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阿赫瑪托娃詩文集”，分別是長詩卷《安魂曲》、短詩卷《我會愛》和散文卷《回憶與隨筆》。這套三卷本“阿赫瑪托娃詩文集”由翻譯家高莽生前親自編選、翻譯并繪制插圖，展現(xiàn)詩人各個時期、各種體裁的創(chuàng)作風貌，并每卷輔以導讀。

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是20世紀俄羅斯的重要詩人，她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她十五歲時即開始創(chuàng)作詩歌，一生創(chuàng)作頗豐。

這套集子中的《安魂曲》是長詩卷，收錄《安魂曲》《北方哀歌》《野薔薇開花了》《子夜詩抄》《沒有英雄人物的敘事詩》。 其中，《安魂曲》被傳記作家伊萊因·范斯坦稱為“俄語最偉大的組詩”，其中的名句“千萬人用我苦難的嘴在吶喊狂呼”，表明了詩人為同胞、為民族泣血發(fā)聲的堅強心志。《沒有英雄人物的敘事詩》，是詩人歷時25年寫作的史詩巨作，在這部作品中，舊世界崩塌前的1913年和列寧格勒被圍困時期的1942年交織出現(xiàn)，文化名流、傳說人物相繼登場。

《我會愛》是三卷本中的短詩卷。本卷按出版順序編排，收錄了阿赫瑪托娃八部詩集中的近150首抒情詩精品。同時代作家楚科夫斯基曾評價：“無論之后兩三代的俄羅斯人何時墜入愛河，阿赫瑪托娃的詩都將伴隨他們。”

《回憶與隨筆》是三卷本中的散文卷。這些散文、隨筆、日記和書信記錄了詩人成長經(jīng)歷、寫作過程、情感體驗，也描繪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各文學流派的內(nèi)幕、它們的演變和成員之間的矛盾。

10月13日下午，在北京舉辦了“高莽先生暨《阿赫瑪托娃詩文集》研討會”，《世界文學》副編審莊嘉寧，著名翻譯家、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書評人綠茶與會進行了分享。

《安魂曲》：千萬人用我苦難的嘴在吶喊狂呼

“高莽先生當年在哈爾濱報社當編輯時，組織曾讓他翻譯一份名叫《關(guān)于黨在文學藝術(shù)方面政策的決議》的文件，這個文件中著重批判了兩個作家，其中就有阿赫瑪托娃，文件說阿赫瑪托娃是一個淫蕩的、色情的詩人。這次翻譯任務讓高莽在以后的日子里十分掛懷。高莽不止一次談到當年那么翻譯，覺得對不起這個詩人，他覺得應該更多地介紹她，以對她優(yōu)美詩歌的介紹來抵當時翻譯的中央文件對這個女詩人造成的傷害。”劉文飛談道。

在后期被蘇聯(lián)批判后，阿赫瑪托娃很長時間不能寫作，她就開始做翻譯，“她翻譯了很多中國的詩歌，她挑了屈原、李商隱、李清照等的作品，大部分是一種悲劇的、唯美的東西，將個人經(jīng)歷和家園、事件、關(guān)懷結(jié)合起來。”

劉文飛認為這些翻譯經(jīng)歷也體現(xiàn)在她晚年寫作的《安魂曲》中。關(guān)于《安魂曲》的寫作背景是她幾任丈夫都被抓起來要槍斃，她的兒子也在監(jiān)獄里關(guān)了幾十年，“她作為母親給孩子送包裹，送包裹的意義在于如果被接收了證明里面的人還活著，什么時候扔出來就證明人不在了。下雪的時候她排隊，有一個老太太認出她了，說你是詩人，能把這個寫出來嗎？她于是后來寫了這個長詩，這個長詩寫出來是要掉腦袋的，阿赫瑪托娃就找了一些熟人，寫完之后就讓這些人背下來，晚上燒掉，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然后這些人復述一遍，拼湊成了《安魂曲》。”劉文飛說。

劉文飛談高莽：他在翻譯家的身份上做了很多添加

劉文飛認為，高莽這一代翻譯家語言造詣很高，“俄語對高莽先生來說不是外語，是母語，因為高莽先生從小在哈爾濱長大，上的是俄國人的學校，跟我們十七八歲進了大學學俄語是不一樣的。我建議以后搞俄羅斯文學翻譯的年輕人，不妨對照著中文和俄文來看看高莽老師的譯文，尤其去看他對俄文很細微的理解。”

“實際上翻譯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種獨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譯家的地位，他在翻譯家的身份中間做了很多種添加。”劉文飛說。

“第一種添加，他是知名的畫家，但畫家不是亂畫，他畫的東西都是和外國文學有關(guān)系的，畫和翻譯1+1就大于2，兩個東西相加起來就產(chǎn)生了一種合力。第二種添加，他本身是一個作家，一個翻譯家越多介入中國文學界、中國文學生活，他的翻譯生活能產(chǎn)生的影響就更大。如果一個人避在一個角落里面，從來不和作家交流，你的譯文影響就很小。第三種添加是編輯家。他長期擔任《世界文學》的編輯部主任，也擔任過主編，他擔任《世界文學》主編期間，是這本刊物風格變化最大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編輯家，這對翻譯家的身份是很大的添加，更不用說他自己親手培養(yǎng)了多少翻譯家。”劉文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