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走了，前半生惝恍流離，顛沛于市井之間，后半生恣意而為，笑傲在浮華塵囂。這是“錯位”的傳奇：想做叱咤風云的政治家而落拓為報人；想寫娛樂消遣的武俠小說，卻被譽為20世紀華人經(jīng)典；想象了豪氣干云的各類英雄故事，卻以奸詐虛浮的韋小寶告別文壇；高歌“直教人生死相許”的癡情，卻心思不屬情感豐沛。他的作品也成為時代“錯位”的有趣表征：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偏偏要講述英雄的故事；而對于英雄的想象本身，又天然帶有無力措手的悲哀與沮喪。

不妨說，金庸是20世紀革命激情剩余之后英雄敘事的締造者，也是香港殖民飛地帶有創(chuàng)傷記憶的歷史命運的慨嘆者。一方面是酣暢淋漓改造世界的沖動，另一方面則是黯然銷魂無所來去的彷徨，詩人龔定庵曾經(jīng)這樣描繪“五千年未遇之變局”背景下現(xiàn)代人的雙重心態(tài)：“來何洶涌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這不正是金庸小說之人生情懷與思想境界的最好寫照嗎？

童話布景、悲劇心態(tài)與史詩境界：金庸小說的三重內(nèi)蘊

清末民初，“武俠”二字雖來自日本，卻忽然于中國彪炳文采，一時顯赫。究其原因，無外乎卑國命運外化為人生傳奇而已。船堅炮利的強敵，創(chuàng)造了身體狂想的武俠，也激活了沒有英雄時代的英雄想象。可以說，金庸小說為孱弱的“東亞病夫”生產(chǎn)了壯美的武俠氣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剛至堅、胡斐的一往無前、陳近南的大義凜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與黃老邪的潔身自好……金庸把個人的挺拔精神與歷史上民族命運的沉沉黑夜維系在一起，創(chuàng)造出“俠之大者”的神話。

與此同時，金庸小說之境界還體現(xiàn)在英雄狂想中隱伏的“小人物的悲哀”。令狐沖在綠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與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陳家洛悲悼憂郁的面容間蘊藏著的世間悲苦、張無忌棲棲遑遑渺無前路的彷徨、楊過黯然銷魂掌隱喻的絕望、韋小寶無所用心狡詐卑鄙中透露的認同失落，以及義無反顧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靈素、英姿颯爽的霍青桐、偏執(zhí)無著的岳靈珊……金庸并沒有假情假意地給我們描述“偉人的江湖”，而是鋪開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20世紀心靈地圖。

在《天龍八部》中，大俠蕭峰兩軍陣前折箭自盡，創(chuàng)造了當代武俠小說男性主人公自戕的結(jié)局。蕭峰的死，不僅僅是他在大宋和契丹之間無所選擇的死，還是以死的崇高感，凸現(xiàn)出人格價值的堅守與這種堅守不免消解的悲涼。蕭峰，這個看似曠古絕今的大英雄，又是觀看金庸小說第二重內(nèi)蘊的“顯微鏡”：通過他，可以發(fā)現(xiàn)“武俠英雄”中絲絲縷縷的脆弱、失落和慌張。

其實，金庸小說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之豪氣干云，而在于他寫出來的我們每個人的無能為力。而正是這種無能為力，才讓金庸的小說與20世紀以來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境遇與精神氣質(zhì)緊密相連：郁達夫筆下遲桂花的寂寥、魯迅小說里傷逝的悲慟、沈從文邊城中寄存回歸希望的離開、曹禺話劇刻寫的周萍的彷徨和尷尬……

事實上，金庸小說如果只有郭靖，那不過是英雄的夢境；如果只有韋小寶，那只能是世間諷刺的劇作；而他偏偏寫了陳家洛面對霍青桐的自卑、張無忌對陣朱元璋的無奈、令狐沖醉飲美酒無心拼搏的失敗感、狄云寧愿掙扎在冰雪酷寒之地也不愿回到俗世的絕望……金庸的世界，寫出的是英雄蕩滌江湖的偉岸故事，用的卻是三分焦慮無著的喟嘆心境。細看其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蕭峰一樣的“真實死亡”，要么是以退隱的方式“象征死亡”，就連韋小寶也悄然離開，不知所終。金庸把蘇東坡“江海寄余生”的閑情逸致，變成“小舟從此逝”的無語落幕。這不是“告別崇高”，也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中知識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一方面是救濟天下的英雄錯覺，另一方面則是無力作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說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為了制造悲劇，而是悲劇現(xiàn)世本身；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寫知識分子“世間不平事乃以劍消之”的狂想，而是寫這種狂想本身已經(jīng)喪失了想象的土壤。

如果說刻寫英雄豪俠不過是金庸小說的“童話布景”的話，那么，將歷史的寂滅感放在英雄的幻想中來映照，則凸顯了金庸小說的“悲劇心態(tài)”。所以，金庸不免在小說里寫逍遙自在的桃花島、忘情俗世的忘情谷、無人能會的活死人墓、一騎絕塵的大雪塞北與杳無音信的海外僻地。金庸用桃花源的美麗，襯托無處私奔的精神絕境；用一去無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詐市儈的平生。這不是古希臘的命運悲劇，不是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也不是《紅樓夢》的虛無悲劇，而是現(xiàn)代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感和困頓的命運感的交纏與撕扯，是無力拯救而又不得不振臂而呼的蒼涼，是以小人物的心，幻想大人物的歷史的崇高。

這也就有了金庸小說的第三重內(nèi)蘊：特定時代內(nèi)在精神的史詩境界。

在他的武林世界里，無論怎樣萬千阻障和山高水長，依舊有執(zhí)著堅定的信諾、至死方休的愛情、純潔無瑕的友誼和一笑放下的灑脫。金庸小說最終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靈創(chuàng)傷，而是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癡絕、不肯“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獨立、于威嚴肅穆的權(quán)威面前嬉笑怒罵的脊梁和“不戀投來食”的尊嚴。

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輝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說把這種卑微底色的勇敢寫了出來，在崇高里多了份蒼涼，在蒼涼里又平添幾分剛毅！這是一個經(jīng)歷過戰(zhàn)亂、動亂和爆炸式繁榮的人，寫出來的那個世紀的邏輯，又是每一個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偉大的自我。在一個實用主義當先、利己主義稱霸的時期，金庸小說把曾經(jīng)主宰人類從洪荒蠻遠走到高樓大廈的“人的力量”，凸顯在字里行間，刻寫在我們眉宇之間。

英雄的挽歌

如果將金庸筆下的三個人物并置的話，就會顯示生動的現(xiàn)代人格的三張面孔：郭靖、令狐沖和韋小寶。

郭靖淳樸卻堅實、仁厚而強大、剛毅又柔情，人世間可以沒有黃蓉，卻不能沒有靖哥哥，因為“靖哥哥”是對抗市儈化和功利化的情感世界與處世規(guī)則的符號——正是這個“靖哥哥”，寫出了對鬼魅魍魎的嗤之以鼻。

令狐沖卻是郭靖的另一面。他率性任情，對世間規(guī)矩熟視無睹；他恣意縱情，看朝堂政治如兒童游戲。狷狂處可為兒女情懷忘記江湖大義，隱逸時能把權(quán)冠王位看得一錢不值。俯身撿起一把劍，性命不顧，自由自在而去；回頭擋住懸崖路，無所畏懼，沖向盜匪強人。如果說郭靖是小人物的面具，那么令狐沖就是英雄的心腸。從郭靖到令狐沖，金庸寫出了從少年擊劍的浩氣，到萬千哀樂的睿智。令狐沖這個符號中隱藏了人們對日益單調(diào)刻板的現(xiàn)代生活的厭倦和無奈。

但是，金庸終究寫了韋小寶，一個在武俠英雄的樹葉枝干里，“生長”出來的“塊莖”（rhizome）。如果沒有韋小寶，郭靖的剛健偉岸與令狐沖的揮灑自如，恰好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之家國情懷的珠聯(lián)璧合。出則郭靖，入則令狐；嘴上郭靖，心中令狐；外郭靖而內(nèi)令狐。而恰恰因為韋小寶，這種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俠骨柔情，就被殘忍碾碎。韋小寶用“朋友的義、臣子的忠、人子的孝”，輕輕松松地獲得黑道白道的雙重認證；又把奸商的狡猾、阿Q的自遣、市井的功利與豪俠的話語都集于一身，創(chuàng)造一種“無意義而有效的人生”。從“有意義的生活”到“有效的生活”，金庸終于用韋小寶埋葬了20世紀知識分子的“騎士夢”。

韋小寶正如當年的堂·吉訶德，以喜劇的活潑顯示變幻時代里的嚴峻：無論是把自己想象為英雄，還是干脆想象別人為英雄，都只是拯救的幻象，不能構(gòu)成拯救本身。

拯救的時代結(jié)束了，韋小寶的使命并不是去鼓勵“沒有意義就胡作非為”的未來，而是去刺痛抱殘守缺的啟蒙者或者自以為是的拯救者。韋小寶把一個新的命題甩到我們臉上：如果你不是英雄，是不是就可以猥瑣奸佞或者陰險狡詐？是不是這個世界沒有神和神的光輝，就注定只剩下人的攻訐告密與蠅營狗茍？

金庸寫了英雄，又終究把英雄帶走。世界創(chuàng)造了英雄的想象，卻并非由英雄來創(chuàng)造。武俠小說嘗試用符號的偉大，暗示世界的偉大；金庸卻啟動了符號的自毀機制，顯示小人物的悲哀。武俠小說用江湖的險惡來掩蓋世界的卑污，金庸卻把卑微看作是英雄的底色！這個世界永無英雄，我們卻必須用英雄來激勵自己；而這個世界皆為普通人，又何必用神圣的面具來嚇唬眾生？

金庸的小說，是英雄的神話，更是瑣碎生活的寓言。

金庸的小說，是英雄敘事的幻象與歷史內(nèi)核的錯位，也是喚起英雄感的激情和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