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事變，上海淪陷，知識分子紛紛避難大后方，少數(shù)困處上海“孤島”的文化人之中，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長的鄭振鐸可算大名人。已在自由區(qū)的朋友，屢屢來信催勸鄭振鐸盡早西行，然而鄭振鐸卻執(zhí)意留居上海，秘密為國家搜求古籍。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購藏文獻行動”在鄭振鐸的帶領下展開了。鄭振鐸和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徐森玉等人，結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在日軍爪牙密布的上海，秘密收購近五萬冊在日寇入侵之后流散淪亡的古籍善本，避免了中國文獻落入敵手，流出海外。

鄭振鐸在抗戰(zhàn)中所做的事情，只有少數(shù)三五人知道，當時外界對于鄭振鐸此舉有過不少猜測；由于行動“萬分機密、萬分謹慎”，鄭振鐸亦無法向朋友表明心志。抗戰(zhàn)勝利后，鄭振鐸才在《大公報》上連載的《求書是錄》之中袒露心跡：“在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qū)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們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羅致、訪求文獻，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盡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經(jīng)得到的文獻。”

老朋友葉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鄭振鐸留守上海的原委：“現(xiàn)在看了這部集子里的《求書日錄》才知道他為搶救文化遺產(chǎn)，阻止珍本外流，簡直拼上了性命。當時在內(nèi)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舍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葉圣陶：《〈西諦書話〉序》）

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zhàn)役中，商務印書館被日軍炸毀，鄭振鐸的幾十箱藏書也毀于一旦。

2018年，恰逢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及不幸遇難六十周年，各地在紀念鄭振鐸之時，這一段搶救文獻的歷史，自是屢被提及的不朽功績。然而隔著近八十年的時光，今人很難真切地體會到 “孤島”苦守所面對的危險與誘惑，就更難理解鄭振鐸的孤立無助與耿介自持。前段時間恰巧讀到一本日本學者在侵華戰(zhàn)爭期間的日記——《蘇州日記》（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年版，孫來慶翻譯的中譯本2014年由古吳軒出版社出版），作者高倉正三記錄生命最后三年（1939-1941年）在蘇州、上海等地的經(jīng)歷。由于是私人日記，文中述及鄭振鐸的相關細節(jié)頗為詳實可信。有意思的是，鄭振鐸的日記或傳記卻無一字提及此人。兩種文獻互文對讀，孤島時期鄭振鐸的“困守”更顯出不一樣的意義。

1937年暨南大學行政會議全體成員合影。中立者為校長何炳松（也是“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右二為鄭振鐸。

“我特別想得到鄭振鐸先生的有關俗文學資料”

蘇州淪陷的第二年，1939年9月27日，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教高倉正三抵達蘇州。高倉正三是京都大學著名學者倉石武四郎的高徒，畢業(yè)后留在倉石身邊擔任研究助手。此前日本派出留學生大多到北京留學，學習和研究北京話的官話系統(tǒng)，高倉的老師——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就曾在北京留學兩年之久。1939年，吉川幸次郎主持著京都研究所的《元曲選》讀書會，經(jīng)常遇到一些百思不得其義的方言語匯；倉石武四郎則正著手修訂博士論文《段懋堂的音韻學》，急需段玉裁等一批清代江南學者的音訓治學文獻。在這兩位學者的推動之下，各地方言的研究，尤其是中國江南文化的代表語言——吳語的文獻搜集，就成為戰(zhàn)時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一個研究目標。被賦予厚望的助教高倉正三順利獲得外務省“在中國特別研究員”資格，派駐蘇州搜集江南文獻，學習吳語文化（錢婉約：《吳語研究的開拓者：高倉正三》）。

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年出版的《蘇州日記》

古吳軒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蘇州日記》中譯本，孫來慶翻譯。

高倉正三早在京都求學時期就仰慕鄭振鐸，他把《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1937年秋鄭振鐸編撰的私人藏書目錄）《佛曲敘錄》（《小說月報》1928年第十七卷號外）等鄭氏論俗文學的論著看得滾瓜爛熟，到了蘇州之后，就拿著這兩個鄭氏目錄，按圖索驥，四處搜求戲曲彈詞本子。“下午去覺民書店購買了幾種彈詞，三本《玉連環(huán)》的鈔本看來特別有情趣。由于它是三本一套的，故還不太明白與鄭振鐸藏本的關系。”高倉正三知道鄭振鐸還留在上海，他在日記中多次表達結識鄭振鐸的迫切希望——“我特別想得到鄭振鐸先生的有關俗文學資料”，“想必在上海，特別是鄭先生那兒有數(shù)目可觀的資料”。

1939年10月13日，高倉正三拿著導師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的介紹信，到上海的中國書店，“拜托與陳乃乾氏會面之事”，次日在中國書店見到陳乃乾，“從他那里打聽到了不少東西”。這位陳乃乾（1896—1971）在上海文化界人脈頗廣，主持編輯出版《古今雜劇》《清名家詞》等十幾部古籍善本，又曾在上海最大的舊書店——中國書店擔任總經(jīng)理。陳乃乾與日本學界聯(lián)系頗為密切，東京的長澤規(guī)矩也、田中慶太郎，京都的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均與他保持鴻雁往來。1939年10月23日，高倉致信吉川幸次郎說：“前些天，冒著大水在上海只會見了陳乃乾氏，而您特意給我介紹的另幾位先生只有等下次的機會再去拜訪了。我想下次一定由我事先與陳先生和中國書店聯(lián)系好，萬無一失地和他們見面。”11月14日，又匯報說：“陳乃乾先生住天潼路慎馀里26號（請把此也轉(zhuǎn)告給倉石先生）。”1940年1月20日記，“陳乃乾來函，主要告訴我他已從天潼路遷居到了法租界白泉部路漁陽里26號”。

可惜的是，陳乃乾與日本學者的這些往來，均不見于2018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陳乃乾日記》。該書收錄陳乃乾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的日記，陳先生在“文革”時期飽受折磨和非難，有可能保存日記時，故意抽去這些部分內(nèi)容。從高倉正三的《蘇州日記》來看，陳乃乾對這位日本后輩十分照顧，幫他在上海買書郵寄到蘇州，高倉到上海六次，陳乃乾有三次請他吃飯。

2018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陳乃乾日記》

陳乃乾也是鄭振鐸在“孤島”時期過往最為密切的友人，1938年鄭振鐸為國家購得國寶古籍《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便是陳乃乾從中牽線的。鄭振鐸1943年的《蟄居日記》，幾乎隔三兩天就能見到陳乃乾的名字。既然陳乃乾與鄭振鐸熟識，高倉正三想當然地認為，很快就能見到偶像了，他在1939年11月14日信中跟吉川老師說：“這次要事先請陳乃乾和中國書店聯(lián)系妥帖后再去，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無緣對面不相識

陳乃乾大概打了包票，一定能將高倉正三介紹給鄭振鐸。所以1940年1月27日，高倉正三興沖沖地坐火車到上海，直奔中國書店，“陳乃乾趕來了，稍微寒暄幾句，約好明天下午四時再見而告別。看來沒希望見到鄭振鐸了”。不死心的高倉第二天中午又到中國書店，購買了十五元九角整的圖書，又到附近的開明書店買書，回到中國書店等，但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還沒見到陳乃乾。1月29日，高倉又到鄭振鐸常去的來青閣書店買書，兜到四馬路，各個書店都看了看。當天回到蘇州，他給哥哥克己寫信抱怨說：“但一到上海，就使我悲觀起來。首先是雖已拜托了陳乃乾給我聯(lián)系見見鄭振鐸的面，但鄭卻避而不見。”

據(jù)鄭振鐸戰(zhàn)后發(fā)表的《求書日錄》，1940年的1月4日，鄭振鐸從朋友來電得知，“梅機關”計劃搜捕的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負責人十四人名單之中有他的名字，不得不離家躲藏。1月8日，又有日本憲兵到靜安寺路廟弄的鄭宅去搜查，結果無所獲，當時鄭振鐸不在寓所。在這樣緊張的危境之中，離家別居的鄭振鐸更加小心行事，怎么可能答應陳乃乾去見一個不知來歷的日本年輕人呢？而且高倉正三到上海也不是純粹的拜見偶像，他每次都要到特務機關去報到，1月29日，“借了小轎車去了特務機關”。

高倉正三到上海尋訪鄭振鐸的這個時間，恰好是以鄭振鐸為中心的“文獻保存同志會”秘密搜購文獻的起步時刻。1940年1月19日，鄭振鐸與張元濟、張壽鏞合議，“自今以后，江南文獻，決不聽任其流落他去。有好書，有值得保存之書，我們必為國家保留之”（《求書日錄》）。之后連續(xù)五天，鄭振鐸每天到中國書店、來青閣“閱肆”，1月26日下午，“至中國書店，無一書可取，又至他肆，也沒有什么新到的東西”。高倉正三到上海那三天，鄭振鐸正在跟潘博山協(xié)商購入蘇州劉氏藏書一事，無暇閱肆。高倉1月29日下午離開上海，鄭振鐸1月30日又到中國書店，買了一部明代《遵生八箋》。

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高倉正三都能碰上鄭振鐸，可是兩人就這么“完美錯過”了。

縱使高倉正三在中國書店撞見鄭振鐸，也有可能“臉盲”認不出來，因為鄭振鐸壓根就不想被人認出來。

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伙計們在閑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伙計偷偷的問我道要見他么，我連忙搖搖頭。一面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裝著一個購書的人。（鄭振鐸：《暮影籠罩了一切》）

這個專程到中國書店“偶遇”鄭振鐸的日本人，就是日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此人精通漢語，日本重要人物與汪精衛(wèi)會見，均由其擔任翻譯，他也是1939年8月成立的特務組織“梅機關”的頭目，1941年之后兼任汪偽文物保管委員會研究部副部長。清水董三對中國小說頗有研究，1930年代，上海內(nèi)山書店的老板內(nèi)山完造，在書店內(nèi)不定期舉辦“文藝漫談會”，清水董三亦名列出席者名單，內(nèi)山在1955年撰文回憶道：“清水董三畢業(yè)于同文書院，也是同文書院的教授，是一個談起《金瓶梅》一個晚上不睡覺也說不盡興的主兒。”（內(nèi)山完造：《內(nèi)山書店與文藝漫談會》，《我的朋友魯迅》，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2年）鄭振鐸正是潔本《金瓶梅》的出版者以及研究的先行者，于公于私，清水董三都想結識鄭振鐸，卻在中國書店的咫尺之間，擦肩而過。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某些神奇的緣份，更要感嘆鄭振鐸高明的“易容術”。

鄭振鐸從1923年擔任《小說月報》主編之后，名聲高漲，再加上具有辨識度的長相，早在1930年代就是公認的文壇美男子。吳梅的學生、著名學者盧冀野曾在《十日雜志》上發(fā)表《鄭振鐸先生》，贊美這位“現(xiàn)代型的美男子”：“烏黑的頭發(fā)，高高的鼻子，架上一付不大不小的眼鏡……微笑老是掛在路邊，露出糯米似的一排牙齒。”唯恐讀者不能想見鄭振鐸的美貌，文章還附上傳主的高清大頭照。

盧冀野：《鄭振鐸先生》，《十日雜志》，1936年第十八期。

類似這樣的鄭振鐸美男照，在1930年代的報紙期刊中還能找到其它的三五張。照片上的鄭振鐸，西裝革履，高大威猛。然而抗戰(zhàn)時期，鄭振鐸“換一身中裝，有時還穿著從來不穿的馬褂，眼鏡的黑邊也換了白邊”（《求書日錄》）。也許是這樣的舊式文人樣子，與之前的西式文人樣子相差過大，以至于特務頭子清水董三，在中國書店與鄭振鐸“對面不相識”。另據(jù)陳福康先生《鄭振鐸傳》（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年），清水董三還曾托一個落水的朋友，企圖以數(shù)額巨大的支票收買鄭振鐸，被鄭先生大罵而走。

鄭振鐸身材高大，從這張照片可以窺見。1933年春，在燕京大學鄭振鐸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紹虞、浦江清、顧頡剛、趙萬里、朱自清、朱自清夫人陳竹隱、鄭振鐸夫人高君箴、顧頡剛夫人殷履案、鄭振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后，鄭振鐸任教的暨南大學停辦，為了搶救的文獻及個人的安全，他不得不再次離家蟄居，易姓改名，“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時候”（《求書日錄》）。汪偽政府企圖拉鄭振鐸“落水”，他們摸透了鄭振鐸的生活規(guī)律，派出一個熟悉鄭振鐸長相的特務到上海執(zhí)行綁架任務。以下是1943年重慶《中外春秋》第一卷第三期的一則報道《鄭振鐸在四馬路賽跑》：

寧方敵偽慕鄭振鐸之名，亟思綁為什么文化工作的主委，特派樊逆仲云到滬尋覓。樊逆過去與鄭相識，素知鄭振鐸有書癖，常常在四馬路一帶舊書鋪，購買遺棄的孤本與珍本。一天晚上，樊逆在旗盤街轉(zhuǎn)彎的弄堂口，遇見鄭正在出神地翻閱舊書，樊連連拍其背脊，鄭仍不理，樊又拍了幾下，鄭才微轉(zhuǎn)其首，刮目相看，知是樊逆仲云，不作一聲，立即拔步狂奔，樊逆亦不與語，只是跟蹤追趕，像在四馬路舉行遠距離賽跑似的。鄭氏終于逸去，樊逆大呼懊喪不止。

鄭振鐸與特務展開長距離賽跑的上海四馬路。

中國書店上演“沙家浜”

正如汪偽特務所掌握的，抗戰(zhàn)時期唯一可以邂逅鄭振鐸的地方，就是中國書店、開明書店、來青閣等舊書店。其中“偶遇指數(shù)”最高的地點，則非中國書店莫屬。

1925年，金頌清在收得原“古書流通處”的存書后，在上海西藏路大慶里開設了一家名為“中國書店”的舊書店，專門經(jīng)銷古舊圖書。因經(jīng)營得法，中國書店很快成為上海書餮聚集的中心，“凡談書林掌故的，總要談到該書店，因該店專售古本線裝書”（鄭逸梅：《金祖同與中國書店》）。陳乃乾在1925年曾出任中國書店的經(jīng)理，翌年離開。1937年以后，中國書店延請海上著名的舊書從業(yè)者——郭石麒駐店主持店務。黃裳在《記郭石麒》一文中回憶，“在上海買書十年，相熟的書店不少，其中頗有幾位各有特點的書友……首先記起的是郭石麒”；“雖然他也靠販書博得蠅頭微利、養(yǎng)家糊口，卻是循循有如讀書人的人”，“他經(jīng)營過中國書店，在舊書業(yè)中很有地位，他的鑒別能力高，同業(yè)中有拿不準的版本問題總是請教他”。

郭石麒與鄭振鐸私交甚篤，鄭曾在明刊《樂府先春》題跋中寫道：“石麒為書友中忠厚長者，從不欺人，書業(yè)中人無不恃為顧問。劫中余閉戶索居，絕人世慶吊往來。惟結習未除，偶三數(shù)日輒至古書肆中閑坐，尤以中國、來青二處蹤跡為密。”清水董三肯定也是事先掌握了這一個規(guī)律，才到中國書店去打聽鄭振鐸的下落。在那次中國書店歷險之后，鄭振鐸就吩咐中國書店的伙計們：“以后要有人問起我或問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長久沒有來了一類的話。為了慎重，又到漢口路各肆囑咐過。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里，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雖然不時的有人去問他們。”（鄭振鐸：《暮影籠罩了一切》）

1930年上海的流動書攤，《亞東印畫輯》第五冊。

中國書店在上海“孤島”時期曾是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哨站，少東家金祖同在1931年赴日本留學，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金祖同在七月下旬跟隨郭沫若回國。郭沫若在中國書店住了數(shù)天，八月下旬與夏衍等創(chuàng)辦了《救亡日報》，借了中國書店一間偏屋作為編輯部。葉靈鳳贊道：“年輕的金祖同，在當時日本人橫行的租界環(huán)境下，敢于借出他的書店余地供《救亡日報》使用，實在是很勇敢的行動。”（《金祖同與中國書店》）

由于這樣的抗日背景，中國書店曾遭受日方的搜查，鄭振鐸在1945年底發(fā)表的《暮影籠罩了一切》記道：“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伙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干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后房里，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 中國書店屢遭日軍搜查，卻可以一再化險為夷。從《蘇州日記》所見，“孤島”時期，暗地抗日的中國書店，明里與日本人的生意往來還不少。

高倉正三1939年9月25日第一次到上海，第二天就到中國書店買書，并委托該店為他搜羅小說彈詞等書籍，定期將書籍郵寄到蘇州給他——“我請中國書店先替我把《王國維遺書》買下，并請他們在方便時給我寄來”。高倉在上海大量購書，太重拿不動，也會請中國書店幫他寄回蘇州。這些業(yè)務往來采用的是民國舊書業(yè)普遍的賒賬方式，一年之中的“三節(jié)”（春節(jié)、端午、中秋）統(tǒng)一結賬。1941年1月，病榻上的高倉正三收到中國書店寄來的催款單，“這是合理的請求，我曾寫信給渡邊（注：渡邊幸三，“滿鐵”上海支所主管，京都大學東洋史的畢業(yè)生）請他幫我還債，但看來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了。” 2月10日，“好不容易請渡邊在陰歷年后先替我墊付了給中國書店的四十九元的借款”。

中國書店還有一項為外埠客人訂購書籍并郵購的業(yè)務，吉川幸次郎早在高倉正三到中國之前，即在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書店等處郵購了一批書，寄放在滿鐵上海支所的渡邊幸三處，高倉到上海之后，“馬上請他通過中國書店給您郵去”（1939年11月14日致吉川信）。吉川幸次郎因在準備元雜劇的博士論文，需要鄭振鐸的《西諦目錄》一書，高倉正三1939年12月19日信中說：“請允許我通過上海的中國書店給您郵去以略表薄意。”

高倉正三每次到上海，都會到中國書店去與陳乃乾、羅振常（羅振玉之弟，上海蟫隱廬書店老板）、小竹文夫（同文書院研究員）、渡邊幸三等朋友會合。有時上海的朋友要通過高倉轉(zhuǎn)送書物到京都大學，也會留在中國書店托給他。1940年5月15日，章太炎弟子潘承弼（景鄭）到中國書店，把一本章太炎的《春秋左傳讀》留給高倉正三，委托他寄回京都的吉川老師。1931年2月，吉川幸次郎到南京、蘇州等地，曾拜訪黃侃、吳梅、張元濟，并結識了潘景鄭。黃侃病故之后，吉川幸次郎于1935年11月2日致信潘景鄭悼念黃侃（《與潘景鄭書》，《制言》第五期，1935年）。上海淪陷時期，潘景鄭與其兄潘博山一直留守上海，并與鄭振鐸多有往還。潘景鄭晚年自述：“滬上奇書，時有一二散在飛鳧人手，余每遇及，必為先生居間購求，以是過從較密。”（潘景鄭：《鄭振鐸先生遺札跋》）。高倉正三先后六次到中國書店，通過中國書店聯(lián)系上潘景鄭、陳乃乾等鄭振鐸的好友，卻始終與鄭振鐸“緣慳一面”。

潘景鄭晚年任上海圖書館研究員

1942年停業(yè)之前，中國書店不僅是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哨站、日本人買書的首選地，還是偽北平的書商到上海搜書的聚散地和中轉(zhuǎn)站。

幾乎每一家北平書肆都有人南下收書。在那個時候，他們有縱橫如意、壟斷南方書市之概。他們往往以中國書店為集中的地點。一包包的郵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總是緊蹙著雙眉，很不高興。他們說某人得到某書了，我連忙去追蹤某人，卻答道，已經(jīng)寄平了，或已經(jīng)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來，打了包的，有時還可以逼著他們拆包尋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書實在寥寥可數(shù)，且也不勝其煩。（《求書日錄》）

在中國書店，鄭振鐸痛心地看到北平的舊書店大肆搜購江南文獻，輦載北去。這些“平賈”的背后，是偽“滿洲國”、敵偽華北交通公司，漢奸梁鴻志、陳群等人，以及美國哈佛燕京學社。1938、1939的兩年之間，江南淪陷區(qū)的古籍大多流落到美國人、日本人和漢奸手上，鄭振鐸憂心如搗地感嘆：“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他聯(lián)合了張元濟、張壽鏞等學者向重慶國民政府上書陳情，要求政府盡快撥款遏止古籍北流。

1940年1月，獲得重慶政府資金支持的鄭振鐸，開始以中國書店為據(jù)點，“阻擋平賈們不將江南藏書北運”。1月25日記：“下午，赴中國書店等處，見平賈輩來者不少，殆皆以此間為‘淘金窟’也。今后‘好書’當不致再落入他們手中。”鄭振鐸與中國書店掌柜郭石麒談妥合作細節(jié)，委以收購江南藏書家成批藏書的重任。在之后的近二十個月之中，凡有江南舊家售出古籍，中國書店第一時間告知鄭振鐸，并代為評估舊家藏書的售價。比如1940年3月底購進“鐵琴銅劍樓”所藏元明刊本廿種，“系由中國書店估價，而與瞿鳳起君直接商妥”（《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書》）。同時中國書店也介紹杭州、蘇州、嘉興等地的江南故家藏書，收取一定的傭金。1940年3月，中國書店經(jīng)手的杭州胡氏七百八十種古籍，共價六千元，按照舊書業(yè)行規(guī)，中介傭金一般是售價的一成，但中國書店僅收四百元，鄭振鐸寫給張壽鏞信中說：“如此批書傭金僅為四百元，倒還在情理中。”（1940年3月15日信）

上海大藏書家張蔥玉傳出適園藏書待售消息后，同時有兩家書商在競爭中介權：一是孫伯淵（即1938年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以九千元售與鄭振鐸的蘇州書商），二是中國書店的郭石麒。鄭振鐸1940年5月15日致張壽鏞信中提到：“蓋孫賈利心過重，平空加價不少。中國則甚為穩(wěn)健公平也。除取若干傭金外，決不會妄行加價也。”郭石麒的公道，在上海舊書界是有口皆碑的，黃裳就說，“從他手里買書，從來不必還價。也不必擔心本子的完缺、版刻的遲早，這些他都是當面交代清楚，完全可以信賴的”（黃裳：《記郭石麒》）。

不妨想像一下當年“淘金窟”中國書店的情景：人來人往的店鋪內(nèi)，有前來淘書的北平書商，有前來購書的高倉正三們，有前來打聽鄭振鐸下落的日本密探，還有喬裝打扮的鄭振鐸，與北平書商比賽著誰捷足先登獲得珍貴古籍。掌柜郭石麒猶如《沙家浜》春來茶館的阿慶嫂，“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日本人的生意他做，偽北平同行的生意他也做，至于鄭振鐸介紹過來的重慶政府的生意，他更是下力氣地做。

不知身是敵的敵人

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二人1928至1931年留學北京之時，鄭振鐸還在上海，現(xiàn)存三人的日記及著述中，均找不到三人相識的記載。不過倉石、吉川二氏的學長，著名的文獻學者長澤規(guī)矩也，與鄭振鐸相知頗久。長澤1962年在《日本經(jīng)濟新聞》發(fā)表的回憶文章稱，戰(zhàn)前鄭振鐸與他書信往來頻繁。陳乃乾與長澤也是多年好友，1930年，陳乃乾特地將世間罕見的清康熙陶瓷活字版《周易說略》沖曬成書影照片，郵寄給長澤。“七·七事變”之前，中國的學者大多與日本同行保持互通信息與互訪的關系，因此高倉正三想當然地認為，可以憑借吉川、倉石的老關系，再加上陳乃乾的推薦，見到鄭振鐸。他樂觀地向吉川幸次郎請纓：“如果在鄭先生那里有什么急于了解、調(diào)查的以作為參考的話，請來信教示。”同時他又抱怨在上海的日本同行完全不跟鄭振鐸等留守上海的文化名人建立聯(lián)系：“東亞同文書院的各位也沒有去與上海的這些人打交道，使我多少感到遺憾。他們未必就是關緊大門不讓人進、不好商量的人。”（1939年11月14日致吉川幸次郎信）

這句話顯示出高倉正三的政治無知。他提到的“東亞同文書院”即日本東亞同文會于1901年設立的“書院”，1938年后蛻變?yōu)榕c“滿鐵”調(diào)查部并稱的日本情報機關。東亞同文書院在上海組織情報搜集與文化間諜活動，也負責向特務機關“59號”提供不合作的知識分子名單。東亞同文書院當然不是沒有打算拉攏鄭振鐸，主管該書院的清水董三就曾到中國書店去找鄭振鐸。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天真的高倉正三還以為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勢之下，中日學者仍可以保持戰(zhàn)前的親密合作。事實上，“七·七事變”之后，文獻保存同志會各成員與日本學界的關系皆降到冰點。張元濟與長澤規(guī)矩也在戰(zhàn)前聯(lián)系密切，張氏一方現(xiàn)存共有十八封信，1938年5月4日張元濟致長澤第十九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開頭第一句便是，“時事至此，無可告語，故久未通訊”（《張元濟全集》第十卷）。

與陳乃乾、潘景鄭不同，鄭振鐸刻意避免接觸日本人，因為他知道兩國交戰(zhàn)，勢不能念以往舊情。1941年之前，鄭振鐸是“抗敵救亡協(xié)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上海全面淪陷后，他化名“陳思訓”，以“文具商”的身份，蟄居于上海高郵路一小樓內(nèi)。他在開明書店遇到東京大學教授鹽谷溫的女婿，“囑肆伙不聲言，乃得不交一語而去”（《蟄居日記》，1943年6月23日）。

上海徐匯區(qū)高郵路5弄25號，鄭振鐸在1942至1945年的蟄居寓所，現(xiàn)在是各家居民住宅。

高倉正三似乎從未考慮過中國學者“避而不見”的原因， 1941年2月10日，躺在病床上的高倉還跟友人抱怨錯過了結識聞一多的良機：“原先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聞一多，現(xiàn)任武昌武漢政府民政廳的主任秘書，而且在去年我們?nèi)ノ錆h時就在了。當時因不知此情，為錯過了那次見面的機會而感到惋惜。”

細讀《蘇州日記》就會感受到，在高倉正三“天真”的語調(diào)之下，透出歷史的森森寒意——侵略者完全不把自己視作被侵略者的敵人，而且明明是侵略者，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在當時局勢下，哪怕是主觀上出于學術意圖的結識與見面，也會給被侵略者帶來壓迫。

高倉正三到中國的任務之一是搜求文獻，恰恰在這方面他就是鄭振鐸及其“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對手。高倉正三與鄭振鐸始終沒有見過面，雙方在兩批藏書上曾經(jīng)有過的爭奪，今天看來，就好似京劇《三岔口》，一場黑暗中的打斗。

民國名士劉公魯，繼承其父劉世珩的“玉海堂”藏書，又自己搜羅戲曲珍本，聚為“暖紅室”藏書。他晚年定居蘇州大太平巷，1937年底日寇侵略蘇州時遇難，藏書陸續(xù)散出。高倉正三抵達蘇州即留意劉公魯藏書的去向，1939年12月18日，他拜訪日軍駐蘇州的辻部隊的長官，約定一起到劉家去查看藏書。第二天，“辻部隊長夜里來電告訴我：書在三天前已在北平賣完，現(xiàn)別無它法”。高倉當天寫給京都的吉川幸次郎報告此事，抱怨晚了一步，沒能獲得劉家藏書。其實，這批書早就秘密賣給了蘇州古書商人孫伯淵，被運到上海。論留意劉家藏書，鄭振鐸要晚于高倉正三，但是他從潘博山（潘景鄭的哥哥）那里得到準確的書訊：“（孫）本來經(jīng)營字畫古董，氣魄頗大，故能獨力將公魯書拿下。恐怕又要待價而沽了。”（鄭振鐸1940年1月4日日記）1940年整個1月份，鄭振鐸都在為收購劉公魯藏書而奔走，甚至還請動了七十多歲的張元濟一起去孫伯淵處看書。高倉正三到中國書店去找鄭振鐸的時候，一定想不到，他的偶像正在為重慶政府收購一個月前他錯過的那批珍籍。

另一場爭奪則圍繞著民國規(guī)模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嘉業(yè)堂。1940年2月1日，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所長狩野直喜，向高倉正三下達命令，要求他參與上海滿鐵支所的嘉業(yè)堂調(diào)查班。偽滿鐵大連圖書館已經(jīng)覬覦嘉業(yè)堂藏書長達兩年之久，大連的滿鐵總部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談收購事，高倉正三2月1日到上海參加這次碰頭會，正準備啟程到南潯，日方軍部背景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突然發(fā)難，不許滿鐵插手。日方兩個機構陷入對峙局面，高倉于2月13日記曰：“渡邊寄來了延期去南潯調(diào)查的通知，對此，我茫然不知所措。”

高倉正三所代表的日方機構停下腳步，給了鄭振鐸“后來居上”的機會，4月2日，鄭振鐸致張壽鏞信中說，“嘉業(yè)堂書甚可危”。他通過各種渠道接近嘉業(yè)堂主人劉承幹，經(jīng)過一年反復磋商談判，文獻保存同志會最終以二十五萬元秘密購下一千二百余種嘉業(yè)堂藏書。

二十八歲的高倉正三，1941年病逝于蘇州。

1941年3月13日，高倉正三病逝于蘇州盤門新橋巷的蘇州醫(yī)院，享年二十八歲。這一天，他慕名已久卻又無緣得見的學術偶像鄭振鐸，剛剛整理完嘉業(yè)堂藏書的待購書目：“一年以來，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幾皆不加聞問。殆亦可告無罪矣。”（鄭振鐸1941年3月13日致張壽鏞信）

高倉正三與鄭振鐸，未能相見于中國書店，亦未曾相見于爭奪劉公魯或嘉業(yè)堂藏書的場合。從日本學人的角度來看，高倉正三對偶像的“求之而不得”，正是這個年輕人孤身一人到異國求學“天涯孤獨”（吉川幸次郎：《蘇州日記·跋》）的一個象征。然而如果我們站在今天的“全知視角”，以“后見”觀之，不禁要為鄭振鐸與高倉正三的每一次擦肩而過，捏一把汗。

1948年12月19日，正過“五十大壽”的鄭振鐸在書齋中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