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位來自拉丁美洲、年僅24歲的智利外交官來到中國，與中國文學(xué)界名流進行了友好交流。這位外交官說：“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專門用來傾聽大海的聲音”，這位浪漫的外交官就是聶魯達。

出生于1904年的聶魯達是一位“人民的詩人”，同時是家國情懷深厚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說：“他們也想聽我討論政治思想，但我不會過度地談?wù)撜位蛘呓?jīng)濟方面的內(nèi)容，因為人民需要另一種語言。”另一種語言，其實就是詩歌的語言、藝術(shù)的語言、生活的語言、時代的語言。

讀一讀1971年春天《巴黎評論》對聶魯達的訪談，可以想象他家中的布景：“一面墻上貼著兩張反聶魯達的海報，其中一張是他上次去加拉加斯的時候帶回來的。海報上是他的頭像，以及那句傳奇的‘聶魯達滾回家’。”這位去外地帶回罵自己的海報、還往自家墻上貼的老頭就是這么有趣。

聶魯達接受《巴黎評論》采訪的那一年是1971年。早在春天，文學(xué)界很多人都以為聶魯達能獲得當(dāng)年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后來，他確實得了。而前一年，聶魯達被智利共產(chǎn)黨推薦為總統(tǒng)候選人參加智利總統(tǒng)競選。在采訪時，他被問到“如果諾獎和總統(tǒng)兩樣?xùn)|西同時擺在你面前的桌子上，而你只能選擇一樣，你將如何選擇？”時，聶如達回答說：“如果他們把這兩樣?xùn)|西放在我面前，我想我會換張桌子坐的。”

事實上，聶魯達之所以從事政治，是因為他認為政治是使生活變豐富的渠道。他曾表明，自己實在是太熱愛生活了，才不愿一整天都坐在書桌前寫作。他需要看看花、聽聽海，或是參與政治。他常跑遍各地為人民朗誦自己的詩作，用人民需要的“另一種語言”踐行了對人民的愛。

他做這一切，不僅是出于對生活的激情，同時，也出于他對智利、對人民非同尋常的熱愛。聶魯達的愛國熱情始終是蓬勃的。在其自傳的開篇，他就寫了智利的大森林，并稱“不了解智利的大森林的人，也不會了解我們這個星球”。“我就是從那片疆土，從那里的泥濘，從那里的岑寂出發(fā)，到世上去歷練，去謳歌的。”

聶魯達不僅深愛著智利，深愛著祖國那片森林里泥濘的土地，更深愛著這塊土地上生活著的人民。1971年，瑞典學(xué)院授予聶魯達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頒獎辭這樣寫到：“因為他的詩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fù)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的本身，而是以其所具有的意義，對人類的幸福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提起拉丁美洲這片大陸，人們一般會想起印第安人，也許是安第斯山脈，也許是種在那片土地上的玉米和馬鈴薯。也許會想起原始部落和雄鷹在高空飛過，也許還會不可避免地想起殖民地和奴隸貿(mào)易，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長達百年的紛爭。古文明被摧毀，那片土地上的人們逐漸忘記了自己的歌謠和故事。

長久以來，人們聽的都是歐洲的音樂，讀的都是歐洲的歷史和文學(xué)。有一天，新小說的開山鼻祖、危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對一群法國作家說：“現(xiàn)在請你們坐下，該我們給你們講故事了。”那一刻，有些固有的東西正在改變。這個改變，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迎來了“文學(xué)爆炸”。期間，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涌現(xiàn)，起初流行于歐洲，最終流行于全世界。但是拉美文學(xué)開始崛起并非在文學(xué)爆炸時期，早在這之前，聶魯達和博爾赫斯等人的作品便已受到西方文壇的關(guān)注和認可。

阿根廷詩人、小說作家博爾赫斯同樣是拉丁美洲魔幻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的杰出代表。由于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不同見解，博爾赫斯與聶魯達的關(guān)系并不好。聶魯達對詩歌的見解比較淳樸接地氣，他認為詩歌與面包以及手工匠人精心打造出來的工藝品并無二致，而且詩人所寫的文字往往比面包與工藝更粗糙。而博爾赫斯是典型的文字雕琢者，他的詩句是經(jīng)過推敲和設(shè)計的，從他的代表作《小徑分岔的花園》那種迷宮式的寫作方式，也可看出他為文學(xué)布局費盡苦心。因此，聶魯達在訪談中極精確地概括了他們對彼此的看法：“他對現(xiàn)實世界里的一切毫無了解，但他也覺得我對一切毫無了解，這一點我們倒是相同的。”然而即便如此，聶魯達還是毫不吝惜自己對博爾赫斯的贊美：“他是影響歐美文學(xué)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博爾赫斯和聶魯達兩人身上存在太多有趣的不同，不僅在文學(xué)風(fēng)格方面，在性格方面也是如此。博爾赫斯也是個有趣的老頭，但他的有趣內(nèi)斂而謙卑。他完全不否認自己的無能和恐懼，也不掩飾自己“言不達意”時的沮喪。他講話謹慎，似乎不敢得罪任何人。他深深地為自己年輕時寫的一些“糟糕”文字感到愧疚，并十分想向那些讀過他最初作品的讀者道歉和致謝。

博爾赫斯完成從詩人向小說家的轉(zhuǎn)變這一過程是很艱難的。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個詩人，“寫小說”這件事對他而言，如同踩進了禁區(qū)。據(jù)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描述，他最終是通過假想自己作品的方式才克服了寫小說的障礙。

博爾赫斯與聶魯達還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在歐洲的長期定居為博爾赫斯此后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深刻影響。博爾赫斯如同文學(xué)界的一位考古學(xué)家，從古羅馬寫到笛卡爾，試圖讓自己的文字能夠穿透幾千年的時光。他更像是一個往昔時代的總結(jié)者，用精練的語言寫出關(guān)于整個宇宙時空的宏大作品，在最樸實的文字里，也懷著一種深沉的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