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話題，正在成為文壇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網絡文學是否是文學”“網絡文學的性質”等相關討論，到如今“網絡文學能否經典化”，這顯示了網絡文學在中國文學領域扎根發(fā)芽、茁壯成長的事實。然而，對于經典化問題是否適用于網絡文學，網絡文學如何經典化，學界也有不小的爭議。真正弄清楚這個問題，要從“經典化”的來龍去脈，網絡文學特別是中國網絡長篇小說特質入手，才能更加準確地洞見關鍵點所在。

就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言，知識領域典范性、權威性的著作，通常被稱為“經典”。重大原創(chuàng)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稱為“經”，如《易經》《心經》等，而“典”則指重要的文獻典籍。就文學領域而言，《詩經》《楚辭》等著作，都可以稱為經典。一般而言，經典都是經過時間淘洗，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作品。西方世界，classics也指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經過歷時選擇的經久不衰的優(yōu)秀之作，比如《圣經》、莎士比亞戲劇等。由此，也就有了所謂文學領域“經典化”問題。新批評學派的主將利維斯，干脆寫了本《偉大的傳統(tǒng)》，討論奧斯丁、喬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偉大經典”的譜系。

然而，概念的出現(xiàn)總是伴隨著概念內涵的困境，“經典化”在現(xiàn)代社會被提出，正是文學經典遭遇危機的時刻。布魯姆更強調經典永恒作用，構造“影響—焦慮”“沖突—競爭—超越”兩階段論經典譜系生成模式。競爭性、焦慮性、普遍性和審美陌生性，成了經典文學標準[1]。可是，在很多后現(xiàn)代學者看來，經典化本身就是一個話語權力問題。佛克馬也較早提出經典化問題，看到社會場域不同權力話語對經典的建構性，即經典總是被動建構起來的[2]。福柯則認為，話語的經典性來自區(qū)隔和通約策略，一是通過注釋，不斷地將新闡釋加于原始意義之上；二是稀缺性追求，通過核心價值堅守，保證話語核心意義通約；三是學科原則，通過譜系化和話語分類實現(xiàn)話語控制；四是通過言語慣例或儀式，形成共同恪守話語信條的信仰群體[3]。國內學界，童慶炳綜合幾派思維，認為經典有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可闡釋空間；（3）特定時期讀者期待視野；（4）發(fā)現(xiàn)人/ 贊助人；（5）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權力的變動；（6）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4]。經典化過程，除了文學品質外，意識形態(tài)、讀者反應、出版業(yè)與文學批評，都是經典化的重要因素。吳義勤指出，由于出場和命名方式不同，文學經典的指認，被我們分為政治認定、文學精英認定、大眾認可，以及滯后命名、即時命名、多次命名等不同種類。

古代經典，常表現(xiàn)在不斷對傳統(tǒng)的追認和闡釋中，創(chuàng)造一種“話語霸權”，例如，中國儒家對《論語》的不斷注釋。進入現(xiàn)代性文明，文學經典化，則利用雅俗分峙，造成話語權力兩極化。一方面，文學通過稀缺性，在話語符號的小眾化和難度展示中，形成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話語優(yōu)勢 ；另一方面，文學則通過通俗性，與政治和經濟話語形成有限度的妥協(xié)和結盟。可是，對文學經典的指認標準，是否可以通約？有的批評家不無悲觀地認為，盡管從一個特定的長時間段來考察，文學經典的確認，有歷史連續(xù)性，然而，“姑且不論這種想象的重建是否可能，即使有可能復原某經典，得以經典化的每個過程——也就是如果有可能復原權威批評家的贊詞、被選人各種選本的次數(shù)與時間、與其相關的當時的和以后的文學圈的復雜景觀，思想的、道德的、美學的種種價值觀的變化，種種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等歷史條件的影響，那么，我們也可以基本斷定，在任何兩個經典之間尋找共同的經典化構成因子幾乎是不可能的。[5]”

由此，這也正是網絡文學目前在經典化問題上充滿爭議的內在因素。網絡文學，從其性質而言，屬于通俗文學范疇，但又有著后現(xiàn)代文化，特別是網絡媒介的深刻影響。在傳統(tǒng)精英文學觀之中，精英文學/ 通俗文學，本身就有著巨大雅俗分野。范伯群曾以“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合稱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一體兩翼”，努力實現(xiàn)現(xiàn)代文學史的“比翼齊飛”。即使是現(xiàn)在，在很多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看來，通俗文學根本不能與新文學相比，更遑論尚不入流的網絡文學了。“網絡文學99% 是垃圾”“網絡文學是洗腳屋文學”等言論還常見于學界，很多網絡文學叫好叫座的作品，在純文學領域經典標準看來，實在不值一提。經典標準的巨大沖突，造成網絡文學與精英文學的深刻隔閡，也使得中國網絡文學難以真正形成具有通約性、能被廣泛認可的文學經典。在很多網絡作家和網絡研究者看來，這個問題“想當然”是由于精英文學的狹隘封閉造成的（我們不否認，精英文學的偏見由來已久）。他們認為，只要制造出屬于網絡文學的話語儀式、獨特運行方式與行話（如粉絲經濟、快感至上等），就可以在網絡自足的圈子“自稱經典”。這也把問題看得簡單了。他們將精英文學稱為“傳統(tǒng)文學”，將網絡文學稱為“新文學”，似乎只要僭越了五四文學的趨新思維，就可以自己命名經典。這種心態(tài)忽視了時間的殘忍淘洗，高估了網絡文學目前的水平，也低估了經典的客觀性。更嚴重的是，這種心態(tài)和做法，堵塞了網絡文學與精英文學溝通的可能，也取消了網絡文學提升藝術水平的努力，使得網絡文學在一個低藝術水準情況下不斷衍生——這無疑蘊含著在短時間耗盡網絡文學發(fā)展動能的危機。如果我們清醒地檢查一番，就會發(fā)現(xiàn)，網絡文學好作品大多發(fā)表于2005-2015 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近幾年，網絡文學看起來受到關注，贏得的資本更多了，但有影響的作品卻寥寥無幾。這種繁榮背后的潛在衰退，正是網絡文學經典標準無法確立的惡果。

其實，經典標準的包容與重建，共創(chuàng)雅俗共賞的經典，并非不可能。無論“雅”或“俗”，都有可能由于不同藝術審美屬性和社會屬性，獲得不同認可形式，進而成為不同類型的經典。比如，魯迅的小說是“雅”的經典，無名氏的通俗小說也可成為“俗”的經典。隨著人類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電視、電影和網絡媒介也不斷分享文學話語所指的形象表意性，雅與俗的界限，也就變得曖昧模糊。文學生產者、文學接受者、文學的生產組織者——出版商、政府文學創(chuàng)作機構，及文學的監(jiān)督制造體者——由大學、專業(yè)評論家、傳媒、政府文學評價機構，共同組成了經典確認體制，都在利用文學經典標準的“滑動性”，取得更大“話語利潤”——當然，這個過程也更開放、寬容。如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民間大眾走入大學課堂，成為文學史經典。《哈利波特》與《魔戒》《權力的游戲》也可以成為純文學性與通俗性俱佳的作品。

不可否認，目前網絡文學發(fā)展態(tài)勢，卻使得具有通俗文學性質的網絡文學，越來越難真正經典化。表現(xiàn)特點一是浮躁自滿，盲目自信。不僅很多作家，且很多研究網絡文學的學者，也都抱有此等心態(tài)。他們認為，網絡文學不需要經典化，自然會有讀者的篩選機制，那些目前人氣旺、流行廣泛的網絡文學作品，也必定會自動晉升為經典。二是以資本為本位，迷失文學本質。文學本有商品屬性。甚至可以說，沒有2005 年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盈利模式”，網絡文學也不可能迎來這十幾年的黃金大發(fā)展。文學與資本的關系，從來都無需諱言。學者羅伯特·達恩頓，就曾撰寫《啟蒙運動的生意》，詳細論述十八世紀后半期《百科全書》出版發(fā)行過程與當時社會狀況的密切關聯(lián)，特別是與文化消費行為之間的關系。就連“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運動，也閃現(xiàn)著出版商冷酷的資本目的。但是，資本對文學的推動，不應成為唯一動能。很多網絡作家眼中，衡量作品好與不好，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多賺錢，或者說，經典不經典，根本就是一個無所謂的命題。只要資本喜歡，故事夠新潮，能賺錢，其他都不是問題。這種以資本為本位的情況，嚴重傷害了網絡文學的文學屬性，也使得作家的心態(tài)越發(fā)浮躁，盲目投機迎合，粗制濫造，進而走向了放棄文學品質的歧途之上。

那么，中國網絡文學應該如何進行經典化？努力塑造網絡文學與精英文學“相對通約”的經典標準，可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由此才能在資本、創(chuàng)作、接受、傳播等各個領域形成真正共識，淘汰文學品質差的作品，弘揚真正經典之作。比如說，受到現(xiàn)代主義影響，精英文學長期忽略故事、人物，特別是情節(jié)對于創(chuàng)作的意義。對語言形式的極端追求，對內容哲理內涵的過度熱衷，都使得文學走向晦澀難懂與冗長難讀。因此，網絡文學經典指定標準時，就不能忽視故事、人物與情節(jié)的價值。再比如，想象力是文學必備因素，但“天馬行空”的歷史與未來想象，魔法時空的構筑，神鬼靈異的討論，這些有鮮明幻想氣質的世界構架，往往被精英文學以“怪力亂神”斥責之。豈不知，《聊齋志異》與《西游記》《封神榜》哪個不是“怪力亂神”？中國當代文學一大弊病就是想象力的枯竭。正如南帆的反思：“批評家熟悉的大部分理論多半是闡述文學經典的偉大，闡述憂國憂民、經世致用、寓教于樂的悠久傳統(tǒng)，這些理論體系內部似乎沒有考慮如何答復如此平凡的設問。文學必須是歷史與現(xiàn)實的反映嗎?能不能恰好相反——文學就是幻想歷史與現(xiàn)實之中醫(yī)乏的東西，文學就是利用幻想作為一種短暫的安慰，消除焦慮、釋放情緒或者提供心理補償?”[6]再看網絡文學，從《三體》到《家園》《宋時歸》《天行健》《九州縹緲錄》《狩魔筆記》等大批優(yōu)秀科幻、幻想、歷史穿越小說，無不閃現(xiàn)著中國文學想象力的大爆發(fā)。這種文學想象力的爆發(fā)，應被看做中國現(xiàn)代性發(fā)育的結果。再比如，對于類型文學的過分貶低。文學類型化，是通俗文學的一大標志，精英文學受到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往往在都市與鄉(xiāng)土兩大題材領域打轉，卻忽視了更廣大的敘事陣地。

當然，這種通約性，也同樣要建立在網絡文學自身的反省上。比如意義的缺失問題。網絡文學追求娛樂性，往往更注重小說故事，忽視意義建構。但真正精彩的故事，應是能經得起人們“反復重讀”。正因為故事在相對簡單形式之中，蘊含豐富闡釋空間、心理空間與人性內涵，才能常讀常新，回味無窮。就這一點而言，閱讀金庸的小說與讀魯迅的小說是一樣的，都經得起精讀、細讀與重讀的考驗。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網絡文學，經得起這種重讀的小說，并不是很多。再比如雷同的問題。無論網絡文學還是精英文學，都要有生動的人物、精彩的故事、精心的謀篇布局、獨特的語言追求及豐富的文化內涵。重復與雷同在精英文學中被看作是作品缺陷，同樣，也不能以網絡文學對消費性和游戲性的追求，將不斷的重復雷同、升級打怪，看做網絡文學本質之一。在筆者看來，這恰是網絡文學的危機所在。

因此，所謂“通約性”標準上看待網絡文學與精英文學，除了人物、語言、故事這些外在標準之外，相當?shù)娜诵陨疃扰c社會深度，依然是經典不可動搖的淘洗原則。受到后現(xiàn)代文化特別是網絡傳媒的影響，很多網絡文學拒絕深度，但如果我們沉下心來，認真看看，哪一部在網絡文學界真正獲得廣泛贊譽與認可的作品，不是具有一定人性深度與社會深度？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網絡文學的特殊性在于，中國的網絡文學不是所謂“超文本”“賽博寫作”等西方純粹后現(xiàn)代文化的產物，而是中國現(xiàn)代性發(fā)育的結果。目前中國優(yōu)秀網絡文學精品，很多蘊含著強烈的民族國家情結與現(xiàn)代個性自我的表達，只不過，它們利用網絡傳播形式，具體文本形態(tài)之中，也有著“超級長度”等樣貌。這些特征，還應看作中國現(xiàn)代性爆炸式發(fā)展產物，而非西方后現(xiàn)代文化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讀者，希望在這些小說中讀到的更多不是語言與文本的游戲，而是個性自我在社會取得成功的故事，這可能是屌絲青年的凡人修仙，平凡人生轟轟烈烈的穿越，也有可能是后宮女人的成功逆襲，但故事內核都閃爍著中國人塑造自我主體性的努力。

同時，網絡文學畢竟還是新生事物，它的發(fā)展還在探索過程之中，作者的欣賞口味和水平，也有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可以預見的是，網絡文學爆炸式大發(fā)展之后，僅憑“小白文”，就能名利雙收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了。俗話說，水漲船高，越來越多的讀者，會對網絡文學提出更高要求，只有真正具有經典意識的網絡作家，才能更嚴格地要求自己，在競爭中勝出。不少網絡作家與我交流的時候說，他們不敢在小說中“玩深刻”。如果追求深刻，立刻就會被讀者指責“看不懂”，陷入“掉粉”和“退訂”的尷尬境地。我鼓勵他們，要真正成為常久的“常銷作者”，不能一味遷就讀者，應該學會如何引導和培養(yǎng)讀者，只有建立在經典意識的追求之上，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優(yōu)秀的網絡作家。

另一方面講，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也需要資本、傳媒與政府的正確引導。資本是網絡文學的助推劑。沒有新世紀以來資本運營模式的介入，中國網絡文學可能還處于低端發(fā)展階段。但是，網絡文學的商業(yè)機制，尤其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商業(yè)機制，是一種“超級寫作”與“超級IP 文化資本運營”方式。這種方式，與傳統(tǒng)意義文學經營以及一般通俗文學營銷有很大不同。這種超級IP 資本，帶有中國式的后發(fā)資本特質。比如，它對更新數(shù)量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壓榨與透支作者的碼字能力在造成一定繁榮的情況下，也造成了深刻的文學危機。那就是寫的比讀的快，作家太浮躁，這種浮躁是產業(yè)性的，也是創(chuàng)作性的。大家都忙著掙快錢，沒人想真正寫東西。長久以往，傷害的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也會讓大量粗制濫造的作品，拉低讀者特別是沒有多少文學辨別能力的青少年讀者的文學閱讀能力，這對中華民族培養(yǎng)下一代的閱讀能力和文化素質，都會造成非常大的潛在威脅。因此，提倡資本、政府、文學批評等力量，對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引導，不是拒絕資本和政府，走精英化路線，而是希望資本方能采取適當方式引導經典化，比如，資本方的網站或公司，可設立年度最佳精品獎，不以簡單點擊率、訂閱數(shù)和人氣作為唯一評價標準。再比如，資本方可以適當放寬對于作品每天更新的要求，增強作品持續(xù)閱讀、反復閱讀的回報率。這同樣會帶來大量收益，也有利于作家沉下心，更好經營文學，打造精品。當然，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引導同樣重要，政府文化部門，要在批評家和文學專家?guī)椭拢鰪娊浀浜Y選機制，對那些低俗、惡俗與文學性差的作品，堅決制止淘汰，對那些具有經典潛質的作家作品，則要積極扶持，才能真正做到文學資本市場的“良幣驅逐劣幣”。同時，文學批評界的引導也很重要。我們增強文學批評對網絡文學研究的介入性，網絡文學不是一群富翁的文字游戲，而是數(shù)以百萬計作者表達內心情感、思想與追求的言說形態(tài)。這些形態(tài)，盡管很多看似荒誕不經、天馬行空，但深入理解這種言說形態(tài)，才能真正了解當下的現(xiàn)實，特別是處于日益虛擬化和智能化世界的年輕人的感受和想法。批評家一味附和資本對文學的改寫，不能有效地為讀者展現(xiàn)文學批評對優(yōu)秀作品的挑選、判斷和闡釋能力。我們很少能以精彩的文學精讀，告訴大家網絡文學作品為何好、怎么好。這又怎能做到批評家的責任呢？批評家是使人信、使人悟，而不是使人怕、使人無聊[7]。

批評家約翰. 費希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商品與其他商品的區(qū)別在于其相對高昂的最初生產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產成本[8]”。之所以產生銷售大于生產的壓力，文化商品的秘密在于，它們出售的不僅是商品的價值，而且是意義、快感和身份，所以銷售和再生產比生產回報更高。網絡文學作為具有很強商品屬性的通俗文學，其對意義、快感和身份的生產和傳播，必須在經典化的引導下，走向更高層次的發(fā)展，這不僅關乎民族文化素養(yǎng)的培育，也關乎民族文學的未來，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注釋：

①曾紅偉：《哈羅德. 布魯姆研究》，第156 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② [ 荷蘭]D. 佛克馬、E. 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第8 頁，俞國強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③朱國華，《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第14 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

④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要素及其關系》，《北京大學學報》2005 年第5 期。

⑤朱國華，《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文藝理論研究》，2006 年第2 期

⑥南帆，《網絡文學：龐然大物的挑戰(zhàn)》，《東南學術》，2014 年6 期

⑦房偉，《青年批評家要如何應對網絡文學？》，《揚子江評論》，2018 年2 期

⑧約翰·費斯克，《大眾經濟》，載于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第228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