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求恩書寫”[1]與集體記憶

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加拿大籍醫(yī)生。他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鎮(zhèn)，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產(chǎn)黨，1938年到中國參與抗日戰(zhàn)爭，1939年因病在中國逝世。

白求恩之所以在中國有極高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澤東在白求恩逝世后撰寫的文章《紀念白求恩》。在文中，毛澤東認為白求恩是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者，對他的“國際主義”精神大加推崇，更指出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660）《紀念白求恩》與《為人民服務(wù)》《愚公移山》一起被稱為“老三篇”，毛澤東的這三篇文章是六七十年代供一般民眾傳頌學習的范本，為人熟知。《紀念白求恩》一文至今還被選入蘇教版、鄂教版、魯教版等版本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可見其影響之大。作為最高領(lǐng)導人的文章，《紀念白求恩》這篇充滿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文章給白求恩在中國的形象定下了基調(diào)，基本上中國人對白求恩的認識都是來源于此。林崗在《集體記憶中的遺忘與想象——60年來白求恩題材的作品分析》中指出：“毛的這個‘定調(diào)’影響深遠, 其后任何白求恩題材的作品，可以說都是圍繞毛所闡述的‘白求恩精神’來做文章的，作品的主題就是展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沒有一部作品是例外的。”（42）這個分析大致是正確的。加拿大前華裔總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所著的《諾爾曼·白求恩——一個非凡的加拿大人》由中國衛(wèi)生部部長陳竺作序，這個序?qū)Π浊蠖鞯亩ㄎ灰彩巧钍苤袊嗣駩鄞鞯膰H主義戰(zhàn)士，他“一生致力于維護人民健康事業(yè)”。（陳竺7）這樣的描述無疑是過于簡單化的，是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的白求恩的性格多元性的遮蔽。

在大陸的“白求恩書寫”中，收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的《手術(shù)臺就是陣地》極具典型性。文中體現(xiàn)的是在戰(zhàn)火紛飛的場景下白求恩不顧個人安危堅守崗位、不辭勞苦長時間為傷員實施手術(shù)的崇高品質(zhì)。在這個片段中，白求恩的身份只是一個高尚的戰(zhàn)地醫(yī)生，并不涉及他性格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描寫。這在眾多書寫白求恩的文章中是典型的。之后的長篇通訊《諾爾曼·白求恩片段》（周而復創(chuàng)作）、電影《白求恩: 一個英雄的成長》（菲力浦·博薩斯、王心剛導演）、電視劇《諾爾曼·白求恩》（楊陽導演）等作品雖然有一步步豐富白求恩的生活片段，然而重點都在于塑造和構(gòu)建集體記憶中的“英雄”形象，力圖展現(xiàn)其作為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的“無私”精神。[2]集體記憶是可以被引導而服務(wù)于主體的，記憶客體的主體化就是其中一種手段。“記憶客體的主體化，是指集體記憶的內(nèi)容被詮釋成為趨向于或服務(wù)于共同體政治的主體，其選擇性記憶和結(jié)構(gòu)性遺忘使客體產(chǎn)生了某種由主體賦予它的性質(zhì)和特征。”（詹小美康立芳115）在集體記憶影響下，大陸作者對白求恩的書寫都是具有選擇性遺忘的，在作品中通常呈現(xiàn)為扁平化的人物。在這些作品中的白求恩，許多品質(zhì)被刻意遺忘，作者們憑借藝術(shù)想象建構(gòu)起一個偉大的英雄形象，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的復雜性被徹底遮蔽，只剩下“毫不利己”的偉大光輝籠罩在身上，讓人“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白求恩，作為一個英雄，而不是作為在歷史上一個具體的“人”被呈現(xiàn)在了作品中。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加拿大新移民作家也對他給予了關(guān)注。在加拿大華文文學中，以白求恩為題材的作品，呈現(xiàn)出跟上述在中國大陸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一樣的特色。“跨域”的視野讓他們得以發(fā)現(xiàn)一個不一樣的白求恩。我們以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李彥、薛憶溈等人的作品為例，一窺加拿大華文文學中的“白求恩”書寫。

二、精神的光輝及其根源

作為具有離散意味的新移民作家，他們的文化是一種“第三空間”式的，即“非此非彼”、“又是此又是彼”的混雜文化。他們身上帶有著故土的記憶和文化，又得以接觸并試圖融入所在地的新文化。霍米巴巴認為，移民的后殖民視角，將他們置于閾限性空間之中，因此他們有著特殊的邊緣視角。“最真的眼睛現(xiàn)在也許屬于移民的雙重視界。”（轉(zhuǎn)引自生安鋒97）在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作品體現(xiàn)的雙重文化、雙重視野中，我們首先看到故土的集體記憶在作家們的身上留下的印記。

新移民作家都經(jīng)歷過文革，他們同樣也被集體記憶影響，白求恩作為“英雄”，引起他們的關(guān)注。曾曉文的作品《移民歲月》中的主人公是因為白求恩的影響才選擇了加拿大。薛憶溈則接連寫作了幾篇跟白求恩相關(guān)的作品：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以白求恩為原型的小說《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白求恩的短篇評傳《“專門利人”的孤獨》、編譯的《白求恩書信一束》、記敘白求恩婚姻的《第二次分手》。李彥在小說《海底》中深入地挖掘了白求恩精神的力量，并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寫下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在采訪中李彥也提及了自己對白求恩的高度推崇。

雖然他們描寫的著力點不同，白求恩的光環(huán)卻同樣是無法擺脫的。對白求恩的“集體記憶”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著新移民群體對白求恩的認識。比如在李彥的筆下，白求恩的形象始終閃爍著熠熠光輝。李彥自述自己在課堂上常常給學生講述白求恩的故事，她“多么希望世人皆知：一個人雖然早已離去，但他的英魂永存，他所代表的人類最崇高美好的精神將永存。”（2015：129）

李彥筆下的人物，如《海底》中的江鷗，就是因為對白求恩的仰慕，選擇了移民加拿大。在紀實類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一文中，李彥更是突出了白求恩的光輝形象。在文中，對于白求恩豐富的感情生活，李彥認為這是基于他在感情生活上的率性與浪漫。她看到的，是一個勇于坦率面對現(xiàn)實的勇者。李彥運用了許多溢美之詞來形容白求恩，認為其有著與生俱來的人格魅力。她還引援他人的敘述，將白求恩能與許多女性交往歸結(jié)為他是一位充滿活力的男性，深受女性愛戴。文中還寫了凱瑟琳對白求恩的幫助，在李彥看來，是因為這位新西蘭女郎被白求恩的魅力徹底征服了，加入了正義的一方。

李彥在描寫中突出了白求恩的高尚，將白求恩與妻子婚姻的破裂歸結(jié)為其妻子的原因。“難以理解，諾爾曼的妻子，一個出身高貴、教養(yǎng)良好的英國女郎，為何會兩次嫁給這個最值得愛戴的男人，卻兩次均以離婚收場。”（2015：127）李彥認為，她是個“墨守成規(guī)”的女人。然而，在關(guān)于白求恩的許多資料中，都提到了這段婚姻的不快。比如，伍冰枝在其所撰的白求恩傳記中寫道：“他們的來往信件看不出互相般配的跡象；事實上有很多證據(jù)顯示他們并不合適。”（37）白求恩研究專家、白求恩傳記作者羅德里克?斯圖爾特的《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也顯示，二人婚姻的破裂有經(jīng)濟、性、飲食和生活習慣等等具體的原因。李彥在《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中忽略了他們可能在各方面的矛盾，較為簡單地將其歸為白求恩將醫(yī)療用的器官放置在冰箱這個讓人難以接受的習慣以及妻子的“墨守成規(guī)”，同時引援白求恩的遺囑以證明其在最后的時刻對前妻的關(guān)照，顯示其深情。可見，這樣的書寫將白求恩置于光環(huán)之下，將很多研究者提到的白求恩的多情、壞脾氣等缺點美化或者忽略，形成一種遮蔽，這與被塑造的集體記憶之中的白求恩形成了同構(gòu)的關(guān)系。在另一位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薛憶溈看來，白求恩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他在《第二次分手》一文中也認為白求恩有著高尚、純粹的靈魂。

雖然作家們對白求恩的光輝形象塑造與集體記憶所描述的白求恩有一定的同構(gòu)，身處加拿大文化語境的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并沒有停止在這一個層面，而是進一步探索白求恩偉大精神的來源。

近代以來的中國為了擺脫積貧積弱的境況，十分重視科技、經(jīng)濟等實用性學科的發(fā)展，然而精神方面的發(fā)展，卻顯得落后。五四時期“打到孔家店”的舉措，使中國人的傳統(tǒng)信仰受到?jīng)_擊，而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又無法接受外來的基督教，中國人甚至掀起了反對基督教的“非基督教”運動。這樣一來，我們自身原有的信仰體系被破壞，新的信仰體系又沒能建立起來。[3]大部分中國人的信仰，被懸置在一個“真空”的狀態(tài)。加拿大，則是一個以基督教文化為文化基石的國度，許多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都以宗教書寫為主題，這些作家包括李彥、薛憶溈、陳河、張翎、川沙等等。在李彥、薛憶溈筆下的“白求恩書寫”中，他們也表達了自己對宗教的認識。

在李彥的《海底》中江鷗想要尋找自己理想的世界時，沒有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選擇美國，而選擇了加拿大，是因為“這里是白求恩的故鄉(xiāng)，是他出生成長的地方。從我兒時所受的教育來看，他就是一種美好信念的化身。而我來到加拿大之后，卻逐漸發(fā)現(xiàn)，白求恩之所以是理想的化身，其實是因為他從小受著十分純潔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這為他成長為一個堅定的國際主義者，也就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主義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2013：253）

李彥在《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中敘述白求恩與凱瑟琳兩人相互吸引，都是因為對方有著堅定的信仰，雖然二人的信仰并不一致，卻有著共通性。白求恩希望凱瑟琳可以以神職人員的便利身份幫助自己購買一些藥品回來，凱瑟琳起初是拒絕的，后來她被白求恩關(guān)于信仰的執(zhí)著所打動。白求恩對她說道：“其實我和你一樣，也來自基督教家庭。我父親就是牧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本人也算是個傳教士。[……]你想拯救人們的靈魂，以便他們將來能在天堂里幸福地生活。而我想拯救的，卻是他們眼下在人間的悲慘命運。我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說是殊途同歸！我并非要求你參加戰(zhàn)爭。我僅僅是請求你，為拯救人類的生命，盡一份應盡的力量！”（2015：125）得到凱瑟琳的幫助之后，他認為“我們把天堂和人間的距離拉近了”。（2015：127）李彥還提到，白求恩的精神，得自于父母的影響。他的父母放棄了都市的繁華和舒適，來到荒涼的林區(qū)小鎮(zhèn)擔任牧師，為伐木工人提供底層關(guān)懷。李彥在文末強調(diào)白求恩父母的基督教背景，認為這也是白求恩偉大的精神力量的來源——正如李彥在《海底》中提到的，白求恩的偉大跟他受到基督教氛圍的影響密不可分。

薛憶溈《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懷特大夫（以白求恩為原型）所有努力的目的都指向“天堂”，懷特的天堂一方面是愛情，一方面是革命。把愛情和革命的熱情認為是自己的天堂，是將宗教信仰、愛情、革命融為一體，在內(nèi)心情感深處體認這幾種激情狀態(tài)的一致。作品提到懷特大夫由基督教信仰轉(zhuǎn)向了無產(chǎn)主義信仰，這對曾經(jīng)的宗教信仰的有意強調(diào)，讓人不得不去思考，他體現(xiàn)的強大革命熱情深處與基督教提倡的“大愛”精神的共通性。這一點是被大陸的集體記憶所遮蔽的。

不少作者撰寫的白求恩傳記，也都提到了白求恩在精神上受到其基督教家庭的巨大影響。伍冰枝寫道：“白求恩的道德規(guī)范和他出生于長老會會員家庭息息相關(guān)。雖然他的道德取向也受到其他宗教信仰的稀釋，但長老會的倫理標準和道德體系一直是他觀察世界的基本出發(fā)點。”（9）羅德里克·斯圖爾特也在傳記中提及白求恩受到宗教的影響。盡管白求恩不是一個宗教徒，但是他并不排斥宗教教義。“在家里居住的日子，他一直參加教堂禮拜儀式。即使多年后，他放棄了基督教信仰，卻依然深受父母理念的鼓舞和激勵。[……]他深諳福音派信徒的職責，并用它來對抗邪惡。[……]把解救病人、扶助弱者、接濟有需要之人視為職責是父母留給他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26）

在大陸的集體記憶以及以白求恩為主角的主旋律作品中，白求恩的偉大來自他堅定的革命信仰和人道主義精神。他的這種偉大近乎與生俱來，大陸的作品并沒有探究其精神深處的根源。然而處在加拿大這個文化包容，特別是基督教氛圍濃郁的國度，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進一步認識到了其精神力量跟他從小接觸的基督教文化的關(guān)系，認為其偉大的奉獻精神跟基督教的“大愛”精神息息相關(guān)。如果我們聯(lián)系李彥的另一部作品《紅浮萍》中的情節(jié)——少女雯就是因為接觸了基督教，心中才有了平等、博愛的理念，后來才會為了追求自由、平等，投身共產(chǎn)主義的建設(shè)——我們就更可以理解在加拿大華文文學的“白求恩書寫”中白求恩精神的來源。

三、非凡而真實的人

如果說，在中國大陸的大多數(shù)作品中，白求恩都作為一個“符號”，一位英雄，那么，加拿大新移民華文文學作家，則努力地還原白求恩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他的感情生活，被給予了最多的關(guān)注。

我們先來看一些白求恩研究的資料。《諾爾曼?白求恩——一個非凡的加拿大人》中記錄了白求恩寫給前妻的信，信中寫道：“是的，我會做出我該做的事情——靜靜地離開你，讓你一個人靜靜地呆著[……]這是我唯一能夠展示我愛你的方式了。對于彼此而言，我們都是死人了[……]就當過去是一場夢吧。再見，我親愛的弗朗西絲。我曾經(jīng)是那么的愛你，為了證明這點，我現(xiàn)在將離開你。”（伍冰枝43）該書第六章“甜蜜、猛烈和歡快的老虎”寫道：“在白求恩的生命中曾經(jīng)有過很多女人，他愛過她們中的一些人。”（伍冰枝73）在羅德里克·斯圖爾特撰寫的傳記《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中，也記述了白求恩的風流韻事，比如白和卡加薩·羅思曼的風流韻事，就造成了白求恩與加拿大輸血研究所人員的緊張關(guān)系。（193）可以說，白求恩的感情世界，是極為豐富的，然而，這通常被遮蔽，不被我們了解。

在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筆下的白求恩是比較血肉豐滿的，作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他的信件還原他鄉(xiāng)愁、愛情與孤獨。

李彥的紀實文學作品取名為“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重點突出了“情書”。文章的前半部分是重述白求恩在中國時候的一些細節(jié)。李彥表明這些是她在看到一本白求恩傳記多年之后，仍滯留腦中、鮮明如初的細節(jié)。這些轉(zhuǎn)達了幾手之后的敘述肯定是經(jīng)過一定加工的，從這些描述的塑造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這些細節(jié)表現(xiàn)的主要是關(guān)于白求恩與基督教女傳教士凱瑟琳的交往。許多私人生活的細節(jié)、私人談話以及內(nèi)心活動是不可能被還原的，作者在寫作中顯然加入了一定的虛構(gòu)和想象。作者詳細地描述兩人的交往，他們之間以信仰作為交談的契機，作者有意將他們的相遇、交往描繪成美麗動人的畫卷。作者有意營造一場浪漫的相遇：“秋陽照耀下，崖畔叢生的酸棗野果鮮紅奪目。山道旁，一襲黑衣長裙、亭亭玉立的西方女子，如羊群里的駱駝，攫住了白求恩的目光。”（李彥2015：124）李彥為白求恩營造了一段美好的感情。

在李彥得到的信件中，白求恩表達了對莉蓮的愛慕和感情，李彥也同時寫下了自己對白求恩這段感情的看法：她認為莉蓮與白求恩產(chǎn)生感情，因為“也許，工人家庭出身的莉蓮，比起白求恩那位出身英國倫敦的上流社會、慣于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妻子，更容易在思想上產(chǎn)生共鳴？”（2015：135）這難免有偏頗的成分在，于此也可見李彥試圖表現(xiàn)白求恩復雜的感情生活。

薛憶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同樣是以一封情書為主體的文章。作品中的懷特大夫是以白求恩為原型的，“懷特”的英文就是白，我們在文中也能看到非常多和白求恩的經(jīng)歷一一對應的地方，包括身世、家庭、病情等等。懷特大夫不停地強調(diào)自己對前妻的熱愛，體現(xiàn)其骨子里對愛情的重視和他自身奔放的感情。“我的天堂從來都是你。”（2009b：16）

白求恩內(nèi)心的孤獨，也是加拿大華文作家們在“白求恩書寫”中試圖表現(xiàn)的主題。薛憶溈的《白求恩書信一束》一方面體現(xiàn)了白求恩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偉大情懷，同時也通過他的書信還原他更為豐富的世界，比如他在寫作方面的成就。文中編選的幾封書信，提到了非常多具體的數(shù)字，包括傷員人數(shù)、手術(shù)數(shù)量、金錢額度、路程距離、時間長度等等。從這些幾乎可以說巨細靡遺的記錄，我們看到的是白求恩對工作的認真、堅持以及工作的巨大強度，同時，因為物資的缺乏和長時間與外界隔絕導致的內(nèi)心強烈的無助和巨大的孤獨感，也被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信中他表示：“我夢想著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蘋果派和冰激凌”（薛憶溈2009a：51）。

薛憶溈在《“專門利人”的孤獨》一文中更突出了白求恩“孤獨”的心緒。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再現(xiàn)白求恩的“孤獨”。薛憶溈提到，白求恩無論給加拿大還是中國的組織寫信，都甚少收到回音。作者在文中分析了白求恩的幾部英文傳記，指出第一部將白求恩過度“神化”為一個自我犧牲的圣人，另一本則將其貶低為自我毀滅的罪人。他在文中認為這些版本顯得過于主觀，且不夠豐富。薛憶溈分析了白求恩的信件，認為其在1939年的時候，已經(jīng)失去了前一年的熱情和樂觀態(tài)度，變得滿腹牢騷、悲觀失望。在分析1938年白求恩寫下的最后一封信時，他指出“他看到了‘專門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夠分散他對外界的留心和他對孤獨的注意，它能幫助他在‘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況下艱難地生活下去。”（2009c：36）特別是作者提到白求恩在信中提到，他收到的來自延安的每一個東西都被打開了，包括信件，因為“中國人的好奇心實在太強了”（2009c：36），言語中暗含諷刺與不滿。作者認為這封信“這是絕望的巖漿。這是孤獨的巖漿。”（2009c：36）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知道，白求恩迫切地想要離開中國一段時間，因為其強烈的鄉(xiāng)愁和惡劣的身體亟須休假。可是他的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因為傷口感染而去世。“他在他期待著的這‘明天’帶著他疲憊的身體和孤獨的心靈跨入了死亡之門。[……]世界在他遠去之前已經(jīng)離他而去了。他沒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著的信件。他沒有讀到他一直想要讀到的報紙。他沒有能夠重逢純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無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羅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與世隔絕’的孤獨之中。但是，死亡解放了他。”（2009c：39）作者將白求恩生命最后的時光敘述出來，認為他當時已經(jīng)是心力交瘁并處于心理的焦灼和痛苦中。所有的論述，都指向了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的孤獨、低迷的精神狀態(tài)。死亡，對他甚至是一種解脫，證明那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對他精神與肉體這雙重的束縛之大。

白求恩在戰(zhàn)爭中始終堅守崗位，呈現(xiàn)出極其偉大的一面，然而，他真正的精神狀態(tài)被忽略，同樣是對他個人的一種傷害。在許多的敘述中，他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而被政治話語強行塑造成了一位幾乎無求無欲的“英雄”和模范，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白求恩。他是被“老三篇”包裝的國家偶像和傳奇，他多樣的才藝被忽略，他的個人情感歷程被忽略，他的需求被忽略，他在中國有著無上的光環(huán)，然而“為這顯赫的歷史地位付出的代價是他變成了一個‘單面的人’：他生命的細節(jié)已經(jīng)不重要了（比如《紀念白求恩》的第一句話稱他‘五十多歲了’，事實上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時候還不滿48歲）。他生命的孤獨也已經(jīng)不重要了（比如誰也不會在意他是否收到過那僅有的‘回信’）。重要的是他的‘純粹’，是他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或者說，重要的是用我們的方式對他的‘紀念’，而不是從更深刻的角度對他的‘理解’。”（薛憶溈2009c：40）

李彥的作品表達的是她對白求恩的仰慕之情以及記敘白求恩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薛憶溈的文章則很大程度上是重述白求恩的故事以及通過編選白求恩的部分書信來還原他的內(nèi)心世界。在這些文章里，白求恩的形象不再是模糊、單一的，加拿大華文作家們凸顯了他作為“人”的復雜心緒。

四、神話的解構(gòu)

中西方對白求恩的認知是具有極大差異的。《諾爾曼?白求恩——一個非凡的加拿大人》一書提到白求恩在加拿大并不受重視，除了在白求恩的出生地之外，并沒有多少加拿大人紀念他。具有離散經(jīng)驗的新移民作家，也憑借自己在地的經(jīng)歷，將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對白求恩的態(tài)度還原。

《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多處提到加拿大人對白求恩的認知與中國大陸民眾對白求恩的認知的差異。在加拿大，這位中國人心目中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者，是一位毀譽參半的人物。大部分加拿大人并不熟悉他，就算知道白求恩的人，對他的認知也大多停留在醫(yī)學專業(yè)上的貢獻或者風流逸事的層面。李彥在文中提到在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做的試驗中，所有的中國學生都知道白求恩，而加拿大學生則基本上不知所問。唯一一個知道白求恩的女生，還是因為她是來自醫(yī)學院，聽說過白求恩在醫(yī)學領(lǐng)域的貢獻、發(fā)明。在白求恩故居，李彥了解到參觀白求恩在加拿大故居的游客，百分之九十五來自中國，剩下百分之五來自西班牙——他當年曾經(jīng)奉獻的兩個地方。在《海底》中，當江鷗正深情地表達白求恩對他的影響，龍牧師就打斷了她，問她白求恩是什么人。從臺灣移民到加拿大已經(jīng)很長時間的龍牧師并不知道白求恩，可見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知名度確實不高。

對“白求恩神話”的解構(gòu)，除了還原白求恩真實的生活、表現(xiàn)異域?qū)λ摹袄淠敝猓洔康摹锻ㄍ焯玫淖詈竽且欢温烦獭芬晃囊蕴摌?gòu)的方式瓦解了這個神話。這部作品所屬的叢書“中篇小說金庫”總序中強調(diào)了這部小說的“哲理性和詩性”（總序9），它以極強的思辨性來反思我們對“英雄”的塑造，以及這種塑造對真實個體的遮蔽。作者薛憶溈曾說，希望讀者可以“認定‘懷特’是白求恩的原型，而不是相反。”（薛憶溈嚴之輕114）這句話十分值得玩味，在作者看來，作品中的懷特大夫，才是真實的白求恩。在作者眼中，“白求恩肯定是一個‘高尚的人’和‘純粹的人’。同時，他更是一個激情的人。他一定蔑視榮譽的賄賂。他一定恐懼‘被崇拜’的侮辱。[……]總之，他是一個在生命的‘藝’和‘術(shù)’之間焦躁不安的藝術(shù)家。他想用他精力充沛的生命和他桀驁不馴的激情來創(chuàng)造他創(chuàng)造不出來的作品。”（薛憶溈嚴之輕116）這些，正是薛憶溈在幾篇文章中希望表現(xiàn)出來的。可以說，懷特，是薛憶溈想象中“真實的”白求恩，一個去掉了被革命話語塑造的光環(huán)的真實的人。《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還原飽滿的人物性格的基礎(chǔ)上還作出了進一步的反思。

小說《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主體，是一封很長的情書，作者自己在另一篇文章陳述自己的這部作品時也承認，“愛情”是這段獨白的主題。（薛憶溈嚴之輕112）來到中國的加拿大醫(yī)生懷特是這封情書的敘述者，假定的讀者則是他的前妻。這篇文章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開始，增加其真實性，而且兩重故事文本也呈現(xiàn)出斷裂，形成強烈的對比。薛憶溈在小說中虛構(gòu)人物以及歷史，在原型的基礎(chǔ)上添加了豐富的想象，特別是文章開頭和結(jié)尾交代“現(xiàn)實”的段落，實則包含著他對歷史無常的思考。借著展現(xiàn)懷特大夫高尚的奉獻情操和真摯、熱烈的感情，對比在“現(xiàn)實”中因為歷史浩劫而陷入困境的“我”的父親（父親也是懷特大夫的情書的保存者），以及懷特大夫當年的領(lǐng)隊在動亂中被迫害致死的情節(jié)，將歷史的荒誕性表現(xiàn)出來。

小說還以預敘的手法解構(gòu)了宏大歷史和英雄形象。文中借懷特大夫的信件書寫，預設(shè)未來有一個相距了60年，而且互相“交換”了祖國的讀者。在這樣的雙重跨界中，他指出“祖國”一詞的腐朽，因為敘述者不承認地理上的“祖國”，認為“我們只有軀體的出生地”。（薛憶溈2009b：3）這篇作品帶有著元小說的性質(zhì)，敘述者認為他的書信是被別人加以想象“虛構(gòu)”的小說，而實際上是敘述者關(guān)于生活的“紀實”。這似乎暗示著別人認為的紀實只是虛構(gòu)，只有信中表達的才是真正的“紀實”。在小說中，敘述者懷特大夫清醒地知道，不分陣營為所有傷員服務(wù)的布朗醫(yī)生將要在歷史中消失，“我”則將與勝利一起進入歷史。“勝利將給予我‘永垂不朽’的特權(quán)。我有可能會以純粹和高尚的名義變?yōu)樵谶@個國家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很荒謬嗎？這就是歷史。在我看來，全部的歷史都是用誤解寫成的。”“當我被封為英雄的時候，我實際上就遭受了布朗醫(yī)生同樣的命運：‘我’就從歷史中消失了。那個在你懷抱中活生生的‘我’，那個在你的身體中活生生的‘我’。”（2009b：11-12）這段話完全就是對宏大歷史的消解。借著主人公想象性的預敘，表達的是充滿革命話語的宏大歷史對個人真實歷史的遮蔽。

敘述者還自述自己過的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生活，而“你”則曾經(jīng)指出“專門利人”就是最大的“利己”。這個“利己”如果聯(lián)系起《“專門利人”的孤獨》一文來看，則是排解寂寞的一種行徑。（薛憶溈2009c：36）兩個文本是互文的，也形成了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的解構(gòu)。當敘述者想象自己未來的墓地會相當受人重視，每年會有很多崇拜者把“我”當做神化了的英雄來掃墓時，“我”感慨的是“他們不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我。[……]只有你能夠了解我。只有你能夠了解我。我也只渴望你的了解。只有你知道。我寂寞的陰魂渴望聽到的是一段莎士比亞的詩句，而不是那些平庸的掃墓者千篇一律的頌詞。”（2009b：22）“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不可能被還原，所有歷史都是被建構(gòu)的，具有想象性。薛憶溈在作品中直接暴露出歷史的想象性、虛構(gòu)性，將歷史的宏大敘事完全解構(gòu)了。

故事中的懷特大夫也不再是“神”一般的存在，而是活生生的具有畏懼等心態(tài)的“人”。“傍晚的時候，弗蘭西絲在一場心不在焉的空襲中喪生了。”這句話在文章中的反復出現(xiàn)，似乎已經(jīng)變成了敘事者無意識的話語。可見目睹朋友的喪生對他的打擊是巨大的。然而，當我們歌頌白求恩的時候，他這種復雜的內(nèi)心情緒以及戰(zhàn)爭的殘酷性，都完全被忽略了。

“身份、認同是構(gòu)建出來的，是多元的、雜交的或發(fā)明出來的。某種身份、認同是被構(gòu)建出來的，也可以被消解、拆除掉。”（張旭東405）認同可以被建構(gòu)，也可以一步步被消解、拆除，筆者認為這不僅僅局限在身份認同上，對英雄的塑造同樣如此。塑造英雄即是認同英雄，并尋找自我定位與認同的過程。“文化記憶往往誕生在特殊的歷史時刻中。特定歷史人物與事件，由于其對后世的影響，往往被賦予超越自身價值的意義。”（燕海鳴12）白求恩是中國革命時期塑造的英雄，集體記憶中的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是人們認同的精神追求以及被時代賦予的文化記憶。

華文文學是具有世界性特質(zhì)的文學，它所呈現(xiàn)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對話”。它既是民族的，又是跨界的，在“對話”中形成強大的張力。“這種對話, 既不是一個民族內(nèi)部不同地域的‘對話’，也不是同一民族的過去視域與今日視域的‘對話’，而是一個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動以后形成的種種不同視域的‘會談’。”（饒芃子251）新移民帶著固有的文化記憶和歷史創(chuàng)傷等等來到異域，離散的經(jīng)歷讓新移民得以深刻地體驗雙重文化，不僅將固有的文化帶入加拿大，還真切地與以加拿大為代表的“西方”有了直接的、深入的接觸，“西方”由此被祛魅。在李彥、薛憶溈的“白求恩書寫”中，我們能明顯地看到他們對白求恩的態(tài)度：一方面，對這位革命時代的英雄充滿著敬意，不斷地書寫他的故事；另一方面，還原一個更為真實、豐富的白求恩，甚至將被宏大歷史建構(gòu)起來的僅僅存在于概念上的“英雄”消解，將白求恩“祛魅”。移民作家們的邊緣視角帶來的視野的雙重性，也許就是華文文學作為一種“第三空間”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他們的作品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及西方提供了極好的考察對象，也為東西方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

作者簡介：彭貴昌，1989年生，廣東梅州人。2017年畢業(yè)于暨南大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獲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陳竺：“部長序”，《諾爾曼?白求恩——一個非凡的加拿大人》，伍冰枝著，任明輝譯。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2年。7-8。

[Chen,Zhu.Preface (buzhangxu). Norman BethunebyAdrienne Clarkson.Trans.RenMinghui.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12.7-8.]

伍冰枝：《諾爾曼?白求恩——一個非凡的加拿大人》，任明輝譯。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2年。

[Clarkson, Adrienne. Norman Bethune(nuoer man baiqiuen: yigefei fan de jiana da ren). Trans.RenMinghui.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12.]

“總序”，薛憶溈: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1-10。

[“General Preface”(zongxu). XueYiwei.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1-10.]

李彥：“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人民文學》3（2015）：122-139。

[Li,Yan.“A Letter to Another World: The Last Love Letter of Norman Bethune”(chi sutianya: baiqiuenzuihou de qingshu). People's Literature 3(2015):122-139.]

——：《海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 Seabed(hai di).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3.]

林崗：“集體記憶中的遺忘與想象——60 年來白求恩題材的作品分析”，《揚子江評論》3（2007）：39-45。

[Lin,Gang.“The Forgetting and the Imagination in Collective Memory: an Analysis of Works about Bethune in 60 Years”（jitijiyizhong de yiwangyuxiangxiang:liushinianlaibaiqiuenticai de zuo pin fen xi）. The Yangtze River Criticism 3(2007) :39-45.]

羅德里克?斯圖爾特莎朗?斯圖爾特：《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柳青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

[Stewart, Roderick and Sharon Stewart.Phoenix:TheLife of Norman Bethune(businiao:nuoer man baiqiuen de yi sheng).Trans.Liu Qing.Beijing: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20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Mao,Zedong. Mao's Selected Works(maoze dong xuanji), Volume II.Beijing: People’sPublishing House,1991.]

饒芃子：“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文學意義”，《比較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248-254。

[Rao,Pengzi.“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haiwaihua wen wenxue de bi jiao wen xueyiy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1.248-254.]

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Sheng,Anfeng. A Study on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of Homi K. Bhabha(huo mi baba de houzhi min li lunyanjiu).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1.]

薛憶溈：“白求恩書信一束”，《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a。41-52。

[Xue,Yiwei.“A Bunch of Letters from Bethune”(baiqiuenshuxinyishu).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a.41-52.]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b。1-27。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tong wangtian tang de zuihounayiduanlucheng).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b.1-27.]

——：“‘專門利人’的孤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c。28-40。

[---.“The Loneliness of the Utter Devotion to Others”(zhuan men li ren de gu du).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c.28-40.]

薛憶溈嚴之輕：“在語言中尋找自己的天堂”，薛憶溈: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110-119。

[Xue,Yiwei and Yan Zhiqing.“Find Your Paradise in the Language”(zaiyuyanzhongxunzhaoziji de tian tang). XueYiwei.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110-119.]

燕海鳴：“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中國圖書評論》3（2009）：10-14。

Yan,Haiming.“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jitijiyiyu wen huajiyi）. China Book Review 3(2009):10-14.

詹小美康立芳：“集體記憶到政治認同的演進機制”，《哲學研究》1（2015）：114-118。

[Zhan,Xiaomeiand Kang Lifang.“The Mechanism in the Evolution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jitijiyidaozhengzhiren tong de yanjinjizhi).Philosophical Researches1(2015):114-118.]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Zhang,Xudong.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Western Universalism(quanqiuhuashidai de wen huaren tong:xi fang pubianzhuyihuayu de li shipi pan).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注釋：

[1]在中國及海外都有不少以白求恩為書寫對象的作品，本文將此類作品統(tǒng)稱為“白求恩書寫”。

[2]對這幾部作品的詳細分析可參見林崗：“集體記憶中的遺忘與想象——60 年來白求恩題材的作品分析”，《揚子江評論》3（2007）：39-45。

[3]參見杜維明：《現(xiàn)代精神與儒家傳統(tǒng)》，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余英時：《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