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上學的最初記憶始于大約1942年。我父親在舊金山不斷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親因為照顧丈夫和剛出生的寶寶而筋疲力盡，無力對付兩個精力旺盛的小男孩，當時我們總是吵個不停。因此，我們被打發(fā)到了縣立學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兩位嚴肅的斯堪的納維亞婦女管理的寄宿學校，在洛斯蓋多斯（Los Gatos）郊外，現(xiàn)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邊上。如今這所學校依然還在那里，但小鎮(zhèn)已變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現(xiàn)在離鎮(zhèn)中心并不遠。美國對我們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們非常想念父母，還經(jīng)常被體罰。我不幸經(jīng)常尿床，校規(guī)迫使我?guī)缀趺刻於家e過一節(jié)課來清洗我的床單，我為此遭到了無情的戲弄和欺負。我不記得在那里學到過任何東西。

愛爾蘭的童年

在我們一家回到沃特福德并設(shè)法在鎮(zhèn)邊買下一處房子之后，我和弟弟被送進一所貴格會小學。在我們鎮(zhèn)上，汽車當時是稀罕之物，因此，我們是坐由我母親那上了年紀、極其善良的園丁趕的驢車去上學。我第一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當我沖出校門時，撞上了碰巧經(jīng)過的同樣一輛驢車。倘若是一輛汽車，我很可能已經(jīng)喪命了，但因為是驢車，我僅僅摔斷了肩胛骨。

當我們男孩子可以騎自行車去上學的時候，我們就接觸到了階級斗爭和宗教沖突。我們必須騎車穿過一個人口相對貧困的天主教社區(qū)。那里的男孩認為我們是勢利小人，是半個英國佬和新教徒，時刻準備著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為我們可以騎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裝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輪到我們被這些家伙“搞定”了。當時我不明白我們?yōu)槭裁幢怀鸷蓿鞘窃谧诮獭㈦A級和種族偏見方面的一個有益教訓。現(xiàn)在，我對那所貴格會學校的記憶不多了，除了記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紅臉的數(shù)學老師，以致我經(jīng)常逃學，對母親撒謊。我也是一個小團伙的成員，為首的是一個叫作菲奧娜（Fiona）的無法無天、體格健壯的女孩。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運是我母親做出的又一關(guān)鍵決定。愛爾蘭法律規(guī)定，兒童必須學習要么愛爾蘭語（民族主義），要么拉丁語（天主教）。我母親認為我去學一門幾近無人使用、唯有在國家西部最邊遠地區(qū)才有人說得流利的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的選擇是拉丁語。她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師——韋伯斯特夫人（Mrs. Webster），韋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婦女，是我遇到過的最好的老師。雖然可能難以置信，但她讓我愛上了拉丁語，讓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有語言天賦。

后來我問我母親：“為什么要選擇拉丁語？它甚至比愛爾蘭語更為過時。”雖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語，但她知道正確答案：“拉丁語是絕大多數(shù)歐洲語言——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語，你就會發(fā)現(xiàn)掌握所有這些語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語文學相當偉大，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應(yīng)該知道。”

然而，事實證明，我母親做這個決定還有一個原因。她認為那時的愛爾蘭學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兩個兒子去英格蘭上一所好的寄宿學校，這可以幫助他們進入出色的“公學”，以后進入大學。在這些教育機構(gòu)中，拉丁語（與希臘語）是課程表中必不可少的。

伊頓公學里的古典學教育

因此，我們負笈離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后是我弟弟。去英格蘭是一次難忘的經(jīng)歷。我們必須坐七小時輪船駛過以波濤洶涌聞名的愛爾蘭海，乘客一路嘔吐不停。我們在凌晨2點左右到達威爾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設(shè)法用幾杯熱可可或者馬麥醬取取暖，然后坐凌晨4點的火車前往倫敦，到那里大約是10點鐘。在祖父家休整一兩天之后，我們就乘坐火車前往史凱特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于倫敦東南的小學校。

我僅僅在這所新學校讀了兩年，但強度很高，因為它專注于“塞滿”小男孩以使他們進入頂級“公學”。壓力也來自我母親，她告訴我們，因為她是寡婦，主要依靠津貼生活，我們?nèi)绻荒塬@得獎學金，就不能去這些名校上學。我適時參加了伊頓公學為空出的十三個獎學金名額舉行的全國選拔考試（19世紀末，我外祖父也曾在那里獲得過獎學金），名列第十二，讓大家驚訝不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競爭力，后來也參加了這個考試，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績。

對我而言，伊頓是一個奇怪的地方。絕大多數(shù)學生都是來自英國貴族和富商巨賈或者金融大鱷家庭，少數(shù)是來自前殖民地和現(xiàn)保護國的棕色皮膚的“王子”。“獎學金男孩”主要來自中產(chǎn)家庭，他們在單獨的一棟樓里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種特制的“中世紀”服裝。來自光鮮“家族”（House）的大多數(shù)孩子，我們只在上課時才會見到。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證了他們會有一個舒適愜意或者有權(quán)有勢的未來，認為沒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獎學金男孩”鄙視為社會地位遠遠低于他們的“書蟲”。“獎學金男孩”大多很勤奮，以嘲笑他們的敵人“愚蠢”和勢利作為回應(yīng)。他們也有自己的（智識）勢利，并且緊密地綁在一起。我從未在勤奮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學習過。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們也必須早早起床，沖冰水淋浴，在最后獲準吃糟糕透頂?shù)挠⑹皆绮椭埃纫衔覀兊牡谝还?jié)課。每天上午和下午，課程都是一節(jié)接一節(jié)，僅僅穿插以嚴格控制的體育運動和作業(yè)纏身的夜晚。我們漸漸意識到，這種高強度的一個原因是老師們堅信“無所事事者易作惡”（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的老話。他們知道，在一個全是男生的環(huán)境里，被荷爾蒙困擾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時刻監(jiān)督、保持體力耗盡，他們就會陷入千奇百怪的戀愛和性關(guān)系之中。

課程設(shè)置對“獎學金男孩”而言尤其艱難，他們知道，或許他們必須再次獲得獎學金才能進入牛津或者劍橋。伊頓的課程非常守舊。核心元素始終是語言——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以及后來冷戰(zhàn)期間的一點俄語。而這些語言又要依托于古代史、藝術(shù)史、少量的考古學以及以英國為核心的諸多比較近代史課程。沒有人類學，沒有社會學，沒有政治學。除上述課程以外，還有許多數(shù)學課，以及十分薄弱的、淺嘗輒止的化學、生物和物理課。不過當然，沒有性教育。

我只記得兩位老師。一位是雷夫·佩恩（Raef Payne），一個教授英國文學、膽敢向我們介紹T.S.艾略特（T.S. Eliot）（那時他年事已高，并已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年輕人。這是我們對后愛德華時代文學唯一的欣賞。通常的英國文學教學大綱主要涵蓋至19世紀末，課堂上的詩歌教學堅守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有限長度的韻式。那時候?qū)W習艾略特的詩歌是非常少見的，因為這不符合標準慣例。這位年輕老師還負責排演每年的校園劇，通常是莎士比亞戲劇，能很好地處理每當某個男孩被分配去扮演任何女性角色時總會出現(xiàn)的口哨聲加尖叫聲。“別犯傻了，”他會說，“在莎士比亞時代，所有女性角色的扮演者都是與你一樣的男生。”

另一位難忘的老師是令我們生畏的校長羅伯特·伯利爵士（Sir Robert Birley）。讓人吃驚的是，他講授的詩歌課非常精彩，大大增強了我對詩歌的喜愛。他并不是簡單地比較幾首詩，分析它們的不同長度或韻律風格，他會選擇一首詩，比如吉卜林的詩歌，分析其創(chuàng)作，解釋其歷史背景。同樣是他讓我明白了美和美德未必相同，寫出漂亮詩歌的詩人未必就是好人。

在這一環(huán)境中，弟弟和我向著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他專攻近代史，主要但不局限于歐洲近代史，而我則專注于語言和文學。讓我大開眼界的是對于從中世紀晚期直到19世紀末的法國文學盡管保守但系統(tǒng)的學習。英語和法語是最難互譯的兩種歐洲語言，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我立馬就感覺到了困難，卻也為獲準進入一個完全非英語的世界而倍感愉快。

相當大量的古代文學閱讀產(chǎn)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覺就像是沐浴在兩個偉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們獎學金學生被視為學校的學習精英，因此獲準閱讀幾乎任何東西，甚至是老師們經(jīng)常因為尷尬而略過的色情文章。我們被訓練欣賞的古代文化與我們正被培養(yǎng)融入的當代文化相差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被教育要對我們的軀體感到羞愧、遮蔽我們的軀體，但古希臘的雕塑幾乎是徹底的、不加掩飾的裸體，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國，同性性行為依然是一種刑事犯罪，可能讓人遭受數(shù)年牢獄之災(zāi)，但古代神話中滿是神愛上人類男孩或者年輕男子的故事。古代歷史上有大量關(guān)于年輕的戀人勇敢地同赴戰(zhàn)爭、死在彼此懷抱的例子。而且還有美麗動人的愛神，以及一個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氣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無味，心胸狹隘。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們接受過嚴肅的寫作訓練。我們必須練習用拉丁語創(chuàng)作詩歌，將英語詩歌翻譯成拉丁語。我們還仔細研讀過16世紀到19世紀的英語散文大師。最后，必須用不同的語言熟記并公開朗誦很多詩歌。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俄語，甚至爪哇語詩歌。

但是我當時并不知道我很幸運，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擁有這些經(jīng)驗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誦詩歌的做法幾乎消失了。被視為人文教育基礎(chǔ)的傳統(tǒng)廣義的古典學，也讓位于通常被認為更有助于事業(yè)、職業(yè)和現(xiàn)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語正在成為唯一的“世界語言”，造成了這個世界的巨大損失。

在伊頓，我只做過一件我依然引以為傲的事情。老師們經(jīng)常搞體罰，認為體罰“讓我們堅強”。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級的孩子被允許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級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幫助之下，我說服了我的同班同學與這一傳統(tǒng)決裂。當我們成為高年級學生的時候，我們向所有低年級學生保證，不會再有抽打行為——很自然，我們一度頗受歡迎。

盡管伊頓很嚴格，它的假期卻足夠長。在我獲得伊頓獎學金的時候，我親愛的姑媽帶我去巴黎觀光了一周。我在旅館附近的一個報攤買了一本法國連環(huán)漫畫，無意間看到里面有一幅讓我大為吃驚的畫面：泰山正在為簡縫制一些性感的叢林服裝。我始終認為是簡親手縫制了自己的衣服，從未想過泰山會做這樣的事情。在我向姑媽提及此事的時候，她大笑不止，因此我不得不稍作回擊：“法國有世界上最好的設(shè)計師，他們?nèi)际悄腥耍　焙髞恚遗c一些校友在荷蘭騎車旅行，與我母親的好朋友一起過暑假，他們一個住在奧地利，另一個在瑞士和意大利邊境附近有一棟別墅。因此，我有足夠的機會在愛爾蘭和英格蘭之外尋找青春期的樂趣。

伊頓人可以到國外短期旅行，外國貴賓也可以來伊頓訪問。1953年6月迎來了蔚為壯觀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典禮，所有國王或者他們的代表都受到了邀請。然而因為太平洋戰(zhàn)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裕仁天皇不為英國公眾輿論所接受，但天皇十分年幼的兒子明仁則被認為適合出席。我們獎學金學生接到通知說明仁要造訪伊頓，我們必須好好表現(xiàn)以示尊重。實際上，我們大體上是相當不友善的，因為戰(zhàn)爭才剛結(jié)束不久。但是當明仁到達的時候，我們大為震驚。他是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比我們稍大一點點，穿著普通的黑色服裝，走在兩個身材高大的蘇格蘭士兵中間，差不多就像剛剛被捕一樣。他幾乎默不作聲，缺乏自信，局促不安，非常溫和。突然間，我們中很多人都覺得，他在某些方面就像我們一樣。

劍橋里萌發(fā)的政治意識

在伊頓上高年級的時候，我獲得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在那時，年輕人刻苦鉆研是為上大學，但一旦進校他們就不打算努力學習了，大多數(shù)人（那時主要是男生）就把時間用來酗酒、玩牌、運動、看電影和追女孩。毒品那時在我看來并不盛行。后來，我在美國吃驚地發(fā)現(xiàn)，情況恰恰相反：中學生學習并不刻苦，而大學生如果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所作為，就必須努力。

1950年代的劍橋依然十分保守。社會學剛被作為一門學科引入，言人人殊。沒有政治學，人類學尚處于起步階段。我獲得的獎學金是在古典研究領(lǐng)域，但我很快就決定，我應(yīng)該轉(zhuǎn)到一個更有助于未來的領(lǐng)域。因為劍橋以擁有很多世界級經(jīng)濟學家為豪——在我到來之前就已經(jīng)去世的凱恩斯（Keynes）曾在此學習和教學——我選擇了學習經(jīng)濟學。但旋即就發(fā)現(xiàn)，我完全沒有這一學科的天賦，動不動就感到厭煩，在第一年的期末考試中成績欠佳。我倍感灰心喪氣，決心轉(zhuǎn)回古典研究，并從學長們那里得知學士學位的結(jié)業(yè)考試要比我當初為了進劍橋而參加的選拔考試容易。

因此，我把大學后兩年的大部分時間用于閱讀任何讓我感興趣的東西，主要是文學和歷史。我至今還留著里面記錄了我所讀一切的筆記本。盡管我被自己的一些選擇弄得尷尬不已，我依然對所列圖書的絕對數(shù)量印象深刻。或許這種行為要部分歸因于我不擅社交：我是一個害羞的小伙子，不懂社交禮儀。我不大喝酒，討厭跳舞（前搖滾時代），完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和女孩子說話。

但因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原因，劍橋?qū)ξ叶允欠浅Ｖ匾摹１M管它坐落在一個偏遠小鎮(zhèn)，但它擁有人們可以謂之為藝術(shù)電影劇目影院的東西。這是我的一大新發(fā)現(xiàn)。在伊頓，學校不允許我們單獨去看電影；在愛爾蘭，可以看到的影片大多數(shù)是西部片和警匪片。在大學，我能看到的盡是全球最佳影片。我被當時正值國際聲望之巔的日本電影征服了：黑澤明、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等，當然，還有同代的其他導演。這就是我開始對于日本電影終身不渝的熱愛的地方。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蘇聯(lián)革命電影是另一大新發(fā)現(xiàn)，我對俄語的掌握不算熟練，盡管我在伊頓就已開始學習，期望著用原文閱讀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岡察洛夫和列斯科夫。把我在俄羅斯小說中所讀到的與我在蘇聯(lián)革命電影中所看的進行比較，是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經(jīng)驗。法國、意大利、德國和瑞典（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影片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劍橋藝術(shù)影院最令人滿意的一處是它放映了很多黑白影片，它們漸漸構(gòu)成了我的電影美學基礎(chǔ)。甚至時至今日，我也覺得黑白電影比彩色電影更加真實、更有活力。

頻頻光顧這家電影院也啟發(fā)了我的政治意識。在那些日子里，每場電影放映之后觀眾都必須立正站好，伴隨著國歌響起，銀幕上就會出現(xiàn)令人同情的年齒尚幼的伊麗莎白女王騎在馬背上的彩色圖像。這真是種煎熬。在因為《東京物語》（Tokyo Story）淚眼婆娑或者因為《戰(zhàn)艦波將金號》（The Battleship Potemkin）熱血沸騰的時候，去忍受這種專制的擁君廢話就是折磨。不久，我就學會了如何在國歌剛剛開始的時候沖向出口，盡管很多盛怒的愛國者準備在通向出口的路上抓住我或者打我。由此，我成為了一名幼稚但堅定的共和主義者。

我的第二個影響深遠的劍橋經(jīng)驗發(fā)生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當時英國和法國軍隊勾結(jié)以色列人入侵埃及，以期阻止納賽爾將軍（General Nasser）試圖將管理沿法國人修建的大運河的國際交通機構(gòu)國有化。我對這次危機沒有絲毫興趣。然而，一天下午，當我正步行穿過大學的一個田徑場回宿舍的時候，我注意到了為數(shù)不多的幾名棕色皮膚的學生正在義憤填膺地發(fā)表抗議演說。我站在一邊聆聽，純粹是出于無聊的好奇。突然間，抗議者遭到一伙人高馬大的英國校園惡霸突如其來的攻擊。這些惡霸大多都是運動員，他們高唱著《天佑女王》。對我而言，這既不可理喻，也應(yīng)受到譴責。

抗議者大多是印度人和錫蘭人，他們身體瘦小得多，因此沒有什么希望打贏。我未假思索便試圖介入去幫助他們，不料我的眼鏡卻被人從臉上抓了下來，打碎在爛泥之中。我一生中從未如此生氣過。生平第一次遭遇了英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若干年之后，當我通過寫作《想象的共同體》來為英國讀者講述民族主義的時候，我以挖苦、諷刺、含沙射影的方式倒出了依然歷歷在目的一些憤怒。毋庸置疑，這是我后來被馬克思主義和非歐洲反殖民民族主義吸引的一個原因。

西班牙和蘇聯(lián)的奇妙之旅

旅行也是大學生活值得期待的一個部分。我和朋友們一起造訪過弗朗哥大元帥（Generalissimo Franco）統(tǒng)治下的西班牙，并且有過因為行為不得體而被捕的不尋常經(jīng)歷。我們曾身著普通的英國男式泳褲去北部海岸游泳。回到岸上擦干身體的時候，兩名西班牙國民警衛(wèi)隊（Guardia Civil）隊員跑了過來，因為我們露出了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而逮捕了我們。通過辯稱自己是不諳規(guī)定的游客，我們最終說服警察釋放了我們，但在那之前，他們把我們押到一個服裝店，要求我們必須購買目不忍睹的連體游泳衣，把身體從小腿一直蓋到脖子。我首次體驗了極端嚴格的獨裁政治！

另一次奇怪的經(jīng)歷發(fā)生在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之后不久。為了將數(shù)百名青年共產(chǎn)主義者送往莫斯科參加1957年著名的國際青年節(jié)，英國共產(chǎn)黨包租了一個專列。但是，匈牙利事件引發(fā)的群情激憤讓干部們深受感染，結(jié)果大量黨員退了黨，當然也就取消了旅程。因為英國共產(chǎn)黨已然為此次行動投入了大筆經(jīng)費，所以他們被迫將車票分給幾乎任何人，不管這些人是不是黨員。弟弟（當時在牛津）和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一睹神話中的莫斯科，共產(chǎn)主義世界的首都。全套資助包括了歌劇、芭蕾、博物館和很多著名歷史遺跡的免費門票。英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沒興趣讓外人參加沒完沒了的政治會議，所以，我和穆索爾斯基（Mussorgsky）、格林卡（Glinka） 還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一起，度過了奇妙的一周。我也設(shè)法練習了我之前習得的一點點俄語口語。

終于到我離開劍橋的時候了。我的學長朋友們已經(jīng)告訴過我，古典研究學士學位考試要比三年前的入學考試容易些。因此，我被授予了毫無意義的一等榮譽學位。隨后我在家里度過了艱難的六個月。弟弟告訴我，我其實拒絕過一個在愛丁堡大學教授古典研究的職位。這個插曲從未在我記憶中留下痕跡，這說明我是多么不希望從事古典研究，或者實際上是留在英國。

四海為家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從事什么工作。我媽媽不遺余力地幫忙。她曾一心想讓我成為一名英國外交官，但我卻絲毫不想當公務(wù)員，更不用說是為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效力。后來，為了給我在商界找一份工作，她動用了我父親依然健在的（在遠東有商業(yè)利益的）朋友網(wǎng)絡(luò)。這種期待更加讓人難以接受。日子一天天過去，她變得越來越不耐煩，我們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也就不斷升級。

后來，我再次撞了大運。我一直與我在伊頓公學的若干獎學金朋友保持著聯(lián)系，有一天收到了其中一位即理查德·肯納韋（Richard Kennaway）的來信，他任職于紐約州伊薩卡（Ithaca）的康奈爾大學。他告訴我說，他在等候第二年去英國殖民地服務(wù)的通知期間，找到了在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擔任助教的臨時工作。他問我是否有興趣接替他。我知道，只要能讓我離開家去工作，即使是臨時工作，我媽媽都會投贊成票。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門政治學課程，而且完全沒有教學經(jīng)驗。我朋友冷嘲熱諷地回信說，這不重要。我的英國口音會給美國學生留下深刻影響；倘若我集中精力閱讀，就能夠領(lǐng)先他們一到兩周。

在這一點上，我和弟弟進行了交流，他長期以來非常關(guān)心政治，對美國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說，我當然應(yīng)該去。我還應(yīng)該看些報紙，看點電視。印度尼西亞即將爆發(fā)內(nèi)戰(zhàn)，當?shù)氐墓伯a(chǎn)黨（印度尼西亞共產(chǎn)黨）黨員是世界上除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地區(qū)之外數(shù)量最多的。然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支持反共的軍閥，而保守的地區(qū)政治家在設(shè)法推翻蘇加諾（Soekarno）—左翼傾向的民族主義總統(tǒng)。碰巧，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聘用了一位年輕教授喬治·卡欣（George Kahin），他既是研究當代印度尼西亞的世界權(quán)威專家，也是1945—1949年反殖民武裝斗爭的積極支持者。

因此，我決定到康奈爾試一試，肯納韋很快便為我促成了一個助教的職位。我那年僅有21歲。

美國之旅有些特別。我乘坐的是巨型郵輪瑪麗王后號（Queen Mary），那是它最后幾次橫渡大西洋的五日航程之一。在紐約登陸后，我乘火車去了伊薩卡。那是1958年1月初，小鎮(zhèn)上積雪及腰。

無需回憶我生命的頭21年里降臨在我身上的所有幸運之事。我唯一真正而重大的不幸，是失去了我可憐的父親，當時他才53歲，而我才9歲。但或許有一個更大的場景，我已然一帶而過地提及。我想說，這一場景同時有地理和時間的面向。

從地理上講，我是在為一種四海為家的、比較性的人生觀做（無意識的）準備。行將進入青春期的時候，我的生活足跡已經(jīng)遍及中國云南、美國加利福尼亞和科羅拉多，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獨立生活過。我是被愛爾蘭父親、英格蘭母親和越南保姆養(yǎng)育長大的。法語是一種（秘密的）家庭語言；我喜歡拉丁語；我父母圖書室里的書籍作者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法國人、俄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和德國人。

我還有一種位處邊緣的有益感覺。在加利福尼亞，我曾因我的英國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國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蘭曾因我的愛爾蘭腔被人嘲笑。人們可以負面地解讀這一點，認為它代表一種無根的、缺少穩(wěn)定身份的生活。但是，人們也可以正面地解讀它，說我擁有多重依戀，對愛爾蘭、對英格蘭（在某些方面），以及通過文學和電影對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因此，后來我很容易便通過語言深深地喜歡上了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

本文摘錄自《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徐德林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