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字的用途》是理查德·霍加特的成名作，斯圖爾特·霍爾認為，該書與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漫長的革命》是文化研究的三本奠基作（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3.）。此外，人們還普遍認為霍加特、威廉斯和E. P. 湯普森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2014年霍加特去世后，《衛(wèi)報》在訃告中稱霍加特是文化研究的先驅(qū)，《識字的用途》是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每日電訊報》則認為該書悲嘆大眾文化對工人階級傳統(tǒng)生活的沖擊。由此可見，霍加特及其《識字的用途》被賦予了很高的地位。

一

要想深入理解這本名著，就必須對霍加特及其生活的時代有更為直觀的了解。事實上，霍加特已在這本書中花了大量筆墨記述了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不過簡要梳理一下似乎更加有益一些。

霍加特于1918年9月24日出生在英國工業(yè)城市利茲東北部的市郊。此時的利茲已完成城市化進程，原先的農(nóng)村居民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并被轉(zhuǎn)變成城市居民。因此，霍加特一出生便是個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

不過，霍加特的祖輩親身經(jīng)歷了從農(nóng)村到城市這個轉(zhuǎn)型過程中的各種艱辛。他的祖父母是從農(nóng)村搬到城市居住的第一代人，大約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們便從利茲附近的村莊搬進利茲市郊，祖父在煉鋼廠工作，祖母則生兒育女、打理家務。當時的英國雖然是工業(yè)化走在前列的國家，但無法提供充足的醫(yī)療、教育和社會設施，糟糕的環(huán)境和流行病的肆虐讓霍加特祖父母所生的十個孩子夭折了好幾個。此外，貧困依然是這些家庭經(jīng)常遇到的難題。因為是第一代城市居民，霍加特的祖父母不得不每周繳納房租，省吃儉用，合理規(guī)劃。他們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把兒女養(yǎng)大成人，成家立業(yè)，去過自己的生活。

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男人一旦過早死亡或失去勞動能力，日子過起來甚是難熬，龐大的家庭負擔便落到女人的肩上。在霍加特的記述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對其祖父和父親的描寫，原因可能在于其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親是一名士兵，參加過布爾戰(zhàn)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霍加特一歲時得“布病”而死。霍加特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艱難度日，但她患有嚴重的支氣管病，無法去做戶外的活兒，只能每周靠著從“監(jiān)護委員會”獲得的少量錢財維持生活，而且還要忍受著街坊鄰居對其家庭境況的說三道四。

然而即便這樣的生活似乎也成了一種恩賜，因為在霍加特八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病逝，霍加特失去了雙親，變成了孤兒。隨后霍加特兄弟被家族成員分開撫養(yǎng)，他的一位姑母曾建議把他們送進孤兒院，但在工人階級的觀念中，把孩子送去孤兒院或把老人塞進養(yǎng)老院都是無法接受之事，因為親情是維系這個群體最重要的東西。后來，霍加特由其祖母和一個姑母來履行撫養(yǎng)職責。

霍加特到了能夠“打醬油”的年齡，可以幫忙處理些家務，他對家庭開支有比較深刻的感知和體驗，可能因為實在是太窮了，零用錢幾乎沒有幾個。讀者可以在書中讀到霍加特賒賬時的心情。好在周圍的人普遍都很窮，大家都喜歡賒賬，其他稍富裕一點的人也常有吃不起肉的時候。霍加特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他對工人階級的生活習俗了解甚深。或許霍加特的哥哥湯姆為他做了個好榜樣，湯姆率先考入了文法學校，霍加特緊隨其后。要不是霍加特考入文法學校改變了其階級屬性的話，他只能過書中描述的那種工人階級生活。

1936年，霍加特成功拿到了利茲大學四十七個獎學金名額中的一個。霍加特也利用大學假期在工地上搬過磚，干過體力活。他還做過夜間派送員的工作。后來二戰(zhàn)爆發(fā)，霍加特于1940年至1946年間在北非和意大利為皇家炮兵隊服役，并于1942年與瑪麗結婚。戰(zhàn)爭結束時，他成了一名下級軍官。戰(zhàn)爭給霍加特帶來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在這本書中真實地記述了工人階級出身的年輕軍人在閱讀、家庭、參軍和婚姻等領域的觀念和態(tài)度。

二戰(zhàn)結束后，英國著手建設福利國家。英國工黨在1945年大選中獲勝，它堅持國有化，關注勞工狀況，努力建設社會服務型國家。霍加特的學術研究生涯便在這個福利社會建設時代背景下展開。1946年至1959年，霍加特在赫爾大學擔任校外教師，主要關注成人教育。在此期間，他深刻認識到了工人階級人民在成人教育上面臨的難題，還在1957年出版了他最負盛名的著作《識字的用途》。霍加特憑借這本書成為萊斯特大學的高級講師，于1959年至1962年在該校工作。1962年至1973年，霍加特成了伯明翰大學的教授，并于1964年建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他本人擔任中心主任至1969年。此外，霍加特還擔任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助理、《新政治家》雜志主席、藝術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到了晚年，霍加特患上了癡呆癥，于2014年4月10日辭世。

霍加特一生閱歷豐富、文筆犀利、才思敏捷、著述甚豐，他向人們訴說著一個出身工人階級之人攀升到中產(chǎn)階級行列所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內(nèi)心糾結，這種華麗轉(zhuǎn)身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或許在《識字的用途》這本書中能夠窺見一斑。

二

從某種程度上講，出身影響了思維，出身決定著行動，出身能夠說明一切。 霍加特的工人階級出身決定了他看待世界的出發(fā)點，決定了他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的關注對象和研究興趣。當然，霍加特是一個負有責任心的、飽含階級鄉(xiāng)愁的研究者。他雖然從中下層階級跨入中產(chǎn)階級，但他沒有忘本、沒有失根、沒有遺棄。他始終在思考工人階級的現(xiàn)狀和未來，始終在關注工人階級這個群體在大眾化進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

《識字的用途》是一部基于霍加特個人生活經(jīng)驗的分析批判作品，但書中處處彰顯著一種強烈的社會關懷和責任感。霍加特的基本觀點是，新式大眾文化正在侵蝕原有的工人階級文化，但這種新式大眾文化在很多方面更不健康。

在邁向新大眾文化的進程中，中下層人民是民主社會極力關注的對象。這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在政治上占據(jù)了大量選票，在經(jīng)濟上明顯已有多余的錢來消費，在文化上屬于亟待開發(fā)的未墾地。對這一群體中的個體來講，他可能只有一張選票，每周只花六便士去買報紙，確確實實只是個毫無特色的小男人，但他們加起來數(shù)量巨大，政客、商人、知識分子等不得不極力去迎合和“奉承”他們。 在霍加特看來，這群人還沒有成熟的批判性思維，他們還沒有做好應對新事物的準備，他們被大眾媒體引向整齊劃一、同一品位的世界中去，每個人都閱讀著同樣的東西，聽著同樣的流行樂曲。“優(yōu)質(zhì)”期刊生存困難，多樣性逐漸褪色，因為其抵擋不住大眾化的潮流。因此，霍加特認為“大眾化是一項危險的事業(yè)”。

大眾化不僅消除了多樣性，還把過去幾個世紀人們追求的自由、平等、寬容、進步等價值觀念庸俗化。在大眾作品所宣揚的價值觀念中，情況可能是這樣的：“進步被認為是對物質(zhì)財產(chǎn)的追求，平等被認為是一種道德上的調(diào)平，自由被認為是永無止境的不負責任的享樂。”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行業(yè)（比如說在報刊新聞界）的集權化，而相關行業(yè)部門傾向于撇清責任。更何況，大多數(shù)人也“似乎急于避免對威權主義指控”。因此，“免于官方干涉的自由在這種社會里盡情享受，加上我們自己非常樂意去展示的那種寬容，這看上去似乎是正在允許文化發(fā)展按照其自身方式危險地走下去”。一種力量是一味迎合的大眾化，另一種力量是不負責任的集權化，二者順其自然發(fā)展的結果，就變成了霍加特所講的“嶄新的等級制度”。這才是讓霍加特極為擔憂的文化發(fā)展趨勢。

雖然霍加特非常擔憂在走向“嶄新的等級制度”的進程中工人階級的處境，但他認為新式大眾文化對工人階級的侵蝕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霍加特非常了解工人階級的思維觀念和價值體系，認為這個群體的適應能力很強，“工人階級具有一種很強的在變革中生存的天然能力，他們適應或接受新事物中他們想要的東西，忽略其余的東西”。此外，工人階級這個群體比較封閉，而且“群體是用來反對變革思想的”，所以這種變革進程必然會非常緩慢。

話又說回來，問題并非沒有，也并非不嚴重。最讓霍加特擔憂的是，工人階級中的年輕一代被“奶品店”里的自動唱機、“淫穢”雜志和性與暴力小說那個夢幻世界所吸引，完全取代了過去的街頭玩耍、俱樂部唱歌和像《佩格周刊》一樣深受喜愛的精品雜志這個實在世界，這兩種世界的品位就像是索然無味的摻水牛奶和有滋有味的炸魚薯條之間的差別。此外，霍加特也擔憂從工人階級群體中脫穎而出，進入中產(chǎn)階級的那些青年人，他們脫去了工人階級的外衣，努力融入有品位的階層中去，但他們常常底氣不足，焦慮不安，自我懷疑，喪失自信。霍加特并沒有開出靈丹妙藥試圖去治愈他們，而是旨在喚醒他們，讓他們?nèi)プ杂?/p>

實際上，《識字的用途》這本書也起到了這樣的治療作用。正像理查德·霍加特之子西蒙·霍加特在2009年所稱的那樣：“像領退休金的工人階級人民、中產(chǎn)階級人民、文法學校的學生、媒體人員、以及下院議員和政府部長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都說這本書講述的是他們自己的故事，照亮了他們的人生。”（Simon Hoggart, “Foreword”, in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viii.） “照亮他人的人生”，這或許是霍加特文化研究的終極使命。

三

在思想譜系上，人們往往把霍加特歸到新左派思想家的行列中。在提到霍加特之時，人們總是把他和雷蒙德·威廉斯和E. P. 湯普森放到一起。誠然，此三者都關注工人階級的發(fā)展狀況，但出發(fā)點并不相同。威廉斯是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撰寫《文化與社會》意在尋找文化觀念在英國的發(fā)展，撰寫《漫長的革命》旨在探索文化革命的理論路線，這些都讓他在新左派中占據(jù)堅實的位置。湯普森更是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加入了英國共產(chǎn)黨，其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便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探討工業(yè)化進程中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相比而論，霍加特始終沒有沿著新左派路線在理論上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特色，也沒有大量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進行研究。與威廉斯和湯普森為伍，霍加特顯得不那么合群。

霍加特被算作新左派，可能只因他寫了研究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的書籍《識字的用途》，而且這本書在1957年出版，正好是在1956年這個被人們看作新左派勃發(fā)的關鍵年份之后。 事實上，霍加特計劃寫這部著作的時間至少在1952年以前，這點從他為本書寫的序言落款的時間上便能知曉。還有從序言內(nèi)容看，霍加特在1952年就準備分兩部分論述，而據(jù)斯圖爾特·霍爾所言：“這本書起初計劃只是對大眾出版物的新形式進行分析，第一部分所描寫的激烈革新只是后來補進來的。”（Stuart Hall,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0, No. 1, 2007, pp. 39–40.）由此可見，霍加特構思這個主題比新左派的反思要早得多。而且據(jù)霍加特自己講，這本書寫了五年半（John Corner, “Studying culture: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2, 1991, p. 140.）。因此，我們不能憑借作品出版時間就簡單把他劃入新左派陣營。而且，霍加特撰寫這本書“既非試圖來寬慰20世紀50年代的‘新左派’，也非設法去慰藉那些一生從未接觸過工人的工人活動家”（Lynsey Hanley,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x.），他只是在自身生活經(jīng)驗之上詳細生動地描述了工人階級的態(tài)度和大眾出版物的發(fā)展態(tài)勢。

事實上，并非密切關注和致力于研究工人階級的學者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相反有相當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是從未接觸過任何工人的人，他們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行為習慣和思想價值觀念，很容易夸大或貶低工人階級。霍加特在該書中批判了出身中產(chǎn)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工人階級的觀點，認為他們“超越了任何現(xiàn)實表象，成功地以半同情半屈尊俯就的態(tài)度對待工人階級人民”。或許是因為霍加特出身工人階級的緣故，他能真實地感受到針對工人階級的一些流行看法中的錯誤認知。當然，霍加特知道自己本身也有認識偏見，但他在行文中“一直在抵制舊比新更好、新更該被譴責這樣一種強烈的內(nèi)心壓力”，避免把身世浪漫化，從而本著一種工人階級人民那種“揭穿真相”的藝術去探討問題。

從霍加特內(nèi)心深處強烈的“舊比新更好”的意識來看，他應該被歸入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行列。這里無意把霍加特的思想劃到某類主義中去，因為他的思想（甚至每個人的思想）非常復雜，在此我們只需以某種主義來描述霍加特的思想。從《識字的用途》一書中，我們會強烈感受到霍加特對三四十年前那種工人階級生活的懷戀，這種鄉(xiāng)愁也會是任何一個漂泊他鄉(xiāng)的游子所能感同身受的，從某種意義上，他超越了工人階級的界限，喚起了人們心中共同的思鄉(xiāng)情結。然而，霍加特對過去工人階級生活的懷戀，意不在否定出現(xiàn)的各種社會變革。他承認勞動人民的居住條件、健康情況、購買力、教育機會上的改進是令人感到高興的，但他認為“相伴而生的文化變革并非總是一種改進，在某些比較重要的情況下卻是一種惡化”，這種惡化有諸多表現(xiàn)，比如大眾報紙的興起正在消除多樣化、“淫穢”雜志和性與暴力小說正在侵蝕年輕一代的心靈等，這些都是霍加特能夠親身感知和體驗到的東西。霍加特這種感受與其說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倒不如說是一種對過去生活的懷戀，他屬于那種且行且珍惜的多愁善感之人。

也許，霍加特心中真正去抵制的是美國流行元素對英國的侵蝕。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感知到霍加特對美國文化的態(tài)度。美國的音樂、美國的電影、美國的連環(huán)漫畫、美國的廣告、美國的流行服飾、美國的半裸美女照和性小說等等，這些都被英國引進過來稍加改進，便甩手送到了英國人民手中。英國被美國化了，它被美國流行的大眾文化所沖擊，原有的英式文化和傳統(tǒng)遭受重大沖擊（關于英國的美國化問題，參見美國學者吉納維芙·阿布拉瓦內(nèi)爾所著《被美國化的英國：娛樂帝國時代現(xiàn)代主義的興起》，藍胤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147-148頁）。事實上，這種狀況早被F.R.利維斯所認識到。霍加特深受利維斯和利維斯夫人的影響，他承認從利維斯創(chuàng)辦的期刊《細查》（Scrutiny）和利維斯派中學到了很多東西（John Corner, “Studying culture: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2, 1991, p. 140.）。從某種意義上講，霍加特也是利維斯的信徒，他把破壞工人階級文化的源頭指向了美國文化，因為英國國內(nèi)的這些流行元素大都來自美國。在霍加特看來，美國文化毫無精致可言。如果說英國文化是“一個沒有改進的炸魚薯條店”，美國文化便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奶品店”。從這本書中，每當霍加特提到美國文化時，我們能從中感到他的厭惡和鄙視之情。霍加特反對美國文化，尤其反對美國文化對英國文化的侵蝕。

所以，我們并不能把霍加特明確歸入新左派思想家的行列中去。他的思想帶有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色彩，他的內(nèi)心有一種很強的反美意識，他能秉持一顆正直善良之心去進行文化批判。

四

《識字的用途》出版后受到人們好評，但沒有想象中那么熱烈。過了一年，鵜鶘出版社（Pelican Books）再版了這本書，其名字也出現(xiàn)在很多閱讀書目和考試大綱上，這才引起轟動。閱讀這本書，很多人似乎都能從中找到和自己相像的人生經(jīng)歷，這都歸因于霍加特那種煽情的敘事手法和細致入微的觀察。

霍加特既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員又與他們不同，既身在其中又能高屋建瓴。把自己的經(jīng)歷拿來舉證，有點口述史的韻味。此外，他借助很多音樂、飲食、服飾等習俗，選取大量日常用語、諺語、方言等話語，來描述工人階級人民的生活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霍加特雖然在描述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但他涉及了英國的各類人群。政客們、教育工作者、學生、時事評論員、新聞媒體人員、出版商、廣告商、為人父母的人、軍人等等，他們都能從中找到讓自己寬慰的東西。或許，收益最大的當屬那些通過努力改變自身處境去向上攀登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改變命運的人。勇于攀登之人是社會向前發(fā)展的關鍵動力，他們各有各的奮斗史，他們有各自信心不足和情緒低落的時候，他們也有成功后的孤獨感和焦慮感，這些共同感受都能從霍加特的只言片語中找到。從某種意義上講，《識字的用途》是一本真正的大眾讀物，它面向的不只是中下階級這個龐大的群體，而是全部的人群；它講述的不只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面貌，而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狀況。然而霍加特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旨在啟蒙和喚醒他人，因為時至今日，“需要被喚醒的人比需要安慰的人要多得多”。

從霍加特那個無線電時代到當前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大眾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今天，人們能第一時間同時獲得相同的信息，能不斷線地了解世界上發(fā)生的大事小情，可是大眾化的結果似乎并沒有霍加特想象的那樣糟糕，世界仍然呈現(xiàn)出多樣化發(fā)展的勢頭。也許每個時代都在訴說著狄更斯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憂愁和煩惱，但這些問題最后總能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