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小說月報》發(fā)表成名作

1924年7月，老舍初次來到上海，稍作停留就從楊樹浦碼頭乘輪船前往英國，擔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在空余時間，他為了解悶動手嘗試寫小說。

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京各階層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完稿。根據許地山的建議，他將此稿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收到來自海外的《老張的哲學》，一字一句地讀完，覺得它雖然有點潦草地寫于練習簿，但頗具新意，于是決定采用。

1926年6月的《小說月報》“最后一頁”欄目登出介紹：“舒慶春君的《老張的哲學》是一部長篇小說，那樣的諷刺的情調，是我們作家們所尚未彈奏過的。”同年7月起，《小說月報》分六期連載《老張的哲學》；8月號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筆名“老舍”。

1927年1月，《小說月報》再次對老舍的作品進行介紹：“《趙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也許至年底才能完全結局。《趙子曰》的作者，為寫了《老張的哲學》的老舍君，而這部《趙子曰》較之《老張的哲學》更為進步，寫的不是那一班教員閑民，寫的乃是一班學生，是我們所常遇見，所常交往的學生。老舍君以輕松微妙的文筆，寫北京學生生活，寫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動人的。”

隨著《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相繼在滬發(fā)表（上海商務印書館還于1928年出版單行本），老舍受到極大鼓舞。他很快又寫出描寫馬氏父子在倫敦生活經歷的《二馬》，這部長篇小說于1929年由《小說月報》分七期連載。當年，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動的情節(jié)、風趣的幽默、深刻的諷刺，轟動了整個文壇。

1930年初，老舍從倫敦轉道新加坡歸國，于3月抵達申城，暫住鄭振鐸家。鄭振鐸的夫人高君箴在《一個難忘的人》中回憶：“老舍先生剛從新加坡回國，來滬小住了約半個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個勤奮的人，天天埋頭寫作，他的那篇童話小說《小坡的生日》的最后兩萬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來就發(fā)表在當時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上。”

趙景深在《我所認識的老舍》中談及：“我早就在《小說月報》上看過老舍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和《二馬》了。但我初次見到老舍，卻是在鄭振鐸的家里。老舍剛從英國回國。振鐸請他吃飯??他那晚清唱《黃鶴樓》，一趕三，使人能從他的聲音中辨別出誰是周瑜、孔明和張飛，怪不得他這樣會以‘對話’來顯示‘人物’的個性。”

那時，老舍聽說趙景深將與李希同結婚，就毛遂自薦愿做婚禮的司儀；但因北平家中催他盡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給趙景深一封信，其中寫道：“日內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禮因而不能看見，深覺罪過！送你一本小書，聊表賀意，請你原諒我??”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個月，就應聘去濟南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教授、國語研究所文學主任。1930年冬，他著手創(chuàng)作以“五三慘案”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明湖》。1928年5月3日發(fā)生的“五三慘案”，也稱“濟南慘案”，是日軍在山東制造的震驚世界的血腥事件，他決定用自己的筆來揭露那令人發(fā)指的暴行。

在《大明湖》脫稿時，他又寄給了《小說月報》。編輯部收到稿件后，擬在“新年特大號”上開始連載，并于1931年12月作預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畫，將要代替了行動表態(tài)的逼肖，為老舍先生創(chuàng)作的特點，全文約二十萬字。”不料陡生重大變故：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滬發(fā)動“一·二八”事變，兵分三路突襲上海閘北一帶；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之中，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毀，《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

老舍的《大明湖》毀于“一·二八”事變，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幸好，后來經過朋友們勸說，他曾將《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寫成一部中篇小說，這便是《月牙兒》，被收入《櫻海集》，于1935年8月由上海人間書屋出版。

由此可見，這位人民藝術家是從申城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的。

茅盾：在景云里創(chuàng)作第一批小說

1920年春，供職于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茅盾與陳獨秀結識。陳獨秀剛由北京抵達申城，正著手在滬繼續(xù)出版《新青年》雜志，茅盾對此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茅盾成為現代文壇最早的黨員之一。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越來越頻繁。茅盾因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平時同作者往來比較多，便被黨組織任命為聯絡員。茅盾晚年曾回憶：“黨中央因為我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是個很好的掩護，就派我為直屬中央的聯絡員，暫時我就編入中央工作人員的一個支部，外地給中央的信件都寄給我，外封面寫我的名字，另有內封則寫’鐘英’（中央之諧音）。我則每日匯總送到中央。”

那時，鄭振鐸協助編輯《小說月報》，見茅盾信件特別多，就開玩笑私拆了一封；他看到內封寫著“鐘英”，以為自己知曉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開則大吃一驚，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給中央的報告。當然，鄭振鐸對此守口如瓶，一直沒有泄露出去。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茅盾積極投入工作，曾奉命到廣州擔任毛澤東秘書。1927年冬，他重返上海，為了躲避反動派的“通緝”，隱居于虹口景云里11號半（今東橫浜路35弄11號甲）。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石庫門房屋，青磚青瓦，貌不驚人。然而，就在此處他有著不尋常的經歷。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和魯迅進行了深談。周建人在《悼雁冰》中回憶：“雁冰從武漢經牯嶺回上海，躲藏在景云里寓所的三樓上。不久魯迅也到了上海，先是住景云里23號，后來搬到18號，我則搬到17號。我的前門斜對著雁冰的后門。因雁冰不能出來走動，我就和魯迅去看他，大家談了很久。”

這講的是茅盾與魯迅第二次見面，其間他們都回顧了自己的經歷，暢談了形勢。最后，魯迅說：“我在廣州想和創(chuàng)造社造成一條戰(zhàn)線，但沒造成，現在到了上海，我還是要聯合創(chuàng)造社，造成一條戰(zhàn)線，來吶喊幾聲，破破大屠殺后的寂靜。” 茅盾則說：“我要把這一段歷史記錄下來，我們經歷了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啊！”于是，他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共同戰(zhàn)斗在左翼文壇上。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創(chuàng)作了第一批小說。由于整個心靈曾被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苦悶、迷惘纏住，腦海里不斷浮現武漢那慘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筆。他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談到：“景云里不是一個寫作的好環(huán)境，時值暑季，里內住戶，晚飯后便在門外乘涼，男女老少，笑聲哭聲，鬧成一片。”

他在很艱苦的條件下，相繼完成《幻滅》《動搖》《追求》這三部帶連續(xù)性的中篇小說，以廣闊的場面、宏大的氣勢，描繪了大革命期間的社會現實和劇烈變革，刻畫了那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心路歷程：“一、革命前夕的亢奮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滅；二、革命斗爭劇烈時的動搖；三、幻滅動搖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它們視角獨特，絲毫不回避歷史教訓，顯示了作者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和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后來，在它們合起來出版時，將書名定為《蝕》，以表明書中寫的人和事，就像月蝕、日蝕一樣是暫時的，最后勝利是必然的。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筆名。當《幻滅》前半部分脫稿時，茅盾覺得當年的社會充滿著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說月報》編輯部的葉圣陶收到書稿，認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上加個草頭，更有利于掩護身份。茅盾欣然同意，《幻滅》在《小說月報》發(fā)表后引起轟動，他成為文壇升起的一顆新星。從此， “茅盾”這個筆名一直被沿用，《蝕》“三部曲”連同后來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霜葉紅似二月花》等小說，使他名揚海內外。

茅盾早年在景云里11號半住了將近一年，1928年夏他東渡日本后，它曾成為馮雪峰的寓所。因此處產生過文學巨匠的那些“第一”，所以在現代文學史中頗為耀眼。

巴金：在霞飛坊編輯抗敵刊物

1937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飛路霞飛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號三樓。在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寫作。據巴金的《談〈春〉》回憶：“1937年8月淞滬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我又把小說放在一邊，和朋友們一起辦《吶喊》《烽火》。”

“八一三”事變發(fā)生后，巴金為了支持淞滬會戰(zhàn)，決定在上海發(fā)起創(chuàng)辦一份文藝雜志，聯合同人“思竭棉薄，為我前方忠勇之將士，后方義憤之民眾，奮其禿筆，吶喊助威”。經過巴金和茅盾等自籌資金和緊張籌備，《吶喊》于8月22日在硝煙中問世。《吶喊》為周刊，由因戰(zhàn)火處于停頓狀態(tài)的上海《文學》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譯文》社聯合主辦，以登載小說、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速寫、木刻、漫畫等為主，竭力呼吁民眾行動起來，一致抵抗日軍侵略。

在創(chuàng)刊號上，蕭乾發(fā)表《不會扳槍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筆，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筆當武器；巴金發(fā)表《一點感想》，宣布將“用墨水來發(fā)泄我們的憤怒”，這其實也是整個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聲。然而，上海租界當局屈從于日軍的壓力，在《吶喊》第二期剛出版時，便對它進行查禁。巴金毫不氣餒，又著手籌備以新的刊名恢復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吶喊》更名《烽火》，繼續(xù)在滬印行。《烽火》系三十二開本，每期十六頁。其《創(chuàng)刊獻詞》呼吁：“大時代已經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戰(zhàn)爭，要求每一個不愿做亡國奴的人貢獻他的力量。”該刊重點推出報告文學、通訊和詩歌，也登載短篇小說、雜文和美術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統(tǒng)照、鄭振鐸、劉白羽、靳以、楊朔、胡風、錢君匋等。它及時反映淞滬會戰(zhàn)前線的情況，廣泛報道各地的救亡動態(tài)，深刻揭露漢奸的丑惡行徑，猶如為反抗日軍侵略而熊熊燃燒的“烽火”。

巴金起初擔任《烽火》社發(fā)行人（即社長），不久又兼管編輯。那時，他幾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辦刊上，并以《烽火》社名義出版“烽火文叢”“烽火小文叢”等叢書，竭力宣傳抗戰(zhàn)。為讓書刊盡快同讀者見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飛坊59號寓所挑燈夜戰(zhàn)趕寫有關文章，還屢次不顧敵機盤旋，親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閱看校樣。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淪陷和租界當局阻撓，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廣州復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編，至12月終刊)。這份巴金傾注大量心血的文藝雜志，雖存在時間不算太長，但為推動抗日救亡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徐志摩：在四明村度過難忘歲月

1924年4月12日，印度“詩翁”泰戈爾乘輪船抵達上海，徐志摩來滬負責接待。4月14日，徐志摩陪同泰戈爾乘火車赴杭州，游覽西湖，去靈隱寺演講；返還時，他曾扶泰戈爾在硤石站臺逗留，與慕名趕來探望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家鄉(xiāng)人見面數分鐘。《申報》對此作了報道：

“是日該鎮(zhèn)男女，莫不整隊往站，以瞻風采，而表歡送。當車臨站之時，觀者如堵，各校學生數百人，齊奏歌樂，群向行禮，頗極一時之盛。”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園結婚。婚后數月，徐志摩攜妻子返回故里。至12月，夫婦倆為躲避戰(zhàn)亂來到申城。不久，他們搬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號，系三層老式洋房，底樓有客廳，二樓前間為臥室，后小間為陸小曼的吸煙室，三樓作徐志摩的書齋（泰戈爾第二次抵滬時曾住在這里）。

徐志摩一邊在學校執(zhí)教，一邊繼續(xù)詩歌創(chuàng)作，想在滬過安靜的生活；他很樂意讓妻子成為畫家、作家，也需要她給予生活上的照料。然而，陸小曼能歌善舞，常出入社交場所，很快成為受矚目的人物；她還喜歡跑戲院，去捧角或登臺作秀，后來又受別人影響染上煙癮。因而，兩人發(fā)生矛盾并開始爭執(zhí)。

當然，徐志摩為了使妻子開心，偶爾也會屈從她的愛好。如有一次天馬劇藝會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戲院演出《三堂會審》，陸小曼飾演主角蘇三，徐志摩就親自穿了臃腫戲服“跑龍?zhí)住薄?/p>

在北洋政府風雨飄搖之際，一大批文化人紛紛南下。其中，新月社（名稱取自泰戈爾的《新月集》，蘊含“新月必圓”之意）成員胡適、梁實秋、聞一多、徐志摩、余上沅、葉公超、潘公旦、邵洵美等齊聚申城。在徐志摩的鼓動下，大家經過幾次商議，決定建立新月書店。

1927年6月30日，《申報》登出《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本店設在上海華龍路法國公園附近麥賽而蒂羅路一五九號，定于七月一號正式開張，略備茶點，歡迎各界參觀，尚希賁臨賜教為盼。”在新月書店籌備過程中，徐志摩因關系最多、人頭最熟，貢獻也最大，所以梁實秋的《談志摩》提及：“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志摩奔走最力。”

然而，徐志摩卻把董事長的名頭讓給胡適，經理則先后由余上沅和邵洵美擔任。胡適對此有點不好意思，便主動允諾盡快把自己的《白話文學史》修改出來，提供給新月書店出版，作為對事業(yè)的一種實際支持。新月書店出版的文學藝術書籍都印著獨具特色的標記：一個僅有黑白兩色的矩形圖案，中間繪一鉤白色新月；在其兩側，把一個“新”字拆分為左右，似月邊飄浮的云彩，也似兩個站立著的人各伸出一手扶著新月；“新”字上的一點，則設計為一顆星星。另外，新月書店還創(chuàng)辦文藝月刊《新月》，這本雜志保留了不少現代文學史料。

新月書店前期所在的上海麥賽而蒂羅路即今興安路，后來相繼遷到望平街（今山東中路，福州路至南京東路一段）、福州路，最終由于失去徐志摩這個“主心骨”而業(yè)務停頓，只好盤給了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0年秋，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勸徐志摩去那里兼課，一來可以換換環(huán)境，二來可以多些收入補貼家用。考慮到徐志摩的前途，陸小曼對此沒有阻攔，但她不愿意一同前往。徐志摩無法，只能頻繁奔波于京滬之間。

1931年11月初，陸小曼拍電報要丈夫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張學良的專機抵南京，很快趕回上海家中。不料，兩人一見面就吵架，徐志摩負氣離開。11月19日早上，徐志摩欲從南京大明宮機場搭郵政飛機北歸，在登機前他突然給陸小曼發(fā)了一封信說：“徐州有大霧，頭痛不想走了，準備返滬。”

據說，其前妻張幼儀隱隱感到不太安全，出于關心也曾勸徐志摩別乘那飛機。然而，徐志摩到底還是走了，并因那飛機不慎觸山爆炸而罹難。在飛機殘骸中有件物品未燒毀，那是陸小曼所繪的山水長卷，它因被徐志摩置于一個鐵盒而得以幸存。事后，陸小曼的性格發(fā)生明顯變化，她花費數年時間整理徐志摩遺作予以出版。

林語堂：在申城提倡“幽默”

辛亥革命后，林語堂生活的閩南山區(qū)并未發(fā)生大的變化，他仍然埋頭讀書。十七歲時，林語堂結束中學階段的學習，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在他離家之前，二姐遞上僅有的四角錢說：“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書，做個好人，做個名人，我們是沒有希望了。”在那所以英文教學馳名的教會大學里，他的求知欲異常強烈，除了學習英文外，還攻讀語言學。

即便如此，林語堂仍感到在課堂上得益不多，覺得教師們講授的都是書本上的概念和教條，于是就常偷看課外書，如《社會學》《倫理學》《宇宙之謎》等；于是，他廣泛地接觸了西方的社會觀、人生觀，也對西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到1916年夏，林語堂以優(yōu)秀成績畢業(yè)，躊躇滿志地走向社會，執(zhí)教于清華大學英文系。

林語堂一直以童心未泯自況，談吐詼諧。1924年5月，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發(fā)表《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其中提及：“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論’幽默’（Humour）的文，講中國文學史上及今日文學界的一個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詼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國人雖素來富于‘詼摹’，而于文學上不知道來運用他及欣賞他。于是‘正經話’與‘笑話’遂截然分徑而走??”過了三年多，他來到上海，熱衷于提倡“幽默”。

1932年夏，在上海邵洵美家的客廳里，十余個志趣相投的文人談天說地，講起要出版一份新刊物。關于新刊物的內容，意見基本一致，但對所提出的幾個刊名，林語堂持有異議。在座的章克標靈機一動，脫口而出：“就用《論語》的刊名！”這個想法博得滿堂喝彩，大家馬上又公推林語堂做主編。同年9月，《論語》雜志由邵洵美的時代圖書公司出版，其《編輯后記》這樣解釋刊名：“我們同人，時常聚首談論??這是我們‘論’字的來源。至于‘語’字，就是談話的意思，便是指我們的談天。”

這份半月刊以“幽默閑適”和“性靈嬉笑”見長，借“笑”暴露黑暗現實，有諷世之意。它可謂一鳴驚人，創(chuàng)刊號屢次加印，每期發(fā)行量很快達到三四萬冊。隨即，多種幽默刊物紛紛亮相，幽默文章成為時尚，以至翌年被稱作上海文壇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愛爾蘭喜劇大師蕭伯納環(huán)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慶齡熱忱設宴款待，林語堂也前往作陪。蕭伯納一直認為：“幽默定義是不能下的，這是使人發(fā)笑的一種主要的原素。”林語堂熟練地用英語與之對話，兩人頗有共同語言。隨即，林語堂便抓住時機，于同年3月1日推出《論語》專號，登載一組介紹蕭伯納的文章，為社會上的“幽默熱”造勢。

除了《論語》雜志外，林語堂在滬期間還曾主編《人間世》(1934年4月創(chuàng)刊)、《宇宙風》（1935年9月創(chuàng)刊）兩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語堂常自己撰寫文章，深入探討“幽默”的內涵。林語堂將幽默視為一種心境，一種人生態(tài)度，一種美學風格，他在《論幽默》中指出：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哪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著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他和同人們積極提倡幽默文學，主張文風“清淡”“雋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靈”“閑適”的特點，逐漸自成一個小品散文流派。

上世紀三十年代前期，誠如魯迅在《一思而行》中所說：“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幽默文學在我國異軍突起，雖有著特定的時代原因，但林語堂也起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他在申城住了近九年，直至1936年夏移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