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學特別是“80后”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一個重要現象。“80后”作家初入文壇時大都處于青春期，他們從切身感悟和自我體驗出發(fā)，盡情地書寫校園、愛情、青春、叛逆等主題，講述一群敏感的少男少女在成長中的愛恨糾葛，其情感基調基本上是迷茫感傷的。自2000年韓寒的長篇小說《三重門》出版至今，“80后”小說創(chuàng)作已近20年。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思考的深入，已過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的寫作主題也不再僅僅局限于“青春文學”的范圍內，而是呈現出向現實深處探尋、向嚴肅文學轉型的新面貌。

近年來，以張悅然、林培源、蔣峰等為代表的一批“80后”作家陸續(xù)推出佳作。相對于前期的“80后”文學來說，他們的作品已經逐漸褪去濃重的商業(yè)化氣息，也超越了青春寫作的簡單化傾向，以一種更為成熟的筆法，或構建與歷史溝通的橋梁，或向現實深處延伸，或接續(xù)傳統書寫鄉(xiāng)土世界，表達出更為深沉的情感與更為厚重的哲思。

回望歷史 深究人生

如果說早期的創(chuàng)作仍停留在懸浮的青春理想和糾纏不休的悲情想象中，那么自長篇小說《繭》開始，張悅然開始有意識地從現實和歷史的縱深處汲取養(yǎng)分，并用她敏銳的筆觸對現實和歷史作出回應。2017年出版的小說集《我循著火光而來》收錄了張悅然近十年來發(fā)表于《收獲》《鯉》等雜志上的中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以獨特的女性視角，用冷靜細膩的第三人稱敘述，觀察那些接受著命運考驗的孤獨男女，并搭建起小說與人性、現實、歷史溝通的橋梁。在面臨如何突破自我、實現精神蛻變的問題上，張悅然開拓出自己的一方文學世界，找到了內在的力量支撐。

在小說《家》中，張悅然描繪了一幅都市青年人自我救贖的精神畫卷，表達了她對現實的深入思考。女主人公裘洛與男主人公井宇組成了一個沒有婚姻維系的小資家庭，物質豐富的背后有著巨大的精神空洞。升職加薪和閑適生活無法阻攔他們對逃離庸常生活的渴望，兩人最終在同一天離家出走，不約而同地選擇去四川大地震現場做志愿者。張悅然將他們的自我救贖方式與時代社會進行了關聯。離開小家庭走向地震的歷史現場后，個體開始進行自我反思，反思自我的主體性和存在的真實性問題，裘洛和井宇似乎都獲得了新生。然而，當志愿工作結束后，他們是否又只能重回從前那種乏味的生活？當保姆小菊登堂入室成為了雇主裘洛空房子的主人后，是否會面臨和裘洛一樣的困境？一切的結局都是未知。我們唯一可以窺見的，是小說中的人物都走出了曾經將他們束縛其中的“生活圈”，并嘗試著尋求一些突破、作出一些改變。

在《我循著火光而來》這部小說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悅然不僅關注失意者對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更表達出主體在自我拯救與精神重建時的艱難。而這恰恰體現出張悅然已經漸漸擯棄了那種只局限于個體迷惘的表達，開始向人生、人性、社會更深處漫溯。

思考現實 勇于擔當

在“80后”的成長歷程中，歷史和生活、集體和個人有時候是分離的，但有責任感和擔當意識的作家總會不斷嘗試尋找歷史與個體生活的某種關聯，“在個人生活中建構有效的歷史維度”。蔣峰就是一位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并富有底層關懷的“80后”作家。蔣峰的創(chuàng)作超越了一般的青春小說、成長小說，塑造了集碎片化和傳奇性于一體的故事內核，技巧使用與主題表達相得益彰。

蔣峰在2015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白色流淌一片》中，講述了三代人充滿戲劇性和悲劇意味的故事，小說中對人物的成長與苦難書寫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說的六個部分既書寫了主人公許佳明一生的六個階段，同時也展現了中國社會30年的滄桑巨變。在這部長達40萬字的小說中，作者采用多條線索同時推進的方式，把于勒、許佳明、老許、玲玲、林莎、林寶兒等眾多人物的命運，將孤獨、成長、反抗、戀愛等豐富的主題，以及寬廣的時間跨度圓熟地融合在一起。特別是小說的上半部分，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身不由己的飄零身世等因素凝聚在一起，使得作品高潮迭起、懸念重生，極具吸引力。而小說中所展現出的聾啞人生活問題、兒童教育問題、精神病患者生存問題等社會問題，也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的嚴肅思考和對邊緣人物的深切關懷。

描寫鄉(xiāng)土 寄托關懷

“鄉(xiāng)土”是現當代作家重要的言說對象，從魯迅、沈從文、蕭紅到孫犁、賈平凹、張煒，鄉(xiāng)土文學已經形成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一脈，承載著中國獨有的悲歡史和精神史。“80后”作家成長于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的時代，對鄉(xiāng)村的記憶相對淡漠。因此，在這些作家的筆下，較少出現關注并熱衷于書寫鄉(xiāng)村的發(fā)展、城鄉(xiāng)的關系、鄉(xiāng)土世界中人的命運等問題的作品。但以林培源為代表的部分“80后”作家，自創(chuàng)作之初就鎖定嚴肅文學作為目標，毫不掩飾對于傳統文學的喜愛，反復書寫自己的鄉(xiāng)村記憶。

在201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以父之名》中，林培源書寫了個體與父輩、故鄉(xiāng)的關系，在精神還鄉(xiāng)中反思傳統道德和倫理。小說題目“以父之名”既指個體與父親的關系，同時也帶有象征意味。小說中人物的“父親”都是缺席的角色，父系文化缺席下的鄉(xiāng)土秩序是混亂的，“父親”意味著地理和精神上的雙重故鄉(xiāng)。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阿喜、秋藍、阿霞、阿川、信德，包括阿喜的越南母親，他們都是疏離于其生存環(huán)境的“異鄉(xiāng)人”。無論是逃離故鄉(xiāng)去往城市，還是留在潮汕小鎮(zhèn)，人物的內心總是孤獨、漂泊的，尋不到自我的精神家園。作品細膩地表現了社會轉型時期邊緣人物心靈深處的陣痛和求索，有很強的感染力。作品中鄉(xiāng)土世界與人物的逃離、救贖緊密相連，蘊含著作者對鄉(xiāng)土世界倫理道德的思考，寄托著他對漂泊在城市中的“異鄉(xiāng)人”的關懷。

時至今日，“80后”作家大都已過而立之年，所以無論從年齡還是閱歷上，他們均面臨著創(chuàng)作上的轉型與突破問題。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80后”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應當如何既保持對自我的表達，又體現對社會時代的思索，如何從青春寫作轉型為更為深廣多樣的成熟創(chuàng)作，如何從自發(fā)、感性的寫作走向自覺、有深度的寫作，都成為亟待思考的問題。任何轉型或者突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創(chuàng)作的累積、思想的成熟以及靈感的迸發(fā)。正如張悅然所說：“寫作的改變都是相當緩慢的事，所以會產生焦慮。我一直不覺得焦慮是貶義詞，因為它表達了創(chuàng)作者對自己的不滿，表達了他在環(huán)境里的不安，表達了他過得不舒服。”透過“80后”作家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作品，我們看到了這批作家的潛力。可以說，“80后”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過輝煌也有過落寞，卻始終未曾中斷，也一直在探索和嘗試新的寫法。作為讀者，我們期待“80后”作家在人生新階段能不斷推出新的作品，不斷展現他們深沉的思考與成熟的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