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本文借助當事人日記、書信及相關(guān)史料，探討了顧頡剛、魯迅沖突之緣起的“內(nèi)面”及其潛在的思想對話。在“學者”顧頡剛看來，“文人”魯迅的品性和作風，是導致自己與之沖突的主要原因；而在魯迅的斗爭經(jīng)驗中，顧頡剛、陳西瀅等“學者”“文人”黨同伐異的手段，則是使自己憎惡他們的根源所在。顧頡剛在國民革命和北伐戰(zhàn)爭時期，對“學者”身份及使命的認識，雖然有所觸動與反省，卻未曾真正動搖；而此時的魯迅，不僅拒絕“文學家”“文人”的稱號，反思文人學者對“革命”貢獻的有限性，而且向往實際“戰(zhàn)士”的身份。顧、魯沖突的“內(nèi)面”，既展現(xiàn)了當事人信仰、情感的差異性，也呈現(xiàn)了后五四時代文化場域中知識分子思想分化、身份認同、“占位”競爭的復雜性。

本文原刊香港《中國文學學報》2015年第6期，感謝北京師范大學林分份老師授權(quán)發(fā)布。

 

顧頡剛與魯迅沖突之時，恰好處在國民革命和北伐戰(zhàn)爭時期，也是新文化陣營分化的重要階段。有關(guān)顧、魯沖突的緣由，除了學界聚焦的彼時顧氏傳播魯迅“抄襲”鹽谷溫一案，以及相關(guān)人事紛爭、派系傾軋、政治立場差異[1]之外，也與“五四”之后二者的文化立場、思想旨趣、身份定位等多所關(guān)涉。本文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對顧頡剛、魯迅的日記、書信中有關(guān)二者關(guān)系的私人言說，以及其他相關(guān)史料文獻的梳理，試圖考察顧、魯沖突之緣起的另一面，勾勒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思想對話，進而剖析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思想立場、身份認同的差異，以及文化場域中“占位”競爭等問題。

一 “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

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看，顧頡剛與魯迅沖突之際，正是古史辨派在中國學界迅速崛起的時期。而作為與胡適、錢玄同齊名的古史辨“三君”[2]之一的顧頡剛，當他與魯迅這位新文學創(chuàng)作、新文化思想的領(lǐng)軍人物沖突時，其所強調(diào)的側(cè)重點往往與對方有別。這不僅源于顧氏早先對職業(yè)、身份的自我定位，對學術(shù)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文藝批評）的具體評價，也源于他后來對魯迅的為人、文風的個人觀感。

1920年大學畢業(yè)之際，顧頡剛即表示：“我所求的職業(yè)，乃是于我學問上可以進步的職業(yè)。”[3]因而，工作頭幾年，盡管生活拮據(jù)，對于外界報酬豐厚的任教、講演等邀約，他一概回絕，為的是讓自己能有更多的時間專注于研究，由此成為一位純粹的學者。1922年4月，在給李石岑的信中，顧氏提出“學術(shù)界生活獨立問題”，李石岑將其轉(zhuǎn)發(fā)給多人，引來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郁達夫、嚴既澄、常乃惪諸人的討論[4]。1924年元旦，李石岑致吳稚暉信中，特意稱贊“我友顧頡剛先生，可謂最富于為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5]。李石岑同時把信寄給顧氏，而顧氏在回信中也承認：“先生許我為‘最富于為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實為知我之言，我決不謙讓。”[6]

 

魯迅（上）與顧頡剛（下）

顧頡剛“為學問而學問”的姿態(tài)，也體現(xiàn)在與不同陣營人物的交往方面。1926年，顧氏寫道：

我們交往的人，也許有遺老、復辟黨、國粹論者、帝國主義者，但這決不是我們的陳舊的表征。我們的機關(guān)是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只要這個人的學問和我們有關(guān)系，或者這個人雖沒有學問，而其生活的經(jīng)歷與我們的研究有關(guān)系，我們?yōu)檠芯康谋憷嫞斎缓退咏Ｎ覀兯咏脑皇撬恼麄€的人格，而是他與我們發(fā)生關(guān)系的一點。[7]

這一主張與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觀念實無二致。而在實際上，顧頡剛“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態(tài)度，正是陳西瀅諸人大力捧贊的重點所在，也是顧氏人脈比較廣達的主要因素。由于沒有家派之別，顧氏雖是《語絲》所公布的十六個撰稿人之一，卻也參與“現(xiàn)代評論派”的宴請和陳西瀅、凌淑華的婚禮，并受陳西瀅和徐志摩之邀，頻頻在《現(xiàn)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有關(guān)古史方面的文章。這也是后來顧氏被魯迅認定為“現(xiàn)代評論派”的原因之一。

在對待學問派別方面，顧頡剛主張必須改變從前學問家“以己學為正學，必使天下惟我是從，定我為一尊而后快”[8]的態(tài)度。具體到整理國故方面，他批評從前的人用“家派”的態(tài)度整理國故，還是一種“宗教的態(tài)度”，而“現(xiàn)在我們就不然了。我們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來不入家派的思想學術(shù)。我們也有一個態(tài)度，就是：‘看出他們原有的地位，還給他們原有的價值’”。考慮到未必所有人都熱衷整理國故，顧氏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寫道：“整理國故是新文學運動中應(yīng)有的事，但歡喜文學的人中，盡有專從藝術(shù)上著眼，不想做歷史的研究的，也有不耐做整理的功夫的，這一班人只須欣賞藝術(shù)，不要一同整理國故。”[9]

顧頡剛著《古史辨》第一冊

雖然承認新文學運動中“欣賞藝術(shù)”的一派，但在顧頡剛心目中，“欣賞藝術(shù)”與“整理國故”的分量明顯不同。在幾年后有關(guān)康有為與王國維的比較文字中，顧氏指出：

他自己說，“三十五歲以后，學問沒有進步，也不求其進步。”所以學術(shù)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已死了。……至于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三十五歲以前，他在學問上不曾做過什么大貢獻，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后。[10]

將康有為三十五歲以后的“通經(jīng)致用”與王國維三十五歲以后不斷追求學問的“進步”對照，再次看出顧氏“為學問而學問”的立場；同時，極力突出王國維三十五歲后的學術(shù)貢獻（“整理國故”），顯然也暗含著對其早年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欣賞藝術(shù)”）成就[11]的有意漠視。

實際上，顧頡剛對“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的態(tài)度，一開始就涇渭分明。“五四”之后至大學畢業(yè)前夕，在寫給傅斯年、羅家倫的信中，顧氏屢屢表達了研究史學的志向：“你的意思，學問要從歷史上做起，我一向也這樣想，而且深愿照此做去。”[12]“我于學問上，很愿做史學的功夫。便是我入哲學門，也是想打好史學的根柢。因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觀察，史學是人類精神的表章，原是在一個方向的。”[13]而在“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前，顧氏與傅斯年談及《新潮》雜志最近幾期的稿件時，對文學作品和人生觀（思想）論文的取向煞是分明：“這幾期你同志希（按：羅家倫）都傾向文學方面去，我有些失望。因為我們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文學是表現(xiàn)思想的形式；人生觀是創(chuàng)建思想的實質(zhì)，實質(zhì)自然是形式的根本。”所以他寄望傅斯年能繼續(xù)撰寫《人生問題發(fā)端》或者談?wù)撍枷雴栴}、介紹西洋各個哲學家的人生觀的文章[14]。之所以特別重視人生觀（思想）的文章，是因為在顧氏看來，只有“科學常識同精密確當?shù)娜松^”，才是他們這一輩從事啟蒙或“使人起自覺心”的“根本”，“拿這二件建設(shè)得完備，再行發(fā)布這極端主義的鼓吹，方不使人凌亂失序，躐等進行”[15]。然而關(guān)于這兩方面的建設(shè)并非易事，尤其是當他看到《新潮》第三號有關(guān)“思想問題”的學術(shù)文章只有寥寥二篇時，即大發(fā)感慨：“可見研究學問，實非易事；最便當?shù)氖虑椋皇菍⑸鐣F(xiàn)象說說罵罵罷了。”[16]因而，在顧氏那里，是不懼艱難從事史學、哲學等關(guān)乎“人類精神”的學術(shù)研究，還是趨時就便寫寫文學批評或者社會評論，二者的價值明顯不同。

1921年初，顧頡剛留校任圖書館編目員不久，校長蔡元培囑其查看胡樸安所編《俗語典》。在寫給蔡元培的第一封匯報信中，顧氏談到，上海“最穩(wěn)重的文人”胡樸安，其所編《俗語典》實多缺點，故而覺得“他們與其為抄錄刪改的生涯，為有無不足輕重的事業(yè)，不如勸他們在古書上做些功夫”[17]。在第二封匯報信中，顧氏則說：

胡君從前常在《國粹學報》作文，雖不見有精彩，然總是傾向樸學方面，所以我常以為他是一個帶有學問氣息的文人。近年來不甚見到他的文字，而他的弟寄塵（名懷琛）方趨時髦為新文學批評（記不真切，未知是此名否？）及大江集等書，彼亦不見有所論列，故疑為穩(wěn)重一流。[18]

顧氏言下之意十分明了，一個“文人”是否“帶有學問氣息”，以及是否屬于“穩(wěn)重一流”，乃在于其作文是“傾向樸學方面”，還是“為新文學批評”。

這樣的判斷標準，也影響了顧頡剛對新文學作家的評價。1923年6月，在給葉圣陶的信中，談及樸社的情況，顧氏寫道：“上海方面，雁冰是最好的辦事才，振鐸是最好的活動分子……”“振鐸是發(fā)起這社的第一人，而欠繳社費已有三月，成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過三月，就要出社了。我們社里少一達夫之類的沒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鐸則大可惜”[19]。此時已因出版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在文壇聲名鵲起的郁達夫，被拿來與鄭振鐸比較，其結(jié)果，前者自然是屬于“沒有什么可惜”、非“穩(wěn)重一流”的一類。1924年6月，在與妻子談到自己與新文化陣營諸君的區(qū)別時，顧氏舉出錢玄同《孔家店的老伙計》一文有關(guān)“孔家店有老牌的和冒牌的二種，這二種都該打”的劃分方法，表示十分認同錢玄同將他與胡適二人作為“打老牌的二人”，而“打冒牌的六人”則是陳獨秀、易白沙、魯迅、周作人、胡適之、吳稚暉。當然，顧氏的重點在于其中的區(qū)別：“打冒牌的孔家店，只要逢到看不過的事情加以痛罵就可，而打老牌卻非作嚴密的研究，不易得到結(jié)果，適之先生和我都是極富于學問興趣的……”“別人既怕讀書，又無膽量，能作文的多半是抱出風頭主義，故這個工作是擔任不了的（我現(xiàn)在也并不是擔任得了，只是秉著這個態(tài)度向前走去，將來不怕?lián)尾涣耍！盵20]而這，正是顧氏評價周作人、魯迅等新文學家的主要依據(jù)。

1922年6月，在一封致劉經(jīng)庵的信中，顧頡剛寫道：“歌謠研究會事，一言難盡。先是這會由劉半農(nóng)先生擔任，他出洋后，由周先生接下去。數(shù)年來無聲無臭，沒有作一點事。”顧氏據(jù)此認為，在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大家中，除了蔡元培、胡適兩位在“真實做事情外”，其他人則不可靠，“大家看了虛名的可以招致外邊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職務(wù)上的事情不做，專做文章去發(fā)表。”因而，他對周作人的印象是：“周先生最壞的皮氣，就是職街盡管擔任，事務(wù)盡管不做。”[21]后來，在參與編撰《語絲》周刊期間，顧氏也屢屢在日記中寫下對魯迅、周作人兄弟行事、為文的觀感：

《語絲》近來文甚少，屢邀予作，未之應(yīng)。昨來函，謂將以無文停刊，想不忍見其夭折。因以舊日筆記一則抄與之。予今日對于魯迅、啟明二人甚生惡感，以其對人之挑剔詬誶，不啻村婦之罵也。今夜《語絲》宴會，予亦不去。(1926,01,17)[22]

昨語絲社宴會，予仍未去。此后永不去矣。魯迅等在報上作村婦之罵，小峰又以《言行錄》事屢慫恿魯仲華來找麻煩，均可厭。(1926,03,14)[23]

由在語絲社共事時嫌惡魯迅（及周作人）對人“挑剔詬誶”和在報上作“村婦之罵”，到后來擬與魯迅對簿公堂而購買其全部著作來閱讀，在顧氏看來，魯迅“乃活現(xiàn)一尖酸刻薄、說冷話而不負責之人”[24]。

實際上，顧頡剛所嫌惡者，正是魯迅以雜文作批評武器的文風及其“文人”身份。對于自己與魯迅之間的沖突，顧氏幾經(jīng)思考，認為主要原因在于：

按，魯迅對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陳通伯，《中國小說史略》剿襲鹽谷溫《支那文學講話》。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別人指出其剿襲為不應(yīng)該，其卑怯驕妄可想。此等人竟會成群眾偶像，誠青年之不幸。他雖恨我，但沒法罵我，只能造我的種種謠言而已。予自問胸懷坦白，又勤于業(yè)務(wù)，受茲橫逆，亦不必較也。(1927,02,11)[25]

魯迅對于我排擠如此，推其原因，約有數(shù)端：

（1）揭出《小說史略》之剿襲鹽谷溫氏書。

（2）我為適之先生之學生。

（3）與他同為廈大研究教授，以后輩與前輩抗行[衡]。

（4）我不說空話，他無可攻擊。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自然見絀。

總之，他不許別人好，要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遠享有自己的驕傲與他人的崇拜。這種思想實在是極舊的思想，他號“時代之先驅(qū)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長于研究，他性長于創(chuàng)作，各適其適，不相遇問可已，何必妒我忌我！（1927,03,01）[26]

從以上《日記》內(nèi)容看，除了有關(guān)沖突起因之數(shù)端外，顧頡剛尤其突出自己與魯迅的諸多品性區(qū)別：我“胸懷坦白”，“勤于業(yè)務(wù)”，“不說空話”，“性長于研究”；而彼“卑怯驕妄”，“造我的種種謠言”，“以空話提倡科學”，“思想極舊”，“性長于創(chuàng)作”。如此種種不同，與顧氏此前對“整理國故”之“學者”與“欣賞藝術(shù)”之“文人”所設(shè)身份、專長的區(qū)隔標準，顯然若合符節(jié)。

此外，在給友人的信中，顧頡剛尤其指出：

若要排擠魯迅們來成全自己，更無此想。老實說，他的文學是我及不來的，他的歷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及不來則不必排擠，瞧不起更不屑排擠。我豈無爭勝之心，但我的爭勝之心要向?qū)砜梢詣龠^而現(xiàn)在尚難忘其項背的人來發(fā)施。例如前十年的對于太炎先生，近來的對于靜安先生。我要同他們爭勝，也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站在學術(shù)上攻擊。[27]

結(jié)合顧氏對自身學問個性的定位，以及后來在古史領(lǐng)域長達數(shù)十年的研究工作看，這樣的解釋并非虛言。或者，在顧氏看來，與他所要爭勝的對象相比，作為“剽竊”且“不知學”的“文人”魯迅，即使不是“不值得的”也是“道不同的”那一類，根本沒有爭勝的必要——而這，與他極力突出王國維后來“整理國故”的貢獻，而忽略其早年“欣賞藝術(shù)”的成就，自有其相通之處。

二 “學者”“文人”的“黨同伐異”

對于“學者”與“文人”，魯迅在1927年曾作如此區(qū)分：“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創(chuàng)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28]在魯迅其他場合的表述中，“文人”所對應(yīng)的稱呼還有“作家”“文藝家”“詩人”“文家”等，“學者”所對應(yīng)的稱呼還有“學士”“研究家”“教授”等。此外，在具體文章中，魯迅經(jīng)常使用“文士”“文人學者”“學士文人”“學者文家”等合稱，另外也用“天才”“正人君子”“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等來指稱相關(guān)的文人和學者。

與顧頡剛執(zhí)著于“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何者更為“根本”、抑或“學者”與“文人”何者更為“穩(wěn)重”不同，魯迅除了梳理中國歷代文人學者的“無特操”、附庸風雅、沽名釣譽、幫閑等特質(zhì)外，更為關(guān)注當下“學者”“文人”投機逐利、變化神速、善于造謠、卑劣陰險等方面的共同屬性[29]。在魯迅看來，尤其那群宣稱“搬進藝術(shù)之宮”或者“踱進研究室”的文人學者，不僅逃避現(xiàn)實，插科打諢，教人做順民，而且打著各種“公理”“公正”的旗幟，給對方貼上各種稱號和標簽，由此打壓那些與他們處于對立面的斗士。為此，魯迅揭開他們各種稱號和標簽背后的巧計：

如果開首稱我為什么“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shè)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于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30]

魯迅進而揭露了文人學者聯(lián)合起來打擊對手的嘴臉：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jù)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31]

此等“黨同伐異”的手段，正源于文人學者的狹隘與專制，因為“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32]。

《語絲》雜志書影

魯迅的判斷，來自他當時與陳西瀅、徐志摩等《現(xiàn)代評論》諸公論戰(zhàn)的體驗。陳西瀅曾稱贊徐志摩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與胡適、郭沫若、郁達夫、周氏兄弟等并列的“稍有貢獻”的人之一：“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jīng)有一種中國文學里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而徐志摩也撰文稱贊陳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jīng)當?shù)闷鹨痪涮旖蛟挘骸懈恕！睂τ陉悺⑿於换ハ啻蹬酢⒙?lián)袂作戰(zhàn)的把戲，魯迅予以拆穿：“中國現(xiàn)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jīng)互相選出了。”[33]此外，陳西瀅在評價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作品（實際評價了十一部）時，對顧頡剛不吝贊詞：“在學術(shù)方面，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的價值是不容易推崇過分的。他用了無畏的精神，懷疑的態(tài)度，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幾千年以來的糊涂賬，不多幾年已經(jīng)開辟了一條新路，尋到了許多大漏洞。”而對于魯迅，除了肯定《孔乙己》、《風波》、《故鄉(xiāng)》、《阿Q正傳》等小說外，則認為：“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34]對于陳西瀅抑此揚彼的修辭策略，魯迅后來指出：“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zhàn)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贊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35]

《現(xiàn)代評論》雜志書影

與陳西瀅等人的論戰(zhàn)，使魯迅看清了文人學者披著“公理”“公正”的外衣進行“黨同伐異”的真面目。故此，后來在與顧頡剛的沖突中，魯迅除了不滿對方“只講學問，不問派別”的“學者”面孔外，尤其批判他作為“現(xiàn)代評論派”或“研究系”一員[36]所采取的“派系”手段。而這，也正是讓魯迅在奔赴廈門、廣州任教的過程中，對顧頡剛屢生惡感，以至于與對方交惡的關(guān)鍵因素。

仔細考察二者交往的過程，魯迅對顧頡剛的態(tài)度，在兩三年間有著較為明顯的變化。據(jù)《魯迅日記》載，他與顧頡剛之間的交往，最早始于1924年10月，當時顧氏等到魯迅家請其設(shè)計《國學季刊》的封面圖案；以后除幾次書信往來外，顧氏先后給魯迅送（寄）過《古史辨》第一冊、《孔教大綱》和《諸子辨》等書；當魯迅要離開廈大時，顧氏也參加了歡送宴會[37]。但魯迅對顧氏的不滿，在廈大時就已開始了。剛到廈大，魯迅多次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指出：

在國學院，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似乎是顧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

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顧頡剛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潘家洵陳萬里黃堅三人，皆似他所薦引。

他所薦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頗陰險，先前所謂不管外事，專看書云云的輿論，乃是全部為其所欺。[38]

經(jīng)此，魯迅將顧氏當作“現(xiàn)代評論派”在廈大的代表，而將顧氏力薦熟人到廈大國學院的做法看作是“拉幫結(jié)派”的舉動，并將這種局面當作是北大的派系斗爭在廈大的延續(xù)[39]。因而，魯迅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在廈大久待下去。

觀諸魯迅此時的文字，其對顧頡剛的個人觀感尚未有更劇烈之處，但接下來的兩件事大大刺激了魯迅。其一，魯迅想推薦章廷謙到廈大任教，開始顧氏持反對意見，但當獲得通過時，顧氏為“討個人緣”[40]，又先行通知章氏。因此，魯迅大怒：“我實在熬不住了，你給我的第一信，不是說某君首先報告你事已弄妥了么？這實在使我很吃驚于某君之手段，據(jù)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對玉堂邀你到這里來的，你瞧！陳源之徒！”[41]顧氏的做法，使魯迅對其惡感加深。其二，顧氏為胡適的書記程憬謀取代替孫伏園在廈門佛學院所兼職務(wù)一事的做法，更使魯迅覺得“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這么陰險，無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42]。這兩件事的是非曲直，或者不一定都如魯迅所想的那樣，但種種遭遇都讓其聯(lián)想在北京時與《現(xiàn)代評論》諸公的不愉快經(jīng)歷，因而在人格上將顧氏視為與陳西瀅同是“陰險”的一類。而章廷謙的遭遇，也使得魯迅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將其視為一起遭受顧氏排擠的受害者，因而屢屢在寫給章氏的信中強烈譴責顧氏，乃至用生理缺陷加以諷刺和丑化。

后來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在解釋自己離開廈大并擬接著離開中大的原因時，魯迅寫道：

我在廈門時，頗受幾個“現(xiàn)代”派的人排擠，我離開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為從北京請去的教員留面子，秘而不說。不料其中之一（按：顧頡剛），終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經(jīng)鉆到此地來做教授。此輩的陰險性質(zhì)是不會改變的，自然不久還是排擠，營私。我在此的教務(wù)，功課，已經(jīng)夠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閑氣。所以我決計于二三日內(nèi)辭去一切職務(wù)，離開中大。[43]

在此，魯迅突出的正是自己遭受排擠的境遇[44]。如果說，在廈大時，因顧及林語堂和北京諸教員的面子，魯迅沒有將矛盾公開化，那么到了中大以后，他則毫不猶豫地表達不與顧頡剛共處一校的立場。在給孫伏園的信中，魯迅寫道：

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么反對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里來做教授了，那么，這里的情形，難免要變成廈大，硬直者逐，改革者開除。而且據(jù)我看來，或者會比不上廈大，這是我新得的感覺。我已于上星[期]四辭去一切職務(wù)，脫離了中大了。[45]

顧頡剛4月18日到中大，魯迅4月21日提出辭職，這顯然是一種公開的對立姿態(tài)。在致友人的另一封信中，魯迅表明了自己所受的聯(lián)手排擠：

不過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fā)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guān)，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原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guān)于政治而走之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云云，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46]

對于顧頡剛到中大，以及其與傅斯年的“勾結(jié)”，魯迅的不滿溢于言表。傅斯年為挽留二人，先讓顧氏避開魯迅，到外地購書，魯迅也視之為鉆營[47]。

然而魯、顧二人矛盾的完全公開化，乃是五月初孫伏園將魯迅、謝玉生寫給他的信，以《魯迅先生離開廣東中大》[48]為題，發(fā)表在武漢的《中央副刊》上。文中不管是魯迅、謝玉生信中內(nèi)容，還是孫伏園的解讀，都一致將魯迅之離開廈大到中大、復離開中大的主要原因歸之于顧頡剛，且有謂顧氏“反對民黨”、“反動”等語。顧氏于六月中讀到此文，后于七月底致信魯迅，要求九月中旬在廣東對魯迅、謝玉生提起訴訟；而魯迅答以九月在滬，可就近在浙起訴[49]。對于顧氏的訴訟要求，魯迅憤懣有加，認為此乃“放刁”：“他用這樣的方法嚇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當做《阿Q正傳》到阿Q被捉時，做不下去了，曾想裝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點牢監(jiān)里的經(jīng)驗。”[50]魯迅看似放達的言詞中包含著某種悲憤之感——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被人排擠，卻反而被要求“法律解決”！雖然最后雙方并未對簿公堂，但魯迅對顧氏的怨憤也由此加深，在私人信件中仍然極盡嘲諷之能事[51]。

在魯迅看來，顧頡剛不僅是“現(xiàn)代評論派”一員，更是“研究系下的小卒”，因而，對于自己在廈大所受顧氏等人的“排擠”，也曾想“到廣州后，對于研究系加以打擊”，但他也表明自己的無奈：“研究系是應(yīng)該痛擊，但我想，我大約只能亂罵一通，因為我太不冷靜，他們的東西一看就生氣，所以看不完，結(jié)果就只好亂打一通。”[52]然而，魯迅還是多次在私人信件中，表達了對顧氏等人的學問的不屑：“你要知道鼻的小玩藝，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蘇州一帶地方人的互相標榜和攻訐的著作就好了”；而《新月》“雖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們發(fā)表的論文，我看不過日本的中學生程度”[53]。魯迅的這一看法甚至延及北平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北平之所謂學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卻當然高大，因為他們誤解架子乃學者之必要條件也。……看不到‘學’，卻能看到‘學者’”；“而所謂‘大師’‘學者’之流，則一味自吹自捧，絕不可靠……”[54]據(jù)此來看，魯迅對所謂“整理國故”之“學者”的評價，實與顧氏“根本”“穩(wěn)重”的斷語大相徑庭。而此中也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落潮后，魯迅對陳西瀅、顧頡剛等人產(chǎn)生惡感乃至最終交惡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各自職業(yè)、身份及專長的客觀差異，而是源于對方攜手抱團以排擠、打壓進步人士的共同伎倆。

三 革命時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五四”之后，“國民性”也曾是顧頡剛所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所謂“知道了中國國民性，才可從根本上去改良中國社會”[55]。然而，由于相信“科學常識同精密確當?shù)娜松^”才是“使人起自覺心”的根本，顧氏最終認定安心學術(shù)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革命”。故此，1919年9月，在給妻子的信中，他認為當前最要緊的事情有二：“（一）自己充足了學問，從根本上立革新計劃；（二）喚起國人好學的心神，教他自己去求學問，自己去立革新計劃。因為要實現(xiàn)以上的二條，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求學，一方面又要做社會教育事業(yè)。”然而“現(xiàn)在的社會教育，或是只有形式，或是專輸進舊思想、死思想。不見善果，翻成惡業(yè)。所以我輩不可再蹈此弊，當以‘自己努力求學’，去做社會教育的骨子”[56]。

在“五四”一周年紀念前夕，顧頡剛一度表達了對“革命”的懷疑：

對一種惡制度，要改變他，非得革命不可。要革命成功，非得聯(lián)絡(luò)各界，號召黨徒不可。但聯(lián)絡(luò)各界號召黨徒之后，他的自身也變成了一種惡制度。前者之惡雖革，而后者之惡已興。或前者之惡尚未革，而后者之惡已興起而并與之對峙。民國以來的幾次革命，都是如此。[57]

不僅如此，彼時顧氏應(yīng)羅家倫之邀，本擬做一篇《對于群眾運動的懷疑》給《晨報·五四紀念號》[58]，但后來發(fā)表時題為《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教育運動 學術(shù)運動》。在該文中，顧氏闡釋“學問”對于“革命”的根本意義：

學問是感情和沖動的指導者，也是感情和沖動的約束者。他可以給我們以明確的主張、正當?shù)牟襟E、永久的意志。大家有了做學問的誠信，自然使世界上的惡勢力，都失掉了原來在糊涂腦筋里的根據(jù)；更使世界上的好勢力，在清明的腦筋里，確定了他的根據(jù)。那末，世界便能隨時革命，不須有特別的革命標榜了。人人都能用自己的知識去辨別是非，有修養(yǎng)去定進行趨向，人人都堂堂的做個人，便人人都是革命者，也無須有專做指揮他人屈抑他人的革命領(lǐng)袖了。[59]

本著這樣的信念，在1926年底，顧氏說明自己專注學問、不涉政治的意義所在：“我的意思，只是斬荊棘不必全走在政治的路上，研究學問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斬除思想上的荊棘”；“我不愿以‘革命’自己標榜，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對于二三千年來中國人的荒謬思想與學術(shù)的一個有力的革命者”[60]。

當然，此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節(jié)節(jié)勝利的形勢，也大大刺激了顧頡剛的思想。1927年1月，因受廈門大學委派，顧頡剛到福州采購古籍和地方志，會晤了當時在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部任職的王悟梅，由此得與幾位軍官交往。后來在給胡適的信中，顧氏寫道：

我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于救中國的。又感到這一次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我對于他們深表同情，如果學問的嗜好不使我卻絕他種事務(wù)，我真要加入國民黨了。

此時顧氏對國民黨的好感溢于言表，以至于極力勸說胡適歸國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61]。

受這股“民眾的革命”大潮刺激，顧頡剛一度熱衷于談?wù)摗案锩薄皞鞯馈钡仍掝}。1927年7月，在給好友王伯祥、葉圣陶的信中，顧氏認為“在廈大中真實立革命目標，作革命工作，有革命計劃的”只有他自己，相反，讓他瞧不起的魯迅“他們以喊革命口號為全部的工作，反以不喊口號而埋頭工作的為反革命，真是可笑。然而革命不成，‘革命家’的頭銜卻已取得了，魯迅們也心滿意足了”[62]。在顧氏看來，是“不喊口號而埋頭革命”，還是“以喊革命口號為全部的工作”，正是自己與魯迅們的根本區(qū)別。兩天之后，在給葉圣陶的另一封信中，顧氏甚至表示：“我近來頗有傳道的沖動，我的道是‘打倒圣賢文化，表章（彰）民眾文化’，故無論作文或演說，總要說到這上去。但自己覺得豫備還沒有充分，不敢章明較著的鼓吹耳。”[63]

實際上，此時顧頡剛的興趣不止于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的對立關(guān)系，而且涉及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身份問題。在所撰《悼王靜安先生》一文中，顧氏仍然主張學者“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學問只是研究學問，同政治毫沒有關(guān)系，同道德也毫沒有關(guān)系”，然而與此同時，他認為“做文章和研究學問的人，他們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農(nóng)夫、織女的地位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憑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許多新事物。他們都是作工，都沒有什么神秘”。顧氏由此指出，士大夫自以為讀書比平民高尚的觀念“是害死靜安先生的主要之點”：

他覺得自己讀書多，聞見廣，自視甚高，就不愿和民眾們接近了。……他少年到日本早已剪發(fā)，后來反而留起辮子，到現(xiàn)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jù)。

在這篇悼文的末尾，顧頡剛喊出了諸如“我們應(yīng)該打倒士大夫階級！我們不是士大夫！我們是民眾！”[64]等口號。這些頗具宣傳、鼓動色彩的口號，折射出顧氏在革命時代對知識分子身份的某種自我反省。“九·一八”事變后，顧氏不僅號召青年“走到鄉(xiāng)間去，做根本救國大計”[65]，而且親自投入民眾教育事業(yè)，恐怕與此不無關(guān)系。

或許是受時局觸動，1931年12月8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

昨北平《晨報》社論云：今中國所需要者，不僅為一民族英雄，而在能洞燭世界大勢，提挈整個民族，樹立其信，而己不必居于領(lǐng)袖，以數(shù)十年之奮斗，成為普遍之潛勢，內(nèi)掃封建殘骸，外抗帝國主義，如是人物，方為上上。

顧頡剛在此段社論之后所加斷語云：“此言予甚謂然，予將努力為之。”[66]因而，作為一度強調(diào)“整理國故”為啟蒙民眾之“根本”的學者，彼時顧氏仍然堅持“我以為如不能改變舊思想，即不能改變舊生活，亦即無以建設(shè)新國家”[67]的信念。雖然他也曾“晨夢加入義勇軍殺敵人及漢奸，甚酣暢”，然而“醒而思之，我研究歷史，喚起民族精神之責任，實重于殺敵致果，其工作亦艱于赴湯蹈火。我尚以伏處為宜。斐希脫所謂‘我書不亡，德國民族亦必不亡’者，我當勉力赴之。”[68]說到底，其內(nèi)心所鐘情者，依然是作為“整理國故”的學者，而其所倚重者，依然是思想革命和學術(shù)革命。

《顧頡剛?cè)沼洝窌?/p>

與顧頡剛強調(diào)“整理國故”“改變舊思想”的“學者”身份可堪對照的是，魯迅對于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和學者身份，有著更為迫切的現(xiàn)實訴求。1924年5月30日，在北大上完《中國小說史》課后，魯迅邀請旁聽的學生許欽文到中央公園喝茶。當許欽文問及魯迅講《中國小說史》并不限于中國的小說史，而且重點好像還是在反封建思想和介紹寫作的方法上時，魯迅回答道：“是的呀！如果只為著《中國小說史》而講中國小說史，即使講得爛熟，大家都能夠背誦，可有什么用處呢！現(xiàn)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按照許欽文的回憶，魯迅彼時所說的“行”，主要在于培養(yǎng)一大批能夠?qū)懽鞯那嗄曜骷遥源舜輾Э酌现溃蚺f社會多方面地進攻[69]。此一材料雖然出自許欽文半個世紀后的回憶，卻十分合乎魯迅彼時倡導實際“革命”和“行動”的思想旨趣。1925年初，在《京報副刊》發(fā)起的“青年必讀書目”征集活動中，與梁啟超、胡適、顧頡剛所開大量傳統(tǒng)中國的書目不同[70]，魯迅不僅在“青年必讀書目”上交了白卷，而且還主張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在他看來，“少看中國書，其結(jié)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xiàn)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71]

不惟如此，在1927年4月為黃埔軍官學校學員所做演講中，魯迅否認了外界封給自己的“文學家”頭銜，同時以之前在北京的斗爭經(jīng)驗，告以聽講者血的教訓：“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并且認為：“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zhuǎn)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基于對“革命”“行動”的提倡，魯迅進一步指出：“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我以為現(xiàn)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72]。由此，魯迅希望青年不要被先前鼓吹國學救國的學者所騙，成為躲進書齋的“糊涂的呆子”，而要成為“對于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即敢于行動乃至投身革命戰(zhàn)爭的“勇敢的呆子”[73]。因為在革命年代，“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74]。換句話說，在魯迅看來，此時社會所需要的是關(guān)于實際革命的言動，而非空談革命的文學；要的是“戰(zhàn)士”和“勇敢的呆子”，而非“文人”與“學者”。

對于中國的文人學者，魯迅揭露其注重功利與便利的一面：“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后，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革命以后，本可以開展一些了，而還是守著奴才家法，不過這于飯碗，是極有益處的”[75]；“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里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76]魯迅甚至認為，在世界范圍內(nèi)，唯獨中國“真的沒有實在的偉人，實在的學者和教授，實在的文學家”[77]，并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讀書人“自己一面點電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不僅言行不一，而且“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其不凡”[78]。或許出于對文人學者的本質(zhì)認識，魯迅在談及從事寫作的起因時，強調(diào)自己“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yīng)朋友的要求”；“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luò)一班同伙的批評家叫好”[79]。在別一場合，他再次聲明自己留心文學，并不想以“文學家”身份“出世”，也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80]。因此，對于自己的作品，魯迅并不擔心“書賈怎么偷，文士怎么說”[81]，對于作家身份、個人名望更無心經(jīng)營，以至于1934年，陶亢德、林語堂多次邀約他在《人間世》半月刊刊登所謂“作家”并“夫人及公子”照片，均被他婉言謝絕[82]。

對于文人學者所能發(fā)揮的戰(zhàn)斗功能，魯迅其實早有警覺。1925年5月，在給許廣平的信件中，魯迅寫道：“我現(xiàn)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然而人，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么？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這種試著反抗的念頭，使得魯迅在選擇成為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還是成為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戰(zhàn)士時，一度傾向于后者：“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則于余暇時做……”[83]魯迅如是說，更由此認為，“現(xiàn)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84]；而“讀經(jīng)，作文言，磕頭，打屁股，正是現(xiàn)在必定興盛的事，當和其主人一同倒閉。但我們弄筆的人，也只得以筆伐之”[85]。

然而，作為弄筆的“戰(zhàn)士”，魯迅不僅“常常有‘獨戰(zhàn)’的悲哀”[86]，也意識到“戰(zhàn)友”的易變與脆弱：“據(jù)我所見，則昔之稱為戰(zhàn)士者，今已蓄意險仄，或則氣息奄奄，甚至舉止言語，皆非常庸鄙可笑，與為伍則難堪，與戰(zhàn)斗則不得，歸根結(jié)蒂，令人如陷泥坑中。”[87]對于此中原因，魯迅指出：“我覺得文人的性質(zhì)，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復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由此他表達了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敬意：“這樣的才可以稱為戰(zhàn)士，真叫我似的弄筆的人慚愧。”[88]如此表述，在折射魯迅對“革命”“行動”諸多向往的同時，也再次凸顯了他對“空談革命”的文人學者的疏離與拒絕。

魯迅《而已集》書影

四 后五四文化場域的“勢位”之爭

自1920年9月起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以及稍后兼任胡適的助手，顧頡剛短短五、六年間就在學術(shù)界廣為人知，以至于1926年9月，傅斯年就稱贊顧頡剛在這個古史研究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89]。顧氏的聲名鵲起，除了古史研究方面的學術(shù)貢獻外，也與其所取“為學問而學問”的主張有關(guān)。在“戊戌”和“五四”學人[90]那里，當面臨重大歷史社會問題時，“為學問而學問”的聲音在多數(shù)場合中仍然被具體的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的命題所壓抑。因而，在“五四”前后，當顧氏強調(diào)以科學常識和新學術(shù)打破舊有道德、思想體系，以此實現(xiàn)“思想革命”“人的覺醒”等等現(xiàn)實社會命題時，也明顯未能離開這一思路。然而，在新文化運動落潮的背景下，學界又經(jīng)歷“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非基督教大同盟”辯論等諸多浪潮后，顧氏獨獨樹立起“為學問而學問”的旗幟，并進而在知識界提倡“學術(shù)界的生活獨立問題”，顯示了與注重改良、啟蒙的前輩們的不同追求。

對于為自己博得學界稱贊的主張，顧頡剛晚年指出其來源：“我記得羅家倫在《新潮》二卷一期上發(fā)表的一篇題為《古今中外派的學說》一文，對我曾產(chǎn)生過一定的消極影響。我當時很贊成他那種只鉆研學問，不問外事的說法。”[91]由于時隔多年，且經(jīng)過特定時期的政治審查，顧氏的說法未必十分切實。然而不論如何，這種“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姿態(tài)與對于前輩“尋求差別”[92]的策略所帶來的象征性資本，顧氏顯然心知肚明。他曾對友人說：“近來有的地方，固然是要造成自己的名譽（例如《古史辨》的自序），但所以要造成名譽是由學術(shù)上的目的的，并不是普通之所謂‘名利’。”[93]顧氏所強調(diào)的是，自己更著意于身后之“名”，亦即“圓百年以后的勝利”[94]。雖說如此，彼時顧氏對于自身社會地位、名望的提升及反響，卻是十分在意。1926年7月13日，顧氏在日記中寫道：“恒慕義先生欲以英文為余譯《古史辨》序，日來又為余譯《秦漢統(tǒng)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漸知予矣。”[95]1926年夏，廈門大學原聘顧頡剛為研究所導師與大學教授，在國文系中本須授課，然而因《古史辨》的出版，顧氏到校后，在本年8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乃改為‘研究教授’，不必上課，甚快。”[96]對于個人名望、地位的飆升及其帶來的實際好處，顧氏可謂看在眼里，喜在心頭。

此外，對于現(xiàn)實中的人際沖突乃至派系之爭，顧頡剛甚是了然于心。1927年4月底，在力勸胡適加入國民政府的信中，顧氏特意提醒胡適：“這幾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伏園、川島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意，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97]1927年6月，在給好友羅家倫的信中，顧氏則對北京以馬幼漁為代表的“章太炎學派”大加撻伐：

自從他們各占主任地位之后，一意固植自己勢力，學業(yè)荒蕪已甚，教課亦松惰異常。……他們雖非共產(chǎn)黨，而頗受共產(chǎn)黨的同化，凡異己者盡力抵排，必使體無完膚而后已。以自己一班人不會做文章，故竭力捧周氏兄弟，而周氏兄弟以厚負時譽，遂自視為“口含天憲”，有“朕即真理”之氣概。[98]

這樣的譴責，正是發(fā)生在顧、魯沖突的過程中。而在兩年多后，當徐旭升擬聘顧頡剛擔任女師大史地系主任時，顧氏則忌憚“女師大為魯迅大本營，我為某籍某系之罪人，充教席且不可，何況作主任耶！”[99]因此拒絕上任。不惟如此，在給學生何定生的信中，顧氏也挑明了彼時北平學界的“勢位”之爭：

我固然是不好勢位的，想專心治學的，但在他們看來，已是一個具有替他們爭奪勢位的資格的人物了。你只要看適之先生所以不敢到北平來，就可知道。我的聲望不及適之先生，所以他們還容我在燕京。假使我不自韜晦，歡喜出主張，常常到城里來，或在城里兼幾件事，那么，我離下獄之日不遠矣。

在同一封信中，顧氏苦口婆心地提醒何定生：接近錢玄同等一批老人物，才有希望“踏進北平的學界”[100]。就此來看，顧氏對于現(xiàn)實復雜厲害關(guān)系和人際網(wǎng)絡(luò)的把握，即使未必如魯迅后來所說的“遍身謀略 ”[101]，卻也稱得上深諳此道。

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顧頡剛在學術(shù)態(tài)度和學術(shù)思路上，確然找到了與前輩學人相區(qū)別的道路或者是具有差異性的面向，由此闖入了原本由“戊戌”和“五四”兩代前輩學人所把持的文化場域，伴隨著聲譽日隆，在古史領(lǐng)域乃至在整個后五四文化場域中，他也逐漸擁有了與老師輩抗衡的象征性資本。而隨著個人學術(shù)地位的攀升，顧氏以“學者”身份與前輩“權(quán)威”在文化場域展開新的“占位”競爭也就可以想見了——與他在思想立場、文化取向、身份認同方面都相去甚遠的魯迅，乃至與他同為“整理國故”一派的胡適，最終都成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乃至前進路上的障礙[102]。從客觀上看，與魯迅的沖突，不僅無損于顧頡剛已經(jīng)取得的學術(shù)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他對“學者”身份的自我確認。此一方面，顧氏將之歸因于自己擁有同時代的人所缺乏的“情感與意志”：

晨起漱口，忽思予之為人，有目的，有計劃，有恒心，有定力，故得不避艱難，不畏險阻，不慕虛榮，不見異思遷，雖有種種之缺陷，仍無礙其成功。只要不受大力者之摧殘，身體亦支持得下，積以年月，當然有成。回思才干學問比我好的人何限，顧以缺乏如此之情感與意志，故終不能勝我而惟有妒我耳。若今日之青年，則急于小成，只肯做表面的工作，惟以虛聲作哃喝，徒成為隨時淘汰之分子耳。（1932,10,08）

然而，實際是否如此，顧頡剛心里也明白：“予之所以終不灰心者，則以對于愛與學有終必成功之信念。此信念毫無事實的根據(jù)，只仿佛有上帝的默示而已”[103]。這樣的反省，表明顧氏對于自我的學術(shù)事業(yè)與“學者”身份具有某種理性的天然疑慮。而此一疑慮也表明，顧氏用“學者”身份來區(qū)隔、對抗魯迅的“文人”身份，其看似理性的文化立場、思想選擇與身份認同，實則包含著強烈的主觀情感因素。

在魯迅方面，其與顧頡剛之間的沖突，只是他與陳西瀅等“現(xiàn)代評論派”之間斗爭的延續(xù)，他在這一斗爭中，所增加的是自己遭受對方聯(lián)手排擠的體驗。正因為與陳西瀅、顧頡剛等人的論爭和沖突，使得魯迅后來處處表示出與“現(xiàn)代評論派”對立的姿態(tài)。在廈大時，當孫伏園未聽從魯迅的話，讓受雇于魯迅的工友也去包“陳源之徒”的飯時，魯迅極其憤怒[104]。而當在廣州意外碰到陳西瀅、張奚若時，魯迅的反應(yīng)是“叭兒狗也終于‘擇主而事’了”[105]，幸災樂禍的心情溢于言表。不惟如此，當李小峰要魯迅與鐘敬文在中山大學合開北新書局的分店時，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表示：“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擬于八月中關(guān)門，因為鐘敬文（鼻子傀儡）要來和我合辦，我則關(guān)門了，不合辦。”魯迅于此想到的是讓對方“不高興”，甚至在講述自己答應(yīng)市教育局夏期學術(shù)演講的動機，言語之中也充滿負氣的意味：“幾點鐘之講話而出風頭，使鼻輩又睡不著幾夜，這是我的大獲利生意”；“革命時代，變動不居，這里的報紙又開始在將我排入‘名人’之列了，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還要做幾天玩玩”[106]。魯迅對此也曾有所反省：“有人不高興，我即高興，我近來良心之壞已至如此。”[107]但實際上，由于確信這種態(tài)度源于自己被對方聯(lián)手排擠的體驗，因而，“我已經(jīng)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沖突，蔑視他們，并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108]。由此，除了在與友朋的信件中大力譴責外，他在所作小說《眉間尺》和雜文《擬預言——一九二九年出現(xiàn)的瑣事》中明顯表達了對顧頡剛的不滿，甚至直到1935年，也仍然在小說《理水》中加以刻意嘲諷[109]。在此種對立的姿態(tài)中，魯迅表達的顯然不僅是一種個人化的情緒，更是一種來自實際經(jīng)驗的自我立場：那就是，以一種光明磊落而又愛憎分明的諷刺回擊“學者”以“公平”“公理”等名目所掩蓋的“黨同伐異”。

魯迅后來對顧頡剛的印象一直沒有改善。1929年3月，在給章廷謙的信中，他諷刺顧頡剛：“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勢，所以往往難免于‘道大莫能容’。”[110]同年五月回北平省親時，魯迅又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他此來是為覓飯碗而來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請他，因燕大頗想請我；聞又在鉆營清華，倘羅家倫不走，或有希望也。”[111]雖然如此，魯迅還是有把握地認為，在就聘燕大一事上，自己的優(yōu)勢大于顧氏。而在兩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當?shù)弥约号c顧頡剛一同被聘入研究院時，魯迅寫道：

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蔡元培——引者）所大不樂聞?wù)咭玻鋵崳液痛斯瑲馕恫煌墩咭玻裨院螅p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112]

魯迅于此對蔡元培的怨言，不乏意氣之辭。但此中不自覺的對比也表明，在國民革命時期直至三十年代的后五四文化場域中，魯迅客觀上確實面臨著來自顧頡剛占位競爭的壓力。盡管這種壓力在魯迅看來尚不足一提，但他顯然并不漠視。而這也說明，在顧、魯沖突以至交惡的過程中，魯迅所展現(xiàn)的刻意對立與諸多嘲諷，除了追求打擊對手的客觀效果之外，未嘗沒有來自占位競爭所導致的非理性因素。

綜上所論，重審顧頡剛、魯迅沖突的緣起，除了關(guān)注實際生活中的人際罅隙、勢位之爭以及黨派政治等外在因素，顧、魯二人文化立場、思想旨趣、身份認同乃至個人性情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內(nèi)在因素——正是這些遍布日記、書信以及講演、文章中迥然有別的個人言說，構(gòu)成了顧、魯沖突過程中潛在的思想交鋒。換句話說，在國民革命時期，顧、魯對學術(shù)研究（“整理國故”）、文學批評（“欣賞藝術(shù)”）之功用的不同認識，尤其對學者文人在投身現(xiàn)實革命抑或?qū)Ｗ⑽幕ㄔO(shè)方面的觀念分歧，以及對自我的身份定位的差異等方面，雖然并未形成直接的論爭，卻是有跡可循、可堪對照并加以解讀的思想對話。而反過來，作為思想對話之外化的顧、魯沖突事件，也足以成為代表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以及新文化場域激烈的占位競爭的一個縮影。當然，顧、魯所代表的不同陣營、代際之間思想、立場、信仰、個性等等差異的豐富內(nèi)涵，顯然不是一篇文字所能窮盡的。在此，筆者謹以顧、魯二人在評價“戊戌”學人章太炎時的不同標準和取向來作為本文的收束。

在顧頡剛的心目中，章太炎作為“古文家”和“整理國故的呼聲始倡”者，是晚清以降與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并列的學術(shù)重鎮(zhèn)，也是顧氏古史辨?zhèn)窝芯恐兴獱巹俚膶ο笾籟113]。1925年11月3日，顧氏在日記中寫道：“吳山立君告我，謂吳稚暉先生說，近為國學者惟胡適之、顧頡剛，其次則梁任公。若章太炎則甚不行者。”[114]在此國民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亦即古史辨派迅速崛起的時期，顧氏借他人之口來凸顯自己的學術(shù)地位，其參照標準正是作為“學者”的章太炎。而在魯迅方面，其1936年10月所寫的《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卻肯定“太炎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強調(diào)自己當時前去聽他講學，“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xiàn)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115]。

至此，魯迅對乃師章太炎“革命家”身份和革命業(yè)績（“行”）的推崇，與其十多年前國民革命時期對“革命”和“行動”的倡導其實一致，也與當年顧頡剛對“學者”身份、“整理國故”的執(zhí)著，再次構(gòu)成了潛在的對話。然而，此中耐人尋味的是，在魯迅寫下這篇悼念文章的那一年，顧頡剛已然走出書齋，發(fā)起民眾運動，加入了國民黨，正努力實踐著他的“事業(yè)心”[116]。

注釋：

[1]這方面的論述，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00—117頁、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6－220頁、邱煥星《魯迅與顧頡剛關(guān)系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施曉燕《顧頡剛與魯迅交惡始末》（《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夏、秋二期）等。

[2]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35年。

[3]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7頁。以下《顧頡剛書信集》皆同此版本。

[4]顧頡剛等：《通信》，《教育雜志》第14卷第5號、第6號，1922年5月、6月。

[5]李石岑：《自序——我的生活態(tài)度之自白》，《李石岑演講集》第1輯，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4年。

[6]顧頡剛：《顧頡剛序》，收《李石岑演講集》第1輯，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4年。

[7]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8]顧頡剛：《入主出奴之學風》，《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一，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0年，第470頁。

[9]顧頡剛：《我們對于國故應(yīng)取的態(tài)度》，《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1923年1月。

[10]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5卷1、2合期，1927年8月。

[11]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創(chuàng)作方面的代表作《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靜安詩稿》等，皆完成于三十五歲（1912年）之前。

[12]顧頡剛：《與孟真書》，1919年8月1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184頁。

[13]顧頡剛：《致羅家倫》，1920年5月5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237頁。

[14]顧頡剛：《致傅斯年》，1919年2月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80—181頁。

[15]顧頡剛：《致葉圣陶》，1919年4月20—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57頁。

[16]顧頡剛：《致葉圣陶》，1919年3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52頁。

[17]顧頡剛：《致蔡元培》，1922年1月2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44頁。

[18]顧頡剛：《致蔡元培》，1922年2月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45頁。

[19]顧頡剛：《致葉圣陶》，1923年6月7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76頁。

[20]顧頡剛：《致殷履安》，1924年6月1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447—448頁。

[21]顧頡剛：《致劉經(jīng)庵》，1922年6月1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113—114頁。

[22]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本褐腥A書局，2011年，第710頁。以下《顧頡剛?cè)沼洝方酝税姹尽?/span>

[23]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26頁，

[2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4頁。

[25]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5頁。

[2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2頁。

[27]顧頡剛：《致葉圣陶》，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8頁。

[28]魯迅：《讀書雜談——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演講 》，黃易安筆記，《北新》周刊第47、48期合刊，1927年9月16日。

[29]參見魯迅《這個與那個》（《國民新報副刊》，1925年12月10日、12日、22日）、《碎話》（《猛進》周刊第 44期，1926年1月8日）、《并非閑話（三）》（《語絲》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等文。

[30]魯迅：《通訊》，《猛進》周刊第3期、第5期，1925年3月20日、4月3日。

[31]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32]魯迅：《不是信》，《語絲》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

[33]以上參見魯迅《無花的薔薇》，《語絲》周刊第69期，1926年3月8日。

[34]西瀅：《閑話（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現(xiàn)代評論》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

[35]魯迅：《我的態(tài)度氣量和年紀》，《語絲》周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36]關(guān)于顧頡剛與“現(xiàn)代評論派”及“研究系”之關(guān)系，參見邱煥星《魯迅與顧頡剛關(guān)系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

[37]以上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32頁、第538頁、第539頁、第577頁、第620頁、第624頁、第632頁、第637頁；第十六卷，第3頁。以下《魯迅全集》皆同此版本。

[38]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9月20日、25日、30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50頁、第553頁、第559頁。

[39]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通，1926年10月16日、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75－576頁、第585 頁。

[40]參見孫郁《魯迅與胡適——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兩位智者》，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4頁。

[41]魯迅：《致章廷謙》，1926年10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3頁。

[42]魯迅：《致許廣平》，1926年11月4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頁。

[43]魯迅：《致李霽野》，1927年4月20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9－30頁。

[44]魯迅離開廈大的原因，除了“言語不通”“飯菜不好”“無法用功”外，“國學院無非裝面子，不要實際”的態(tài)度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11月8日、26日，1926年12月2日）、《致章廷謙》（1926年11月30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33頁、第637頁、第640頁，第618頁。

[45]魯迅：《致孫伏園》，1927年4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1頁。

[46]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5月30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4－35頁。

[47]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6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40頁。

[48]伏園：《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中央副刊》第48號，1927年5月11日。

[49]魯迅：《辭顧頡剛教授令“候?qū)彙薄罚遏斞溉返谒木恚?0－41頁。

[50]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8月8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61頁。

[51]參見魯迅《致江紹原》（1927年8月2日）、《致章廷謙》（1927年8月1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9頁、第64頁。

[52]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11月4日、8日、1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頁、第606頁、第599頁。

[53]魯迅：《致章廷謙》二通，1927年7月28日、12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頁、第99頁。第一通引文中的“鼻”字，在原文中為一個手繪的鼻子圖案。

[54]魯迅：《致姚克》二通，1934年2月11日、3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3頁、第39頁。

[55]顧頡剛：《致王伯祥》，1919年8月1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11頁。

[56]顧頡剛：《致殷履安》，1919年9月10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72頁。

[57]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2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230頁。

[58]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219頁。

[59]顧誠吾：《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教育運動 學術(shù)運動》，《晨報·五四紀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60]顧頡剛：《致葉圣陶》，1926年11月6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5—86頁。

[61]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440頁。

[62]顧頡剛：《致王伯祥、葉圣陶》，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9頁。

[63]顧頡剛：《致葉圣陶》，1927年7月6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91頁。

[64]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5卷第1、第2合期，1927年8月。

[65]顧頡剛：《充實雜志發(fā)刊詞》，《充實雜志》第1期，1932年12月。

[6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88頁。

[67]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3－594頁。

[68]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8頁。

[69]參見許欽文《魯迅日記中的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頁。

[70]顧頡剛所開書目為：《山海經(jīng)》《梁武石室畫像》《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大唐西域記》《宋元戲曲史》《唐人說蕓》《元秘史》《馬可波羅游記》《陶庵夢憶》《徐霞客游記》《桃花扇》《西秦旅行記》《南洋旅游記》。見顧頡剛：《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閑覽書十四種》，《京報副刊》第75號，1925年3月1日。

[71]魯迅：《青年必讀書——應(yīng)<京報副刊>的征求》，《京報副刊》第67號，1925年2月21日。

[72]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原載《黃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12日，后經(jīng)作者修改收入《而已集》。此據(jù)《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36頁，第438頁，第441—442頁。

[73]魯迅：《<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7年6月25日。

[74]魯迅：《通信（并Y來信）》，《語絲》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75]魯迅：《致姚克》，1934年4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68—69頁。

[76]魯迅：《致蕭軍、蕭紅》，1935年4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445頁。

[77]曼雪：《一思而行》，《申報·自由談》，1934年5月17日。

[78]魯迅：《致阮善先》，1936年2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27頁。

[79]魯迅：《通信（并Y來信）》，《語絲》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80]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收《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

[81]魯迅：《并非閑話（三）》，《語絲》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

[82]參見魯迅《致陶亢德》二通（1934年3月29日、1934年5月25日）、《致林語堂》（1934年4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56頁、第123頁、第78頁。

[83]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通，1925年5月18日，1926年11月1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91頁、第599頁。

[84]魯迅：《致蕭軍》，1934年10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24頁。

[85]魯迅：《致曹聚仁》，1934年6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45頁。

[86]魯迅：《致蕭軍、蕭紅》，1934年12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0頁。

[87]魯迅：《致章廷謙》，1930年3月2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27頁。

[88]魯迅：《致蕭軍、蕭紅》，1934年12月10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7頁。

[89]傅斯年：《傅斯年遺扎》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62—63頁。

[90]關(guān)于“戊戌”與“五四”兩代學人的具體劃分，參見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91]顧頡剛：《回憶新潮社》，見《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第125頁。

[92]參見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quán)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256—263頁。

[93]顧頡剛：《致葉圣陶、王伯祥》，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8頁。

[9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49頁。

[95]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68頁。

[9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84頁。

[97]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442頁。

[98]顧頡剛：《致羅家倫（志希）》，1927年6月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250頁。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說魯迅們“受共產(chǎn)黨的同化”，在當時國民黨清黨之后的氛圍中，如若被公開，就其危害之嚴重性而言，與魯迅致孫伏園信上說顧頡剛“反對民黨”相較，恐怕并不亞于后者。

[99]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2頁。

[100]以上參見顧頡剛《致何定生》，1930年1月18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327—328頁。

[101]魯迅：《致鄭振鐸》，1934年7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69頁。

[102]有關(guān)顧頡剛與胡適之間的“占位”競爭，參見林分份《古史辨派“科學”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顧頡剛、胡適為中心》，《云夢學刊》2007年第1期

[103]以上參見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6頁、第708頁。

[104]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信，1926年10月23日、28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6頁、第590頁。

[105]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6頁。

[106]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1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1－52頁。

[107]魯迅：《致江紹原》，1927年7月12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9頁。

[108]魯迅：《海上通信（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20頁。

[109]《眉間尺》后來改題《鑄劍》收入小說集《故事新編》。實際上，要將顧頡剛寫入小說，魯迅1927年間就曾有過念頭，但當時覺得“他似乎還不配，因為非大經(jīng)藝術(shù)化，則小說中有此輩一人，即十分可厭也”。參見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28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頁。

[110]魯迅：《致章廷謙》，1929年3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51頁。

[111]魯迅：《致許廣平》，1929年5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75頁。

[112]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6月12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頁。

[113]參見顧頡剛《自序》，收《古史辨》第一冊，北京，景山書社，1926年。

[11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78頁。

[115]魯迅：《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65—566頁。

[116]有關(guān)三十年代顧頡剛發(fā)起民眾運動、加入國民黨與其“事業(yè)心”之關(guān)系，余英時先生有十分中肯的論述。參見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cè)沼洝悼搭欘R剛的內(nèi)心世界》（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23頁。

作者簡介：林分份，男，福建漳浦人，2008年7月于北京大學獲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等發(fā)表論文多篇，目前主要關(guān)注領(lǐng)域為五四思想文化史、周氏兄弟研究、現(xiàn)代小說詩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