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青塔寺” :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城里有個白塔寺,可有多少人知道,就在離白塔寺不遠的地方,曾經(jīng)有過一個青塔寺?西城區(qū)白塔寺西側(cè)有青塔胡同,這個胡同便得名于此處原有的青塔寺。青塔寺曾是元大都非常重要的一個寺廟,卻悄然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只留下了一個地名。
記載青塔寺的史料支離破碎,甚至互相矛盾,連《日下舊聞考》的作者們也對這些資料心存困惑,未曾梳理清晰。今天,本文將鉤沉史料,尋找歷史深處的那座青塔寺……
青塔寺實為大永福寺因寺內(nèi)有青琉璃塔而得名
《日下舊聞考》記載青塔寺的史料共有五條,其最詳細者為萬歷三年(1575年)《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青塔寺者,即勝國時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門內(nèi)。故有青浮圖。稍東為白塔禪寺,相距里許,俗稱青塔寺云。寺創(chuàng)自延祐間。”
明朝史料亦記載有青塔寺。《萬歷順天府志》稱:“瑞云寺,慈恩寺,彌陀寺,萬寧寺,佑圣寺,延壽寺,永秦寺,永祥寺,青塔寺(有敕建碑),弘慶寺。俱日中坊,有敕建碑。”《宛署雜記》卷5載,宛平縣西城朝天日中坊一牌三鋪有青塔寺胡同 。卷19記述城內(nèi)寺廟有:“青塔寺,古剎,天順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監(jiān)普安感夢助成。請于上,敕賜今名。編修蔣冕記。 ”
元代史料對青塔寺的記載,為當代人記當代事,可靠性更高。《永樂順天府志》述元大都城內(nèi)塔的位置,引《析津志》曰:“青塔,永福寺,青琉璃” 。《永樂順天府志》記載塔的行文規(guī)律是:塔名,所在寺廟,特征。所以這句話可以理解為:“青塔,位于永福寺,因覆以青琉璃而得名”。《析津志》的作者熊夢祥是元末人,曾擔任大都路(今北京地區(qū))儒學提舉、崇文監(jiān)丞,他很可能親眼見過位于元大都城內(nèi)的永福寺有青琉璃塔。
元仁宗延祐年間任嘉興祥符寺住持的僧人念常在其《佛祖歷代通載》也有明確記載:“己未(延祐六年),敕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
根據(jù)上述元明史料,青塔寺始建于元代,其正名為“大永福寺”,亦稱為“永福寺”;因寺內(nèi)有一座青琉璃塔,故當時俗稱“青塔寺”。
明代《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稱“(大永福)寺創(chuàng)自延祐間”。《佛祖歷代通載》稱大永福寺建于延祐六年(1319年)。元代由皇室部門出資興建的寺院,,往往成立專門的營繕司負責其營建工程,如:負責壽安山大昭孝寺的昭孝營繕司,負責大普慶寺的普慶營繕司。負責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部門是 “營繕提點所”,是永福營繕司的前身,成立于延祐三年(1316年)。負責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還有一個機構(gòu)叫“永福財用所”,其前身“諸物庫”、“永積倉”也成立于延祐三年。
元代營建皇家寺院,除國家征用工匠以外,往往還調(diào)用部隊參與工程。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就調(diào)用了一支名叫“工役軍”的部隊。延祐三年十二月,曾有人建議調(diào)動這支部隊參與臨時警衛(wèi)任務:“圍宿軍士不及數(shù),其已發(fā)各衛(wèi)者,地遠至不能如期,可遷刈葦草及青塔寺工役軍先備守衛(wèi)。” 古代的土木工程一般不會安排在冬季開工,因此,這支部隊很可能在延祐三年入冬前即已進駐,參與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了。
綜合上述史料可知,大永福寺(青塔寺)的營建時間應當不晚于延祐三年(1316年)十二月。
元代大永福寺的重要性是朝廷政治博弈的場所 也曾校勘《大藏經(jīng)》
大永福寺營建工程于延祐三年動工后,工程緊鑼密鼓地進行。據(jù)《元史》記載,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辛巳,為加強對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領(lǐng)導和協(xié)調(diào)力度,元朝政府又在永福營繕提領(lǐng)所和諸物庫、永積倉等部門之上,專門“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這一年十一月,元仁宗進一步明確了大永福寺的功能:“(延祐五年十一月癸未)敕大永福寺創(chuàng)殿,安奉順宗皇帝御容。” 然而,大永福寺的營建過程并不順利。延祐七年二月,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突然被叫停,“(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幾天以后,官方又突然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戊午,祭社稷。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實際上,叫停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二月,仁宗已經(jīng)去世,而英宗尚未即位,元朝正處在一個“有政府、無皇帝”的特殊時期。大永福寺在短短幾天內(nèi)的停工與復建,很可能和權(quán)臣鐵木迭兒與尚未即位的英宗之間的斗爭有關(guān)。延祐七年(1320年)五月,英宗一系列措施出臺后,后黨勢力遭到沉重打擊,“群幸伏誅,而后勢焰頓息焉。”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緊鑼密鼓地向前推進,在至治元年(1321年)順利完工。
大永福寺于至治元年二月壬子落成之后,第一任住持為當時名僧法洪(1271-1344),隴西鞏昌成州人,因“有《云麓集》十卷行于世”,故亦有稱其為“云麓洪公”者。大永福寺落成以后,不但是元代統(tǒng)治集團政治博弈的場所,而且也以其在大都中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成為元代校勘《大藏經(jīng)》的重要場所。
元世祖忽必烈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夏(1285-1287年),曾組織全國29位高僧于大都大興教寺,歷時三年,對《大藏經(jīng)》進行過一次全面校勘,最終編制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至元錄》),即《大藏經(jīng)》總目錄。而元英宗時期對大藏經(jīng)進行的校勘,規(guī)模更大、參與人數(shù)更多,據(jù)《補續(xù)高僧傳》記載,“英宗即位,將以大藏經(jīng)治銅為板,而文多舛誤。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讎較。師(法禎)與湛堂、西谷三人為總督,重勘諸師所較,仍新為目錄。旌賞特加。”
制作銅版大藏經(jīng),由于“文多舛誤”,不得不增加了一個“讎較”的程序,這是事關(guān)銅版大藏經(jīng)質(zhì)量的重大問題。因此,英宗“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來從事這項工作,由法禎、湛堂和西谷三位僧人為總督,而負責“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工作的就是法洪。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校勘工作在大永福寺、大慶壽寺和大圣壽萬安寺三處同時展開,其中曾經(jīng)在大永福寺參加校書的名僧至少有三位,即性澄湛堂、慧印和北溪智延。
逐漸消失的青塔寺明代曾修繕三次 清康熙年間遺跡尚存
明清兩季,從皇家到民間,興建佛教寺院的興趣依然十分高漲,北京城內(nèi)外修復、新建了眾多的寺廟,但從有關(guān)史料看,大永福寺這座曾經(jīng)在元代輝煌一時的皇家敕建寺院卻已經(jīng)今非昔比。《析津志》記載元末大都城內(nèi)的寺院時,竟不包括大永福寺,而在介紹大都城內(nèi)名塔時,只是簡單地使用了8個字:“青塔,永福寺,青琉璃” 。《永樂順天府志》也只是轉(zhuǎn)引了《析津志》的這句話,再沒有更多的記載了。
從上述二書分析,元末明初,大永福寺已經(jīng)淡出人們的視線,在那里,留在人們視野里和記憶中的,只有一座周身覆蓋青琉璃的塔了。
元末戰(zhàn)火和元大都的毀損、明筑北京城對大永福寺產(chǎn)生多大影響,史無記載。但有一個參照系,那就是徐達在筑北京城時,由于時間倉促,將原元大都城墻甚至城門都包進了明城墻當中,距離大永福寺不遠處的和義門就是一例。大永福寺毀于何時,其中青塔是否為元末戰(zhàn)火所毀,或在構(gòu)筑明北京城時拆毀,尚不得而知。
明朝對青塔寺的修繕共有三次。第一次修繕是在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年),萬歷時人張一桂稱:“國朝天順成化中嘗再新之 ”。沈榜對天順年間這次修繕工程講得稍詳細一些:“青塔寺,古剎,天順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監(jiān)普安感夢助成。請于上,敕賜今名。編修蔣冕記。” 由此看出,天順年間青塔寺的這次修繕,屬于民間修繕,由于有太監(jiān)出資,故能“請于上,敕賜今名”,《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匯考》也證實了這次賜額。這次修繕的規(guī)模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明朝天順年間,大永福寺的名字已經(jīng)成為歷史,“青塔寺”由俗稱變成了敕賜的正式寺名,此時青塔是否尚存,不得而知。
第二次修繕在宣德年間(1426-1435年):“宣徳間,僧慧燈募修之。” 從上述碑文看,這次修繕似乎也沒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只屬于僧人募集民間資金所進行的修繕。可以想見,其維修規(guī)模一定不會很大。
第三次修繕始于隆慶壬申(隆慶六年,1572年),迄于萬歷乙亥(萬歷三年,1575年)。萬歷三年(1575年)的《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記載,隆慶初年,青塔寺破敗不堪,甚至“殿宇僅存遺址”。經(jīng)僧佛寶倡議,太監(jiān)王喜等捐資,修繕工程始于隆慶壬申(隆慶六年,1572年),迄于萬歷乙亥(萬歷三年,1575年)。
清朝康熙年間,青塔寺尚存:“青塔寺,有敕建碑;弘慶寺。俱日中坊。” 清乾隆年間,青塔寺的頹勢進一步加劇,《日下舊聞考》記載:“黑塔寺在南小街冰窖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門四條胡同。相距里許。皆無塔。亦皆無寺額。獨各有碑可考耳 。”乾隆時的青塔寺,不但沒有了塔,甚至連寺額都已失落,遺址上只剩下蔣冕和張一桂撰的兩通石碑了。
《光緒順天府志》和清末民國時人陳宗蕃所撰《燕都叢考》二書關(guān)于青塔寺的內(nèi)容,都只援引《日下舊聞考》有關(guān)內(nèi)容,而沒有任何關(guān)于清末民國時的狀況記載。民國時曾對全市寺廟進行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普查,青塔寺都沒有被列入視線。
1941年,余棨昌在其出版的《故都變遷紀略》卷6《內(nèi)城三》記載:“青塔寺在阜成門四條胡同,為元之大永福寺,寺故有青浮圖,對其東白塔禪寺,因名青塔寺。寺及塔在清代已廢,惟其地仍稱青塔寺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