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一座村莊，一直不離不棄。我與一座村莊，在DNA的鑒定里，有血脈里相同的基因。

我來到城里已有30多年了，去過我故土的人說，我的樣子，竟然和村莊的地貌越長越像。

我故土的那座山梁，它叫馬耳坡，表面沉穩(wěn)中帶著風吹草浪的激情，憨實的土里一年一年收獲出糧食瓜果。我和這個叫馬耳坡的山梁，在我的中年歲月，它的厚土滋潤著我的心坎，它的井水灌溉著我的心田。

這個叫馬耳坡的山梁，它實在是太小，哪怕是在一個縣級的地圖版面上，也沒有它的標識。但我的生命，就是在馬耳坡上孕育，并接受著它最初的哺育。

我在馬耳坡上的童年時光底片，就是春天金黃的油菜花和整齊的麥浪在山梁四周起伏，我的村莊在一片風聲里靜默或者舞蹈。

在老影集里尋找我在馬耳坡上僅存的幾張照片，都是端端正正站在馬耳坡的竹林桃樹前一臉憨態(tài)又茫然的模樣，照片上的人，面色黯淡，帶著憂愁，領子上的每一顆扣子都扣得嚴嚴實實，一如那個年代的拘謹嚴肅。

1978年，我家的幾間房屋已由茅草房改建成了土墻黑瓦，豬圈和灶屋依舊是山草覆蓋的草棚，其他村里人的住宿條件比牲口也好不了多少。在我的記憶里，每家床腳下都放著一個尿罐或者夜壺。40年過后的今天，我對鄉(xiāng)村的嗅覺記憶，除了滿山滿坡野花的芬芳氣息，便是這家家戶戶的尿臊氣味，還有院壩地窖里爛紅苕的氣味。

40年前，我對村莊的記憶，是鄉(xiāng)親們蠟黃蒼白的臉色，臉上總是布滿黑白的斑點，那是因為體內(nèi)寄存著太多蛔蟲的緣故。所以那時，鄉(xiāng)親們每一年總要到赤腳醫(yī)生那里去領一種專殺蛔蟲的“寶塔糖”服用。而每當我在糞便里發(fā)現(xiàn)那些還在蠕動的蛔蟲時，我就瞠目驚舌。40年前，我村莊的一條土路，到城里有30多公里的路程。每一次步行到城里，就是一次長途拉練。

我的村莊，在1978年的歲末，從廣播里聽到了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消息。那一年春節(jié)，在村莊的文藝演出中，劃彩船的悅耳唱聲從一個鄉(xiāng)村的姑娘中吐出：“三中全會好喲，我們的彩船劃喲，劃喲……”這竟讓一個9歲的少年在夢里夢見了她畫著紅妝的眉眼。

一個在丘陵里沉睡的村莊，到底是什么時候聽到了一個國家改革開放的春雷？中央出臺的各項政策，是從鑲著錫箔紙一樣發(fā)亮牙齒的魏支書和喜歡頓頓要喝紅苕酒的牟村長召開群眾大會傳達會議精神時朦朦朧朧得來的嗎？

40年了，我的村莊在朝霧夕照中一路走來。1981年，村莊里土地實行包產(chǎn)到戶那一年，我家稻谷畝產(chǎn)達到了850斤。每家每戶殺了年豬后不再出售一半給公社食品站了，團年宴上開始有了自家承包魚塘里打撈上來的魚。村里的年輕人也開始流行喇叭褲、蘿卜褲、牛仔褲了。而我還認得，村里當時一個男青年穿著花襯衣和喇叭褲提著錄音機從山梁上招搖而過的神情，錄音機里正傳出鄧麗君唱的“甜蜜蜜”。再后來，村莊里又飄起《鄉(xiāng)戀》、《在希望的田野上》、《萬里長城永不倒》、《十五的月亮》這些那個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了。

40年了，我的村莊在月光下的睡夢中翻了一個身。馬耳坡已被炸平成一個開闊的沙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草場，在它的對面，是一個建在山頂上的機場。那年剛通航時，有一班晚上飛往廣州的航班，我的一個遠房叔叔總是睡不著，他擔心從屋頂上飛過的飛機會一頭栽下來，后來，當他坐上飛機穩(wěn)穩(wěn)地飛到北京去看長城時，他才開懷地笑了，很安全嘛，就跟坐在家里的沙發(fā)上差不多嘛。

40年了，我的村莊還在原地等我嗎？村莊的孩子們在微信視頻里聊天了，村莊的土特產(chǎn)品通過村里的電商平臺飛到了大江南北的千家萬戶，我的村莊在一片果園的濃香里被包圍著，一排排錯落有致的樓房掩映在綠林中，一條條大道通向四方。我的村莊，山花爛漫，瓜果飄香，游人如織。我的村莊，被葳蕤的植物浸染成一層墨綠色，成為大地上一幅飄動的油畫。今年春天我回到村莊，在一片桃林里坐下，紛紛飄下的桃花落滿了我的全身，在一片桃花的暗香里，我突然感到，在40年歲月的風聲中，村莊就像我面前的一株植物，它在春風里一天一天拔節(jié)成長。每當我以一種懷舊的心情去打量村莊時，我才感到40年前的村莊已成了記憶，但它淳樸的氣息還在滲透著我。

馬耳坡的這個村莊，它是中國無數(shù)個鄉(xiāng)村在40年的風云激蕩中一個小小的縮影，但寄托了我對它的祝福，和我對它充滿深情的凝望。

鄉(xiāng)村標語史

一個國家 40年風云激蕩的歷史，在我老家那些風雨班駁的老墻上書寫著。

我說的是老家村子里墻上的老標語。這些標語，和山野上蓬勃生長的植物一樣，透出時代的強烈氣息。

1978年，我9歲了，那年12月，一個關(guān)于國家命運布局的盛會，在北京召開。

等這個會議的精神傳到我老家村子里時，村長從公社開會回來，手里揮舞著一個文件，在山梁上扯開嗓子高喊：“李永德，快點上坡來，接受任務！”

村長喊的這個人，是我一個本家二叔。我二叔略通一些文墨，在村子里算是一個文化人，他在山梁上走路，也是公雞一樣高昂著頭的，有時遇到同別人爭執(zhí)，他總是以一句“你沒有文化”來作收尾后，一個人悻悻而去。我二叔是一個骨子里清高的人，這樣的人注定不能生活在熱鬧人群中。

每逢遇到接受村里寫標語的任務，就是我二叔最得意的時刻。我見他提著石灰桶（后來改進成涂料），揮動一把大刷子在石頭上、墻壁上展現(xiàn)他的一手好手藝。寫標語時，二叔半蹲在地，仿佛在暗暗運氣，把體內(nèi)氣流恰當?shù)剡\送到字體上，然后，一氣呵成。

我二叔說過一句話，他說，在北京召開的會議精神，翻過萬水千山跑到我們村子里來，還得靠我在墻上寫標語。我二叔的話似乎是對的，不過還是覺得他 太狂妄了。

1979年那個春天，我二叔在村里山山嶺嶺的路口、院里土墻、電線樁、一個渠堰天橋上書寫著醒目的標語。春風在村子里興奮地吹來吹去，二叔寫的那些標語家喻戶曉，處處涌動著一股股熱浪。來看看二叔那年刷寫的標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全體群眾行動起來，大干一場”……二叔刷寫下的這些標語，我那村子里的父老鄉(xiāng)親，有的弄不懂真正意思，二叔也一知半解地給他們講解著。二叔當年刷寫下的這些標語，已成為一個國家改革開放初年記憶的活化石。

1981年，一個國家的又一輪土地改革，再次如春雷一般炸響了我那個小山村。我二叔在村子里刷寫的標語是這樣的：“打多少收多少，由你自己說了算！”、“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82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們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村里老墻上，到處都是我二叔刷寫的標語：“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絕三胎”……我二叔寫的這些標語，都是按照上面的內(nèi)容寫的。

2015年10月，國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我二叔那年已經(jīng)76歲了。滿頭白發(fā)的二叔，欣然受命，提著涂料桶，在村里的房前屋后、新硬化的公路旁刷寫下標語：“一個太少、兩個正好”，“春風吹大地、播種播兩粒”，后面一條是我二叔原創(chuàng)，他自己也覺得滿意。

我記憶中，40年來，我二叔刷寫的標語實在是太多了，可以出一本圖文并茂的書了。

1988年宣傳殯葬改革政策：堅決反對土葬，實行火葬！1996年安全宣傳：遇到電線著了火，千萬不要用水潑！1998年：全村人民行動起來，多栽果樹！2006年全國取消農(nóng)業(yè)稅：農(nóng)業(yè)稅，不交了，黨的政策真是好！ 2002年：保護青山綠水，實施退耕還林！ 2008年：北京就要開奧運會啦！2018年：美麗鄉(xiāng)村是我家，農(nóng)村不比城里差！

前不久，我回到老家村里去，看見79歲的二叔還在村子里刷寫標語，他的手已經(jīng)有些發(fā)抖了，顫抖著寫下這樣的標語：不忘初心跟黨走，共同建設新農(nóng)村！

在我的村子里，城里賣房的、賣電器的、賣車的、推銷保險的，還有村里電商平臺的宣傳，各種噴繪廣告已經(jīng)占據(jù)了交通要道、村里興修的辦公樓、葳蕤樹木的果園旁，但我二叔刷寫標語的身影，還在村子里的大地上緩緩移動著，成為傳統(tǒng)鄉(xiāng)村里的一道風景線，成為我望得見鄉(xiāng)愁的一部分。

40年的家國記憶，也在我二叔寫下的那些鄉(xiāng)村老標語里，得到了濃縮和綿延。

電波聲里望流年

“會填電報表嗎？”這是1978年6月，我和幺叔來到鎮(zhèn)上的郵政所，工作人員遞上來一張電報表。“姐速歸家有急事”，幺叔填寫的電報內(nèi)容就7個字，收費1元零5分。

那年初夏，我的一個遠房祖父在犁田時突然栽倒在田，再沒有醒來。為了通知他一個在上海工作的女兒回家奔喪，我和幺叔便趕到鎮(zhèn)上郵電所發(fā)一封加急電報。5天以后，當紅腫著雙眼的姑姑從上海回到村子，哭著跪倒在靈前時，她痛心于時空的遙遠，通訊的不便，讓她千里迢迢回來奔喪的淚水，再也追不上祖父在云層里的腳步。

1979年的寒假，我讀小學二年級，我到在城里工作的父親單位去玩，父親在機關(guān)做秘書，整日守在一臺黑色帶著威嚴氣派的電話機前接聽電話，我看見一臉嚴肅的父親把話筒湊在耳邊接聽，傳達指示，收聽匯報，一邊在電話記錄簿上飛快地記錄著。那時，電話還是手搖式的，打電話時，先搖一下手柄，然后把電話掛了，郵局的總臺為你接上要找的單位，插入相應的端口，這才可以通話。

電話的神秘，讓我想做一個實驗。有天，我把用來抽水的30多米長的膠管子連接起來，我和幺叔分別站兩端，我對著膠管口子對著另一端拿著膠管口接聽的幺叔大聲叫喊：“幺叔，幺叔，聽得見我的聲音么？”幺叔失望地搖搖頭。

1990年，我到一個鄉(xiāng)里參加工作時，最初在辦公室作文書，依然是手搖式要通過郵局轉(zhuǎn)接，我對郵政局那個滿臉長著雀斑的女話務員也萌發(fā)了朦朧的情愫，每次聽到她轉(zhuǎn)接電話時輕柔的聲音，我的心里就狂跳不已。

1994年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書和幾個種植戶家里已經(jīng)安上了程控電話，其它的老鄉(xiāng)也都在準備安裝電話了。電話，已經(jīng)開始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一個養(yǎng)雞大戶到我家來小坐片刻。只見他腰間已佩戴著一個黑色的傳呼機，不一會兒便嗡嗡嗡地響起來，他嘿嘿嘿地笑起來說：“我馬上得回一個電話。”他走以后，頗受刺激的我不久后也花了1100元買了一個數(shù)字傳呼機。沒料，這個傳呼機卻讓我被老婆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了，一下班，或者是在城市夜晚的酒肉江湖上，老婆一次次“呼”我趕快回家，我感覺失去了自由之身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個諢名叫“狗子”的搞建筑的老鄉(xiāng)來到我家里，他把一個磚頭大的東西“啪”地一聲往桌子上一擱說：“知道不，老子花2萬塊買的大哥大！”“狗子”的神氣嚇了我一跳，也讓我頓感落伍于時代的寒酸。狗子在街上打“大哥大”的時候，滿街的人都在羨慕嫉妒地盯著這個“土豪”的囂張顯擺。

1999年春天，我花3000多塊錢買了一部手機，那可是2個多月的工資啊，我真有些心痛了。我腰間別著手機很風光地回到了村里，還故意到那個養(yǎng)殖大戶的院壩前拿起手機哇啦哇啦的說話。沒料，這位養(yǎng)殖大戶卻從腰間拿出一個樣式更新款的手機在我眼前晃了晃。

2003年的一天，我回到村里，我的一個表叔正在吆喝著牛犁田，他腰間的彩屏手機突然響了，表叔便停下來接聽電話。表叔笑著說：“剛才，是湖北一個客商商談來這里收購榨菜的事兒。”

2008年夏天，我回到村子，村里70多歲的魏大爺正坐在電腦面前，看著他的孫子用視頻和打工的爸媽聊天，魏大爺?shù)难劬πΦ貌[成了縫兒：“這玩意兒，實在是怪！”

2008年秋天，當神七航天員在浩渺的太空中與家人通電話時，我才真的感到，在成為一個村莊的地球，我們對太空的呼喚，已不再是夢。

2018年春天，當年和我去發(fā)電報的幺叔，已經(jīng)79歲了，他在微信視頻里跟我聊天，笑呵呵地告訴我，他種的水果，已通過村里的電商平臺銷售到了湖南、廣東一些地方。

40年里時光飛逝，40年里電波遙遙，在這電波聲里，我見證了一個國家崛起的背影，一個國家鏗鏘前行的足跡。

光陰里的家

我爸今年81歲了，有天晚上夢見老家一棵洋槐樹被大風連根拔起，那棵樹是我爸親手栽下的。

“心痛啊，心痛啊！”我爸驚醒過來后拍著胸口說。我媽也醒了，大聲說：“老頭子，這可是你做的夢，不是真事兒！” 我爸才恍然抬起頭來，嘴里喃喃，我是在做夢噢。

爸平時是一個沉默的人，他做這個夢，是想老家想得有些心慌，但因痛風毛病，很少回老家去。我感覺爸心里有個孤獨的“黑洞”，越撐越大。

對父母的孝心，并不都是物質(zhì)上的給予。今年有天回家，我決定同爸好好聊聊，我要燃起他心里“黑洞”的一點亮光。那天他突然來了興致，要與我來好好回憶一下40年來的家庭變化。爸說，我們這個國家啊，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確實不容易，我們這個家庭，也是這個國家的細胞嘛。

我爸開始回憶1978年，那一年他41歲了，是縣城機關(guān)的秘書。那年秋天，這個風華正茂的男人，滿臉興奮走在鄉(xiāng)間田野上。我爸按照上級指示，回到公社和村里傳達一個重要文件，那是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那一年，整個中國大地都在撥亂反正，中國上空，響起了改革開放的第一聲春雷。

這一聲春雷，也傳到了我的村莊上空，到處都是彩旗飄揚，鑼鼓喧天。1978年的那個冬天，因為有提前宰殺的年豬，我那10多口人的大家庭，鐵鍋里的蘿卜湯里也沾上了一點油腥，黑漆漆的廚房里有了一點熱氣騰騰的味道。1978年，一個9歲的孩子，還不明白這一年，對于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真正意味著什么。我只記得，爸特地請來城里照相館的師傅 ，讓我們一家人在竹林旁照了一個合影。爺爺還把為自己打的一口棺材扛到了偏屋，他紅著臉膛說：“莫著急，我還要好好活著嘛，多看些好年景！”這一年，留在我心中的影像是灰白中夾帶一絲喜慶的紅。

我背著母親為我捆好的一床被子，怯生生地來到一個離家70多公里的鄉(xiāng)上工作。這是1988年的秋天，我從學校畢業(yè)了，有了鼓出的喉結(jié)，說話粗聲粗氣，臉上還長滿了青春痘。那一年的夏天，我家喜事連連。我的妹妹考入了大學，我的奶奶迎來70大壽，我母親喂養(yǎng)的兩頭母豬一口氣下了13個豬崽，我家稻田里試驗的新品種喜獲豐收。10月，我顫抖著在鄉(xiāng)里工資名冊上簽了字，領到了第一個月的工資，36元5角。我用工資稱了五斤羊肉，再到供銷社買了一床毛毯回到了村里的家。遠遠地我看見母親在田坎邊等我，母親的頭發(fā)在風中飄著，瘦小的母親踮起腳尖一把抱住了我。我家的日子正越過越好，那年在村里率先建起了氣派的青磚房，青磚房內(nèi)，一年四季都掛著臘肉，還有一串串像是在燃燒的紅辣椒。 那一年的影像，便是墻上那一串串紅辣椒，望一眼，便忍不住有些心花怒放。

一個城市里的人幾乎傾巢出動去江邊看大水，這是一個長江邊的城市，因為春天的洪峰，已經(jīng)危及到下游一些城市的安全。這是1998年的春天，我61歲的父親攙扶著80歲的老奶奶去江邊看大水，一次一次洪波涌起讓我的老奶奶也嚇得雙腿打戰(zhàn)。我聽見爸在她耳邊說:“媽，您別擔心，下游有解放軍在扛著呢。”江邊的雨霧中，爸的頭發(fā)已是花白一片。那一年的大水，讓整個中國眺望與動情，也讓一個長江邊的家庭揪心。

2008年。這一年的開篇，幾乎是被雨雪籠罩。這一年的5月四川的大地震，8月的北京奧運會，淚水奔流的是兩個方向，一邊是巨大的悲傷，一邊是海潮般的喜悅。

2018年初夏的一天，我?guī)е謰尰氐嚼霞遥诎衷缘哪强醚蠡睒湎潞狭艘粡堄啊Ｅ恼諘r，老家山梁上空的飛機仿佛貼著屋頂騰空呼嘯而去，那是我老家山頂建起的機場。回到城里以后，我們一家人又在波光浩淼的江邊合影留念，綠樹婆娑中的城市，是我終老一生的地方。

兩張照片上，我們一家人的笑容，都是從心里綻放的。40年的光陰流水，我們一家人，還將在這流水潺潺中， 繼續(xù)著歲月里的靜美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