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的寫作傳統(tǒng)源遠流長，我國號稱詩的國度，確非虛語。這種傳統(tǒng)在上個世紀初因為新文化運動和新詩的崛起而受到沖擊。

那么，現當代以來，隨著白話文和新文學的崛起，傳統(tǒng)的古體詩、近體詩（格律詩）是否就應該偃旗息鼓？或者已經壽終正寢？

事實上，傳統(tǒng)詩歌的創(chuàng)作從來沒有終止。受文學革命論和白話新詩的沖擊，舊體詩曾一度跌入低谷。但隨即有學者對一味模仿西方文學表示不滿，回歸傳統(tǒng)的呼聲有所抬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詩人們將民族憂患與個人輾轉流離的體驗一并寫入詩中，使得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達到近現代以來的高潮。也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時期，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激發(fā)民眾救亡圖存的重要作用。可惜由于幾十年來的文學史敘事始終以新文學為對象，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舊體詩的存在，舊體詩在當代的價值以及是否還需要創(chuàng)作舊體詩，都似乎成了無須討論的邊緣問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一個世紀在歷史長河中本就屬于短暫的一瞬，對二十世紀文學的研究如果有意遮蔽舊體詩詞的存在，是否妥當，顯然屬于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者需要思考的問題。所幸近年來有不少古典文學研究者將其研究范圍拓展到清末民初以來的舊體詩詞，可以稍微彌補這一學術空白。

舊體詩之不受重視，可能亦與所謂一代有一代文學的思想有關。元人孔齊《至正直記》卷三引虞集之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于氣數。”近人王國維是這種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宋元戲曲史·自序》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虞、王所論誠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文學的發(fā)展與朝代更替之間并不必然同步，況且一個朝代難道不能有多種文學的興盛？一個時代可能某一種文體的成就最高，其他文體偏弱，但是一個朝代有兩種甚至多種文體都取得杰出成就的例子更為多見。宋、金、元、明、清，莫不如此。

基于這樣的理解，筆者以為，在白話文學占有主要地位的今天，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依然可以重新煥發(fā)青春，在當代文壇上獲得重要地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促使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獲得新生。本世紀以來，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憑借網絡傳媒的助力，更如雨后春筍般茁壯成長，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獲得大幅度提升。以至于對舊體詩創(chuàng)作從未加以青眼的“魯迅文學獎”也在“詩歌獎”中增設了舊體詩詞一項。令人更為振奮的是，現今的舊體詩詞作者，不再像上個世紀最后二十年那樣，多局限于老齡群體，而是包括青年和中老年等各年齡段，越來越多青年作者的加入，昭示著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必將迎來更為璀璨的春天。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而努力奮斗的今天，歷史上曾經光芒四射的傳統(tǒng)詩歌，必將作為文化復興繁榮的重要載體，再次鑄造輝煌。

夏輝映兄字斂之，資深作家、詩人。今秋斂之兄裒集其詩詞為《日愚齋詩稿》，囑托為作弁言于卷首。筆者雖然在古典詩詞的文獻考訂、整理方面略知一二，但于詩詞創(chuàng)作本身卻未曾涉足，屬于典型的門外漢，故于斂之兄的佳作實無置喙余地。接獲書稿，展卷拜讀，未料斂之兄的詩詞竟精進于斯，著實令人意俯而心折。其詩古近體兼擅，堪稱本色當行，甚至收錄有今人極少寫作的幾篇四言詩，古淡雋永，蒼勁淳厚。當然最具特色的還是其五七言絕句和律詩，風格上或綺麗婉媚，深遠嫻雅，或辭采精拔，風骨高秀。讀來如飲佳釀，沁人心脾。確屬筆者近年來接觸到的今人舊體詩詞中之上乘佳作，也使我對舊體詩詞的復興更增添了一份信心。