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繪制的植物圖

曾孝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是我國頂尖的植物科學畫家。他一輩子“從一而終”——中學畢業(yè)后只進了一家單位,一直干到退休；60年只干了一件事——為植物畫畫；只有一個老伴兒相伴到老,只有一兒僅得一孫。要說有點成績,那就是參與了《中國植物志》的繪圖工作,又在退休后為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創(chuàng)作了《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

“曾老師的畫可以把人美哭!”

“植物科學畫就像植物的‘身份證’,它是美術跟科學之間比較小的一個分支。它以繪畫這一手法展現植物物種,甚至比文字描述更加精準。”曾孝濂打了個比方。

在植物學界,植物科學畫有公認的重要地位,好的植物科學畫與發(fā)表新物種的模式標本同等重要。“這種畫不能有自己絲毫的主觀想象。三個雄蕊你多畫一個就不對,包括雄蕊上開孔的地方,是從側面開孔還是頂孔開,都必須準確,這涉及植物不同屬不同科的特征。”

作為植物學家,曾孝濂的作品嚴謹到經得住業(yè)界考驗,連最小的細節(jié)都和實物一致：他畫的三七,連葉脈走向都有講究；他畫的杓蘭,連上下半段的絨毛數量都有不同。他的一幅畫能囊括幾十張照片包含的信息量,除了根、枝、花、果外,連分類學家最看重的葉片正、反、側面的形態(tài)都有。

“曾老師的畫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立松是曾老的“鐵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學畫有照片不可取代之處,“舉例來說,我可以用微距攝影拍到地衣的細節(jié)信息,但大景深卻會虛化背景,一張照片不可能同時兼顧植物與環(huán)境,但曾老的畫卻可以。”

曾孝濂說自己有強迫癥,畫植物有固定步驟,一般是先看照片,對該植物有表象認識；之后去原產地寫生,觀察植物生長；拿到標本后,進行全面解剖,比如清點花蕊、切開子房,直到對該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筆。有一次他想畫大蒜,但因季節(jié)不對,觀察不到大蒜的開花過程。找蒜薹容易,找蒜花難,他足足花了兩年時間尋蒜,終于如愿。

“像”與“生命”,是曾老創(chuàng)作的標準。像是起碼要求,難的是表現生命。“植物的生命狀態(tài)或柔軟或堅韌,這些都源于它們面對自然的從容。每一朵花怎么開,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觀察,用心靈去體會,然后真正畫出來。”

曾孝濂希望傳遞給觀者一種態(tài)度——科學的嚴謹真實、生命的從容淡定。“這個畫種和我們當下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關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現生命、喚起人們對自然的認同感和親切感。”

45年為《中國植物志》繪圖

1939年6月,曾孝濂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縣。他自幼愛畫畫，1959年,高中畢業(yè)的曾孝濂以半工半讀形式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從事繪圖工作。時值《中國植物志》項目啟動,領導見曾孝濂能畫幾筆,就讓他去畫標本。曾孝濂沒有想到,小時候的愛好竟成了自己一輩子的事業(yè),他與植物和繪畫的情緣,一續(xù)就是近60年。

中國有3萬多種植物,要把它們編成書、繪成圖,對于當時中國的312位植物學家和164位繪圖員來說,簡直是浩大工程。“植物志、動物志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資料。中國要保護環(huán)境和生物多樣性,沒有這些基本數據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編纂《中國植物志》的意義所在。

《中國植物志》的科學插圖,主要是以臘葉標本為依據的黑白線描圖,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繪畫方法,重在準確傳達物種信息。“我們畫插圖都必須有標本,沒有標本就不能畫,插圖必須寫上是根據某一號標本所畫。”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曾孝濂等繪圖員和植物學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時間為《中國植物志》畫插圖。最終,記載了中國共301科3408屬31142種植物的《中國植物志》編纂完成。全書共80卷126冊、5000多萬字、9000余幅圖版。在2009年,《中國植物志》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雖然,獲獎名單上沒有這群繪圖員的名字，但曾孝濂很滿足:“作為參與其中的一分子,我很榮幸。現在,164名繪圖員已經過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勞動都化作《中國植物志》保存了下來。”

參與過屠呦呦團隊研究項目

除了參與《中國植物志》編纂外,上世紀60年代,曾孝濂還參加了國家“523”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這一項目是要在民間尋找可食用的抗瘧中草藥或方劑,用以研發(fā)抗瘧新藥。曾孝濂參與了其中的繪圖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把項目組初步篩選出的有效抗瘧植物繪成一本畫冊,交給部隊和科研機構去做實驗。后來該項目篩選出了療效顯著的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治療效果得以確認。屠呦呦也憑此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獎。

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想象,遇到螞蟻、螞蟥、馬蜂、虱子、毒蛇更是常事。在一次科考中,曾孝濂深入一片灌木叢,采到了很多標本。就在滿懷喜悅返回駐地的路上,他感覺身上開始有血滲出。他以為是蚊子，沒在意。第二天早晨醒來，曾孝濂發(fā)現,身上足足有42個螞蟥咬的傷口，身上的血都和被單粘在一塊了。“這也是迄今為止,我被螞蟥叮咬最多的一次。”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獻給了包括《中國植物志》在內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繪制的科學畫插圖有兩千多幅。退休后，為了與時間賽跑,他每天5點鐘就起來畫畫，至今已出了12本個人繪畫集。

如今，快80歲的曾孝濂正在創(chuàng)作大型畫作《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這一作品將亮相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上——長2.5米、寬1.17米，“畫中37種植物的原產地都在我國,之后輸入到國外,影響并造福整個世界,我的任務就是讓大家看到這幅畫后能感嘆一句,哦,原來這些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植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