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曾經被形容為“理論的時代”。理論的活躍可以視為20世紀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文學理論亦然。從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到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接受美學，西方的諸多批評學派競相登臺，眾聲喧嘩。與此同時，中國文學理論經歷了一次痛苦的脫胎換骨，發(fā)源于“詩言志”“文以載道”的文學理論譜系終于轉向了學院課堂上各種版本的“文學概論”。“痛苦的脫胎換骨”，意味的是中斷傳統和西方文學理論的強勢介入。如何與西方文學理論進行有效的對話，如何保持本土與開放之間的合理張力，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從未擺脫這個苦惱的糾纏。現今，現代性話語的普遍意義正在遭受種種質疑，西方中心主義的姿態(tài)遇到了愈來愈多的抵制和批判；重新考慮西方文學理論的適應范圍，亦即重新考慮中國文學理論的何去何從。中國文學理論如何更為有效地闡釋本土的文學、文化以及中國經驗？如何成為一個民族自我敘述的組成部分？20世紀至21世紀的文化演變脈絡之中，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終于正式地擺上了議事日程。

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轉折顯然必須追溯至20世紀之初。大約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術語系統完全消失，詩話、詞話為主體的理論形態(tài)不復再現。始于先秦的中國古代文論至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斷裂。這個斷裂的出現隱含了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相對于日漸復雜的現代社會和敘事文學的成熟，以“詩文評”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文論逐漸顯出了力不從心的跡象，“詩文評”所依據的術語、范疇缺乏足夠的闡釋能力，更為基本的哲學觀念遭到了現代科學——當年時髦的“賽先生”——的動搖；其次，作為現代教育制度的產物，學院的知識傳授建立了另一套完整的學科規(guī)范，中國古代文論的吉光片羽多半為一時一地的感悟，無法適應普遍、統一的知識生產標準。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古代文論被捆綁于陳獨秀等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深為鄙夷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作為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而被無情地拋棄。文學批評史的資料顯示，20世紀20年代之后，學院的文學教育已經普遍采用各種西方的“文學概論”作為教材。這些“文學概論”所提供的各種概念不僅指導我們領悟文學的意義，解剖文本和描述文學史，而且開始塑造人們的審美意識。

20世紀50年代之后，來自蘇聯的“文學概論”以及根據蘇聯版仿造的文學理論教材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某些來自西方的概念必須經過蘇聯式的解釋才能生效，例如著名的“現實主義”，或者“典型”。“現代主義”藝術曾經在西方扮演了先鋒派的角色，蘇聯式解釋提交的結論帶有強烈的否定意味：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藝術潮流，現實主義的可憎對手，頹廢主義的美學風格。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至80年代。駁雜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在解放思想和啟蒙的理念之下一擁而入，令人應接不暇。從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到人道主義、主體哲學、存在主義，從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到接受美學、女權主義，眾多的觀念、命題、概念術語幾乎同時造訪中國，形成線路各異的理論旅行。這極大地開闊了中國文學理論的視野，不同的視角、分析方法和哲學理念彼此參證，相互啟迪。這種狀況帶動的理論飛躍眾所周知，然而，現在已經是正視這種狀況制造了何種隱患的時候了。

古往今來，文學理論的各種命題與文學文本的距離始終存在。二者之間的必要張力往往成為相互修正的前提。然而，這種距離擴大到某種程度，二者之間將失去聯系從而出現了脫節(jié)。許多時候，文學理論利用一套強大的闡釋技術維護預設的命題，固執(zhí)地堅持既定的邏輯，甚至不惜摧毀文學文本的有機整體。這種狀況之所以可能持續(xù)，文學理論的強大聲望構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支持。迄今為止，文學理論的強大聲望擁有多種來源。如果說，50年代蘇聯式“文學概論”挾帶的是共產國際的余威和蘇聯“老大哥”的親切關懷，那么，80年代之后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借助的是現代性話語的普遍性以及西方學院的學術領導權。無論如何評價這種聲望的來源，人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這種聲望的強大足以推動各種文學理論命題跨越民族界限，對于另一個民族的文學文本品頭論足。

西方文學理論大面積覆蓋產生的普遍癥候是，言必稱希臘，無視本土文學的基本特征，甚至不惜削足適履，強制本土文學充當西方文學理論各種命題的例證。20世紀50年代，批評家曾經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公式生硬地裁剪中國文學史。依據這種粗糙的外來標準劃分林林總總的文學現象，制造的疑問甚至比解決的難題還要多。對于“現實主義”觀念的盲從，顯然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關——很長一段時間，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概念。80年代之后，形形色色西方的“主義”陸續(xù)空降。西方文學理論組成的視野之中，本土文學的面目特征模糊不清。眾多晦澀的理論語言背后，一種觀念開始若隱若現地浮動：西方文學理論乃是鑒別和評判文學的普遍標準，只有吻合這種標準的民族文學才能贏得真正的肯定；無法證明西方的種種“主義”，這些文學往往被形容為初級和幼稚的，不足為訓。這時，西方中心主義再度泛起，力圖隱蔽地主宰或者收編不同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審美語言。

這種背景之下，重建中國本土文學理論系統的呼吁得到廣泛的響應。

二

如果說，中國文學必須顯現中國經驗，構造富于漢語特征的文本，那么，中國文學理論必須擺脫西方文學理論的話語模式，成為本土的敘事。具體地說，中國文學理論必須顯示獨特的問題范式、獨特的思想傳統和分析路徑。這是深入考察中國文學的必要前提。

獨特的問題范式首先相對于中國經驗而言。本土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風俗民情無不構成了中國經驗的特殊內容。因此，所謂的中國經驗隱含了異于西方的價值觀念和評判方式。某些時候，西方文化之中輕描淡寫的問題，對于中國經驗可能舉足輕重。反之亦然。獨特的問題范式往往意味著獨到的發(fā)現，獨特的思想傳統和分析路徑意味著來龍去脈以及擴展范圍的獨特追溯。問題的演變始終與本土文化語境聯系在一起，脫離文化語境的抽象思辨將很快被考察對象甩下。總之，理論與考察對象的文化同源性保證了理解的深刻和充分。當輿論斷言中國沒有哲學或者這個民族的邏輯思維普遍薄弱的時候，獨特的問題范式、思想傳統和分析路徑表明的是一個民族獨特的理論素質。這是打破西方理論壟斷、擺脫理論附庸身份的強大資本。

進入全球化歷史階段，“獨特”往往成為一個民族文化獨立存在的前提。全球化造就了多民族文化眾聲喧嘩的條件。對話前所未有的活躍。這時，普遍主義的觀念傾向于拆除文化交流之中隱含的民族界限。首先，民族界限對于自然科學無效。歐洲的水分子結構與中國的水分子結構無異，美國的重力加速度等同于俄羅斯的重力加速度。其次，普遍主義是現代社會大規(guī)模合作的必然訴求。當經貿網絡遍布世界、全球旅行和移民浪潮如此普及的時候，各種規(guī)范和標準的差異成為令人苦惱的障礙。從重量單位、長度單位、交通規(guī)則、教育制度到貨幣的比值、產品質量認證標準、法律條款以及形形色色的語種，一個通用的衡量體系是全球各地的共同企盼。

然而，由于自然條件、生活習慣、歷史文化的差別，各個民族的審美意識不可能迅速納入某種統一的模式。這時，普遍主義更多地成為強勢民族文化吞噬弱小民族文化的借口。各種文化事實證明，前者時常對后者采取了抑制乃至打壓姿態(tài)。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全球化不僅帶來了世界各國經濟貿易的深度交融與合作，同時也形成了空前激烈的競爭。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民族國家的組織功能空前強大。即使多數文化交流并未直接涉及利益分配，但是，意識形態(tài)分歧以及文化領導權的競爭仍然使許多文化交流演變?yōu)槲幕讳h。當然，這種交鋒并非劍拔弩張，兵戎相見，而是深藏于各種文化形式內部。福柯曾經揭示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二者之間擁有眾多隱蔽的銜接機制。從學院的排名、聲望到學術刊物的審稿、編輯，從國際學術會議的舉辦、主持到學術獎項的設立和翻譯隊伍的數量，這些環(huán)節(jié)無不隱秘地參與學術話語權的操控，進而推介和擴張相應的價值觀念和評判方式。至少在目前，西方文化在相當多的領域占據了主動的位置——包括西方文學理論。

當然，這種狀況已經遭到另一些民族的抵制和反抗。后殖民理論的興起即是這種抵制與反抗的表征。后殖民理論認為，帝國主義的軍事殖民結束之后，文化殖民作為一個后續(xù)的戰(zhàn)役仍在暗中進行。所謂的文化殖民通常不存在顯而易見的暴力宰制，價值觀念的角逐、抗爭與文化支配權力的爭奪通常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不動聲色地展開。后殖民理論的犀利批判在于指出，無論是社會管理、人類學研究還是哲學觀念、審美趣味，文化殖民的滲透幾乎無所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重建包含了審美領域民族自主的堅持和維護。

盡管如此，后殖民理論的批判并未解決全部問題。當批判的鋒芒指向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后殖民理論的尖銳風格令人矚目。可是，如果詳細地考慮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重建——如果將這種重建視為一個復雜的工程，事先必須考慮和處理若干外圍的理論問題。對于這些問題視而不見，或者低估了這些問題的難度，所謂的“重建”可能僅僅造就一些沒有理論質量的空中樓閣。

三

很大程度上，文學理論可以表述為闡釋文學及其相關現象的知識。這時，人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是，本土的民族文學是否只能交付本土的文學理論予以闡釋？換言之，異族的理論是否也可能充分地闡釋本土的民族文學？如果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對于異族理論的闡釋欣然認同，那么，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顯然是一個多余的動作。當西方文學理論的命題可以卓有成效地覆蓋中國文學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的存在與否無關緊要。

人們通常可以從兩個視角衡量某種文學理論的價值和意義：“說什么”和“誰說的”。“說什么”衡量的是某種文學理論命題闡釋本土文學的有效程度，“誰說的”表示某種文學理論的民族淵源。雙重視角之間存在特殊的理論糾纏和交錯。文學史證明，異族文學理論進入另一個國度甚至大獲成功的例子屢見不鮮。對于中國文學說來，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后殖民理論也來自西方。種種高瞻遠矚的理論具有跨越民族界限的能量，盡管這并不意味著“全人類”和“永恒”。另一方面，異族文學理論的功效并不能證明，“誰說的”僅僅是一個虛假的問題。無論是由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還是由于崇洋媚外，民族身份必定在理論闡述之中產生或明或暗的作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愈頻繁，這個概念的權重愈大。

如果考慮到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差異，“說什么”和“誰說的”之間的比例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相對地說，本土的文學理論更為接近古典文學。從先秦至晚清，中國古代文化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佛教的傳入以及元代、清代的政權轉移并未摧毀這個有機整體。相當長的時期，中國古代的文、史、哲彼此呼應，共生共榮。因此，所謂的“道”“氣”“溫柔敦厚”“風骨”“神韻”“以禪喻詩”不僅是文學批評家熟知的理論術語，也是詩人作家自覺遵從的寫作理念。這個有機整體與柏拉圖以來的西方文學理論性質迥異。然而，進入現代社會，這些理論術語的文學闡釋能力遠比“批判現實主義”“意識形態(tài)”“審美”“結構”“形式”這些來自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遜色。現代性的擴張破壞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有機整體，一種新型的現實逐漸形成。現代性不僅帶來了西方的聲光電化和堅船利炮，同時還不斷地重塑人們的意識，改造漢語體系。這種新型的現實大規(guī)模進入文學之后，西方文學理論的闡釋必然尾隨而至。時至如今，眾多來自西方的理論術語和命題不再是外在的學說，而是內化為中國現實的組成因素，司空見慣。文學理論也不例外。面對魯迅、茅盾、巴金或者王蒙、莫言、賈平凹的作品，“現代主義”“意識流”“人道主義”這些概念說明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形”與“神”或者“情”與“景”。與其說這種狀況是文化殖民的產物，不如說是中國文學理論對于西方文化的接納與征用。

因此，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重建并非等同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簡單復活。許多人的確存在這種考慮：現代性轉折摧毀了中國古代文論，那么，“重建”的主要工作在于，促使埋沒于歷史深處的文化遺產重見天日。文化遺產的開掘時常伴隨一種福柯曾經形容過的“起源神話”的想象：一些人心目中，起源保存了未經污染的本真；愈是接近某種文化的源頭，某種文化的本質愈是純粹，形式愈是統一。這似乎成為重啟中國古代文論的強大理由。不論這種想象是否一種幻覺，我更為關注的是問題的另一面：對于當今的文學乃至文化，中國古代文論保持了多少闡釋能力？

我們不得不事先認可的一個前提是，中國文學理論必須加入現代性話語平臺，參與各種對話和競爭，直面現代性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審美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挑戰(zhàn)。這不僅意味著深度融入現代社會的藍圖，也意味著直率地批判現代性產生的各種問題，例如物質生產的無節(jié)制擴張，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功利主義和市儈哲學制造的精神貧困，如此等等。總之，我們不可能重新退回寧靜安詳的農業(yè)文明，退回優(yōu)美的唐詩宋詞之間，期待“半部論語治天下”。必須承認，許多時候，中國古代文論僅僅徘徊于現代性話語平臺之外。人們沒有理由期待古代思想家分析電影和電視的故事模式，或者提供網絡文學未來如何發(fā)展的方案。我更愿意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僅僅構成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一種異于西方文化的思想方位。進入現代性話語平臺，“照著講”僅僅顯示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存在；顯示這種存在如何介入當代文化，更為重要的是“接著講”。“接著講”與“照著講”的最大差異在于，前者必須具有與現代性問題對話乃至交鋒的能力。

這個意義上，“民族”僅僅是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系統考慮的核心范疇，而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事實上，我們必須在諸多概念的網絡內部考察“民族”的意義——“民族”既可能成為諸多概念的組織核心，也需要承受多方面理論挑戰(zhàn)帶來的壓力；既包含了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原則，也包含了鑒別以及接受某些西方文學理論命題的立場。

這再度證明了“重建”工程的復雜程度。

四

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是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那么，五四新文化運動呢？眾所周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曾經激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心目中，這是一種“吃人”的文化：陳腐虛偽、艱深晦澀、妖言惑眾、禁錮人性——一些五四時期的啟蒙知識分子公然宣稱以廢除傳統文化為使命。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已經接近一個世紀。現今，他們的激進觀點是否將被視為本土文化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從而成為捍衛(wèi)、發(fā)揚乃至續(xù)寫的傳統？顯然，這里隱含了一個巨大的矛盾。

不難發(fā)現，這些啟蒙知識分子考慮的不是傳統文化的完整和延續(xù)，而是考慮一個民族如何面對現實，擁有何種未來。他們看來，二者已經不再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相反，傳統文化喪失了護佑這個民族的功能，從而成為民族軀體上的一副沉重枷鎖，窒息了年輕一代的蓬勃活力。如今，人們或許已經有條件對于這些啟蒙知識分子的動機、文化實踐及其效果做出反思。

五四時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證明，徹底地拋棄傳統文化僅僅是一種文化姿態(tài)。盡管這種文化姿態(tài)表示了他們的決心、氣勢、憤怒指數以及義無反顧的決絕，然而，從漢語的使用、文學史背景、文學知識修養(yǎng)到審美意識、思維模式，傳統文化始終如影隨形，不斷地產生強大而隱蔽的影響。事實上，許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對于傳統文化絲毫不陌生。相反，他們長期浸淫于傳統文化，胡適和魯迅曾經分別出版了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然而，對于他們說來，傳統文化必須納入護佑民族的主題，成為社會成員的精神鈣片，否則，他們沒有興趣扮演單純的傳統衛(wèi)道士。另一方面，這些知識分子對于西方文化的引進并非踐行“全盤西化”的方針。著名的“拿來主義”策略，挑選西方文化的原則是民族的需求。例如，作為現代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魯迅曾經廣泛地借鑒西方小說的形式；但是，他的“拿來主義”成功地利用這些形式表現中國的本土經驗。所以，我曾經再三地表述這種觀點：魯迅這一批知識分子的特征之一是，拋棄傳統文化成為民族國家認同的表征，援引西方文化資源成為反抗西方文化殖民的利器。

必須指出的是，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僅僅是五四知識分子考慮的主題之一。誠然，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的時候，民族主題構成了反抗話語的核心。但是，人類歷史上的各種壓迫勢力往往交織在一起。除了異族的武裝侵略和文化殖民，壓迫的形式同時存在于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性別之間。某些場合，民族壓迫、階級壓迫以及性別壓迫構成了共謀關系，相互呼應；另一些時候，三者之間此起彼伏，此消彼長，構成了更為復雜的回旋結構。對于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說來，階級斗爭是各種壓迫與反抗的內在本質；女權主義者心目中，性別之爭才是壓迫與反抗的主戰(zhàn)場。如何看待跨民族的階級共同體？如何看待跨階級的民族共同體和性別共同體？諸如此類的組合可能帶動多元的反抗話語，形成線索交錯的斗爭局面。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重要意圖是，打破西方話語的合圍，爭取民族的文化獨立；然而，階級與性別的存在必將某種程度地修正民族反抗的預設，使之納入一個更大范圍的解放構想。

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近一個世紀，它的歷史功績贏得了普遍的認可。盡管如此，某種或明或暗的異議始終存在：一批啟蒙知識分子的激烈反對致使傳統文化遭受重創(chuàng)，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遺老遺少的譏笑與數典忘祖的責難從未停止對抗。也許，現在是正視這種對抗性質的時候了。在我看來，這種對抗源于兩種相異的民族文化理解方式：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本質主義通常認為，民族文化存在某種恒定不變的本質，維護這種本質以及固有的形態(tài)是知識分子的神圣使命。本質主義常常和宗經征圣、厚古薄今的文化態(tài)度結合在一起，并且對于當代的種種流行的文化觀念不屑一顧——這一切無非是那些淺薄的不學無術之徒欺世盜名的玩意兒。相對地說，建構主義傾向于認為，不存在始終如一的民族文化本質。所謂的“本質”更像是形而上學沖動制造的幻覺。民族文化的特征取決于多民族的文化對話，變動不居。自我的性質不是先驗地制定的，而是來自與“他者”的持續(xù)角逐、對抗、協商。毫無疑問，民族文化存在獨特的傳統。傳統是一個民族生活經驗的總結和概括。但是，傳統并非不可觸犯的教條，而是多民族文化對話的起點。當傳統遭受重大挑戰(zhàn)的時候，民族文化不僅將及時做出積極的回應，同時還將進行某種程度的自我修正。挑戰(zhàn)、回應、修正的持續(xù)循環(huán)構成了民族文化建構的主要形式。

對于中國文學理論系統的重建而言，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分歧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論傾向。本質主義相對熱衷于上溯中國古代文論，試圖從古代的文化資源發(fā)掘當今的理論模式；建構主義更樂于接受多種開放式對話，從而在多重視角的交叉乃至不同觀念的挑戰(zhàn)之中構思新型的理論體系。盡管二者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但是，二者的不同分量和比例必將造就不同的理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