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尤恩:作家跟生物學家相似,但他們研究人性和社會
采訪伊恩·麥克尤恩并非易事。這位當今英國文壇最負盛名的小說家,在他為期8天的中國行里,參加了多場演講和對談活動,回答了無數(shù)媒體和讀者的提問。因而11月1日中午,當麥克尤恩在中國的行程接近尾聲時,澎湃新聞記者很擔心,“輸出”過多、又因旅途勞頓推遲了采訪時間的麥克尤恩可能不會以很好的狀態(tài)應對采訪。不過當記者走進采訪間,迎面看見他鏡片下平靜而炯然的目光時,便知道這種擔憂并無必要。
這位年逾七旬、滿頭白發(fā)的小說家,依然保持著對時代的敏銳觀察和冷靜思考,哪怕面對很抽象的問題,都能不假思索地給出嚴密而鋒利的回答。從文學到政治,從莎士比亞到人工智能,從英國脫歐到充斥著假新聞的社交網(wǎng)絡,麥克尤恩都能侃侃而談。而任何一個讀過他作品的人都知道,這斑斕而多變的現(xiàn)實,在他的筆下都能成為絕好的小說素材。
“中國讀者對我的了解程度,與我自己都不相上下”
對于此次中國行密集的行程,麥克尤恩表示很辛苦,但他也認同,這已經(jīng)成為了作家工作的一部分。“過去,作家只需要寫小說,等它們出版,就沒什么事了。但現(xiàn)在你必須向公眾解釋你自己。這種活動如果不太多的話,還是很好的。會很有趣,很激動人心。”麥克尤恩如此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如今的麥克尤恩已能駕輕就熟地應對讀者與媒體,但此前在與作家小白的對談中,他也表示,自己曾經(jīng)也為陌生人的問候而感到緊張和尷尬。而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改變了他,他直視讀者眼睛點頭道謝的樣子令麥克尤恩非常欽佩,于是他決定效仿這位自己崇拜已久的詩人,就這么逐漸克服了“社交恐懼癥”。
麥克尤恩沒有想到自己在中國竟如此受歡迎
麥克尤恩沒有想到自己在中國竟如此受歡迎,中國讀者對其作品的了解程度令他吃驚。“原本我很擔心讀者都是我的同齡人,但現(xiàn)場來了很多十幾歲、二十幾歲的讀者,他們都非常非常熱情,并且都爭先恐后地向我提問,”麥克尤恩說,“一般來說,我活動的提問環(huán)節(jié)都是一片寂靜,偶爾會有一只手舉起來。但這次在提問環(huán)節(jié),每個人似乎都想向我提問。中國讀者真摯的熱情很令我感動。”
說到在中國遇到的有趣問題,麥克尤恩說:“人們似乎對我的生平了如指掌,我想這都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功勞。還有人提到我50年前的事,他們對我的了解程度跟我自己都不相上下。”他還提到,與英美讀者相比,中國讀者似乎更有階級意識,會問出“小說中是否呈現(xiàn)了工人階級的面貌”這樣他從未在歐美國家遇到的問題。“但大致來說,我并沒有感覺到中國讀者有何明顯的不同。因為小說總是與人性對話的;而從人性的角度看,全人類的反應都是差不多的。”麥克尤恩笑談。
“莎士比亞一直流淌在我的寫作中”
《堅果殼》是麥克尤恩最近的一部小說,今年8月在中國出版,它從一個胎兒的角度重述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故事。
“莎士比亞作品是學校的必讀書目,每個英國孩子從11歲就開始閱讀莎士比亞了,我也不例外,”談及自己閱讀莎士比亞作品的經(jīng)歷,麥克尤恩如此回憶道,“但那時的我太小了,在課堂上朗誦我當時并不理解的莎士比亞作品對我來說太無聊了,就好像在教堂里念著那些跟我毫無關系的句子一樣。直到我十六七歲,莎士比亞的文句才在我眼中漸漸有了意義,我開始為那些句子的魔力而傾倒。”
后來麥克尤恩在大學里學了文學專業(yè),才認識到莎士比亞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對于英語文學作家來說,莎士比亞都是無處不在的,即便是你不在意他的時候。因為他發(fā)明了很多詞匯與表達,塑造了英語這門語言。哪怕你從未讀過一本莎士比亞的作品,也會時常引用他的話。他不僅影響了我們對于歷史的理解,他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也經(jīng)久不衰。他塑造了我們對于愛與道德的思考和表達,是我們的意識和知覺的一部分。”麥克尤恩說。
而對他本人來說,莎士比亞并沒有直接影響過他的寫作,但他就像某種背景音樂,一直流淌在他的寫作中。不過《堅果殼》一書確實與莎士比亞的作品有直接的聯(lián)系,它是基于《哈姆雷特》而創(chuàng)作的。“我不是第一個嘗試重述《哈姆雷特》的作家,但我想從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的角度來講述他的叔叔是如何謀殺他父親的故事,能夠賦予它新意,”麥克尤恩說,“《哈姆雷特》的主角是一個缺乏行動力的人,他的思慮總是會阻礙他的行動;而《堅果殼》中故事的敘述者也是一樣,因為他尚未出生,所以也不能行動。面對這起可怕的暴行,他也同樣感到無力。這正是這部小說的語言,它擷取了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一些韻律,讓它回蕩其中。但同時,它也對當下的世界做出了一些評論,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除了英國的文學傳統(tǒng),歐洲和美國文學也對麥克尤恩產(chǎn)生了很深的影響。對于自己喜愛的作家,麥克尤恩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而排在第一的總是卡夫卡。10月2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場活動上,他曾表示,他喜歡卡夫卡作品中幻想內(nèi)容與現(xiàn)實情緒的結(jié)合,在其中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此外,但丁、歌德、托馬斯·曼、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在麥克尤恩的名單中。
正因如此,在身份認同問題上,麥克尤恩首先將自己定義為一名英國作家,其次是歐洲作家。但同時他也認真地強調(diào),在英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都有各自的文學傳統(tǒng),盡管他的父親是蘇格蘭人,但他從未在那里住過,所以更認為自己是一名英格蘭作家而不是蘇格蘭作家。“我們各自的文學傳統(tǒng)都非常強大而分離,就像我們的足球隊一樣,”麥克尤恩如此類比道,“如你所知,我們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隊,但有英格蘭隊、蘇格蘭隊和威爾士隊,我很欣賞這一點,各地各自的身份認同并沒有因聯(lián)合而被抹殺。”
小說家用顯微鏡研究人性與社會
在小說《堅果殼》中,最具時代性的情節(jié)或許正是主角在母親腹中所聽到的新聞播客,關于貧富分化、移民危機、人口轉(zhuǎn)型、生態(tài)惡化、人工智能……身為主角的胎兒仔細聆聽播客中的觀點,并做出了大篇幅的討論與反駁。“即使他倒掛在母親的身體里,即使他的四肢無法移動,但他的大腦依然自由,能夠自由地談論這個他將要進入的世界。”麥克尤恩如此解釋他書寫這一情節(jié)的意圖。
在書中大段敘述新聞的麥克尤恩,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看新聞上。《衛(wèi)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旁觀者》《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大部分主流媒體,BBC的電視節(jié)目,以及政治網(wǎng)站OpenDemocracy,都是他日常關注的媒體;他也不會拘泥于某一種政治立場,而是試圖了解完整的政治光譜。“我確實讀得太多了,我可以讀一整天的報紙。”他笑道。
閱讀新聞的習慣同樣也會影響麥克尤恩的寫作。新聞中令他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政治,真實的新聞故事也能成為他的創(chuàng)作素材。麥克尤恩提到了一個他一直追看的故事,關于一個巴基斯坦的農(nóng)婦:她是一名基督徒,因和穆斯林女子在同一個杯子里喝水而被判了死刑,但是死刑沒有立刻執(zhí)行,她在獄中等待了6年。最高法院認為她無罪,應該釋放她;但民眾卻堅持她應該被處死,也該處死法官。“這是一個關乎政治、宗教,也關乎人類信仰的故事,它也描述了一個國家的黑暗時刻,有關一杯水是如何激起千萬人的憤怒的故事,”麥克尤恩說,“這個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如果要為此寫篇小說,我會叫它《一杯水》。”
如何在小說中講述這樣的現(xiàn)實故事?在采訪當天晚上麥克尤恩與作家孫甘露的對談中,麥克尤恩部分解答了這一問題:“對于未來的敘事走向,我想主要有兩個方向,一種是現(xiàn)實主義,我們要想辦法描繪我們所處的世界,以一種比較嚴格的重現(xiàn)現(xiàn)實的方式去描繪現(xiàn)實;另一種則是把現(xiàn)實以一種夢幻或魔幻的手法寫出來,以此呈現(xiàn)我們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
麥克尤恩認為,不斷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為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挑戰(zhàn)。他舉了互聯(lián)網(wǎng)的例子:“過去,互聯(lián)網(wǎng)曾被看作獲取真相的有力工具,但如今這種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樂觀情緒正在慢慢消退,充斥全網(wǎng)的虛假消息成為了新的時代困惑。過去那些文化素質(zhì)很一般、只會在火車站前兜售手冊的人,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可以把他們那些虛假或很荒謬的言論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對于這種混亂的狀況,麥克尤恩認為,正是網(wǎng)絡的匿名性為謊言和人類的陰暗心理提供了庇護,因此他認為網(wǎng)絡實名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同時也意識到,在一些國家,匿名性對于表達觀點非常重要。“但我還是認為,在假新聞泛濫成災的現(xiàn)在,網(wǎng)絡平臺應該對內(nèi)容承擔更多的責任。如今連很多政府都加入了制造和傳播假新聞的環(huán)節(jié)中。”
而在這種情況下,小說家又能做什么?在10月27日與作家格非的對話中,麥克尤恩曾說:小說家是站在真假信息風暴中的人;小說家能夠在風暴中找到一個靜止的中心,在這個中心繼續(xù)研究人性,研究所有的真相和謊言。
“我們的世界時刻都在變化中,作為中國人,你對這30年來的社會變化一定有很深的體會,”麥克尤恩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道,“而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闡釋這些變化對個體生命的意義,讓人們相互之間達成理解。畢竟,進入他人的頭腦,向人們展示形形色色的生活,告訴人們成為其他人是怎樣的感受,這正是小說家的專長。”
“小說不是教人生活的,我不喜歡告訴我如何生活、如何成為更好的人的小說,”麥克尤恩強調(diào)道,“小說家的職責是探索和發(fā)現(xiàn),告訴讀者我們是怎樣生活的,告訴讀者社會的真相是什么,去探尋我們正處于歷史的什么位置上。”
“在某種程度上,小說家與透過顯微鏡研究自然的生物學家無異,”說到這里,麥克尤恩打了個比方,“小說家研究的則是人性和社會。”
而同時,小說也是能對社會現(xiàn)實做出反抗的。在11月1日與孫甘露的對談中,麥克尤恩如是說:“文學和小說還是有很大力量的。雖然我們的現(xiàn)實在不斷變化,但可以用小說的力量與之抗衡,找到內(nèi)心的平衡感。”
作為英國脫歐的反對者,麥克尤恩對這個話題總是很有話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人們感覺那些銀行家、金融家依然能賺很多錢,而其他人則得為他們的錯誤買單。這導致了很多不滿,而人們將其歸罪于歐盟,于是通過公投做出了脫歐的決議。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我們終將后悔的境地。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沒有國家能獨立存在,必須緊密相依。”
“在英國脫歐的問題上,我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麥克尤恩表情嚴峻,“我是說,我很希望自己的觀點是錯的。如果我錯了就太好了,國家能夠脫離歐盟還繼續(xù)保持繁榮;但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我們不會繁榮下去。”
現(xiàn)實如此令人擔憂,很多人都開始懷念過去的光輝歲月。那么70歲的麥克尤恩是否會對過去有相似的情緒?對此,麥克尤恩予以了明確的否定:“我并不懷念過去。當人們開始惦記過去,他們就會感覺過去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然而實際上,與過去相比,在今天的世界,女性、擁有不同膚色和性取向的人們,他們的處境都明顯改善了。所以我認為,人們心中過往的光輝歲月只是一種幻象。相較于此,我們更需要專注于我們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的進步上,并努力繼續(xù)推進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