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由外國人首撰，觀念先入為主，導致20世紀20年代前后國人自撰文學史時，多受制于舶來的觀念與術(shù)語，難以描述和判定本國文學的特性與價值，述及小說這一別具中國特色的文體時，問題尤為凸顯。

若借重西方的小說觀念，存“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那么只有削足適履，將白話寫成的話本體與章回體、文言寫成的傳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說”標準的子部（筆記）小說，以及原本臚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諸子寓言、史載傳說兜攬進來，視作與西方對等的“novel”，而大量傳統(tǒng)的古小說則被剔除在外。小說地位主次顛倒，評價也迥異于前。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年版）稱：“（古）小說則不過稱道雜事，其本體與今日之新聞無異，是蓋完全野史，與今日小說不同。”顧實《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也認為漢代小說“固非今日之所謂小說”，“中國謂瑣談零聞之類曰小說，而立于此與真正小說即novel之中間者，蓋美文之一體。”極端者，如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受了胡適宣講國語文學的影響，僅將白話小說視作中國第一流的小說，宋前的小說因為“不是做小說史，也不去細說他，又因都是文言的，更不值得說”，竟將文言小說一概抹殺。而那些曾被士君子所不道的白話小說，因“感人最深”，則轉(zhuǎn)身成為元明清之際的“最有力之文學”（李振鏞《中國文學沿革概論》，大東書局1924年版）。顯然，西方觀念的反客為主，固然提升了中國小說的文學地位，為中國小說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參考，但也客觀上造成了古代小說研究中“中國傳統(tǒng)”的迷失。

若是堅守正統(tǒng)的做派，或視小說為小道，不屑論及，或僅以文言小說為正宗，鄙棄不見于四部之學的白話小說，又會招來非議。林傳甲所著《中國文學史》（京師大學堂講義，1904年撰）就是個箭垛式的代表。林著宣稱“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但論及元人文體時則指斥笹川氏不應將戲曲小說臚列其文學史中，因為“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足比之古之虞初”，更不該提及湯顯祖、金圣嘆，這種做法“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林著的觀點立場也并非孤例，當時竇警凡《歷朝文學史》（鉛印，1906年版）、張德瀛《文學史》（1906至1909年撰）等數(shù)部文學史亦未論及小說，但林著在早期幾部文學史中影響最大，林傳甲的“迂儒之談”也格外引人關(guān)注。鄭振鐸直批林著：“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nèi)容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與林著幾乎同時的黃人《中國文學史》（1904至1907年撰）被視作“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里程碑”（黃霖），與他具備中西融會、與時俱進的學術(shù)眼光，給予白話小說一定篇幅和恰當評價相關(guān)。畢竟，白話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文體這一觀念經(jīng)歷了梁啟超晚清小說界革命、胡適白話文運動等已漸入人心，風氣如是，白話小說進入文學史勢所必然。故步自封，自然已不合時宜。

總體來看，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文學史著述大多處于西方觀念的陰影下，但是在建構(gòu)民族文學與文化精神的動力下，也有學者嘗試著融會中西，如將中國神話視同“希臘神話、《天方夜譚》史詩之一臠”（黃人），將通俗小說效用比擬“法蘭西革命有福祿特爾之小說劇本鼓吹”（曾毅），以證明中國的傳統(tǒng)小說亦合乎國際標準。這種拉郎配固然稱得上門戶相當，但不能算是佳偶，因為中西方的價值觀并不匹配。謝無量注意到：“藉爾士（Giles）《文學史》所稱又有《玉嬌梨》一種，以其敘述不務煩冗，頗為西士所重，然吾國固罕論及之者。”亦如魯迅所說：“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中國小說價值與意義的闡釋，還需立足于民族傳統(tǒng)。通俗小說因近似今小說，尚有比較研究的空間，文言小說尤其是子部小說卻因太具中國特色，如何與現(xiàn)代學術(shù)接軌，成為一大難題。有關(guān)文言小說研究的重要議題及分歧，在彼時的中國文學史著中已可見端倪。

探究什么是中國的“純正小說”，已含有中西比較的立場，試圖建立如西方小說那般簡易的標準，來界定出“正宗”的小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追求。

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北京大學講義，1916年成稿）是一部被忽視的文學史著，該書對中國小說的文體特性與淵源有深切關(guān)注，可惜流傳影響不廣。一則是因為朱希祖雖然先魯迅任教于北大文學院，但旋即轉(zhuǎn)向史學，未再沉潛于小說研究，故其文學見解少人關(guān)注。二則與他彼時尚持“廣義之文學觀”，不合時風有關(guān)。但是，朱希祖對小說文體特性的關(guān)注，可見出構(gòu)建古代小說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探索。朱著論漢志小說，以《宋子》為例，提出《宋子》“言黃老意，然不列乎道家，而廁于小說”，是因為“文體別之耳”，即小說有其文體特性：“著書立說，亦必使雅俗咸宜，婦孺皆解，取譬近而指意遠，樹義深而措辭淺，此小說之正宗，茲其所以成家也。”總結(jié)為“識小”二字，則《世說新語》之類是“近古”之作，典而可味，白話小說（俗語演史筆札）亦“識小，猶未失古人之意”。至于別傳、地理志之類，就不能視作小說；那些“惟怪力亂神是務”的小說，是有違古小說的文體特征的，“其于小說稱家之意偏其反矣”。比起曾毅認為小說始于怪力亂神，胡毓寰、汪劍余將諸子寓言視作小說（這一做法使傳統(tǒng)小說學為擺脫子史而自成一家的努力前功盡棄，也使傳統(tǒng)小說中“敘述雜事”“綴集瑣語”的兩大類別陷入尷尬境地），謝無量、劉貞晦、沈雁冰、趙祖抃等將小說歸為滑稽派的支流等見解，朱希祖所論更貼合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可惜朱希祖的立場和觀點并非彼時的主流，他在該書《敘》中稱后來的主張與此亦“大不相同”，可惜未有新編問世，不知其小說觀念是否亦受時風裹挾。

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狀貌，比上面的舉例要復雜得多，正如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北大新潮社1923年、1924年版）時所總結(jié)的：一、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二、外國人先作的中國文學史雖有，但所占比重很小；三、中國人后亦有作，但仍闡釋不詳。其實還有一點，即彼時撰寫文學史者，或為教學需求，或為出版社請邀，也有“業(yè)匪專學”者，不免有失系統(tǒng)、雜論逸出。魯迅既有志撰寫首部中國小說史，自然有傳之后世的意愿，故以學者的立場開放地、謹慎地對待西方小說理論、時人的考述，得出了諸多嚴謹精辟的論斷。盡管該書參考了日本鹽谷溫的論著，但立場與觀點卻大不相同。鹽谷溫宣稱漢晉小說“不過是斷片的逸話奇聞”，“唐代所謂傳奇小說只是一篇有條理的逸事奇談之類”，“真的中國小說定要算是到元以后才發(fā)生哩”，這便是借西方鏡子、隔日本海霧、看中國花得出的結(jié)論了。魯迅特以“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為首章，體現(xiàn)了對小說傳統(tǒng)的尊重。全書雖然亦將志怪、傳奇、平話及章回作為敘述重心，但并未割舍《世說新語》《酉陽雜俎》等傳統(tǒng)小說，而是冠以“志人”與“雜俎”之名，可謂煞費苦心。盡管《史略》出版后，當時的文學史仍多以胡適是瞻，但大多采納了魯迅的觀點，中國小說的敘寫也逐漸從文學史的附庸論中獨立出來，專著迭出，蔚然成學。

時至今日，中國小說研究界有仍處于魯迅時代的說法。但是，這不意味著魯迅的絕對權(quán)威與學界的止步，在反思一個世紀以來流行的以西方話語體系來描述、判定中國文學的做法時，不少學人開始致力于中西融會，嘗試修正包括魯迅在內(nèi)等前輩學人在彼時風尚下所做出的影響深遠的論斷。如魯迅提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也是接受了西方小說觀念的產(chǎn)物，其前提與結(jié)果都有待商榷。（見陳文新《“唐人始有意為小說”這一命題不能成立》一文）

要想建立古代小說研究的“中國傳統(tǒng)”，有必要從漸趨固化的樊籠里返回到中國近代學術(shù)的自然原野，重新審視當時的百家爭鳴，在中西觀念的碰撞中找回民族的學術(shù)自信，構(gòu)建出真正中西會通的理論體系。

（作者：白金杰，系福建農(nóng)林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