農(nóng)的保羅·博格是集市廣場的丹·博格先生的祖父。木匠帕特里克·克利福德在新街有座房屋，現(xiàn)在他兒子住在這兒……布朗伍德的哈里斯夫人的后代依舊住在原來的地方，布朗伍德的莫斯·哈普家的后代也是如此……”

過往并不遙遠，而是生動可感的。我常常覺得，捐贈者名單能和一百年后的城鎮(zhèn)聯(lián)系起來令人寬慰，因為比教堂更早誕生的建筑幾乎沒有留下來，也沒有什么檔案文獻。天主教階層崛起，縱使饑荒正席卷更低階層的人，新興的商人階層還是打算建造一座教堂，作為其權(quán)力的紀念碑，歷史這才開始變得清晰可見。在恩尼斯科西，一八四六年以前天主教徒可是幾近沉寂的。我知道了，我曾祖輩的男人中，有一位在城里的小島路上開了家小旅館，我有副眼鏡上還刻了它的名字，另外一位在教堂附近做磨石生意，有一位在城外擁有小農(nóng)場，還有一位來自三十里開外的農(nóng)場。他們的不少事情，我可以得知，或者想象，但是他們之前的人，我就無從得知也無從想象了。有了這座教堂，時間才開始變得真實而可以想象。

我的父親去世后，我更需要去學習、去嘗試、去好好表現(xiàn)。我的彌撒書上有一張彌撒通知單，上面有他的照片，印著我母親精心挑選的禱文。人們給我的建議里，有的是世故的，有的則是非世俗的：有人說你需要拯救靈魂，又有人說你得出人頭地。有人說你得找份好工作，同時也有人說你必須侍奉上帝、拯救靈魂——我的父親去世后，這二者就變成了伴我在鎮(zhèn)上長

大的同一個夢魘的固定部分。

我大概十四歲的時候，一位比我年長許多的朋友曾堅稱，天主教這種信仰純屬無稽之談，徹頭徹尾都是——不只是儀式，也不只是圣人和圣像，不只是遺跡和禮拜日，還有那些最基本的東西。他深信不疑地說，根本就沒有上帝，他言語中沒有虛張聲勢也沒有聳人聽聞之欲，而像是說一件他早就知道的事情。

我問，那么是誰創(chuàng)造了世界呢？他說，世界本來就存在。那么耶穌基督又是怎么回事？他帶著不容置疑而不露聲色的權(quán)威說道，他只看到了羅馬帝國的分裂，他試圖將耶穌作為愛鄰如己的象征，但人們卻不接受。相反，我們還是面對著教士、布道和那些愚蠢的規(guī)則。

我依舊會走過教堂的通道進行圣餐儀式，接著雙眼盯著地面走回自己的座位。我依舊祈禱，但我的信仰漸漸消退了。在十六歲的假期，我參加了一個關于天命的研討班，一個神學家大談“信仰的悖論”，即你要篤信宗教必先“相信”，信仰需要盲目的一躍，而后則需要更理性的路徑。我開始半信半疑地明白，我從來都不信宗教。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周圍的人對安全感、金錢、權(quán)力、地位的興趣要遠多于對上帝的愛或?qū)ι系壑蚀鹊纳钚拧Ｐ叛鍪且环N慰藉，如同在漫長的一日工作后聽聽音樂，它就是個劇院，讓人們聚到一起。當時學校里的神甫大都會在美國度夏，關于信仰與道德的爭論也被允許。我卻跑開了，我開始讀卡夫卡和D. H. 勞倫斯，上大學的時候，我也就有了別的東西思考。

在大學里我認識的人都不信教。因此，在圣灰星期三，我看到有學生在前額抹灰走過校園，總會頗感震驚。我驚訝地看著他們，很想問他們：難道沒有我朋友那樣的人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無稽之談嗎？他們怎么還不醒醒？他們怎么還信教？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是屬于婦女運動、離婚行動小組和同性戀權(quán)利覺醒的時代，我和很多人都認為，愛爾蘭正走向世俗化共和國的通途。我參加過國家道德審查會的會議，也只是為了嬉笑和起哄。我并不知道這些額頭抹灰的學生會成為八十年代愛爾蘭的道德主流。在我的學生時代，所有的改變似乎都是進步的。一九七五年，我移居巴塞羅那，有好幾年我都沒再想過天主教的問題。我想都沒想它。

我的父親曾寫過醋山。從我們房子的窗戶看出去，越過山谷便是。“這座地標象征著歷史精神，這是一七九八年那殘酷而英勇的抗爭的紀念碑。”他在一篇論及城鎮(zhèn)及其歷史的文章中寫道。關于那場我們被擊敗的一七九八年的恩尼斯科西起義，有不少事情——我不敢貿(mào)然說是“事實”，我是自孩提時就知道的。英國人扛著步槍，我們卻只有長矛；他們將沸騰焦油澆在愛爾蘭人的頭皮上，待焦油干后將其剝開，而我們這邊的愛爾蘭農(nóng)民天主教徒，卻高貴而勇敢。我們周圍城鎮(zhèn)村莊的名字都被寫入歷史書中，被寫入我們在學校習得的歌曲中。這些地點正是戰(zhàn)爭發(fā)生、暴行肆虐的場所。

但有一個地方，我到了二十歲才知道它和一七九八年的事情有關。此地名為斯卡勒布。寫下這個地名時，它都會給我?guī)硪环N奇怪的共鳴。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這方將一大群新教男女孩童驅(qū)入棚中，將他們燒死。我們這場由當?shù)夭粷M與法國大革命觀念引發(fā)的起義變成了宗教問題。斯卡勒布的名字沒出現(xiàn)在歌曲里，我也不記得我父親談起過，書寫過。在一個天主教孩童對一七九八年之事應有的了解中，與之相關的記憶被抹除了。它成為我們榮耀歷史中的復雜問題。

我們的榮耀歷史包含重新定居與開墾農(nóng)場。一五四〇年到一六四〇年之間，三分之二長期居住于此的愛爾蘭人以及老英國業(yè)主都被迫離開，取而代之的是英國種植園主。詩人兼冒險家羅利和斯賓塞在鎮(zhèn)中待過。肥沃的思蘭尼谷邊的農(nóng)場由新教徒所有，天主教徒流離失所。兩個社群一直被分隔開，天主教徒逐漸變得難以馴服，而新教徒一直忠于英國國王。

有著富裕腹地的恩尼斯科西逐漸變成了市鎮(zhèn)。我長大的時候，恩尼斯科西有一個蒸蒸日上的磨坊、一個麥芽廠和一個培根廠。其中三個都為家庭所有。我的兩個姑媽就在磨坊辦公室里上班。鎮(zhèn)上的許多家庭都靠這些工廠謀生。在特定時日你能聽到豬在進入工廠時的尖聲長叫。在夏日，煙塵與磨坊、麥芽廠附近谷物的氣味久久不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些小工廠都擴張了：麥芽廠在鐵路橋梁的駝峰上方建起新的“鐵肺”，磨坊在谷倉旁建起新的部門。

業(yè)主們很有教養(yǎng)。磨坊的業(yè)主老布朗先生對人疏遠而極端有禮。他身上有種鋼鐵般的直率。他是英格蘭人或蘇格蘭人，自然就該擁有磨坊。

而麥芽廠的主人有些神秘，他們曾住在城鎮(zhèn)中心的城堡里。六十年代培根廠的主人曾在城外俯瞰河流之處建了一所巨大而現(xiàn)代的房屋。大家從沒見過有人用上那么多玻璃。

這些人繼承了土地，我們繼承了我們的居所，而我們的居所位于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之中。但事情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四處可見已被廢棄的老舊石倉庫，因為交通更方便了，儲藏谷物以及其他材料已經(jīng)沒那么重要。城中的舊磨坊還有部分殘留，標志著技術(shù)的改進，在電氣化時代水磨輪已經(jīng)被淘汰。

但這些時代變遷的遺跡并沒讓我們準備好面對即將到來的一切。一開始還只是名字的小變化，新的合伙人和投資者加入了舊名字的行列。沒人想太多，這是現(xiàn)代化不可阻擋的步伐。

現(xiàn)在培根廠不在了，磨坊和麥芽廠縮小了規(guī)模，最后也關停了，不是因為利潤下降或市場變化，而是被接收了。歐盟這美麗新世界里的大集團進入城中鞏固其壟斷。小城里的工廠已是歷史中的事物，于是它們倒了，不會再開放了。

同時，雖然恩尼斯科西的歷史走向終結(jié)，道路卻改善了，人們對新的高速公路、環(huán)狀交叉路、橋梁嘖嘖稱奇，它們均由歐盟資金支持建設，旨在讓恩尼斯科西為未來做好準備，讓集裝箱車進入。城鎮(zhèn)變成了通往他處公路上的一點。

在新的橋梁上，你仍能看到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尖頂。一七九八年后，來之不易的和平維持到獨立戰(zhàn)爭時期，戰(zhàn)爭中許多新教徒的房屋被焚毀，而到了內(nèi)戰(zhàn)，新教教堂被愛爾蘭共和軍占領。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愛爾蘭共和邦，新教社群在恩尼斯科西仍是強大的。他們在山谷邊擁有農(nóng)場，在城中還有商店，似乎適應了新共和國，所以北愛爾蘭的暴力和宗教仇恨對其影響不大。

但在某種程度上，兩個社群還是隔絕開來。天主教女人會燙頭發(fā)，穿高跟鞋；新教女人留著直發(fā)，穿平底鞋。而他們的教名和姓也會有所不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會一起玩高爾夫球和橄欖球。但是凱爾特人的比賽，比如愛爾蘭曲棍球和足球，總的來說還是只有天主教徒參加。周日的早晨做完彌撒回家時，你會看到做完禮拜的新教徒，他們是一個從我們城中古怪地隔絕開來的小而緊密的社區(qū)。

我們的教堂建于山頂上一塊更大的地上，為巨大的塔形結(jié)構(gòu)。它開放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這一定是人們第一次有理由去做這些事情——注意鐘表，在同一時間來到一個地方，在漫長的時間里保持肅靜，一起站立，一起坐下，讓別人經(jīng)過，等待輪到自己。文明開化由此開 始。

我的父母在這座教堂里結(jié)婚；我在此受洗；我看著我父親的棺木被抬入教堂，看著棺木前的祭臺助手扛著著巨大的鍍金十字架。教堂的墻是用中世紀的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碎石所建。“表面的石頭，”一位本地歷史學家、我父親的神甫朋友寫道，“許多還沒人的拳頭大，你很難在墻面找到一塊大于一平方英尺的空間。不過這些灰藍到深綠的石頭被安放得很漂亮，整座建筑都在向那些建起這座教堂的手藝人致敬。”

一九九四年，教堂顯然需要大量修復。人們進行了籌款，并決定在復活節(jié)前關閉教堂。彌撒在當?shù)氐呐薜涝汉蛣P爾特運動協(xié)會的大禮堂進行。但愛爾蘭新教教會也為我們提供了他們的教堂。我從來沒走進過恩尼斯科西的新教教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后的許多年里，天主教徒嚴令禁入新教教堂，即使朋友的葬禮也不行。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六，擁擠的信徒在恩尼斯科西的新教教堂進行晚彌撒。進入教堂時，許多人在拍照，記錄牧師口中的這一“歷史時刻”。新教教堂比我們的教堂小得多，形狀更方正。教堂中有一個漂亮的大理石布道壇，誦經(jīng)臺上還有個鷹頭。彩色玻璃上畫著身著紅衣的耶穌抱住羔羊的情形，而其他的長窗則裝了淡綠色玻璃。教堂中只有兩三塊紀念匾。

在新教教堂里看見熟悉的天主教徒面容，感覺實在奇怪。我們一直站著等到彌撒開始。他們宣告，這次彌撒將不會有布道。自宗教分隔以來，雙方各自的不散陰魂一定在好奇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視線轉(zhuǎn)移到了我左邊墻上的牌匾。這是紀念阿切博爾德·漢密爾頓·雅各布的，他是皇家醋山騎警的最后一任隊長，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去世，年方六十六歲：“作為地方治安官，他是公正的；作為國民，他是忠誠的；作為士兵，他是仁慈而勇敢的。”

一七九八年醋山上的戰(zhàn)役，他一定也在場，參與了稍后的屠殺，我孩提時已經(jīng)聽夠了屠殺的故事。但我們現(xiàn)在身處在他的教堂，我們被邀請前來。新教的禮拜儀式和彌撒會在早上進行。沒人對這塊牌匾感興趣，沒人關心宗派的遺產(chǎn)。這塊牌匾是過去的紀念物，而我們不會重演過去。恩尼斯科西的歷史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