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作為一種生命現(xiàn)象，是和人類共始終的。它不僅是醫(yī)學關注的范疇，同時廣泛滲透于社會、文化、哲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諸多領域當中。遭遇疾病、承受疾病、戰(zhàn)勝疾病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的經(jīng)驗，然而如何看待疾病、表現(xiàn)疾病之于人生的意義卻是文學家常常需要考慮的問題。因此，如果說在醫(yī)學領域有一部認識疾病、治療疾病的歷史，在文學領域就有一部體驗疾病、想象疾病以及書寫疾病的歷史。在源遠流長的疾病書寫史中，疾病已經(jīng)不僅僅被看成是一種個體生命的痛苦體驗，而是常常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附帶著社會、文化、道德、政治或者美學含義。本文試著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疾病書寫做一考察，分析現(xiàn)代文學史中常見的幾種疾病隱喻類型，探討疾病作為一種生命體驗而常被文學家象征化、隱喻化、符號化的現(xiàn)象，挖掘其中所隱藏的社會、文化以及道德內(nèi)涵。

一、疾病——文明的隱喻與批判

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當中，“病人”是幾乎所有作家都要涉及的書寫對象。然而在很多時候，身心的健康或疾病在作家筆下不是作為一種單純的生命現(xiàn)象來處理的，而是常被隱喻為民族肌體的強健或衰敗。對魯迅來說，父親的病成為他童年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促使他走上求醫(yī)之路。而對“中國國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反復思索與追問，使他最終棄醫(yī)從文。在醫(yī)學與文學的轉(zhuǎn)換中，醫(yī)生與病人的關系被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所取代。過去通過醫(yī)學治療個人身體疾病的愿望發(fā)展到通過文學治療民族精神疾病的理想。在他的作品中，描寫“疾病”從來都不只是為了表現(xiàn)個人的身體痛苦，而是蘊含著豐富的形而上意味。如果對比魯迅《父親的病》與周作人《若子的病》兩篇文章會發(fā)現(xiàn)，周作人對女兒若子生病的描寫是實寫，從發(fā)病時間、病人的癥狀到治療的過程一一交待。而魯迅寫父親的病卻是意在言外，以為父親的病尋求療救作為出發(fā)點，展開對中醫(yī)誤人的嘲弄，最終指向?qū)χ袊幕兴挠廾痢⒚孕派踔劣螒蛏实呐小Ｔ凇端帯分校A小栓那瘦骨嶙峋的身體上嵌的陽文的“八”字，生動地勾勒出東亞病夫的身體形象，但是小說的主旨卻不在患病者的個人疾苦，而是在對個人疾病尋求療救之“藥”的過程里挖掘出中國民眾的精神愚昧以及對革命者的麻木和冷漠。因此魯迅筆下的疾病描寫始終不止于身體的疾病本身，而是從身體指向精神，從個人指向民族。“病”成為整個民族精神狀態(tài)的隱喻，療病也被引申為對民族精神的救治，是“啟蒙”的一個比喻說法。[1]

在沈從文的筆下，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立常常表現(xiàn)為病態(tài)與健康的對比。在他那里，疾病往往和都市上流社會聯(lián)姻，而與湘西下層民眾絕緣。《三三》呈現(xiàn)的正是鄉(xiāng)村中國的自然人所發(fā)現(xiàn)的都市人的病態(tài)。在苗區(qū)山彎堡子里過著世外桃源生活的人眼里，城市人與病幾乎是同義語。在這篇小說中，沈從文正是通過象征性的語言，描繪了鄉(xiāng)村中國與現(xiàn)代都市的第一次相遇后，鄉(xiāng)村人城市夢想的破滅。而大自然的靈藥也挽救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癆病。在《八駿圖》里，那個海邊美麗的青島大學整個被病的氣氛籠罩，達士先生周圍的七個教授個個好似病人。作者通過速寫的方式，透過物理學教授甲窗臺上放著的保腎丸、魚肝油和頭痛膏，勾勒出一種都市病、知識病、文明病的癥狀。沈從文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而都市的智者卻用由文明的繩索無形地捆綁住自己，拘束與壓抑自己，以至于變得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因此，都市人的病態(tài)正是這種“閹寺性”文化的直接產(chǎn)物。沈從文對都市人精神、身體疾病的反復表現(xiàn)，正是以一種健康醇厚、富于生命氣息的視角，透見到現(xiàn)代文明演進過程中人性的荒謬與缺失。

曹禺《北京人》中的曾家是衰弱的封建社會的縮影。作品開頭就籠罩上一種幽靜、頹敗的情調(diào)。浸淫著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曾家仿佛就是一個病院，無論老少男女都有一種病懨懨的氣息：鬢發(fā)斑白、身體虛弱的曾皓，面色蒼白、身體孱弱的曾文清，文弱清秀、蒼白而瘦削的曾霆，憔悴瘦弱、一臉病容的曾文彩，而他們身體的衰弱正是他們在精神上癱瘓的標志。作者將人物的身體狀態(tài)、精神面貌與所代表的文化形態(tài)對應起來，在多元對比中突出沐浴在傳統(tǒng)詩書禮儀文化中的北京人的病態(tài)形象。作品中那個從鄉(xiāng)下來的陳奶媽雖然步伐已經(jīng)欠穩(wěn)，頭發(fā)已經(jīng)斑白，但面色卻白里透紅，聲音響亮，臉上常浮泛著歡愉的笑容。而致力于人類學研究的袁任敢則紅光滿面，胸挺腰圓。他的女兒袁圓雖然在士大夫家庭看來是沒有教養(yǎng)，但卻天真活潑，充滿活力，有著“小牛一般茁壯的圓腿”。而最能代表曹禺對健康野性的生命力呼喚的是那個像“猩猩似的野東西”的北京人，他熊腰虎背，兩眼炯炯發(fā)光，洋溢著“充沛豐滿的生命和人類日后無窮的希望”。作者在原始北京人和現(xiàn)代北京人、鄉(xiāng)下人與北京人之間健康與病態(tài)的對立中，展開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并找尋通往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無論是魯迅筆下的肺癆、曹禺筆下的身體孱弱還是沈從文筆下的神經(jīng)衰弱癥都不是一種實指，而是分別被當作是對封建文明、傳統(tǒng)文化或者現(xiàn)代都市文明的一種批判性隱喻。因此，病弱的身體在這些作品中成為一種文化的隱喻載體。現(xiàn)代作家們想象著自己的國家、民族以及賴以生存的文化就像病弱的身體一樣急需救治，而把健康的、充滿活力的身體想象成民族新生的符號，于是思想啟蒙、文學創(chuàng)作變成了一種“治療”行為。[2]中國現(xiàn)代作家正是從醫(yī)療話語中獲得了方便的語匯，表達出對民族精神狀態(tài)的憂慮，對民族前途的思考，以及尋求醫(yī)治民族病癥良藥的努力。需要說明的是，比起一般作家，魯迅的精神之路要更復雜、更曲折，對于疾病的描寫也更特別。他的思維一向是“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因此，他作品中的身體病痛與民族衰弱之間并非簡單的直線對應關系。他是從體魄健全的國民身上發(fā)掘出令人痛心的精神愚弱，又透過病人的眼睛領悟到人生與歷史的冰冷真相。他常常賦予疾病以象征性的涵義，又不忘以科學眼光剝落其中的迷信色彩。于是，他筆下的“藥”與“病”便在隱喻與祛魅的雙重變奏中承擔著啟蒙功效。

二、肺病——浪漫化的隱喻及其消解

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結(jié)核有它的獨特之處。在西歐18世紀中葉，肺結(jié)核已經(jīng)具有了引起浪漫主義聯(lián)想的性格。[3](P96)這種將結(jié)核病浪漫化的風氣在西歐以及日本盛行一時，使中國現(xiàn)代作家尤其是創(chuàng)造社的作家深受影響。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郁達夫的小說幾乎可以看作是“疾病大全”，他的大多數(shù)作品都被一種病態(tài)的、衰頹的美感所籠罩。“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頻繁地指涉疾病母題的，或許沒有人能出其右”。[4]其中寫得最多的是肺病，如《茫茫夜》中的吳遲生、《過去》中的李白時、《蜃樓》中的陳逸群和葉秋心以及《遲桂花》中的翁則生都是肺病患者。當結(jié)核神話得到廣泛傳播時，結(jié)核病被看成是高雅、纖細、感性豐富的標志。[3]（P96）郁達夫筆下的主人公都是出身書香門第、手捧詩集又身患疾病的才子，蒼白的臉色、灰白的嘴唇、清瘦的身體、深陷的眼窩、突出的顴骨幾乎是他們共有的身體面貌。尤其是蒼白的臉色和潮紅的面頰，正是典型的肺病患者的身體特征。而這樣的身體特征使人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不是華小栓式的孱弱或麻木，而是和敏感、纖細、才華橫溢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在郁達夫那里，肺病大多是一種才子（也有才女）病，這正好應證了蘇珊?桑塔格所說：“從隱喻的角度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5]（P18）

在浪漫主義作家那里，肺結(jié)核不僅意味著才華和智慧，還意味著一種特別的美，并能產(chǎn)生一種超凡的吸引力。多數(shù)病癥都不可能與美結(jié)緣，總是跟形體的損傷和丑陋相聯(lián)系。唯有身材消瘦、臉孔白皙的肺結(jié)核病人，不但形體尚能保持原有的美，蒼白的臉容所泛起的淡淡紅暈甚至會更有一種風韻。而且此病的患者因為虛弱而語言、動作顯出溫文爾雅，也是浪漫主義所向往的。[6]這種病態(tài)的審美觀之所以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同，除了浪漫主義風氣所及，也和中國古典的審美觀念相關聯(lián)。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就有欣賞“病西施”的傳統(tǒng)。《西廂記》的“多愁多病身，傾國傾城貌”，《紅樓夢》中“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時如弱柳扶風”的林黛玉對塑造中國傳統(tǒng)病態(tài)美的形象亦有很大影響。魯迅對此一直不以為然，然而這種傳統(tǒng)在郁達夫的作品中卻得到復活。《茫茫夜》中寫到吳遲生，是個“十九歲前后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遲桂花》中形容患肺病的翁則生是:好學不倦，面容嫵媚，矮小娟秀，皮色白凈。《蜃樓》中寫到葉秋心那張病的乳白色的面影，在黑發(fā)、黑眼、黑旗袍的映襯下顯得格外迷人。連巴金《滅亡》中寫到患二期肺病的杜大心，也說他“瘦削的面容，在月光下，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美麗”。可以說，在這些作品當中，結(jié)核病的面孔已成為當時流行的才子佳人的新模型。

肺病是一種傳染病，有人聞之色變，然而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筆下，患上肺病對于熱戀的人來說不僅不會構(gòu)成障礙，反而會成為愛的試金石甚或催化劑。葉靈鳳的《肺病初期患者》中的男主人公印青對他的愛說：“怕我被傳染么”，“你以為我就這樣容易受你的恐嗎？”“我不怕，我愿意你有病，我要我被傳染！”更極端的是王獨清《三年以后》中的男主人公，他很喜歡那位身體纖弱、臉色蒼白、愛好藝術的患肺病的少女，而三年以后當他得知那女孩子肺病的“癥候已經(jīng)過去”，竟然感到非常的失落，因為他由此而失去了一個表白愛情的好機會，更失去了和她一起害肺病而浪漫情死的機會。在這些作家筆下，肺病與才華、美、愛以及死亡的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符碼。正如王德威所說：“長久以來肺結(jié)核就與愛情和死亡的想像結(jié)合在一起。病人身體的消耗與欲望的滿溢往往形成一種吊詭，平添了一層浪漫的色彩”。[7]

20世紀30年代以后，作家對肺病描寫的浪漫情調(diào)逐漸式微。穆時英《白金的女體塑像》帶有過渡時代的性質(zhì)。而施蟄存對肺病的描寫似乎是要有意顛覆此前的浪漫想象。在《港內(nèi)小景》中，患肺病的妻子因為受到丈夫的悉心照料而感覺非常滿足，聽起來好似一段浪漫佳話。然而施蟄存以類似揭秘的方式告訴我們，丈夫之所以這樣做并非出于對妻子的愛或人道關懷，而是因為一個病臥的妻子對于多情而不時想找借口出外約會的丈夫來說是有不少方便的。而在《殘秋的下弦月》里，施蟄存更是明確要從文學角度顛覆此前肺病隱喻所包含的浪漫化傾向。作品的主人公是老師，也是業(yè)余作家。他一邊陪著病的妻子，一邊構(gòu)思寫作。他把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的多疑、猜忌、感傷以及浪漫妄想都當作討厭可憎的東西，當作對創(chuàng)作的打擾，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憤怒。這種“不敬”和“嘲諷”不只關涉著個人感情問題，而幾乎是一種文學態(tài)度，表達了他對五四以來積累的“疾病喻”的悄悄反抗。[1]施蟄存對筆下的病人不像郁達夫那樣同身受，而是常常帶著一種距離感，并且時時流露出嘲諷、挖苦的味道。他對肺病的描寫一掃過去的浪漫感傷情調(diào)，而多了些調(diào)侃的喜劇色彩，有點像張愛玲所說的要把濫調(diào)的感傷清除干凈所必需進到的諷刺階段。[8]

40年代以后，從蕭紅的《小城三月》、張愛玲的《花凋》到巴金的《寒夜》，肺病切實地成為生存的痛苦和丑惡，而非浪漫與死亡的詩意想象。他們對肺病進行實地“寫生”，從而剝蝕了籠罩于其上的浪漫色彩。肺病作為一種浪漫化的隱喻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起伏消長的過程正好與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進程是相對應的。當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20年代大行其道時，肺病隱喻的浪漫化也盛極一時。然而到30年代以后，當浪漫主義文學逐漸衰微，肺病的浪漫色彩也逐漸被剝落，流露出它殘酷、丑陋、令人厭惡的現(xiàn)實的一面。因此，從病而美到病而丑的演化過程中也依稀透露出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某些走向性問題。當然，對于某種疾病描寫的變化也與對疾病認識的逐漸科學化相互關聯(lián)。隨著結(jié)核菌的發(fā)現(xiàn)，籠罩在肺結(jié)核上面的浪漫面紗漸漸被揭開，附帶其上的隱喻意義逐漸剝落，那令人神往的病態(tài)美也隨之淡去，留下的是令人恐懼的血與痰。而當抗菌素發(fā)明并逐漸普及以后，肺結(jié)核已成為一種可治愈的疾病，因此也不再頻頻地與死亡的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了。它的隱喻功能部分地被其它疾病所代替，其在文學藝術中的地位也漸漸讓位于白血病或癌癥等還未被人類征服的疾病。

三、罪與罰——疾病的道德化書寫

疾病是懲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懲罰、魔鬼的附體以及天災的面目出現(xiàn)的。對古希臘人來說，疾病要么是無緣無故的，要么就是受了報應，或因個人的某個過失，或因群體的某樁罪過，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5]（P40）雖然這種古老的看法已被現(xiàn)代醫(yī)學證明是對疾病起源的帶有宗教甚或迷信色彩的解釋，然而其流風余韻卻不時影響到現(xiàn)代人的思維或者文學創(chuàng)作當中。既然疾病被視為一種懲罰，那就隱含著一種道德的向度。本屬生命現(xiàn)象的疾病也被賦予了社會學的色彩，有了高低貴賤、精致粗俗之等級劃分。作品中不同類型的疾病描寫有時會表現(xiàn)出作者對筆下人物的好惡態(tài)度，比如廬隱賦予她筆下心思多慮的主人公以知識分子的心臟病或腦膜炎，而張愛玲筆下呆滯木訥的白玫瑰卻得了個令人尷尬的便秘。我們不難想象若將二者互換會使作品產(chǎn)生怎樣的不和諧效果，由此可見我們對于疾病的想象有時是和對人物的評價連帶在一起的，雖然現(xiàn)實中并非如此。

把疾病視為懲罰的看法衍生出疾病是一種特別適當而又公正的懲罰的觀點，于是惡人始有惡疾成了一些作家的道德準則。當秘密的惡行得不到社會與法律的裁決時，疾病成了作者手中的道德符碼。《半生緣》中的曼璐，作品第一次寫她得病時還說的是胃病，或是因為墮胎落下的病根。那時候曼璐雖已淪落風塵，但實出于無奈，為家庭犧牲，她本人并未失去善良本性，因此她的病不重，也不是多么不堪。然而當她心生歹念，由于自私也出于報復，企圖利用曼禎留住祝鴻才時，她的病就變成了腸癆——一種無法醫(yī)治的惡疾。當她親手毀了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時，張愛玲簡直是用報復式的筆觸寫她最后一次在小說中的亮相：“瘦得整個的人都縮小了，但是衣服一層層地穿得非常臃腫，倒反而顯得胖大……只看見她一雙眼睛半開半掩，慘白的臉汗瀅瀅的，坐在那里直喘氣”。也許很多人讀到這里都會既感到恐懼又感到快意，仿佛疾病是上天的旨意，由它來施行對惡行的懲罰。然而更多時候，當作家直面現(xiàn)實時，發(fā)現(xiàn)惡疾并非只光顧惡人，反而常常成為善良弱者命運途中的摧毀性力量，所謂“疾病是公正的懲罰”的說法不過是善良人們的自欺罷了。因此，當疾病降臨到無辜者的頭上時，對于命運不公的控訴，對于社會不義的怨憤也就由此而產(chǎn)生。《寒夜》中的汪文宣，當他承受著情感與疾病的痛苦時，他最不能理解的就是：“為什么一切的災禍全落到我的頭上？為什么單單要懲罰我一個人？我究竟做過了什么錯事？”他覺得作為一個安分的老好人，又沒有搶過人、偷過人、害過人，而竟遭受如此痛苦的折磨，實在是老天無眼。他是懷著一肚子的怨憤而死的，直至最后斷氣時，他還“眼睛半睜著，眼珠往上翻，口張開，好像還在向誰要求‘公平’”。

在所有的疾病描寫中，最具有道德懲戒意義的莫過于性病了。肺病雖然病灶兇險，卻被賦予浪漫的向度，相形之下，淋病、梅毒只會引起大眾的恐懼與嫌惡，因為這種病一般被認為是源自放蕩的生活，在道德上當然不見容于社會。老舍《駱駝祥子》中那下等白房子的存在以及在車夫中廣泛引發(fā)的性病隱含著老舍對城市文明關系的批判和對車夫遭遇的同情。然而對于祥子來說，他身體上的疾病是和他的道德墮落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所得的淋病是對他不檢點行為的懲罰，雖然他的墮落有客觀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不得已的苦衷。而在現(xiàn)代文學作品中最恐怖的惡疾莫過于梅毒了。“梅毒不僅被看作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種令人羞恥的、粗俗的疾病”，[5]（P54）是“上天對瀆神者的懲罰”。[9] 蔣光慈《麗莎的哀怨》中當麗莎得知自己患了梅毒時，感到的首先不是身體上的痛苦，而是道德上的罪惡和羞辱。這說明，梅毒所附帶的道德上的懲戒意義已經(jīng)超過了身體上的痛苦。在茅盾小說《追求》里，章秋柳在平淡窒息的生活里找到一種尋求刺激的新方式，那就是拯救耽于自殺的史循，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去激發(fā)史循的生存意志。然而史循因身體過于衰弱經(jīng)不住酒精和情緒的過分刺激而猝死，章秋柳也因疑似感染梅毒而前途陷入一片黑暗。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里，王曼英曾經(jīng)當過女兵，親歷過革命的戰(zhàn)火，當她覺悟到其它的革命方法失去改造社會的希望時，便想利用自己的肉體美來捉弄敵人，報復社會。當她懷疑自己染上梅毒時，更企圖以梅毒為武器向社會進攻，故意把梅毒傳給她所謂的敵人，而且越多越好。當然她最終懸崖勒馬，先前疑心的梅毒也被證實只不過是普通的婦科病而已。有意思的是，在這兩篇小說中，作者都將梅毒作為疑似而非確診的病例，這種寫法饒有意味。我認為作者是把梅毒當作一個可怕、危險的符號來使用的，它是作者對誤入歧途的人物的一次當頭棒喝。尤其是這兩個人物都是傾向于革命而又充溢著激情的女性，她們不過是一時找不到革命的出路而墮入世紀末的苦悶當中，并非無惡不作的壞蛋。作者對她們的態(tài)度是相當復雜的，其中既有欣賞，又有批評，也有相當程度的同情，這和對淪落風塵的俄羅斯貴族婦女麗莎的態(tài)度還是有所區(qū)別的，所以梅毒對她們來說只是道德的勸諭，而非實際的悲劇。當新的轉(zhuǎn)機來臨時，作者還有可能讓她們峰回路轉(zhuǎn)，擺脫梅毒的陰影，走向新途。《沖出云圍的月亮》結(jié)尾王曼英進入工廠，脫胎換骨成為新人即屬此例。不過，作為一個隱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為這種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5]（P54）不像肺病所附帶的隱喻意義那樣豐富。

結(jié)語

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由生到死的過渡。正如蘇珊?桑塔格說的那樣，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總要成為疾病王國的一員。因此，“疾病和療救的主題成為僅次于愛與死的文學永恒主題”。[10] 當個人的患病體驗融入到一種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構(gòu)當中時，作為隱喻的疾病隨之產(chǎn)生。中國現(xiàn)代作家如此頻繁地書寫疾病母題，不僅是在陳述一種個體生命的經(jīng)驗和痛苦，而且與他們對民族國家的想象圖景相契合。因此，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過程中，“‘疾病’作為隱喻日益彌漫在中國知識精英的話語表達之中，并轉(zhuǎn)化為一種文化實踐行為”，[11]疾病因此具有了更豐富的文學意義，而文學也被賦予了更現(xiàn)實的療救功能。

參考文獻:

[1]毛尖.疾病與文學話語.當代文化研究網(wǎng) http://www.cul-studies.com/community/maojian/200506/2183.html 2005-6-5

[2]參閱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53-169.

[3][日]柄谷行人.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M]趙京華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lián)書店2003.

[4]吳曉東.一片被蝕而斑斕的病葉——疾病的文學意義.[J]書城，2003（4）：39-41.

[5][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6]參見余鳳高.飄零的秋葉——肺結(jié)核文化史[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153.

[7]王德威.現(xiàn)代中國小說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111.

[8]張愛玲.我看蘇青[A].來鳳儀.張愛玲散文全編[C].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268.

[9]余鳳高.呻吟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180.

[10]葉舒憲.文學治療的原理及實踐[J].文藝研究.1998(6):80-87.

[11]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y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