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1年考到外文所當研究生，當時大學畢業(yè)我22歲不到，高莽先生已經(jīng)50多歲了。我們之間差了30多歲，不是差一輩人，可能差兩代人。但因為文革的時候中間的崗位有空缺，所以我們進外文所的時候，高莽是副編審，我們是研究生。他是我真正名義上的碩士生導師，我們交往的比較多一些。

我們交往特別多，當時我們都住在格子間里，我經(jīng)常會跑到他的格子間里面，那是真正的格子間，大概就4平米，一個桌子就擺了一半，再搬兩個椅子（就占滿了）。有一次他跟我說送我一本他主編的蘇聯(lián)詩選，那個時代出書很少，書也很貴，他送我一本書還寫了一行字：“文飛兄，向你討教”。我當時覺得，這么尊重的長輩稱我為“兄”又寫了這么一句話，太不合適了。然后他看了看我又說了一句：“老兄，以后向你多討教”。

他用“烏蘭汗”的筆名做翻譯，這本詩集也是署名烏蘭汗主編。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本詩集第一個入選的詩人就是阿赫瑪托娃。這本書是1984年出的，前言是1982年寫的，我想至少是在1981年左右高莽先生就開始研究阿赫瑪托娃。這本詩集有36個俄羅斯詩人，他選的最多的就是阿赫瑪托娃，選了20首。

我當時也和高莽先生談到過這個問題，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外國當代文學概念是二戰(zhàn)結(jié)束、1945年之后的事，而阿赫瑪托娃主要創(chuàng)作是在四十年代之前，在編書的80年代，阿赫瑪托娃也已經(jīng)去世了。我們覺得蘇聯(lián)當代詩選應該選在世的作家。高莽先生說，我還是要把她收進來，而且要放在最顯赫的位置。他說了一句話：“阿赫瑪托娃的詩肯定最具有當代性”。我覺得這是很獨特的眼光。我想，高莽先生的翻譯很有可能是從阿赫瑪托娃開始的，而且他的翻譯在整個文學翻譯界擺脫了一種慣性，改革開放之后他注意到了阿赫瑪托娃這批人，眼光真的很獨特。

我要談的第二件小事，是他給我的一張畫。有一天我們開全所大會，很偶然地高莽先生坐在我旁邊，那個會大概比較乏味，他坐在旁邊一下一下看著我，我都沒意識到，快散會的時候，我才看到是一幅畫像，他問我要不要？后來就撕下來了給了我，然后下面寫了一句話“不像的劉文飛”。其實很像，那時我25歲，拿過來很溫馨。這是八幾年的事情，就像昨天剛剛發(fā)生過。高莽先生對年輕人是非常提攜關(guān)照的，老年人經(jīng)常說一句話，說他沒大沒小，這個是很贊賞的，他是那么大的翻譯家，《世界文學》的主編，但和我們完全像朋友一樣，他這樣的品格對我們有很深遠的影響。

這是和高莽先生交往的一些點滴，當然還可以說很多，但今天不完全是追思會，還要談一談這套書。

這套書可以談論的大概有這樣幾點：第一，這套書的三卷不算太厚。因為阿赫瑪托娃是在俄國作家和詩人里創(chuàng)作總量偏少的，但即便這樣，俄國的全集也有十卷，據(jù)說現(xiàn)在編十二卷，因為他們不斷找到她的研究文章，而且十卷俄語翻譯成中文體量會稍微大一點，因為俄國的詩排版很密，我們一頁排25行，他們排到40行甚至更多。翻譯成中文，而且每一本書篇幅不是很大，200頁左右。

但還是覺得，三本書合在一塊特別厚重。因為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高莽先生把阿赫瑪托娃創(chuàng)作時期把握得很好，把她晚年隨筆都收錄了——有詩、隨筆和回憶錄，無論是題材還是創(chuàng)作時間涵蓋的面很廣。高莽先生不是拿本書就翻，他是在20多本書里找出來這些東西。

之前的出版物，可能就是專門找抒情詩、或者簡單的隨筆集結(jié)出版，所以看起來比較簡單。當高莽先生把這些東西集合在一起，我覺得很厚重。讀完這三本書，阿赫瑪托娃從最初到最后創(chuàng)作的全部都能呈現(xiàn)出來，如果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買這樣的三本遠遠超過了十卷，這三本的每一卷加起來大概是四五十萬字，我覺得編輯做了很好的事情，

第二點，這個書有價值的是在譯者本身。譯者的名字寫的是高莽，而不是烏蘭汗，其實改不改無所謂，我們都知道烏蘭汗就是高莽，高莽就是烏蘭汗，也許年輕的讀者不知道。其實這套書體現(xiàn)了高莽先生的翻譯歷程和作為中國譯者的心路歷程。我把這三本書從頭到尾讀了一下，我特別尊重這套書的編輯，把高莽先生以前的序言和后記全都保留了。比如高莽先生在后記中間寫到“對阿赫瑪托娃詩歌的翻譯是我一生用時間最長、最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翻譯阿赫瑪托娃最早的時間，81年還是80年，也許查日記可以確定下來，但是根據(jù)出版來看，不晚于81年年底。

1981年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理解是什么樣子？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兩三年，他就開始翻譯阿赫瑪托娃。直到高莽先生在臺灣出《安魂曲》的時候，已經(jīng)是2006年。他說了一句話：“感謝臺灣出版人，讓我88歲的老朽居然還有機會出一本書”。可以說對阿赫瑪托娃的翻譯貫穿了高莽先生翻譯生涯。30年來他在執(zhí)著地翻譯一個人的詩，當然在這期間他還翻譯過很多人的作品，但對阿赫瑪托娃的翻譯是不懈地持續(xù)了30年。這套書里，我們恰好能把高莽30年對阿赫瑪托娃不斷的解讀、不斷的介紹歸納起來，以后有學生要研究高莽老師的翻譯歷程，這個書提供了一個捷徑。

第三，這套書，尤其是《安魂曲》的翻譯，是高莽先生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個經(jīng)歷過文革，經(jīng)歷過“反右”，經(jīng)歷過舊中國和新中國的心路歷程的寫照。

高莽先生自己也說過這個故事，他說當年在哈爾濱報社里面當編輯的時候，組織上該給他一個任務，讓他翻譯一份蘇共中央的文件，這個文件題目叫《關(guān)于黨在文學藝術(shù)方面政策的決議》。這個《決議》的起草人是日丹諾夫，他當時是蘇共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tài)，這樣一個人出面在中央宣讀《決議》，但里面充斥著辱罵，現(xiàn)在覺得簡直不可思議。這個《決議》就是要批判兩個作家：一個是左琴科（蘇聯(lián)著名幽默諷刺作家），一個是阿赫瑪托娃。《決議》里說阿赫瑪托娃是一個淫蕩的詩人、色情的詩人，她是扮演蕩婦，扮演尼姑。

現(xiàn)在這個事情一笑就過去了，但沒想到這個事情對高莽老師是很大的心結(jié)。改革開放以后，他讀到阿赫瑪托娃的詩，覺得非常好，他產(chǎn)生了一種愧疚，說當年那么翻譯那份決議，覺得對不起這個詩人，覺得應該更多的介紹她，以對她優(yōu)美詩歌的介紹，來抵當時翻譯文件對詩人造成的傷害。我不知道年輕的朋友能不能體會到這些事情，我們覺得高莽先生沒做錯什么事情，但是他覺得愧對阿赫瑪托娃，最后做的事情好像是一種補償，我想說這是一種基督徒式的懺悔。他用文學的方式來反映中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救贖，所以我覺得這本書讀起來是使我感動的。

最后，我想說高莽先生文學翻譯的意義。

第一，他們這代人語言造詣很高，盡管他們翻譯的時候中國翻譯學沒有形成，但我覺得在他們心目當中對語言的敬畏很深。俄語對高莽先生來說不是外語，是母語，因為高莽先生從小在哈爾濱長大，上的是俄國人的學校，跟我們十七八歲進了大學學俄語是不一樣的。盡管我現(xiàn)在掌握俄語還不錯，我覺得俄語對我來說是外語，但對于高莽先生來說，中文和俄語都是母語。我建議以后搞俄羅斯文學翻譯的年輕人，不妨對照著中文和俄文來看看高莽老師的譯文，尤其去看他對俄文很細微的理解。

第二，是高莽先生的中文也非常好。我們知道高莽老師開始翻譯的時候，五十年代的時候漢語是一種漢語，改革開放以后的漢語是另外一種漢語，我不想說差距超過文言文和白話文，但是性質(zhì)有點相似。他不止一次跟我說，你們條件好，上過大學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訓練，他說我沒上過大學，我的知識都是偷學來的，自學來的，我的知識不系統(tǒng)，俄文的語法沒學過，中文的語法沒學過，說要向你們學習。我覺得他是真誠的。

高莽有多重身份。他有一次跟我說，我寫那么多散文是為了練中文，練完中文來翻譯。對他而言，中文的寫作竟然變成了為俄譯漢做準備，這種翻譯家的職業(yè)性對我們也構(gòu)成了某種觸動，他把翻譯當成比寫作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中文寫作很雜，他寫真正意義上的散文，寫回憶錄，寫詩，有時候?qū)懳难晕牡男∥恼隆Ｎ矣X得通過他對俄文、中文的歷練，可以感覺到一個翻譯家的職業(yè)道德，這點還是很讓我們感嘆的。

我們經(jīng)常會說翻譯家在中國文學界、文化界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一個文學出版社出的外國文學名著，封面上沒有譯者的名字。在座的文學愛好者，我們能記住二十個、三十個中國當代最走紅的作家的名字，但是能記住譯者的名字嗎？我剛才逛了一下這個書店，翻譯的作品超過原創(chuàng)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看是誰翻譯的，不去關(guān)注譯者就說明翻譯家的地位相對是低的。我們經(jīng)常會說翻譯家是出力不討好的職業(yè)，其實最好的翻譯家，哪怕當不了一流的作家，也能當二流和三流的作家。但翻譯確實很辛苦，很多譯者說我們愿意翻1000字、2000字，但不愿意寫3000字、4000字，很多人會想我永遠做不成世界最好的作家，那我干脆做翻譯好了，這是一種道德感。

實際上翻譯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種獨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譯家的地位，他在翻譯家的身份中間做了很多種添加。

第一種添加，他是知名的畫家，但畫家不是亂畫，他畫的東西都是和外國文學有關(guān)系的，我們可不可以理解稱，他的繪畫是某種意義上添加了文學、添加了翻譯？不能說他通過繪畫服務翻譯，但至少他覺得，畫和翻譯1+1就大于2，兩個東西相加起來就產(chǎn)生了一種合力。

第二種添加，他本身是一個作家。北京奧運會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詩《一個老教授的心愿》，他要通過他的詩歌寫作、散文寫作介入中國文學界，介入之后就能使他的譯文產(chǎn)生影響。一個翻譯家越多介入中國文學界、中國文學生活，他的翻譯生活能產(chǎn)生的影響就更大。如果一個人避在一個角落里面，從來不和作家交流，你的譯文影響就很小。

第三種添加是編輯家。他長期擔任《世界文學》的編輯部主任，也擔任過主編，他擔任《世界文學》主編期間，是這本刊物風格變化最大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編輯家，這對翻譯家的身份是很大的添加，更不用說他自己親手培養(yǎng)了多少翻譯家。

另外一重，很少有人能模仿的添加，是中俄文化的使者。他當過最高領(lǐng)導人的翻譯，常年擔任中國對外友協(xié)的首席翻譯，當時蘇聯(lián)幾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全部來了中國，接待的全是高莽老師，所以他結(jié)識了一大批著名的蘇聯(lián)文學家，跟他們交往很多。他到了外文所，不再擔任外事工作，但是他把他的特長保持下來了。他可以把中國的文學介紹到俄羅斯、蘇聯(lián)，他是一個文化的使者。

第五個添加，他是一個學者。他的研究在外文所是一流水平。他是社科院的榮譽學部委員。

這五種身份都在對翻譯家做一種添加，高莽先生是偉大的翻譯家，他的譯著也是偉大的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