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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經濟生活視角
    來源:光明日報 | 陳慶  2018年11月26日07:45

    美國學者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將中國文學視為與社會緊密聯系的存在,確認文學不是自在自為之物,而是社會政治、文化事實等交織互動的產物。在該書對這些交織互動關系的揭示中,“經濟生活”是一個重要的視角。

    在經濟生活的視角下考察文學發(fā)展進程,《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布衣詩人”予以了較多關注。所謂“布衣”,就是那些未能獲得科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的身份,主要是相對于獲得了科舉功名的詩人而言的。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其導言以唐代為界,把中國文學分為兩個大的時段,先秦至唐以抒情文學為主體,可稱之為寒士文學,宋元明清以敘事文學為主體,可稱之為市民文學。林庚沒有提到宋元明清時代抒情文學作者的身份,《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則從經濟生活變動的角度作了分疏。在該書看來,唐代雖然已經采用了科舉取士的制度,但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官居顯位的極少,大多數顯宦依然來自高門士族。這些出身于高門士族的官員,憑借家族的獨立財富和社會地位,可以抵御仕途的各種不確定性。這使他們較少有身份危機意識。宋代則大不一樣了。門閥貴族在五代的戰(zhàn)亂中被掃除殆盡,宋代的士大夫都是經由科舉考試從平民中選拔出來的。他們的新的身份,并沒有家族的獨立財富和社會地位作為支撐。歐陽修、范仲淹、蘇軾這樣一些為后世所敬仰的北宋士大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他們熱情投身于儒家的“匡時濟世”的事業(y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即使是在被貶謫的境遇中,也依然能夠保持樂觀向上的生活態(tài)度。這樣一些詩人,構成了宋元明清時代抒情文學的作者主體。

    詩在布衣平民中,特別是宋代開始急劇發(fā)展的城市平民中的發(fā)展,是南宋的一個鮮明時代特征。在元朝統(tǒng)治下,科舉制度被暫停(雖然在1315年重新開考),這在切斷讀書人仕途的同時,也加速了詩歌在廣大布衣階層(包括商賈和地主等)中的創(chuàng)作趨勢(這一趨勢在之前已經形成)。

    “布衣詩人”的興起造成了文學史景觀的顯著變化,一是曲的繁榮,一是詩風的離經叛道。以元末楊維楨為例,他“著奇裝異服游遍長江下游地區(qū),手里總是拿著一只鐵笛,遍訪以他為領袖的各個詩社。他表面上玩世曠達的生活方式與當時正在發(fā)展的重視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獨特地位的文人理念是一致的。楊維楨精通不只一門詩歌藝術,他的書法風格相當險怪,又對繪畫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并在畫作上題寫了許多詩。他的詩作也同樣具有自由揮灑的特質,充滿了恣肆的想象力和幽艷的語言,效仿了自北宋以來幾乎被遺忘的風格類型,包括漢魏六朝的樂府以及晚唐李賀、李商隱和韓偓的詩歌。”楊維楨多方面地表現了他的離經叛道,可以說是“布衣詩人”的一個標本。

    明初的王彝曾指斥楊維楨為“文妖”,代表了進入仕途的作家對“布衣詩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在明代中葉表現為復古運動健將李夢陽等對蘇州文人的收編和改造。

    隨著長江下游經濟的復蘇,蘇州在明代中葉再度成為文化中心,其代表人物有沈周、楊循吉、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禎卿等,后四人并稱為“吳中四才子”。“他們能以平民身份聞名天下,并且文學僅僅是他們多項藝術成就中的一種,這是蘇州獨特的社會文化氛圍造就的。多才多藝,還有一定程度上的離經叛道,在當時的蘇州是相當受尊重的。”

    但不久蘇州文人就發(fā)生了分化,其標志是徐禎卿成為“前七子”的一員。“前七子”包括李夢陽、何景明、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等七位弘治年間登科的進士,除徐禎卿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之外,其他六位都是北方人。李夢陽所領導的復古運動,強調士人階層要嚴肅地承擔起治國的角色和責任,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詩歌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向歷史上的最高境界看齊,“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就是基于這種祈向提出來的。徐禎卿努力矯正早年濡染的六朝清麗詩風,甘愿接受李夢陽的指導,顯示了布衣詩風的邊緣化處境。

    在經濟生活的視角下考察文學現象,《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商業(yè)劇場的關注也是一個亮點。所謂商業(yè)劇場,是相對巨富人家的私家戲臺和宮廷戲臺而言的。

    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商業(yè)劇場曾經有過兩度規(guī)模不大的發(fā)展。一次是11世紀末到15世紀早期,京城和為數不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有過商業(yè)劇場,它們提供各種戲劇曲藝節(jié)目,觀眾只要支付入場費就能觀看。一次是17世紀末葉,京城和同樣為數不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某些大型茶館引入了戲劇表演,以提高上座率,這樣,大型茶館就事實上成了商業(yè)劇場。這兩度出現的商業(yè)劇場,影響范圍有限,因其在眾多表演場所中所占份額不大。

    商業(yè)劇場、私家戲臺和宮廷戲臺,這種演出場所的差異,不僅與劇團生存方式的差異有關,也與演出內容和演出方式的差異有關。商業(yè)劇場通常表演熱鬧有趣的故事,并穿插諸多的雜耍樂舞。而私家戲臺所表演的劇目,則有較多的文人趣味,且多為折子戲。宮廷劇目又是另外一種面貌。以雜劇的演出為例,一般的家庭戲班,通常只有一位明星演員,“這位明星演員扮演主要腳色,而戲班中的其他成員便跑龍?zhí)谆驌螛穾煛薄T谶@種情況下,劇中所有唱詞都分配給一位腳色——正末或正旦,就是適合的了。宮廷有的是明星演員,而所有的大牌演員都應該有與知名度相稱的表演機會,因此,那些經宮廷流傳的雜劇文本,“所有腳色的說白都大大增加了,其文本因加入了要背誦的詩詞等文字而豐滿起來。雜劇的基本音樂結構保持下來了,但是每折中曲子的數量被裁減了,這樣也就降低了正末或正旦的突出地位”。

    (作者:陳慶,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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