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時代，什么是好的中國小說？”“如何既呼應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又在新的語境下有所創(chuàng)新？”是值得一再探討和對話的問題。總之，每一部以合理的、有表現(xiàn)力的小說技巧，寫出中國人真實的人生經驗，使中國人情感、精神得以表達；同時營造開拓中國式的審美境界、為小說增添新的美學經驗、為優(yōu)美典范的漢語作出貢獻的作品，都告訴我們，什么是包含了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好的中國小說”。

中國的長篇小說在海外最有名的要算《西游記》和《金瓶梅》，而《紅樓夢》，海外學界對其價值和地位早已達成共識；可在讀者層面，大多數(shù)海外讀者卻無法產生共鳴——這部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到底好在哪里？丹麥奧胡斯大學的魏安娜教授談到中國小說，她知道《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的偉大地位，但作為普通讀者，她本人對《紅樓夢》不大喜歡，讀不下去；和她持同樣看法的包括丹麥另一位漢學家，他從奧大退休后從事《金瓶梅》的丹麥語翻譯工作，已費經年。魏安娜教授是資深的中國文學研究專家，畢生研究中國小說和詩歌，她尚且對《紅樓夢》接受無能，遑論東亞系的學生以及普通讀者了，而不到600萬人口的丹麥，卻將擁有《金瓶梅》的丹麥語譯本，足以說明其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熱情——也足以說明對《紅樓夢》的隔膜之深。

這給我們帶來一個思考的契機：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小說（特別是明清長篇小說）自有怎樣的敘事傳統(tǒng)？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寫出既符合中國傳統(tǒng)、符合中國讀者審美趣味，又能吸引西方讀者的世界性作品？

“人生經驗”

小說是敘事的文體，也就是以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傳示給他人的藝術。《紅樓夢》之所以讓不少西方讀者難以接受，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中所傳遞的人生經驗對西方人來說很隔膜。

《紅樓夢》有一半篇幅寫寶黛互證感情，寶黛之所以需要“你證我證、心證意證”，使氣、吵鬧、流淚、砸玉、題帕……不過是為了互證對方的心意，而二人情感傳遞的描寫，是《紅樓夢》最細密動人之處。他們之所以連篇累牘地驗證感情，是因為在大觀園中愛情是完全不被允許的。這樣的人生經驗在西方世界并不容易被理解，羅密歐和朱麗葉第一次見面，就直接訴說“出自深心的愛情”，朱麗葉更是告白：“在你沒有要求之前，我已經把我的愛給了你了。”而寶黛之間的深情要等三十四回寶玉挨打后送黛玉兩條家常舊帕子才得以領會確認，直到三十八回的海棠社，二人的感情始像愉快奔涌的溪流，趨于平靜。以曹雪芹所作八十回來算，這句說不出口的“我愛你”差不多花了半部《紅樓》。“贈帕”連中國讀者都需細細體會方能領悟其中深意，西方讀者讀來茫若捕風便不足為奇了。其次，林黛玉作為賈寶玉的靈魂知己（soulmate），他們的愛情具有反對儒家正統(tǒng)文化的意味，而后者是賈寶玉真切的生命痛苦。這一層文化的要素，也是西方讀者所不能理解的，他們一般很難理解賈寶玉所感受到的個人性情和仕途經濟之間的激烈沖突。因此，全然不同的文化和人生經驗，使得明清長篇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及其所表現(xiàn)的中國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很難為外人道。

時至今日，中國前所未有地開放與“走出去”，中國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們一樣，越來越多地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穿行、生活、感受、思考，體驗全然不同的文化所帶來的沖擊，并以此為契機尋求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真正成為人類命運和經驗共同體中的一員。共同或類似的經驗背景，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我們既有可能書寫中國人在西方的故事，也可以寫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在當代社會中的處境，既可以寫文化的沖突，又可以寫文化相遇帶來的經驗擴展。而正因為分享了人類共同的命運和經驗，這樣的書寫必然既帶有我們文化的印記，又能引起異質文化中讀者的共鳴。

總之，《紅樓夢》中的故事因為是中國人特殊的人生經驗，所以為西方讀者難以理解；而今天前所未有地“全球化”，人們越來越多地彼此了解，越來越多地共享相似的人生經驗和感受，這構成了和《紅樓夢》全然不同的“講故事”的語境。

“非敘事性”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度過日月和四季的方式，節(jié)日或節(jié)氣是其中的停頓或標記；而所謂的文化，就編織其中”，當認識到這一點，我意識到“四季”對于《紅樓夢》的意義。

最表層的，“四季”具有對應人物、家族命運的敘事功能。如三十八回的秋天，結海棠社，黛玉魁奪菊花詩，寶黛情感因得到互證而和緩愉快；到了四十五回的秋天，黃昏黛玉一人悶制風雨詞，前景黯淡；及至七十六回的秋天，黛玉湘云中秋聯(lián)詩，發(fā)出“冷月葬花魂”的悲音——大廈將傾，“悲涼之霧，遍被華林”。

《紅樓夢》雖以寶黛的情感發(fā)展線索，重點寫幾大事件，如“寶玉挨打”“尤二姐之死”，但它還有一副潛在的結構便是“季節(jié)的轉換”。美國漢學家浦安迪認為不但在《紅樓夢》中，“季節(jié)”作為結構而存在，在《金瓶梅》《西游記》中也同樣如此。可以說，“四季”的結構方式是中國小說對小說結構的獨特貢獻。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中國小說在講故事之外的“非敘事性”，如《紅樓夢》中多次濃墨重彩地寫到結詩社——浦安迪就觀察到，中國文學的主流中，“言”往往重于“事”。事實上，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另一特點完全可以佐證浦安迪的這一論斷：中國小說，特別是白話小說中常常使用對話來表現(xiàn)人物，通過語言使人物的個性鮮活生動、躍然紙上，對話甚至用來表現(xiàn)故事。這和西方文學大異其趣。西方文學中的長篇虛構敘事（novel），從史詩發(fā)展而來，因此非常重視敘述一個完整的事件，即敘述一個“開頭——發(fā)展——結尾”過程俱全的故事。“結構的完整性”往往成為評價一部西方長篇小說（novel）的標準。

《紅樓夢》中潛在的“四季結構”、其“非敘事性”、人物對話的大量運用等東方美學，因為與西方小說傳統(tǒng)中注重“結構完整性”的標準大異其趣，不免增添西方讀者的隔膜感。然而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到了現(xiàn)代，往往和西方小說的敘事框架結合起來，形成中國小說新的敘事景觀。

中國小說兩次“向西方學習”的高潮

中國小說有兩次向西方學習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時期，而大規(guī)模的翻譯和小說實驗其實從晚清就已經開始了；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為了突破僵化的寫作模式，每一位小說家身后都站著一位或幾位西方的大師。

晚清的翻譯大潮中，中國的小說作家（往往身兼譯者、報人等多重角色）受域外小說影響，開始嘗試新的小說技巧，如采用日記體、書信體、表現(xiàn)生活的橫截面、倒裝、回憶等等。五四之后，中國的小說與傳統(tǒng)脫節(jié)，另起爐灶，然而除了魯迅的幾篇小說能用靈活的手法表達時代主題、內心世界外，大多稚嫩。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更多的作家能夠自覺融合中國小說傳統(tǒng)和域外小說經驗，如老舍，他最重要的作品《駱駝祥子》頗受西方讀者的歡迎，長篇小說寫一個人的成長、命運起伏，本是西方小說常見的題材，卻與中國的章回小說傳統(tǒng)迥異——中國的長篇小說往往情節(jié)散漫、游走著許多不重要的人物，就像《茶館》和西方正統(tǒng)“三一律”戲劇的差別。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小說學習西方的潮流，比80年前的“五四”走得更遠。“文革”10年，傳統(tǒng)文化遭受摧毀，20世紀80年代，當人們尋找質疑、抗衡與重建的力量時，首先轉向了西方的資源——就連“尋根”，都是受西方影響的產物。在小說領域，西方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文學技巧輪番上演。西方文學影響下的先鋒寫作、后現(xiàn)代寫作甚至“顛覆”了小說敘事本身。小說的主體不再是故事、人物、思想寓意，有時甚至只是敘事行為。總的來說，如果中國作家以西方的小說技巧或視角，寫出真切、豐富的中國經驗和故事，往往獲得成功。但大多數(shù)中國小說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文本，只流于技巧的模仿，而并不考慮如此技巧是否能起到加深表現(xiàn)力的實質性作用。這些小說可能帶我們領略五光十色的小說敘事光影，卻并未為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增添真正的、新的美學經驗。

由此可見，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現(xiàn)代文學中的杰出之作早已參與了新的中國小說傳統(tǒng)的建構。而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仍然呼喚新的血液、新的靈感。也就是說，傳統(tǒng)正是與創(chuàng)新錯綜復雜、自然而然地交織在一起，從而得以延續(xù)的。

“好的中國小說”

2005年作家哈金發(fā)表了題為《呼喚“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文章，如果說哈金在此文中只是振臂一呼，那么2013年周明全于《當代文壇》第5期發(fā)表的長文《什么是好的中國小說》以及另一篇文章《中國好小說的層級》，則對“中國小說”這一命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建設意義。

周明全提出“好的中國小說”這一概念，認為“好的中國小說”應該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個性突出”“語言優(yōu)美有力”等八個要素。

他所提出的這八個要素，恰恰回答了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寫出既符合中國傳統(tǒng)、符合中國讀者的審美趣味，又能吸引西方讀者的世界性作品？”

前文提到，在以《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長篇小說中，“非敘事性”、潛在的“四季結構”等，成為中國小說傳統(tǒng)的重要方面，可是經由晚清民初、五四時期取法域外文學，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整部小說講述一個頭尾俱全、結構完整、生動曲折的故事，即“故事好”已然成為中國小說的重要評價標準。而“人物典型、個性突出”也是融合了西方文學的經驗與中國敘事傳統(tǒng)的結果，在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中，通過人物對話，以人物語言表現(xiàn)突出的人物個性的方式由來已久。而“語言優(yōu)美有力”是好的中國小說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偉大的小說家都是杰出的語言藝術家，他們能“把頂平凡的話語調動得生動有力”（老舍評《紅樓夢》）。而這一條目前卻為許多當代作家所忽視，他們似乎忘記了，建設優(yōu)美的漢語至少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使命。胡適提出“文學的國語”，就是說，正是好的白話文學作品中的語言，造就了中國的國語，也最終表達、薪傳了中國文化。

“在我們這個時代，什么是好的中國小說？”“如何既呼應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又在新的語境下有所創(chuàng)新？”是值得一再探討和對話的問題。總之，每一部以合理的、有表現(xiàn)力的小說技巧，寫出中國人真實的人生經驗，使中國人情感、精神得以表達；同時營造開拓中國式的審美境界、為小說增添新的美學經驗、為優(yōu)美典范的漢語作出貢獻的作品，都告訴我們，什么是包含了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好的中國小說”。

（作者單位：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