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為了紀念莎翁逝世400周年，企鵝蘭登集團旗下著名文學出版社英國霍加斯出版社聯(lián)手全球知名小說家，開啟了改寫莎士比亞經(jīng)典劇作的計劃，“霍加斯·莎士比亞系列”首批包括7部作品，由英國女作家珍妮特·溫特森改寫自莎翁晚年作品《冬天的故事》的《時間之間》，英國猶太裔作家霍華德·雅各布森改寫自《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美國作家安·泰勒改寫自《馴悍記》的《凱特的選擇》，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改寫自《暴風雨》的《女巫的子孫》等。

近日，該系列中改寫自《麥克白》的小說《黑城》推出了中文版，該小說由挪威懸疑小說家、有“北歐罪案天王”之稱的尤·奈斯博改寫，本文是奈斯博關于《黑城》的創(chuàng)作手記，澎湃新聞經(jīng)小說中文版出版方“未讀”授權發(fā)布。

我九歲那年，由理查德·伯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在我生長的小城莫爾德上映。那部電影被定為15級，所以我和弟弟克努特只好待在家里，眼巴巴地瞅著哥哥佩爾去看大片。回家后，他把我們叫進他的房間，關上門，把燈光調暗，然后把電影從頭到尾向我們復述了一遍。影片是關于一名被納粹俘虜?shù)拿塑妼㈩I，他是事關諾曼底登陸成功與否的關鍵角色，所以必須被營救。影片展現(xiàn)了髙居險山的城堡，驚心動魄的營救計劃，還有史密斯少校鏟除內奸的斗爭。佩爾還描述了伊斯特伍德抽煙的模樣和他在纜車頂上與敵人的打斗，以及其他全部一百五十六分鐘的內容。當我離開房間時，我知道剛才在我腦海中放映的電影比我之前看過的任何一部“人猿泰山”電影都引人入勝。

影片的成功當然要歸功于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原著小說和電影劇本都是他創(chuàng)作的。導演布萊恩·赫頓和演員們的表演也是電影成功的原因之一。還有我哥哥，他一直是講故事的高手。不過當時我沒想到的是，這里其實也有我一份功勞。作為作家，同時也是讀者的我從中悟出一個道理——作家的故事只有在和讀者、聽眾和觀眾相遇時，才算真正有了生命。讀到和聽到的文字只能帶你到達有限的情境，它給予你必要的聯(lián)想空間，但你必須依靠自己導演完電影剩余的部分。故事正是在讀者無意識地將文本戲劇化的過程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本在每一位讀者眼里都是新的故事，也都略有不同。這就是為什么所有故事——不管作者是否天賦異稟——都永遠比不上被讀者的經(jīng)歷、想象、創(chuàng)造力和欲望所二次創(chuàng)作的版本，更不必說他們還有耐心進行闡釋了。我們不妨接受“被誤解的作家”這個標簽，因為它只有在讀者認為自己終于理解某位作家時才被嚴肅地使用，并且有力地闡明了我的觀點：這位新讀者借助相同的原材料，導演了一出和此前版本都截然不同且更為優(yōu)秀的大戲。事實上，即便是本質中庸的作家，其作品現(xiàn)在讀起來也可能比在他自身所處的時代讀起來更優(yōu)秀，因為時代更迭、知識更新或是文化好奇心，都可能使一部作品從此前的垃圾堆里被重新發(fā)掘出來。所以不客氣地說，讀者比作家更優(yōu)秀。保羅·麥卡特尼曾提到他靈感迸發(fā)時的一句歌詞：“她穿進浴室的窗戶，那窗被一只銀勺守護”。他覺得這句詞既酷又有神秘感。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作為讀者的我就不能用這句話和相關情境創(chuàng)造出一個比麥卡特尼腦海里更好的故事（或者他根本沒想出什么故事）。讀者是他自己的作者，這并不是說作家沒有好壞之分。最好的導演也需要好的編劇。

許多作家，包括我在內，都喜歡幻想我們寫的書能夠賦予我們不朽的生命。但書架上擺放那些印出的故事毫無生命，不管它們有多精彩。唯一存活的是同一個故事在讀者記憶里留存的不同版本，或是當他們從書架上取下書、開始閱讀時所產(chǎn)生的那個版本。

于是不難理解，那些毫無生命、已被遺忘的故事間接獲得了更長久——盡管是一種隱秘的——生命，就像產(chǎn)卵一樣，一代又一代，繁衍出新的故事。之后，這些生機勃勃的故事匯聚成譜系。講到這里，我們便從伊斯特伍德和我哥哥，聊到了莎士比亞。

當我受邀改寫莎翁戲劇時，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讓我來寫《麥克白》。和大多數(shù)挪威人一樣，我對易卜生的感情遠超莎士比亞，但我小時候看過《麥克白》，也看過羅曼·波蘭斯基拍的電影，它促使我閱讀了這部戲劇的挪威語譯本。后來我看到布萊恩·德·帕爾瑪?shù)摹栋堂嫔沸恰罚⊿carface），其靈感來源如此明顯，連我都能看出來，而且我意識到《麥克白》身后有包括流浪樂手在內的各種翻版。就像一個樂手既能純粹翻唱流行經(jīng)典，也能對其稍加改編一樣，作家既受惠于前人，也得益于當代。文學學者喜歡主張書籍之間存在對話，但他們的視野如此狹窄的原因也許在于他們的世界里只有書。只要舉目四望，我們便能發(fā)現(xiàn)所有類型的故事都與彼此產(chǎn)生交流：書籍、電影、戲劇作品、歌詞、單口相聲、視覺藝術、新聞報道、歷史、政治辭令，以及非虛構作品。

米蘭·昆德拉曾說，小說存在的意義是去完成只有小說才能完成的任務。這話說得不錯，但我恐怕難以贊同。舉例來說，我看不出科馬克·麥卡錫創(chuàng)作的小說《老無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和科恩兄弟翻拍的同名電影之間存在本質區(qū)別。拋開這點不論，小說和電影效果都非常好。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這代人是大量消費故事的一代人，對此我們太習以為常，成天被故事填鴨，所以我們對任何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都來者不拒。于是，當一部電影被拍得像是一本書，或是一本書被寫得像一部電影時，我們都能消化和接受。也許我們會問，這是為什么？如果新的形式不提供新的內容，這種新形式豈不多余嗎？這似乎是明擺的道理。

然而，無論是《老無所依》的電影版還是小說，都沒有讓人覺得多余。就像好書讀第二遍時，你也很少覺得多余。同樣，聽喬·科克翻唱的《來自我朋友的一點幫助》（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和瑞安·亞當斯版的《迷墻》（Wonderwall）也不感覺多余。究其原因，也許是故事在重復中得到了更新，它們不僅和讀者相遇，還與一個講述故事的新的聲音產(chǎn)生了碰撞。

于是，你發(fā)現(xiàn)手中有了這本《麥克白》的改寫版，而此時的你已經(jīng)同意創(chuàng)作一本基于這部世界級經(jīng)典戲劇的小說版本了。你需要的不過是新的創(chuàng)作手法，個性化的解讀，以及對讀者會自行完成剩余部分的信心。這能有多難？我不知道，但“這能有多難”一直是我的座右銘，我從小就有眼高手低的毛病，這導致我有時小有成就，有時一敗涂地。鑒于忘記失敗要比忘記成功快得多，我的座右銘和這種幼稚的想法至今未變。好吧，就這樣。我決定采用小說的框架，看它將我引向何方。我不想陷入對莎翁角色的經(jīng)典解讀之中，而是想追隨自己的直覺——是什么在驅使他們？他們深層或相對淺顯的動機可能是什么？我想拋開所有莎翁的詩行和膾炙人口的臺詞，將時間、地點和語境從十一世紀的蘇格蘭換成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座腐敗的黑城，這里陷入了一片犯罪、工業(yè)污染、冷戰(zhàn)思維和毒癮的泥潭，還有圍繞警察局局長一職的權力斗爭。三女巫熬制毒藥的情節(jié)代表了莎翁劇中的超自然元素（各路專家在解讀女巫的隱喻和她們與女神赫卡忒之間的關系時可謂千差萬別），但她們在我的小說里是非常現(xiàn)實的存在：她們是制毒的藥劑師，為城里的大毒梟、幕后黑手赫卡忒服務。

在我的小說里，麥克白夫人曾做過妓女和老鴇，她的人生目標是成為一個萬眾敬仰或至少受人尊敬的女人。于是她開了一家賭場，城中的政客名流經(jīng)常到此光顧，讓她有了結識權貴的機會。她的情人麥克白比她年輕許多，是打擊販毒集團的特警隊隊長。他們擁有熾烈的愛情，可惜是一對錯配的情侶。麥克白是警局英雄，支持新任局長鄧肯打擊腐敗，而夫人則更加實際，她在乎的不過是一些政治上的影響力。可后來，麥克白以及夫人意識到自己可以取代鄧肯成為警察局局長，只要他們肯對鄧肯下毒手。

忠誠與操守。對你愛的人忠誠，卻因此難以對你效忠的社會忠誠。個人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使你難以維護正直、道德和公眾利益。以及，情感如何占據(jù)主導，替我們做決定，并在事后為這些決定尋找借口。對權力的饑渴造就了一位君主，但同樣是這種毒藥——女巫的“精釀”——驅使他們的內心愈發(fā)陰暗和恥辱。大概這一類吧。我可以動筆了。

我沖我的兄弟們喊道，他們可以進來了。我關上門，調暗燈光，開始講故事。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莎士比亞或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腦中的情節(jié)，但在這一刻，這是屬于我的故事，一切由我作主。此刻，我能想象自己正像莎士比亞那樣嘗試塑造麥克白的形象。當他們走出房門、燈光再次亮起時，我自然會清醒過來。我會謙卑地向這位大師致敬，放開我的幻想。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作家要花如此多的時間寫作，為了使自己坐在那間屋子里，沉浸在傳奇中，想象這里便是他們的歸屬。有一份童年記憶總是揮之不去。我在回家路上，終于達到年齡限制、觀賞了整部《血染雪山堡》。我發(fā)現(xiàn)，盡管伯頓、伊斯特伍德和這部傳奇制作很精彩，卻不如我哥哥的口述引人入勝。因為當年的我讓它變得更精彩了。同樣，我也希望我的讀者朋友能將《麥克白》打造成世上最好的版本——一段并不完全多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