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充滿變革的中國，作為社會最小單位的家庭，也隨之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變遷。從二十世紀初的反家庭書寫和對獨立的愛情、婚姻和家庭的期待，到中期對一切家庭的根本性消解，再到二十世紀末婚姻家庭乃至家族的重新回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家庭書寫深刻而敏感地反映著共時性的社會變革。至二十一世紀初，當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漸漸平靜，而更為深層次的改革正潛流涌動時，當下家庭文學又呈現(xiàn)出另外一種風貌。而愛情作為其中的重要主題，其內涵、外延乃至于敘事角度與表達方式，也產(chǎn)生了許多值得討論的新質。去除愛情的象征意義與理想內涵，重新定義愛情的社會意義，真實地還原當下的兩性關系，并在關系中觀照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是新千年以來愛情故事的主流。

新世紀文學愛情母題的核心價值觀，已經(jīng)悄然偏離了五四新文學以來一脈相承的道路。在近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愛情觀中，相愛的兩人首先要確認和堅持的，是自身思想和人格的獨立，以及在相互關系中彼此的尊重。無論在現(xiàn)實層面這種愛情準則是如何地受到阻礙與束縛，至少在文學層面，這種對抗式的，彼此勢均力敵的兩性關系始終是一種愛情的理想形式，或者說，以上個世紀整體而言，愛情是具有超越性價值的，是精神性的。但在新千年的愛情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于上世紀初啟蒙主義色彩的新青年的愛情觀，不同于文革文學消滅個人隱秘情感的階級感情觀，不同于新時期文學放飛自我、確認個人價值與自我存在的人道主義愛情觀，新世紀文學中的愛情是復雜的，是現(xiàn)實與浪漫交融的，是盤算與欲望共存的。換言之，這一時期的愛情敘事是日常化的，世俗的。它的時效是短暫的，它的終點是未知的，甚至我們會覺得這種新的愛情是曖昧的，模棱兩可的。這是因為在新世紀愛情母題中的人物是孤獨而物質的，我們已經(jīng)不能在當前的愛情故事中尋得支撐與依靠，每一個處在愛情中的人物似乎都是功利的，自利的。他們已不僅僅將愛情作為一份情感寄托，而更多地看作他們獲得生存資料的砝碼，或是他們寂寞無聊時的消遣，甚至他們早已經(jīng)不愿以這種淺薄而即時的愛情作為自己的遮羞布，而將性愛赤裸裸地搬到臺面上，并由此延伸出新的兩性關系，乃至于更廣泛的人際交往與交換關系。

首先，讓我們從不同于以往的愛情形式開始談起。在新世紀文學中，愛情的時效似乎大大縮短了。快餐式愛情、一夜情、周末愛情等等千奇百怪的短期愛情大大地蓬勃起來。這其中固然有現(xiàn)代生活節(jié)奏加快的因素，但作家對這種情愛方式的偏愛，其內涵更多的是通過這一主題，展現(xiàn)當代個人生活的孤獨處境與個人命運無法把握的絕望。齊美爾將現(xiàn)代社會，尤其是城市生活中個人保持安全與掌控的范圍縮至個人，亦即唯有封閉自我，感到孤獨才是安全，這一點我們在新世紀文學顛沛流離的愛情場景中也不難發(fā)現(xiàn)。城市生活的高度個人化，使得愛情不再成為擴展人際關系，乃至擴展親密范圍的手段，相反，新千年后的愛情敘事呈現(xiàn)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樣態(tài)，愛情為個人服務，當個人不再需要時，愛情便退場，似春夢一般了無痕跡。王安憶的中篇小說《驕傲的皮匠》便是如此，男主人公根海是蘇北來上海討生活的小皮匠，在一處弄堂口擺一個修鞋的小攤，鞋攤背后屋子的女主人根娣同情他的辛苦，便每日與他方便，用自家的微波爐給他熱一頓午飯。根娣的老公小弟是出租司機，常不在家。一來二去，將老婆孩子留在老家孤身一人來上海闖蕩的根海與祖籍同是蘇北，說話做事都耀眼囂張的根娣有了戀情。這戀情有兩處根據(jù)地，一處是弄堂口，是白天兩人粗茶淡飯的相互依偎，晚上在根海城中村的出租屋，是男女情事的熱辣與溫存。然而一次性事后根娣離開出租屋時，被樓下居住的河南打工仔錯認成妓女，根海輾轉一夜，決定將自己的老婆孩子接來上海，以此委婉了斷與根娣的情思，而根娣在聽說此事之后，什么也沒說，便轉身回了家，小說至此戛然而止。王安憶的這篇關于婚外戀情的小說繼承了她一貫的上海敘事風格，但又帶有這個時代的鮮明特征。小皮匠與根娣的愛情起時溫情，濃時熱烈，卻在高潮時戛然而止，人物悄無聲息地各回原位，他們從未想過離開各自的家庭，卻也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這場戀愛之中，兩者互不干涉，這樣反而令他們感到安全和依靠。根海與根娣之間顯然是有愛情的，但這愛情卻是模棱兩可的。根海需要根娣，是老鄉(xiāng)的親切，是中午熱飯熱菜的恩情，也是妻子不在身邊的異性慰藉。根娣對根海，是彌補小弟常年出車的空虛，是填補無人說話的寂寞，也是遏制自己因為小弟不能人道而無法排遣的性壓抑。總之，對于根海與根娣來說，要說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愛情，顯然太奢侈了，他們活得艱難，沒有時間、沒有空間，也沒有資格享受，他們只是各取所需，抱團取暖，因此在一方結束時，另一方便即時離開。這種臨時性的、短暫的情愛關系，也構成了葉辛的《世間問情》的敘事主體。但相比王安憶尚且有些許浪漫與得體的克制描寫，葉辛則選擇更為直白和現(xiàn)實。索遠與麻麗是同一間工廠的車間主任與女工，也是廠里人心知肚明的臨時夫婦，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依靠，是慰藉，也同樣是背井離鄉(xiāng)的打工仔對生活成本計算后的無奈選擇。但索遠的家鄉(xiāng)遭受了洪災，一夕之間村莊蕩然無存，他的妻女千里迢迢前來投奔后，索遠與麻麗不穩(wěn)定關系的麻煩開始了。索遠一方面對遭災的，再無依靠的妻女有責任，然而又對朝夕相處了三年的臨時伴侶產(chǎn)生了愛情，他腹背受敵，兩個女人一個近身攻擊，一個遠程冷戰(zhàn)，讓他無所適從。在這部小說里，臨時伴侶的強勢入侵使整部作品與《驕傲的皮匠》南轅北轍，如果從現(xiàn)實關系看，索遠、麻麗與但平平似乎糾纏不清，其實，在這場復雜的男女糾葛中，連人物都尚未意識到，愛情已悄然退場。與如果說《驕傲的皮匠》著意刻畫的是底層人內心的底線，那么《世間問情》則展現(xiàn)的是更為真實、也更為殘酷的對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源與情感資源的爭奪與捍衛(wèi)。兩部作品的相通之處在于愛情主體的高度個人化。根海、根娣、索遠、麻麗，這些人物形象無一不是從自我出發(fā)，從自身的需求與寄托出發(fā)，不論這需求是性，是安慰，還是生活成本的算計與生存資料的索取，都是當代人孤苦無依的例證。

東紫的《白貓》中，離婚了的單身男人將與自己有曖昧關系的女性根據(jù)他設計的各種“考驗”分類排序，以便挑選出最喜歡他，最能懂他的一個，但其實“我內心一直有點愧疚，我知道自己不喜歡她，只是把她當做了人情冷暖里的一根稻草而已”，但是“一棵稻草的溫暖也比沒有強”。東紫的小說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唯有這幾句借人物之口說出的喟嘆令人深思。這樣的慰藉與短暫的相處究竟算不算愛情呢？根海等人的內心是否也曾發(fā)出過這樣無奈的感慨呢？這便是新世紀愛情母題的復雜之處，這種臨時性的關系看起來既虛偽又敷衍，但卻讓人不能不認同在這短暫關系中的真情實意。這種奇特的愛情關系實際上是源自于中國家庭結構的劇烈變化。社會現(xiàn)代化與高度的城市化使得家庭個人化、原子化不斷推進，城鄉(xiāng)遷徙、異地生活也不斷成為許多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馬克思?韋伯認為一個城市的物質基礎結構如果處在持續(xù)改變的狀態(tài)，那么“城市的文化情境也概莫能外”，對于個人同樣如此。如果生存的主題是顛沛流離的，那么個人對情感的選擇也一定會是短暫的，世俗的，務實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有一半的篇幅講述滬生、阿寶、小毛等人在當下的遭遇。滬生的妻子白萍九十年代初出國留學，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兩人之間無夫妻之實，只有一紙結婚證書維系法律上的關系；阿寶流連女人堆，卻從來不談婚姻與愛情；小毛青年喪偶，之后便鰥居一生，甚至給未婚先孕的X小姐做假丈夫。男女關系的隨意，露水夫妻，單身家庭，包二奶，一夜情，在金宇澄的這些故事里，女性角色來來去去，沒有定數(shù)，而男性角色則形容輕佻，內心懦弱，彼此之間都心照不宣，互不負責，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孑然一身。在《繁花》中，家庭作為社會基本構成單位的職責幾乎消解殆盡。社會結構已徹底原子化，仿佛每個人都是孤獨來去，自己之外，便再無別人。作品看似熱熱鬧鬧，人物繁多，然而卻是最為孤獨，最為冷清的一部小說。在通過務實的快餐情感慰藉漂泊的心之外，對精神戀愛、理想愛情的想象及失落也出現(xiàn)在作家的筆下。在魏微的《鄉(xiāng)村、窮親戚和愛情》中，“我”是個地地道道的城市姑娘，性愛、男人對“我”來說，都是曖昧和游戲，已經(jīng)逐漸失去了趣味。而“我”和窮親戚陳平子一天的愛情，只在兩人的眉目傳情和暗示中交換，沒有表白，沒有擁抱和牽手，說過的話甚至不超過十句。魏微在這一天中用足了筆墨，也無法描繪出他們愛情的輪廓，因為實在是太過縹緲和虛無，又是那么的蒼白和乏善可陳。過了這一天，他們便回到各自的生活軌道上，再也不會有交集。這一天的愛情會讓他們銘記終生嗎？雖然魏微想把它描述成一朵凄婉純美的花朵，但卻無法再增加這曇花在他們生命中的重量——這一天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方方的《樹樹皆秋色》則更為直白地戳穿了這種曖昧的游戲。知識女性、高校教授華蓉中年未嫁，醉心學術，卻因為幾通電話而戀上了一位未曾謀面的男生。然而最后男生不再來電，往日的點滴溫存也灰飛煙滅，華蓉人生的第一次戀愛以她的自作多情與自取其辱而告終。她如此盼望一場精神的戀愛，她的地位與條件足以讓她不在乎對方的物質基礎，然而這一切對于對方來說卻是調笑，是玩樂，做不得真的。金仁順《彼此》中的黎亞非和周祥生是醫(yī)院內的手術搭檔，他們的婚外情是彼此不幸婚姻的慰藉，他們在專業(yè)上勢均力敵，在經(jīng)濟上各自獨立，相互吸引的本該是精神。拋開他們婚姻的束縛，他們的確是合適的靈魂伴侶。故事的最后，兩人各自離婚，并在親友的見證下結為夫妻，但在兩人交換戒指的時候，周祥生的婚戒卻奇異地滾落并失去蹤影，溫馨的結婚典禮變?yōu)闈M地找戒指的狼狽鬧劇。最終戒指找到，可"他們的嘴唇都是冰涼的"，這些細節(jié)的象征是明顯的，誰有能說他們對這愛情的結局是充滿期待與希望的呢？他們的愛戀與激情，惺惺相惜與知根知底看上去都是真實的，但就是無法找到精神的證明，無法找到屬于自己的安全感與歸宿感。

相比較愛情的世俗化與務實傾向，性愛在新世紀家庭文學中則反而承擔了遠為復雜的使命。在傳統(tǒng)的家庭觀念中，性愛是愛情和婚姻的結果，只有確定了戀愛關系乃至婚姻關系，性愛才可能發(fā)生，并且連接著下一代的出生和新的代際關系。因此在傳統(tǒng)的主流家庭文學中，性愛是水到渠成、不言自明的，是附屬于戀愛關系與婚姻關系的，因此也是可以省略的，不會大張旗鼓地恣意渲染。但在新世紀家庭文學中，性愛卻作為一種獨立的人際交往被頻頻推到前臺，在愛情變成一種輕質的、淺薄的、靠不住的感情之后，它已無法承載更多的意義，性愛反而變得語義豐富、意味深長。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家庭小說中的愛情負載被打包轉移到了新世紀家庭文學中，毋寧說是作家們將新的語義植入了新世紀家庭文學的性愛之中，因為許多新的個體與社會功能只能由性來承載。而性愛也早已不與愛情和婚姻掛鉤，也早已談不上什么忠誠、貞潔等傳統(tǒng)的性道德，它成了一種新的話語符碼。一方面，一部分作家將性愛行為功能化，他們談論的性只存在于物質和欲望層面，但對于另一部分作家而言，性所能負載的情感需求反而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愛情，它成為了一種隱秘的安慰，但這種安慰是自足的，甚至是自私的。當下文學作品中的性愛，與其說是愛對方，不如說是對自己的愛，對自己的憐惜。在經(jīng)歷了1980年代熱烈的個人解放與1990年代快速的個人物化之后，新世紀的文學似乎已經(jīng)將自我看作客體來描繪、呈現(xiàn)所經(jīng)歷的壓力、無助、絕望和窒息。在個人高度物質化的當代中國，精神戀愛，憑愛情走進婚姻，相敬如賓、白首偕老，這些命題似乎通通已經(jīng)變成奢望。精神層面無法靈犀，個人命運顛沛流離，唯有做愛，也只能做愛。做愛是過程，是結果，是起點，亦是終點，它是快樂，是安慰，也是絕望人生的一劑嗎啡。我們歷經(jīng)百年的新文學，似乎從未以這種角度談論性愛。畢飛宇的短篇小說《相愛的日子》，就是新世紀性愛題材的一個典型。男女主角在酒會上相識，散場后他們便上床了。這段一夜情并沒有隨著白晝的來臨而劃上句號，它成為了兩人之間的小小習俗。他們不談戀愛，只是做愛，他們在性愛中感受彼此，稱贊彼此，在性愛中獲得短暫的自信與自尊。在城市中無業(yè)的，只能干些臨時活計的兩個人，連飯都吃的有一頓沒一頓，自然也無錢約會，戀愛與一起"過日子"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他們互稱兄妹，以兄妹之名，掩蓋著內心對彼此愛情的渴望，再通過性愛，飲鴆止渴般表達對彼此的迷戀與思念。性的慰藉作用，性與愛情、婚姻的脫離，在這篇短短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詮釋。笛安的《圓寂》中，這種慰藉以極端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在八零后的作家中，笛安已經(jīng)非常出色地將這種慰藉深入到人性的層面，使這種時代性的性愛有了更為普遍的價值。作為殘疾人、乞討者袁季來說，普云給予自己的唯一一次性愛，不是憐憫，不是同情，而是對他作為一個人正常需求的尊重，并且是對一個無法自理的人的照拂與關愛；而對普云來說，那一次性事是自己妓女生涯唯一的救贖，是她不為錢，不為生存的唯一一次做愛。在兩個底層人的內心，這一場性事所帶來的，是他們一生都感念和珍惜的溫柔。而在程青的《發(fā)燒》中，小陶作為大齡未婚男青年，接連相親了好幾個女子，他與這些對象沒有進一步發(fā)展的需求和渴望，卻奇異地與她們保持著性愛關系。他們之間沒有愛情，但他傾聽她們的苦惱，撫慰她們的欲望，幫她們解決諸如不孕、墮胎這樣的難言之隱，甚至幫她們照顧小孩。這錯位的，臨時的家庭關系就這樣莫名建立，小陶也因此扮演著男友、丈夫、父親這種錯雜的角色。這可說是單身家庭描寫的典型，男女雙方不需要建立相對穩(wěn)定的伴侶關系，僅通過性愛的隱約牽絆，便可以體驗到家庭生活的全部滋味。

相對來說，小陶承擔的還是太多了，如果換做魏微筆下的郭小海或是盛可以筆下的李喊，可能就會覺得這負累太重了。性愛本就是好時你情我愿，惱時一拍兩散的關系，雙方互惠互利，各自解決需求，只要自己滿意便是達到了目的，如果對方也在性愛中獲得了享受，那便是額外的獎賞。至于感情或是對未來共同生活的承諾，是不在這樣的性愛關系考量之內的，如果有一方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倒反而是逾矩了。在魏微的《異鄉(xiāng)》中，文員子慧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她與本地人郭小海曾有一段戀情。不過如果真說是愛情，郭小海是不認的，他甚至在上床之后堂而皇之地對子慧表明“他不想結婚，也不想戀愛。她是個好姑娘，他不想傷害她，所以更要把話說清楚，他們地關系是哥們的關系，他們上床，是為了各自取暖。”戀愛不能獨自界定，而取暖也同樣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更何況這“取暖”其實不過是好聽的說辭，安慰的是郭小海生理的空虛，和子慧沒有半毛錢關系。子慧在聽過郭小海的話之后也表明了態(tài)度，大家好聚好散，自己從沒想賴著他。這是被以取暖之名拋棄的女子最后的尊嚴，還是子慧的心底話，我們也無從得知。但從魏微的敘事口吻中，已經(jīng)在這個時代參透了其中的虛偽與悲涼。盛可以的《手術》也同樣如此。李喊對唐曉楠是溫柔的，親昵的，但卻同樣是陌生的，李喊雖然萬花從中過，但卻從不與那些女子上床，因為怕被要求負責，怕與她們走進婚姻。唐曉楠以此認定，李喊與她發(fā)生了關系，便是要與她結為夫妻。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李喊之所以與她發(fā)生關系，只是因為她早年的不婚宣言，因為她方便省事，沒有麻煩。所以李喊在無盡的敷衍塞責中并沒有半分內疚，在他看來，唐曉楠反悔逼婚反而是不地道，不守約。在兩位年輕女作家看來，將性愛說成是相互慰藉，抱團取暖，或者是一閃而過的曖昧情感，不如說是對欺騙和欲望的一種粉飾與遮掩。這種粉飾并不無性別之分，方格子的《像鞋一樣的愛情》就拋開了女性主義的批判，轉而探討在一夜情、萍水相逢的性愛中虛偽的愛意。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講述陳小納對伯年的想象，她與伯年不過是出差時的一面之緣，她所見的不過是伯年的熱情溫柔和一付好皮囊，但在回家之后，陳小納便在自己的腦海中完整了伯年，并寄托了自己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一份隱秘的激情。故事的最后，伯年和小納真的瘋狂了一次，而這唯一的一次也便成了終結，小納終歸還是回到了丈夫徐政的身邊，決定為他生兒育女，好好過日子。這樣的選擇我們在上面已經(jīng)討論過，在新世紀文學所描寫的愛情生活中，究竟還有愛情的幾分地位，人們有愿意為愛情付出什么，犧牲什么，結論是無。不論愛得多么深，無論小納已經(jīng)在想象中將伯年編織得多么完美，無論真實的伯年如何符合她的想象，結果不過是一次交歡，一滴眼淚而已。對于小納的丈夫徐政來說，他從頭到尾都毫不知情，他沒有感應出小納的變心，他只是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么”，僅此而已。與其說小納與伯年談了一次隱秘而轟然的戀愛，不如說是他們給自己的欲望進行了相當?shù)拿阑屗雌饋砑兇夂蜏厝嵋稽c而已。當然，更為極端的，也只屬于當下這個時代的，是對性愛的虛擬化，比如曹軍慶的《云端之上》。無業(yè)青年焦之葉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無所有，全靠父母供養(yǎng)，但他在網(wǎng)絡上的“云中之城”卻是身份高貴的大人物，有七個妻子。他每日忙著編織自己的虛擬生活，還要與七個妻子進行虛擬的性愛。但一旦這些妻子要提出線下見面，他就對她們立刻失去了興趣。直到小說的最后，焦之葉的母親假扮妓女約他去酒店開房他也無動于衷，并最終悄無聲息地死在自己的房間里。如果連性愛也能虛擬，那么說明人類幾乎已經(jīng)到了連欲望都要退化的階段。這無疑已經(jīng)以一種終極方式觸及到了當代性愛的重要問題：它究竟是屬于一個人的感受，還是屬于兩個人的關系？不僅是愛情，可能連性愛人們也懶得經(jīng)驗。

事情就是這樣起了變化。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性愛需要兩個人配合完成，但在當下的文學描寫中，作家顯然更看重性的獨立與個人化，即使雙方存在戀愛關系、婚姻關系，性也只屬于個人。因此在新世紀家庭文學中，家庭關系與性關系并非共存，更多形式的性關系與性體驗存在于家庭關系與家庭經(jīng)驗之外。正如齊美爾所言，當代人注重對自我的關注與消遣，因此對性關系的高度物質化，甚至對性對象的高度物質化，只有將性作為個人感受、個人需求乃至個人娛樂來看待，才能了解此類作品的內在倫理邏輯。蘇童的《香草營》中，梁醫(yī)生與女藥劑師產(chǎn)生了婚外情，為了維持各自家庭和社會地位的穩(wěn)定，梁醫(yī)生在外租了一間出租房，但當他們來到出租屋準備翻云覆雨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房東就住在窗外的鴿棚里，將他們的行為看得一清二楚。梁醫(yī)生與女藥劑師幾乎沒有糾纏，就立刻因為這個潛在的威脅放棄了這段婚外戀情，回歸到了正常的同事關系。劉玉棟《幸福的一天》中，菜農馬全被撞死之后，過上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而他的“幸福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去享受一次性服務。他很喜歡為他服務的女孩，覺得她漂亮可愛，但當服務結束之后，他們便再無瓜葛，他沒有任何留戀，他更希望在享受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守著自己的老婆孩子。更直接的如王手的《本命年短信》，婦科中醫(yī)樂蒙遇到的一位病人柯依娜，她去樂醫(yī)生處的看診時間是私密的，一對一的，但這并不直接關乎男女情愛，樂醫(yī)生更多的是一位傾聽者。柯依娜向他傾訴著自己的婚姻與性，但她的談話內容甚至不牽涉他的丈夫，她關注的只是自己個人的感受，她的自慰，她的高潮，她對自己身體的喜愛與欣賞。即使有伴侶，即使有婚姻關系與穩(wěn)定的性對象，性的歡愉、困惑仍然屬于私人，屬于自我。

誠然，在高度物質化和功能化的性愛描寫中，占比相當高的是對女性高度物化的反思和悲憫。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把愛情全部刨除，只剩性與占有。毫無疑問，將性作為一種占有，是將性與愛剝離的重要步驟，也是將性物化的證明，男主人公與年輕的女子有了婚外戀情，但人到中年的男主角愛的似乎更是年輕可人的肉體，而他們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一個守舊懷古，充滿煙火氣息，另一個時尚前衛(wèi)，唯我獨尊。他們雖然有種偽婚姻的相處，但不過各取所需，除了性愛時間，他們各自煎熬。葛亮的《過客》中，女主角來到香港密會男友，男友身家富裕，帶她住的是高級酒店，吃的是著名餐廳，甚至在公司上市的發(fā)布會上高調紀念他們相識的日子，然而這一切都是過眼云煙。當黑夜過去，太陽升起，男友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庭，而女主角作為情人，獨自搭上離開香港的東鐵。之前奢侈的吃喝玩樂高調表白，可以說是一次占有的價碼和酬勞。畢飛宇的《睡覺》就向我們展示了女性物化的最高境界。主人公小美是一個“二奶”，而她的情人卻沒有與她同居，甚至將她丟在郊外的別墅中不聞不問，如果不是按時打來的生活費，她幾乎就是被丟棄的一個物件。她沒有朋友，沒有工作，她所住的小區(qū)都是與她相同身份的女子。她們被厭棄的理由多種多樣，而小美是因為生不出孩子。在龐大的金屋藏嬌的社區(qū)里，感受不到絲毫愛的存在，她們與情人完全是一種交易，不需要感情。而王手的《自備車之歌》則從男性的角度描繪了這種交易背后的心路歷程。崔子節(jié)有了一輛私家車后，便幻想著能在車上來一次“車震”，在每日進出車庫的過程中，他結識了看車的女子李美鳳，決定以極小的代價，換取與李美鳳的一夜春宵。在付了小費，給她的孩子送了課外書，并決定以解決孩子的幼兒園就讀問題一舉拿下李美鳳時，她卻被崔子節(jié)的情意打動，決定要與他私奔。不出想象，崔子節(jié)被這一舉動震驚了，并當機立斷離開了李美鳳。因為在他看來，李美鳳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如同妓女怎么會想同嫖客私奔呢？崔子節(jié)認為對來自以“浪蕩女”出名的秦縣的李美鳳來說，花點小錢，不破費，便能做一次皮肉生意。在崔子節(jié)的眼中，李美鳳的“商品”價值之低，甚至還不如一個真正的性工作者。

這樣的描述是否可以見出新世紀的愛情的樣貌？個人生活的去尊嚴化，個人情感的去精神化，即時排遣式的抱團取暖，以及不可避免的物質與功利的考量，構成了如今新的愛情與性愛法則，也成就了新世紀愛情敘事獨特的言說方式。如果稍作深究，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還是將女性作為提供性服務的工具看待，無論是慰藉，還是需求與欲望，背后站立的都是孤獨、怯懦而又警覺的靈魂。在新世紀關于愛情與性的敘事中，我們無處不能覓得這種孤獨、卑怯與防范。家庭結構的簡單化，家庭規(guī)模的縮小，親族關系的疏遠，宗族關系的坍塌，都是形成個人孤獨狀態(tài)的基礎。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經(jīng)濟的急速推進，以世俗生活與日常生活的成功作為個人價值的終極目標，傳統(tǒng)中國人際關系的式微與鄉(xiāng)土中國的不再，新的信仰又難以建塑等等，更是造成個人孤獨化與個體物化的社會動因。所以，孤獨是被動的，又是主動的，這竟然成為個體的選擇，成為一個社會最本質的人的存在方式。當所謂愛情敘事亮出的是這樣的底牌，無疑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