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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故地新游:一幅清末江南的生活圖景 ——讀葛駱《環(huán)滬漫記》
    來源:文匯報 | 唐騁華  2018年12月18日11:27

    20世紀初的某個下午,英國人葛駱和他的同伴乘舢板從上海公濟醫(yī)院出發(fā),于次日晚抵達蘇州。他們在蘇州的郊區(qū)溜達了兩天,親見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在牛王廟,葛駱看到200多條野狗,一打聽,居然來自上海。原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出臺規(guī)定:凡無主野狗,抓獲即處死。此舉引發(fā)本地人不滿,經妥協(xié),這些野狗被送往蘇州,算是大難不死。途中,葛駱隱約聽到“外國女子”的歌聲,細瞧,居然是幾個年輕男子發(fā)出的,他們正在打磨眼鏡片。想來,模仿洋人歌唱是為了解悶。時值清明,按習俗,清明第一天只能吃糕點,不能做飯。但葛駱注意到,很多人并沒有遵守這個規(guī)矩。他據此判斷,傳統(tǒng)習俗“正在慢慢地消亡”。周一早晨,葛駱一行人返程,這次坐火輪,只需半天就回到了上海。

    以上場景,出自威廉·R·葛駱的《環(huán)滬漫記》。葛駱,英國人,1859年來滬,在海關工作,兼任公共租界的領班救火員。這位葛駱先生顯然喜歡旅行,且偏愛坐船,每逢休息日,他便以上海為起點,沿蘇州河做環(huán)滬游。初版于1905年的《環(huán)滬漫記》,相當于他的旅行筆記。但這不是一本走馬觀花式的旅行筆記。葛駱觀察之細膩、記錄之用心,使此書在百年之后,成了一部“風俗志”。

    這部風俗志,為后人提供了大量鮮活的信息。據此,我們幾乎能繪制出一幅晚清江南生活的風俗畫。

    當時,人們從上海市區(qū)去往周邊,通常像葛駱那樣,選擇水路。這種出行方式,首先是便捷。從今天的北蘇州河路蜿蜒至外白渡橋,再到董家渡,蘇州河-黃浦江沿岸碼頭林立、舢板眾多,基本是客滿即發(fā)船。其次是經濟實惠,工薪階層承受得起。當然,舢板速度慢,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到蘇州都要30個小時。不過,此時蘇滬間的火輪已經開通,如果手頭寬裕或者趕時間,不妨考慮這種交通工具,那就只要半天工夫。

    葛駱還記錄了另一種方式:雇用汽輪拖著小船走,費用為四枚銀元。這個價錢,差不多是普通人好幾個月的收入,一般人很難承受。況且,汽輪未必能提高效率。照規(guī)定,一艘汽輪最多拖四艘小船,可為了掙錢,經營者來者不拒。某次,葛駱雇的汽輪竟拖了九艘船,嚴重影響船速。

    好在,一旦到達目的地,葛駱的情緒就復活了。他打開全身的感官,敏銳地捕捉著當地的風土人情。葛駱的足跡,包括今天上海的市郊及周邊地區(qū),如川沙、奉賢、金山、蘇州、杭州等。

    他首先描繪出的,是一組組“鄉(xiāng)鎮(zhèn)生活圖景”——田地/農民,河網/漁夫,作坊/匠人,集市/商販,寺廟/信眾……空間是傳統(tǒng)空間,在空間里活動的人,從事著傳統(tǒng)職業(yè)。而稀奇古怪的傳說,就通過這些人在空間里傳播。葛駱耳聞的就有火燒靈眼樹、出巡神船、漁夫和水鬼、烏鴉的報復等等。

    這表明,直至20世紀初,上海周邊地區(qū)仍然屬于農耕文明,人們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仍然由耕種、漁獵、趕集、鬼神等構成。這與正處于都市化進程中的上海市區(qū),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不過那時候的“市區(qū)”,面積比現(xiàn)在小得多。葛駱逛過一個集市,商販以售賣木制品、竹制品等傳統(tǒng)貨物為主;小吃保持著本地風貌,有油條、煎餅、粢飯團等。倒是算命先生與時俱進,用西洋鏡和留聲機招徠顧客。而這個集市,就在靜安寺,當時那里還算“上海西郊”,在葛駱眼中,它同其他鄉(xiāng)鎮(zhèn)無甚區(qū)別。

    看來,“都市性”并非上海的唯一面相。作為“魔都”,上海是多種空間和文化并存的——既有傳統(tǒng)空間,也有現(xiàn)代空間;既有西方文明,也有東方文明。你很難簡單地分割。

    實際上,在表面的不變之下,鄉(xiāng)鎮(zhèn)的細部正悄然改變著。本文開頭引的那段見聞中,有年輕男子學外國女聲,葛駱由此推斷,他們應該聽過“洋人唱歌”。這說明西方人早就來過此地,并留下印記。旅途中,葛駱還時不時遇到會講兩句“洋涇浜英語”的人。他們有的在上海打過工,顯然是那時學的;有的,可能就是回滬老鄉(xiāng)教的。這是語言的變化。人們在清明節(jié)開火做飯,則反映了習俗的變化。此種變化因何而起,值得探究。

    接受新事物也是顯著的變化。自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坊間就流傳著“照相勾魂”的說法,不少材料顯示,這種“勾魂術”令中國人恐懼,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葛駱則提供了新視角。他筆下的鄉(xiāng)民,對這個西洋玩意并不像今人臆想的那般排斥。面對鏡頭,起初他們也恐慌,不過等葛駱按下快門就放松了,多照幾次,很快習以為常。在黃渡鎮(zhèn)(今屬嘉定區(qū)),葛駱參觀了一座兵營,給正在打靶的士兵拍照。操練結束后士兵圍攏過來,搶著要印有自己形象的照片。他們對攝影充滿了好奇,既不害怕,也不扭捏。

    這兩個例子似乎說明,經過數十年傳播,攝影術已逐漸“去魅”,正在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聯(lián)想到晚清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皆有影像傳世,此話應不算夸張。

    以上,我只是就閱讀過程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段落,做了點擴展閱讀。書中還充盈著大量細節(jié),涉及民俗、器物、地理、傳說等等,有心人如果結合其他文獻進行文本細讀,必能將清末江南的生活圖景描繪得栩栩如生,讓我們得以“故地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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